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文化根基

　　■ 戰時日本以“效忠天皇”的軍國主義思想對少年兒童進行“洗腦”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中華日本學會顧問

　　日本經過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明治維新實現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在追求富國強兵的同時，一步步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成為東亞的戰爭策源地，給東亞各國帶來嚴重的禍害。

　　為防止歷史悲劇重演，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文化根基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什么是日本軍國主義

　　所謂軍國主義是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的軍國主義。軍國主義是一國理論、體制、政策及實踐的綜合體，其體制又是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和社會結構等所有方面的國家總體制。軍國主義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對內軍事至上，對外謀求霸權。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形成的軍國主義，是帝國主義階段典型的軍國主義，其軍事至上、謀求霸權的特征表現得尤為突出。

　　軍事至上發展成為近代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做“大東亞共榮圈”盟主成為近代日本全力追求的國家發展的終極目標。需要指出的是，所謂軍事至上，除采取一切手段加強軍事力量外，還包括制定相應的軍事政策及為之服務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以及在此政策體系指導下的軍事侵略與擴張。

　　更具體地概括，就是日本軍國主義以富國強兵、發展軍事為立國之本，以保留濃厚封建因素的近代天皇制為政治依托，以“國體論”和“近代合理主義”為思想理論指導，以效忠天皇、崇尚殺伐的“軍人道”為精神支柱，以對內鎮壓、對外擴張為基本國策，徹底剝奪日本人民的生存權利和民主權利，對其他民族推行雙倍的帝國主義政策，因此比一般帝國主義更瘋狂野蠻，危害更大。簡言之，日本軍國主義就是近代天皇制加侵略戰爭。

思想支柱：“國體論”

　　此所謂“國體”并非一般政治學所指之國家性質，而是在日本幕府末期和近代十分流行的對日本國家的獨特政治文化構成的概括語。

　　1937年日本文部省組織學者編寫《國體之本義》，稱“大日本帝國擁戴萬世一系之天皇，奉信皇祖之神功，永遠統治之。此乃我國萬古不變之國體。基于此大義，作為一大家族國家，萬眾一心擁戴圣旨，好好發揮忠孝之美德，就是我國體之精華所在。此國體是我國永遠不變之根本，貫徹于國史之中，彪炳光輝，隨國家發展而鞏固，與天地一同而無窮”。

　　意思就是日本是“天皇萬世一系”的“神國”，天皇是天照大神(太陽神)的子孫，獨特于世界，因此，“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竑而為宇”為其世代追求的“日本夢”。

　　為表達日本高于中國的狂妄心態，日本的“國學”從幕府后期開始從理論上取中國而代之，自稱日本為“中華”、“神州”，對明治時期以后日本的發展影響深刻且久遠。1933年，日本中堅青年軍官團在宣傳小冊子《皇軍之本然任務》中稱“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擁護冠絕世界之崇高偉大之國體，恢弘天業，安撫萬民，此即日本軍人軍隊之崇高偉大之神圣使命”。說得更明確一些，即“徹底皇化世界各國”、“主動用日本之精神文明融合統一世界全人類，發揚光大皇道，此即我皇國軍人肩負之神圣使命天職”。

　　其實，這種荒謬至極的“國體論”完全是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服務的理論，不值一駁。所謂“天皇萬世一系”中的前15代天皇完全是8世紀時的日本人為樹立天皇朝廷的權威而編造的，所謂“神國”的“建國神話”也是后人參照古代神話編造的，皆不足信。但這些編造的“歷史”對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驅使廣大日本國民為其侵略擴張政策賣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天皇制也成為日本政治文化的主要內容。

　　“國體論”促成了日本國家發展史上的一個突出特點，即與周邊國家在落后中追求對等(注意是“對等”而不是“平等”)，在對等中實現超越。古代日本在落后時努力學習中華文明，意欲實現對中國的對等關系，這個目的實現后繼續努力追求超越，以成為東亞霸主。

　　也就是說，為了“大振皇基”，實現“神國夢”，日本從來不會“平等”以待其他國家和民族，在日本的正史中甚至連“平等待人”的言語表白都極少見到。這是理解日本近代何以除侵略擴張之外不會選擇其他發展道路的一把鑰匙。

理論支柱：近代合理主義

　　所謂“近代合理主義”是指世界近代史上資產階級提出的強權擴張有理、弱肉強食合理的理論，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掠奪奴役本質屬性的理論支持。

　　而強權擴張正是日本自古以來的對外理論，日本一旦有機會，便欲效“神功皇后征朝”而舉兵西向。到了近代，日本第三次欲以朝鮮為跳板向中國大陸擴張，故對“近代合理主義”更有一種天生的認同感。幕府末期，吉田松陰以“失于歐美者由鮮滿之地補償”的思想培養了一批明治維新的領導人。這些激進的領導人從西方列強侵略、瓜分中國的現實中學到了“近代合理主義”，而且學得十分到家。所以，從走上近代化道路的第一天起，日本就以“近代合理主義”為理論支柱，開始積極地盤算如何進攻大陸。

　　以日本著名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為例，他在1885年《脫亞論》中說：“為今日謀，我國不能等待鄰國的開明而共興亞細亞，莫如脫其伍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1890年山縣有朋在第一屆帝國議會上公開提出了以所謂“主權線”、“利益線”為內容的“大陸政策”，通過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壯大實力。此后還有“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論”，“北進、南進論”，“自存自衛論”，“解放亞洲論”，“大東亞共榮圈論”等等，這些理論都是“近代合理主義”的衍生理論，是不折不扣的支持近代日本推行侵略戰爭、給亞洲各國帶來嚴重禍害的理論。

　　不難看出，軍國主義的近代日本，深諳“戰爭等于利益”的帝國主義法則，及“強權即合理，好戰亦正義”的“近代合理主義”，對推行戰爭毫不猶豫，不遺余力。

　　日本1874年進犯中國臺灣，邁出了侵略擴張的第一步。日本在甲午戰爭后得到的巨額賠款，成為此后進一步大規模擴軍備戰的強力資本。嘗過“甜頭”的日本，更是窮兵黷武再無休止。此后的每一次戰爭，都使日本的戰爭欲望變得更加強烈，對“戰爭能得到一切”更加執迷不悟。可以說，近代日本對外進行的全部戰爭都是侵略戰爭，而近代日本正是把侵略戰爭當成促進自身發展的“永動機”。

　　日本通過接連不斷的侵略戰爭掠奪了東亞地區的大量財富，提高了自身的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水平，為戰后日本再次成為世界強國奠定了基礎。總之，日本通過侵略戰爭得到的遠比損失的多。日本軍國主義在對外侵略擴張方面，比一般的帝國主義有過之而無不及。

精神支柱：“軍人道”

　　自12世紀末開始，日本進入了歷時600余年的武家幕府時代，武士階級是統治階級，社會之風形成尚武傳統是自然而然的。

　　武士道是武士階級的精神支柱和道德規范，其核心是對主人的忠誠心，為主人能夠做到隨時準備勇敢地殺人或赴死。但在明治以后，武士階級不存在了，武士道的社會影響也因之大大削弱。

　　1882年，明治政府以天皇名義發布《軍人敕諭》，批判了幕府時代的武士擅權，表示今后“兵馬大權為朕之所統”，“望子子孫孫篤傳此旨，知天子掌握文武大權之事，不再如中世以后之失體，朕為汝等軍人之大元帥”。“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腦。”“軍人以盡忠節為本分”，“要尚武勇”，“自古以武勇為貴，凡我國臣民必須武勇，軍人不能片刻忘記武勇”。顯而易見，《軍人敕諭》將為天皇“盡忠節”列為軍人的首要條件，將武士道中對幕府將軍和藩主的忠誠心置換為對天皇的忠誠心，并以“忠節”、“禮儀(絕對服從命令)”、“武勇”、“信義”、“素質(戒文弱、輕薄、驕奢、華靡)”這一道德體系取代了武士道的社會地位。近代日本的每一位軍人都必須背誦《軍人敕諭》，并在嚴酷的軍隊教育中成為誓死為天皇盡忠、以魂歸靖國神社為榮的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一分子。

　　事實上，直到20世紀初期，武士道在日本社會仍沒有大的影響。與其說近代日本軍人奉行武士道，不如說已實現近代化轉變的日本軍國主義軍隊中的士兵已經脫離了封建武士道的約束，而被馴化成具有近代意義的“軍人道”的奉行者。

　　如果說“軍人道”與武士道仍有相通之處，那就是野蠻兇殘。封建武士可以對看不順眼的平民百姓拔刀砍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軍隊中的士兵則在“軍人道”的驅動下以各種荒誕的“理由”濫殺無辜，以無盡展現其忠誠心和征服欲。這也是人們往往將近代日本軍隊推崇的“軍人道”視同為封建武士道的主要原因。

歷史遺毒仍在作祟

　　時至今日，日本右翼勢力及政客仍在拼命為日本軍國主義樹“光榮碑”、立“英雄傳”，將那些軍國主義殺人狂魔作為“為國捐軀的英靈”供奉在靖國神社里供人參拜。

　　如果讓日本總結近代的歷史教訓，當然不會從帝國主義戰爭、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角度，在否定近代日本的侵略戰爭的前提下總結歷史教訓。

　　所以，對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負有最高法律責任的昭和天皇裕仁，在1945年9月9日給皇太子的信中總結日本戰敗的原因時說：“1.我國人過分相信皇國而侮蔑英美;2.我軍人過分重精神而忘科學;3.軍人跋扈不考慮大局，知進而不知退。”這其中就看不到絲毫否定侵略戰爭的意思。

　　雖然戰后日本曾出現了較強的和平主義思潮，但自1963年林房雄推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后，肯定近代日本的侵略戰爭的傾向日益明顯，至1995年日本歷史研究委員會出版《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以否認近代日本進行過侵略戰爭的方式來肯定近代日本的侵略戰爭，一時間，“自存自衛”、“解放亞洲”等謬論甚囂塵上。此后，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的反動，以肯定近代日本的侵略戰爭為主要內容之一的民族保守主義發展成為當代日本的主流社會思潮，顯然，美化侵略史的日本已不可能正確總結近代日本發展的歷史教訓。

以非為“是”以恥為“榮”

　　對于近代日本的侵略擴張，日本為什么不認賬?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人缺乏明確的是非觀，分不清侵略與被侵略的區別。這是一種模糊認識。其實，日本人并非是非觀模糊不清，他們也知道“侵略戰爭”這個詞是貶義而非褒義，所以才在“侵略戰爭”的定義上反復做文章，將侵略戰爭美化為“自存自衛”、“解放亞洲”的戰爭，極力否認近代日本進行過侵略戰爭。

　　2013年4月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參議員預算委員會上提出“侵略定義未定論”，稱“侵略”的定義在學術界或國際上都沒有定論。在國與國的關系中，從不同角度看這一問題的結論也不同。安倍欲用“定義未定論”來開脫，這是徒勞的。在國際關系理論中，早就有得到普遍認可的對“侵略”的定義，而且明確將1931年以后日本進行的戰爭確定為侵略戰爭，這一戰爭性質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改變不了的。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恥感文化”是日本文化傳統的一項主要內容，因為這種“羞恥感”的作用，不僅日本右翼勢力和政客，多數日本人都不愿意承認侵略，不愿意承認南京大屠殺。這種觀點也是難以成立的。實際上，這些日本人視侵略為“榮光”而非恥辱，奉戰犯為“英雄”而非罪犯，以“自存自衛”偷換侵略擴張，以“解放亞洲”掩蓋奴役掠奪，以“終戰”掩蓋無條件投降的事實，根本不是因為感到羞恥才這樣說、這樣做，這是其真實內心所思所想的表露。

　　歷史的教訓必須牢記。時至今日，那些推動近代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歷史因素仍在發揮潛在的作用。前任首相森喜朗仍稱日本為“神國”，安倍晉三稱日本為“亞洲領導者”，多數日本人贊賞或支持2006年藤原正彥在暢銷書《日本的品格》中亮出的觀點：“雖然沒有測量道德高度的標尺，但如果能以何種方法對千年來的各國加以比較，則日本人會高居第一。日本人的這種浸入DNA的道德心垂范世界，是對人類的貢獻。”“世界正日暮途窮，雖然需要時間，但真正能夠拯救這個世界的，只有日本人。”

　　中國人難以理解今天的日本人何以狂妄如此。如果再聯系到當前日本出現的“解禁集體自衛權”、重訂武器出口原則、修改和平憲法和加強西南“防衛”等舉措，中國人民對日本今后是否會走上類似近代日本軍國主義那樣為害亞洲的危險道路必須抱有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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