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蓋還是批判?--秦暉《南非的啟示》的謬誤

秦暉的謬誤——再談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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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曾在去年《掩蓋還是批判》一文中，對秦暉先生的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由于秦暉先生就舊南非的問題寫了不止一篇文章，筆者在此將針對這些文章中的內容提出相關意見。

　　首先是種族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問題。在秦暉先生的文章里，他(和他的自由主義同儕們一樣)把舊南非種族和種族主義視為一種“自然”的和理所當然的事物，并長篇大論地論述和論證了民族主義的“優越性”。這些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均已提及，并提出了相應的意見。但是，筆者在之前的文章里并沒有討論舊南非的種族主義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在這里筆者將根據學者的研究提出相應的觀點。秦暉先生在他關于舊南非的文章中一直把布爾人塑造成“窮人”，“對工商業興趣不大”等等，把舊南非的種族主義也相應地歸咎于這些“窮人”，并與此同時把舊南非的英裔白人塑造成“開明的上層”。秦暉先生甚至把舊南非的種族主義的基礎追溯到1920年代的南非白人工人起義。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指出了秦暉先生在這些方面的錯誤。

　　在筆者看來，秦暉先生的說法其實是有把一切問題都往“底層”頭上推之嫌。在這里，筆者需要進一步指出以下若干問題。第一，舊南非的荷裔白人并非如秦暉先生認為的這樣毫無分化——事實上，秦暉先生自己承認的1920年代南非白人工人起義就說明了這種分化的深刻。把荷裔白人認為是一個無分化的整體恰好是重復荷裔白人上層的意識形態。第二，南非荷裔白人并不是如秦暉先生說的只是“窮人”，或者“對工商業興趣不大”，他們也不是秦暉先生認為的只是在種族隔離之后才“發家”的。秦暉先生自己的有關文章里涉及這個問題的時候則是直接從一次世界大戰前后跳到種族隔離措施實施時期。這兩個時間點之間的將近30年時間在秦暉先生的筆下消失得無影無蹤。而南非荷裔白人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正是在這個時期興起的(參見O’Meara：Volkskapitalisme)。第三，舊南非的荷裔白人塑造民族主義不是出于閑情逸致，而是為了馴化白人工人，亦即為了把白人工人納入所謂“阿非利卡人”的“共同體”從而方便對白人工人(以及黑人)的統治。荷裔白人(或者更準確地說荷裔白人上層)在塑造阿非利卡民族主義的時候采取了不少攻擊南非工會甚至是改良主義工會的措施(參見O’Meara前述著作)。黑人工人運動更加是其主要目標。換言之，舊南非的種族主義本身就是為了維護對白人工人的統治——還有剝削(當然作為自由主義者的秦暉先生是不會承認這一點的)，強化對黑人工人的統治。更進一步地說，這就是秦暉先生認為只有在代議政治中存在的階級斗爭。秦暉先生對民族主義的推崇，對于階級政治的反對，正如筆者上一篇文章的題目所表達的，與其說是對舊南非的批判，不如說恰恰掩蓋了，實際上也可以說正當化了舊南非(事實上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壓迫、剝削和奴役。這種剝削壓迫和奴役不僅針對黑人，同樣針對白人工人。當然，這種主張并不是舊南非特有的。事實上，民族主義多少都有掩蓋階級壓迫的傾向，除了舊南非以外，這個方面比較著名的還有以色列(參見Zeev Sternhell: The Founding Myths of Israel)等。秦暉先生曾經在別的文章中抱怨他反對的那一種民族學說“不承認階級平等”，這實在讓筆者不禁莞爾，階級就是不平等的表現(相應地，消滅階級也就是消滅不平等)，秦暉先生無異于在鼓吹“鐵的木，圓的方”!

　　其次，在談及舊南非問題的時候，秦暉先生始終把舊南非的所謂“外部壓力”歸因于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這不符合歷史事實。筆者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經指出了秦暉先生有意忽視舊南非在冷戰期間作為西方國家在南部非洲的橋頭堡和打手的錯誤。除了舊南非和周邊各國的戰爭之外，1980年右翼的里根的當選就有力地刺激了舊南非政權對周邊各國采取的“特種”軍事行動(Joseph Hanlon: Apartheid’s Second Front)。這些事件不會因為秦暉先生的回避而不存在。這里還需要指出一個問題，眾所周知舊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是從1940年代末期開始大規模實施的，但是在整個195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并未對舊南非采取任何制裁措施，一直到了1960年代聯合國才在秦暉先生不愿意提及的蘇聯東歐各國以及新興的第三世界各國的推動下對舊南非采取了制裁措施(這段歷史可以看美國學者Thomas Borstelmann: Apartheid’s Reluctant Uncle)。換言之，正如筆者上一篇文章指出的，西方國家和舊南非的關系比秦暉先生愿意承認的要深刻得多(比如舊南非是1947年關貿總協定的創始締約國之一)。同樣，在談及舊南非的“外部壓力”的時候，秦暉先生對他不喜歡的蘇聯東歐諸國只字不提，以及曼德拉和蘇聯方面的關系。正如筆者指出的，盡管蘇聯東歐諸國的確存在很多很嚴重的問題，但是蘇聯東歐各國無論出于什么目的對于舊南非黑人反種族隔離斗爭的支援是無可更改的歷史事實。秦暉先生顯然無法抹殺這些歷史事實的存在。不僅“外部壓力”如此，在南非內部方面，秦暉先生只字不提南非共產黨在反種族隔離斗爭中的貢獻——這就讓人們讀秦暉先生文章的時候產生了一個奇怪的印象，那就是南非共產黨似乎是種族隔離終結之后突然冒頭的。被秦暉先生稱為“開明”的南非自由主義者，則恰恰是用南非周邊各國對于南非的經濟依賴作為取消對南非的制裁的理由的(Hanlon前引書)，換言之，這些人并不“開明”，而是種族隔離的幫兇。

附文：

掩蓋還是批判?——評秦暉《南非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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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德拉是蜚聲國際的反種族隔離斗士，他的傳記自然也是熱點，我國學者秦暉的曼德拉傳記和對南非轉型的評論就是其中一種。但是筆者讀了這本書之后對秦暉先生的一些觀點無法茍同，特意在此提出。

　　討論南非的過去和現在，筆者以為首先要解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南非的種族隔離是怎么形成的?是否只是“種族”方面的問題?秦暉先生和以往的一些文獻一樣，還是把舊南非看成以種族畫線的“種族社會”(該書582頁)[1]。秦暉的書甚至發展到了這樣一個程度：他在談舊南非的經濟發展的時候大談特談“世界市場”，卻似乎全然不知這個世界市場是什么性質的。秦暉先生也多次提及舊南非政權的“反共”，卻始終絕口不提該政權的性質，而是以“福利”一筆帶過;他也提及了南非荷裔白人的“保守”，卻始終不肯說出，他們所“保守”的對象是什么主義。這實在是非常離奇的事情。舊南非社會的性質，并不是一個神秘的問題，事實上，根據學者的研究，20世紀20年代的南非和同時期的世界其他地區一樣，處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革命浪潮中，發生過被南非當局鎮壓下去的白人工人起義。因此，種族隔離制度，首先就是為了馴化南非的白人工人——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這正是秦暉先生非常欣賞的。其次，南非礦業需要進行巨額資本投資，因此南非礦業資本必須通過極力壓低礦工的工資以保證獲得利潤，以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就是說，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保證黑人永遠成為廉價勞動力，南非礦業資本家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這些廉價勞動力[2]，以及由此保證南非資本家尤其是礦業資本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事實上，有些南非資本家“反對種族隔離”正是為了使用低工資的黑人工人取代工資較高，福利較好的白人工人。也就是說，這些資本家“反對種族隔離”不是秦暉先生認為的較為“開明”的標志，而是恰好相反，他們“反對種族隔離”是為了最大化地剝削工人，無論這些工人的皮膚是黑色還是白色。因此，舊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和秦暉先生的觀點相反，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種族”制度，而是一個“階級制度”。另外，秦暉先生一直以來對南非的英裔白人資本家大力贊揚，本書中也多次提到舊南非時期由這些英裔白人構成的所謂“自由主義反對派”，但是，實際情況是否如此呢?1971年，南非學者赫里伯特•亞當(Heribert Adam)根據南非方面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一次調查分析了舊南非權力精英們的狀況，根據他的分析，秦暉先生推崇的，他認為“開明”的英裔白人資本家恰好是出于保證廉價勞動力供應這個目的而支持種族隔離制度的[3]。總而言之，南非的資本家，無論是什么民族的后代，他們的目的都是獲得廉價勞動力的穩定供應，他們無論“支持”還是“反對”種族隔離制度，他們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他們的目的也只有一個，那就是盡可能嚴苛地剝削工人。這很明顯是一個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換言之，在舊南非，種族隔離是資本主義的配套制度，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反對種族隔離和反對資本主義是一個問題。只反對種族隔離而不反對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真正改變廣大黑人底層群眾的命運。而這正是曼德拉和非國大，尤其在他們取得政權之后的態度和具體措施，而這也正是秦暉先生欣賞曼德拉和非國大的著眼點所在。秦暉在本書里屢次提及，南非共產黨并未將南非舊體制批評為“新自由主義”——這是因為南非的舊體制是“老”的自由主義。眾所周知，秦暉先生非常喜歡質疑“新自由主義”是否存在，在本書中他也是如此，但是我們只要翻開本書前半部分的曼德拉傳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個標準的“新自由主義”機構的名字赫然出現，其影響在文中也有所體現——本文結尾部分將再次提及這個問題。那么秦暉先生在本書后半部分“尋找‘新自由主義’”的文字就顯得有些尷尬了。

　　當然，即使是這樣，也有可能存在一種情況，也就是在抗爭過程中，因為各種原因，“種族”變成了抗爭的主題，“階級”被淹沒了。秦暉先生對于舊南非的觀點在這個前提下倒也能夠成立。但是學者的研究得出了與此相反的結論。比如，美國學者蓋伊•塞德曼(Gay Seidman)研究南非工人運動的結果是，在舊南非末期，階級已經取代種族成了南非黑人抗爭的主題。這種抗爭不僅包括了要求改變黑人的被隔離地位，而且包括了世界其他地區工人階級抗爭的一切內容，亦即通過政治的，非市場的手段獲得工資以外的，能夠使工人滿足需要的收入。用塞徳曼的話說就是“完整的公民權”——也就是除了一般的人身權利和政治權利之外，還包括了獲得各種福利保障的“社會權利”。這種抗爭已經不僅是對工人自身勞動條件的抗爭，南非黑人在抗爭中已經認識到了他們的生活環境和處境與資本主義剝削之間的關系，因此他們的抗爭訴求核心已經不是種族，而是階級。在抗爭過程中，南非黑人工人已經提出了通過非市場的政治手段改善他們的日常生活的訴求[4]。這些訴求很顯然遠遠超出了種族范疇，和新自由主義更加是水火不容。而且，抗爭種族隔離的過程中，非國大，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會(Cosatu)結成了政治聯盟。這樣一種政治聯盟的訴求，顯然是不可能只停留在一般的市場資本主義，更不用說新自由主義上面的。正如我們下面看到的，這些組織已經提出了相應訴求。也就是說，舊南非的抗爭者，無論是非國大，還是南非共產黨，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們與之作戰的，是資本主義。但是，在秦暉關于南非的敘事中，我們完全沒有看到相關的內容。比如，該書第600頁提及南非工會大會(COSATU)的時候，秦暉完全沒有提及南非工會大會在種族隔離體制下進行的抗爭，這對于一個嚴肅的歷史學者來說實在難以置信。縱然秦暉不是專門研究南非的學者，但是了解這方面的內容，獲取相關資料應該并不困難。

　　這里還要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反對種族隔離是為了什么，正如筆者之前討論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時候指出的，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的根源是資本主義，那么很顯然反對種族隔離就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反對種族隔離是為了讓無論黑人白人還是其他任何人種膚色的人民都平等地不受資本家剝削，而不是“平等”地都被資本家剝削。與之相關的是，秦暉先生在書中多次使用我國的國有企業老工人比喻南非的白人工人，把后者在種族隔離結束之后的狀況和前者的狀況尤其是下崗相提并論。可是秦暉先生似乎忘記了，他當初就為我國國有企業老工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憤憤不平過[5]，為什么秦暉先生對南非的白人工人的態度就截然相反呢?這實在令人感到奇怪。而且，舊南非的白人政權，經濟上是秦暉先生認可的、支持的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政治上正是秦暉先生極為欣賞的改良主義，而且還是秦暉先生認可的以“民族認同”為基礎的改良主義。秦暉先生在這里再次出現了自相矛盾。舊南非的白人工人固然不應該排除黑人工人單獨享受福利，但是這不意味著他們就應該任由資本家剝削——無論這個資本家是黑人還是白人。在筆者看來，這是筆者和秦暉先生之間最大的分歧之一。

　　接下來是南非白人工人和種族主義之間的關系。事實上，學者的研究已經指出早期南非白人工人種族主義的奉行者恰恰是社會民主黨性質的原南非工黨。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秦暉隱瞞了這一點。眾所周知，秦暉對于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是極為偏愛的，我希望這種偏愛不至于損害秦暉先生的學術研究。而南非共產黨，在其還只是“國際社會主義者聯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eague,ISL)這個小團體的時候，就要求把黑人工人的收入水平提高到白人工人的水平，而這個組織也在一開始就致力于組織黑人工人，并阻止過白人工人對黑人工人罷工的破壞行動。尤其在1922年之后，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黨不再是政治同盟之后，南非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更加徹底和堅決。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南非共產黨就拒絕加入已經被收編的白人工會[6]。也就是說，南非共產黨在反對種族隔離的時候，不僅反對了資本主義，而且反對了秦暉先生極為欣賞的改良主義，以及“民族認同”——秦暉先生也提及，南非共產黨是由白人理想主義者組成的。正如秦暉先生也提到的，共產國際恰恰也是堅決支持南非(和世界其他地區比如美國)黑人開展反種族主義的斗爭的[7]。至于南非白人工人被收編的問題，的確，這個政治聯盟是種族主義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這個聯盟也是秦暉先生最為欣賞的改良主義性質的——事實上改良主義正是以“民族”，具體到南非這里就是白人種族作為政治認同的基礎的，換言之，種族主義是南非條件下白人改良主義的必然結果。事實上，秦暉先生在本書中(第585頁)也是這樣認為的。換言之，按照秦暉先生設立的標準，他是不應該反對舊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的。秦暉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又一次自相矛盾了，又一次令人難以置信地保持沉默了。

　　在“國際社會的態度”方面，秦暉先生的書里只是輕描淡寫地用“利益外交”和“道義外交”的提法打發了這個問題，并且避重就輕地說“市場經濟國家”(筆者不禁要再次問秦暉先生：這些是什么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客觀上放縱了南非”(該書第418頁)。在這樣做的時候，秦暉先生只字不提南非白人政權冷戰期間作為西方打手的歷史事實，當然還有西方右翼尤其是軍方和情報部門的態度。也就是說，對待舊南非種族隔離政權，這些國家不是“客觀上放縱”的問題，而是直接支持的問題。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冷戰在南部非洲是演變為熱戰的，南非軍隊直接出兵參與了鄰國安哥拉的內戰，并鎮壓了鄰國納米比亞和莫桑比克的黑人解放運動——和南非非國大一樣，這些黑人解放運動也得到了蘇聯和東歐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很難相信作為歷史學家的秦暉先生對此竟然沒有比較深入的了解——事實上秦暉先生在本書中也提及了舊南非白人政權的窮兵黷武，因此他對這個問題的輕描淡寫更加無法理解。秦暉先生提及南非的時候處處以負面的態度提及蘇聯和東歐諸國，但是秦暉先生這本書的前半部分是曼德拉傳記，固然，正如秦先生在本書序言中承認，這個傳記是“集體勞動”的成果，但是筆者甚至不用翻看前面的曼德拉傳記內容就可以知道，任何一本合格的曼德拉傳記都不可能不提及這個事實：蘇聯(以及東歐各國，乃至古巴)對包括南非在內的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大力支援，這個支援是全方位的，付出了生命代價的。很難相信秦暉先生對于這個問題一無所知。筆者無意否認蘇聯東歐各國存在的嚴重問題，但是筆者以為，實事求是的態度是一個學者應該具備的。同樣，秦暉先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對西方國家持友好態度，但是回避歷史事實筆者以為是不合適的。

　　大家都知道，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在經濟上是極為“開放”的。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舊南非都是西方集團的成員，正如本文上一段提及的，這個政權還是西方集團在南部非洲地區的橋頭堡和打手。舊南非的經濟對西方資本和西方市場的依賴也是非常深的，反過來，和本文前面提及的南非英裔白人資本家一樣，這些西方資本家和舊南非政權的結合程度也是相當之深的。令筆者感到遺憾的是，秦暉先生對西方資本的態度同樣采取了輕描淡寫的態度。或許，他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對這個問題輕描淡寫是“理所當然”，但是筆者以為盡管秦暉先生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但回避歷史事實并不是值得欣賞的做法。與這個問題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秦暉先生多次提及所謂“低人權”，并以此批判舊南非和其他社會排斥。但是，秦暉先生似乎忘記了以下兩個問題。第一，秦暉先生所指的低“人權”指的是公民權利受到侵害，但是大家都知道，自由主義，亦即秦暉先生也知道并承認，他自己信奉的那一種學說并不承認社會福利，亦即“社會”權利屬于人權之列。那么秦暉先生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對“低人權”進行的批判就顯得無的放矢，而且再次自相矛盾。第二，秦暉先生不用說是大力提倡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至少不是后者的反對派，那么筆者想問一下秦暉先生，如果“低人權”能在這樣一種制度中取得“優勢”，那么秦暉先生支持的這樣一種制度意味著什么不是不言而喻了嗎?從秦暉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來看，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南非轉型之后的情況是秦暉先生大力贊揚的。固然，像國內一些人士那樣無視舊南非黑人的悲慘狀況，美化舊南非是不可取的，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忽視轉型之后的南非存在的問題。一旦南非轉型成功，獲得政權，非國大轉向的不是別的什么，而正是新自由主義。南非轉軌剛剛開始的時候，非國大左翼、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會推動非國大和曼德拉將這幾個組織聯合制定的“重建與發展綱領”(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作為新南非政府的基本綱領性文件。這個綱領本身包括了各個方面的內容，既有諸如國有化，各項社會政策等，也有新自由主義的內容，例如財政緊縮、提高國際競爭力、建立“獨立”的儲備銀行。但是，在南非官僚和資本家，以及非國大政客等的聯合抵制下，這個綱領中的非新自由主義內容，例如社會政策和國有化等，完全沒有得到執行，其中的新自由主義內容則相反。而且南非政府還在世界銀行的協助下制訂了另外一份新自由主義性質的發展計劃以取代這個綱領[8]。這些內容在秦暉先生及其合作者筆下都消失了。這實在令人疑惑[9]。同時，這無疑損害了秦暉先生對南非的敘述的可靠性。毫無疑問，正如秦暉先生也承認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在智利、美國、歐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區造成的那種狀況，亦即社會分化的全面、急劇擴大，在南非也發生了作用。這對于廣大黑人來說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這個問題并不能如秦暉先生認為的那樣通過“憶苦思甜”克服。其次，結束種族隔離之后的南非共產黨，就和南非工會一起反對非國大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政策。不過由于南非共產黨仍然堅持和非國大結盟，這種反對軟弱無力[10]。因此，真正從南非“轉型”中受益的，實際上只是一小撮黑人資本家和非國大權貴。這樣一個南非，正如筆者在本文之前部分指出的，顯然不是當初黑人抗爭的目的所在。當然，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秦暉先生贊賞這樣一種制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筆者以為，對于一個歷史學家來說，表達政治立場的時候還是要顧及基本的歷史事實。

　　注釋

　　[1]筆者還要指出，秦暉對“階級斗爭”的理解是錯誤的。眾所周知，在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是被剝奪了選舉權的，換言之階級斗爭并不是只有在代議制政治下才上升到“國家”層面的。不僅僅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是這樣，事實上，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斗爭中，選舉權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資產階級最早也是被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的，換言之，階級斗爭從一開始就是在非代議制政治條件下發展起來的。

　　[2]參見Dunbar Moodie: Going for Gold, Dan O’Meara: Volkskapitalisme等。

　　[3]Heribert Adam: The South African Powerélite: A Survey of Ideological Commit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 No.1 (Mar., 1971)： pp.76—96.

　　[4]Gay Seidman: Manufacturing Militance。

　　[5]見秦先生的文集《問題與主義》，事實上秦暉先生正是以批評我國國有企業轉型的問題，鼓吹“公平”而起步的。

　　[6]Edward Johanningsmeier: Communists and Black Freedom Movements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US: 1919—1950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30, No.1 (Mar., 2004)： pp.155—180.

　　[7]這同樣使得秦暉先生在本文中對待蘇聯東歐各國的態度顯得滑稽。

　　[8]見Patrick Bond:Elite Transition。

　　[9]秦暉先生在本書中強調非國大的“社會民主黨”性質，但是秦暉先生似乎不了解，社會民主黨不僅無力阻止新自由主義，自己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先鋒。見GerassimosMoschonas: In the Name of Social Democracy和Kevin Hickson, Anthony Seldon: New Labor, Old Labor。

　　[10]David P.Thomas, 2007,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CP) in the PostApartheid Period,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34, No.111: pp.12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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