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志：亞洲的方向

　　本文是張承志為黃曉京《方法的日本》一書撰寫的序言。

　　日本問題眾說紛紜。大幅簡化，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 —— 投身亞洲還是背叛亞洲。

　　黃曉京書中最耐人尋味的部分，也許是關于天下國家與西方式民族國家的分析。作者說：“天下國家觀，也有人稱之為文明國家觀，終將取代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這也許是亞洲的文化革命的歷史含意。”

　　A

　　談起日本總有說不完的話。

　　但若幻想用理論的方法把話說清楚，往往又只是徒勞。

　　日本的問題千頭萬緒，大幅簡化，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 —— 投身亞洲還是背叛亞洲。

　　但是話未出口，似乎就聽見了中國人慣用的反唇相譏：少來這一套!亞洲怎么啦?我們就是亞洲!

　　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想強調「人民」的意味時的遭遇一樣：人民怎么啦?我們就是人民!……于是在那個所謂思想解放的時期，我們無法討論人民與底層的立場，與特權階層的挫折并不相同。

　　言及日本，莫談理論，還是講個真實的故事。

　　1972年脫離日本輾轉抵達阿拉伯地區，決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斗爭的一小批日本青年——他們為自己命名為阿拉伯赤軍 — 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PFLP)的戰斗序列，首先接受游擊戰訓練。在貝魯特的海中進行游泳訓練時，不幸發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他的戰友檜森孝雄為護送遺骨回到了日本，未能參加以后的軍事行動。

　　當時25歲的學生檜森孝雄，從那一天開始了他孤膽的抗議活動。一直到54歲辭世，他持續了30年之久的對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支持：絕食抗議、游行靜坐、宣傳救援，最后選擇54歲3月30日即「巴勒斯坦土地日」這一天，他在東京日比谷公園的海鷗廣場燒身自殺。

　　在留下的遺書中他這樣寫道：

　　我感到，為解放而組織起來的巴勒斯坦的人們，是我近處的友人。日本正在急于增強侵略戰爭的體制、變成非常危險的國家。但是，追究侵略戰爭責任謀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亞洲并不少見，我也一直希望能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高度發達的科學的世界，卻帶來了比古代殘酷得多的侵略與屠殺的時代。做為人最寶貴的、彼此關懷和分擔痛苦之心，正被慘忍地踐踏蹂躪。

　　對以色列及其后臺美國、還有充當它們盟友的日本進行的抗議，雖規模小但在日本持續著。我也要參加其中，成為這抗議的一員。

　　《水平線的彼岸》，東京風塵社2005年

　　去年歲末(2010)，我帶著女兒，站在了海鷗廣場。

　　一位白發蓬亂的檜森孝雄的昔日戰友，聲音哽咽地給我們講解，指點著燒身抗議的位置和細節。確定位置的地標，是一棵從香川縣移植的橄欖樹。

　　原來，檜森孝雄就背靠著這株樹，如依偎著他獻身的巴勒斯坦。在東京灣吹來的夜風中，他的戰友告訴我，遺體燒成了焦炭，但只有前胸一小塊皮膚未燒。后來在檢察遺體時人們才發現：檜森孝雄是把一面巴勒斯坦國旗貼肉纏在身上以后、才來到海鷗廣場的。那一天他撲倒后，只有胸前的一塊皮膚和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來，如留下了一個尚未解讀的日本精神，以及他以命相諫的——日本的方向。

　　我以為，那也是中國的方向。

　　B

　　明治的時代，孕育了諸多日本的「志士」。值得重新俯瞰他們思想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思想不僅僅主導了那以后日本的走向，甚至以變種的形式，潛在地影響著今日中國。

　　如長州藩的吉田松陰，因思想激進觸犯法度而被捕，囚禁中寫下啟蒙的《獄是帳》。但是他的發憤之作，卻一面教導對俄美列強的恭敬、一面宣言對中朝鄰國的野蠻：

　　既與魯西亞或亞墨利加一旦締約，決不可因我破約而失信于戎狄……滋養國力，使易攻取之鮮滿支那順從……得失之壑乃至土地，可就鮮滿奪以填償之。

　　影響更大的是福澤諭吉的文明論。福澤諭吉思想的核心要義，就是成為帝國并實現殖民主義、吞噬弱小亞洲的「窮親戚」。

　　為今日謀……不可猶豫于鄰邦……毋寧脫離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其與支那朝鮮交際之法……徑以西洋人待此之風予以處理可也。

　　脫亞入歐，成了一個古怪的謎讖。日本至今對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結論。但是中國朝鮮卻一直催促逼迫，警告它只要不放棄脫亞入歐的方向，就得不到亞洲的信任，就永遠都是「加快復活軍國主義和狼子野心不死。」

　　也許今日的中國，正朝著明治日本的老路舉步。今日重提阿拉伯赤軍孫大圣，只緣脫亞入歐的妖霧又重來。

　　批判只有在矛頭敢于對準自己時才稱得起批判——如我們對待日本，解剖的手術刀必須對準大中華的天朝帝國思想。已經應該指出：在今日的中國，至少在一個個精英的圈子，他們的憂國宏論之中，游走著、甚至瘋狂泛濫著一絲與脫亞入歐的明治日本相似的聲音腔調。

　　在今日繁衍的精英里，在天下己任的「士」中，方興未艾的大國主義和對亞洲弱小民族的歧視，正如一種致命的癌，于無聲處，悄無聲息，向著中華天朝的眼、目、耳、鼻、骨骼、髓液乃至心眼大腦——危險地傳染。

　　舉例則紙短角多，若一言以蔽之，必須說：

　　如何對待亞洲「還沒富起來」的弱小國家，如何對待自己地盤之內「非我族類」的人民——才是中國人特別精英們在大搞南水北調、重畫省區、低碳環保、亞丁護航、海島爭端等大功偉業之前，先要從零學起的頭等大事。

　　黃曉京書中最耐人尋味的部分，也許是關于天下國家與西方式民族國家的分析。他說：「天下國家觀，也有人稱之為文明國家觀，終將取代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這也許是亞洲的文化革命的歷史含意。」

　　這一思路源自顧炎武的思想。顧炎武預言般地、最早區別了亡國與亡天下的不同：

　　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這簡直是一篇摒除狹隘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宣言!但是，既然遠見卓識被放逐于書卷而不得實施，時至如今就變做了不祥的讖語。恐怕，「亞洲的文化革命」到了它以一出洶洶的歷史活劇上演之際，伴隨著的，也許將是恐怖的流血，與無邊的遺恨。

　　C

　　我在日本時，也曾度過與黃曉京近似的艱難時光。后來在寫作關于日本的隨想錄《敬重與惜別》時，又直接與他深談，得到過許多的教益。他編纂的明治初期漢詩，出自眾多的日本精英與思想家之手，雖然中國人讀著會覺得太乏詩味甚至忍不住捧腹大笑— 但字里行間描畫的，確實乃是驕狂活躍在那個時代的、脫亞入歐的野心。

　　——如同某種形式和思想的對立，阿拉伯赤軍的成員留下的，不是漢詩而是地道的日本和歌。

　　如重信房子在獄中出版的短歌集《把茉莉插在槍口》。其中滿滿記下的，是他們青春作伴的斗爭剪影、以及一股徘徊于短歌行間的、獻身被剝奪與被壓迫的亞洲人民的忠誠。然而，最為令人震驚也最發人深省的，乃是如下一首短歌。

　　パレスチナ　わがまほろばの　崩れゆく　空のみ高し　ジェニンの町よ

　　(巴勒斯坦，我的美之家園，正坍塌崩潰，唯天穹高高，杰寧的街鎮喲)

　　抄錄日文原作并把粗淺的釋意寫在括號里，不僅為了讓大方之家能依據原文審斷，也因為我很難找到一個準確的譯法。一首排列假名的短歌，不僅難在格式的生疏、不僅難求語詞的對應;最使我感覺困難的，是對于其中一個含義重大的古語—まほろば的解釋、強調、和意味的傳達。

　　まほろば一詞，可以把它看做一個「大和」的同義詞來接近，但又不能譯它為「大和」。它有「理想國、和平鄉、凈土、可望不可及的美好家園」等寓意。它屬于日本的私密，并不能與人分享。唯作者能發奇想，把巴勒斯坦比做自己一個日本人心中的まほろば——此一筆不僅在日本文學史上、即便在整部日本史上也前所未聞，其價值無論怎樣評價也不為過高。

　　是的，成為日本的狹隘愛國主義象征的大和理想鄉，已被置換為巴勒斯坦、置換為被壓迫與被侮辱的他者，包括亞洲。在我們毫無察覺之際，日本的先驅者，早已朝著「亞洲」這一方向，邁出了他們的步伐。

　　問題留給了中國。

　　對于我們的國人而言，這樣的問題存在嗎?

　　所以我想說——

　　與那些躲在帝國主義褲襠里高喊民主的斗士不同，更與孿生于西方價值糞便里作藝術態的詩人兩樣;面對日本，我們并不想彼此確認民族主義。我們想做的是——把檜森孝雄、岡本公三等英雄的名字刻在滿是遺恨的胸中，懷著對烈士的追悼之意，一同探求新的亞細亞主義、以及真正的英特那雄納爾、即國際主義的道路。

　　—— 謹為贅序。

　　摘自黃曉京《方法的日本——超越資本主義與亞洲的文化革命》，大風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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