謀求“領導世界,實現美國世紀”,是美國的既定國策。為實現這一戰略目的,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策劃。
利用消費主義和后現代文化日益膨脹,消解和排異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展示美國文化的魅力,是美國全球意識形態化的主要戰略之一。
謀求“領導世界,實現美國世紀”,是美國的既定國策。為實現這一戰略目的,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策劃。其中,策劃意識形態的系統性和結構性控制,是美國開展文化帝國主義運動、謀求文化霸權的核心技術和基本模式。“美國制造”成為國際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現象。
教義制造
雖然美國憲法規定了政教分離原則,但是美國意識形態的最重要基礎卻是美國人的宗教意識。按照理查德·尼克松的說法,美國“是世界上最篤信宗教的國家”。正是由于這一點,宗教對美國的影響是深刻而廣遠的。在美國,不僅宗教信徒人數眾多,而且美國政府決策層人士中宗教信徒占據較大比例。同時,在政治選舉中、美國日常生活中,宗教都無處不產生影響。而在教會以特殊身份與強大利益集團聯合并參與政治生活時,宗教就發揮了巨大效用。根據費爾南·布羅代爾的研究成果,宗教信仰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美國是一個宗教社會。種種統計都表明,信教人數幾乎達到100%。本杰明·富蘭克林早在1782年就說過,在美國,無神論是人們聞所未聞的,不信宗教是非常罕見的、秘密的。今天仍然是那樣,沒有不在上帝影響下的官方語言。不論是伍德羅·威爾遜,還是艾森豪威爾,都自愿地把美國的所有對外活動視為“十字軍東征”。由此可見,美國實際上是由社會政治精英們通過宗教教義或者活動有組織地策劃和推廣意識形態的。
媒體制造
在美國,電視、電臺、報紙、雜志、網絡、出版社等媒體都是作為公司獲得運營許可證,由富人組成的執行董事會來操控。媒體—政府—大公司之間形成利益鏈條,相互合作進行意識形態控制。第一,以政府意志為主導,控制信息傳播。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美國媒體的信息來源和評價主要依據美國政府及其意志。美國廣播公司晚間世界新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和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等媒體在發動戰爭的前3個星期中,相關信息的63%來自政府官員或前任官員,使得報道有強烈的支持戰爭的傾向。反對戰爭的人員只占所有人員的10%,僅占特邀嘉賓的3%。第二,制造雙重標準,混淆事實真相。美國在對政治盟友和對手的媒體報道明顯存在雙重標準。20世紀90年代,關于土耳其庫爾德人問題,美國向土政府提供了80%的武器以解決民族沖突。應當說,這是一起反人類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過,對于這場有損于美國政治形象的種族清洗戰爭,被政府和利益集團控制的媒體卻故意淡化或回避了。1990年到1999年《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媒體的有關報道僅僅有14次。然而,在針對薩達姆使用毒氣殺害本國同胞的報道和評述中,上述媒體使用“種族滅絕”來描述伊拉克殺害庫爾德人的次數卻高達132次。第三,傾向權貴意愿,左右政治輿論。2001年,美國廣播公司晚間世界新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全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里引用的美國人講話中,超過1/3的是來自華盛頓的政界人士。這些政界人士中75%的政黨背景為共和黨,24%為民主黨,只有1%為其他黨或獨立人士。對共和黨人的青睞是由于他們控制政府的行政部門和政治資源。因此,美國的媒體應和了這樣一種現象:新聞是深思熟慮的暗中操縱的產物,也是意識形態及經濟權力結構的產物。
產業制造
利用消費主義和后現代文化日益膨脹,消解和排異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展示美國文化的魅力,是美國全球意識形態化的主要戰略之一。在這一基本動機的驅動下,美國借助全球化趨勢的涌動,利用渠道和路徑進行意識形態的傳播和控制:一方面,驅動文化消費,輸出文化產品。美國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廣告、流行音樂、通俗文化等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推動美國文化進行全球性消費,目的在于將自己的強勢文化滲入到各國日常生活中,造成文化失落或斷裂,繼而仿效美國文化,尋找以美國為基點的新的文化歸屬。另一方面,實施文化殖民,實現文化霸權。近年來,美國通過對外文化教育交流及援助項目等,向落后國家大量輸出文化產品,促使目標國認同和接受美國的文化符號及價值觀念,于是這些國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產業大國的“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的全球入侵,并由此產生文化殖民現象,造成民族文化的認同危機。現在,這場由美國導演的“消費主義文化”借助全球性商業信息大爆炸的時代背景,借助商業運作和文化包裝,正在進行跨國界行動,潛移默化地傳播一種“文化的同一性”:向美國認同、向西方認同的價值觀念,深刻侵蝕著不發達國家的民族文化和自我認同。文化帝國主義運動已然對其他文化共同體全面發動了新的文化戰爭。
敵人制造
制造敵人,維護意識形態控制的合法性,是美國的外交傳統。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前,美國兩個共產主義政黨——美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工黨剛剛成立,美國統治集團就進行了政治鎮壓。1920年1月2日,美國司法部在全國70個城市進行大規模的突襲,對共產主義勢力實施政治恐怖。以后,反共主義一直是美國的主要官方意識形態和政治行動。在國際社會中,美國在1918年6月就派出7000名軍事人員干預俄國革命事業。二戰后,美國又制造了新的意識形態模式——以凱南和杜勒斯為代表的“冷戰思維”。其中,杜勒斯強調:“我們可以有信心把這樣一種假設作為我們的政策的根據:國際共產主義強求一致的統治,在中國和其他地方一樣,是一種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種永久的現象”,美國應該盡其所能使“這種現象消逝”。冷戰后,文明沖突與文化安全一直是戰后國際社會爭論的主要話題之一。其中,美國大加渲染兩個話題: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和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前者宣布:在全球化視閾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必將以共產主義在20世紀的失敗而告終結,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終結所有精神文化現象的主要元素和有利武器,這同時意味著所有民族國家的文化走向將以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文化路向為主要參照;后者則肯定地認為,當今國際事務的全部矛盾關系,主要反映在由各個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所組成的文明單位間或宗教間的沖突上。這一沖突將會在不同的文明結構板塊的斷裂帶上展開。這兩位學者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并不能成為我們考察和思索世界事務和民族、國家命運的唯一范式。上述歷史和文化沖突問題的炒作幕后推手,與美國政府和媒體存在極大關聯確為毋庸置疑的事實。
(原載: 2011年05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姜安 單位: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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