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行動黨已連續半個世紀穩握新加坡執政黨的權杖，但2011年大選中，已有近四成選票投給了反對黨。貧富差距擴大，后李光耀時代，如何調整自己以適應更為多元化的社會需求，將成其能否在2016年大選中續寫勝利的關鍵。
趙俊/ 文
為慶祝建國50周年，2015年新加坡所有的新生兒都會收到來自政府的特別禮物：一張紀念版出生證明和包括圍巾、嬰兒背帶、服裝、尿布包在內的8件套禮物。之前政府曾進行一個月的投票，詢問民眾最想要什么禮物。
而在國慶的喜悅之外，這個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安全之一的國家也暗潮洶涌，2013年的小印度區騷亂、芳林公園示威以及2012年的巴士司機罷工等事件背后，都潛藏問題。執政達半個世紀的人民行動黨，在2016年的大選中能否一如既往贏得大部分選民的支持呢?
大選首次遇挫
2011年5月，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得建國以來的最低得票率，得票率僅為60.14%，在阿玉尼集選區敗給了反對黨工人黨，這是人民行動黨首次在集選區失利，也是新加坡反對派自1988年集選區制度引入以來首次贏下一個集選區。由于集選區制度的保護，該黨仍然獲得了87個競選議席中的81個。工人黨最終獲得6席，這也是新加坡1965年獨立后在野黨在國會選舉中取得的最好成績。這6席也代表著近40%的選民將票投給了反對黨。
這是人民行動黨罕見的一次民意下挫，也是選民對其發出的一次警告。在過去49年里，人民行動黨總是可以在大選中輕松獲勝。這與其優異的政績密不可分，由于其高效和廉潔，而且善于克服各種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困擾，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贏得了大部分選民的支持。
集選區制度為人民行動黨的大選勝利也立下了汗馬功勞。在新加坡的直選議席中，3/4為集選區。在這種集選區里，4-6名議員必須組成團隊參選，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且團隊中必須包括特定民族的成員。這種集選區制度成了執政黨防止反對黨進入議會的有效制度，執政黨可以通過劃分、合并選區，分散反對黨優勢票源，保證自己在絕大多數選區獲得多數。許多勢單力薄的反對黨由于不可能在集選區提出5到6名的成員組成競選團隊，通常在候選人登記階段就自動放棄，就算應選，也由于整體實力的薄弱而敗選。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呂元禮對新財富表示，集選區制度是一把雙刃劍，過去有利于力量強大的人民行動黨，但目前由于反對黨在實力和人才資源上逐漸提升，其也可以利用集選區制度獲得大選的勝利;這種制度不是根據支持率按比例分配席位，而是贏者通吃，如果反對黨獲得了51%的支持率，它也可以獲得超過支持率的大比例席位上臺執政。
繁榮之下的社會矛盾
為什么在2011年的大選中，一些選民不再偏愛其支持已久的人民行動黨呢?這與新加坡目前面臨的社會矛盾密不可分。在選民眼里，國會里的反對黨數量太少，以致于不能為其發出聲音，他們迫切需要增加反對黨的力量，以實現對執政黨的制衡。
呂元禮認為，新加坡的社會矛盾主要表現在貧富差距較大，政府親商人不親工友，親資不親勞，親國家不親老百姓，強調經濟的發展，但是對民生幸福的關注不夠。低收入者的民生困難、住房保障不夠、新移民與本地人的矛盾加劇，這些都給執政黨帶來挑戰。
2013年12月8日，一個周日的夜晚，在新加坡南亞裔外勞消遣喝酒的小印度區，一名外勞被旅游巴士卷進了車底喪生。事件發生后，不少外勞借酒發泄不滿，400余人參與騷亂，推翻了警車和救護車。這是新加坡44年來的首次街頭騷亂。2012年11月26日，在新加坡工作的171名中國籍巴士司機因不滿最新的工資變動，早上集體請病假，拒絕開工，這次罷工是新加坡近30年來規模最大的勞工行動。
小印度騷亂和巴士司機罷工，暴露了當地的種種社會矛盾。新加坡人口出生率低，人力成本非常高，不得不依靠引進外勞和新移民來維持經濟發展，當地餐飲、酒店、建筑等行業的藍領工人主要來自占人口1/3的外來移民。新加坡人力部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6月，新加坡有約130萬外籍勞工，主要來自南亞、東南亞與中國等。其中，建筑業和貨柜碼頭等重體力活，主要由來自印度和孟加拉國的外勞承擔。
外勞的工作環境較為艱苦，待遇卻通常低于本地人和馬來西亞籍勞工，加之政府對外勞的管制較為嚴厲，稍不小心就會觸法受刑，外勞容易對自己的工作環境產生不滿，一旦有風吹草動就容易發生群體性事件。
與此同時，不少民眾又對政府不斷引進外來移民和勞工產生怨言，認為由此造成了新加坡房價上漲、本土居民就業機會減少、薪資增長放慢、公共交通擁堵等問題。2013年2月，約3000名民眾在芳林公園集會示威，表達不滿。2012年5月，四川人馬馳駕駛紅色法拉利因超速闖紅燈釀成3人死亡的悲劇，更引發對移民政策的批評。
雖然陷入兩頭不討好的境地，不過，新加坡政府并不打算舍棄引進外勞和新移民的政策。2013年1月，新加坡政府公布《人口白皮書》，宣稱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生育率下降等挑戰，將繼續引進外來移民，同時預計新加坡人口規模將從目前的大約520萬人增加到2030年的690萬人。在過去10多年中，引進外來人口對新加坡經濟的發展功不可沒，不僅減輕了當地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一些從事金融、投資等高端行業的移民，也成為新加坡保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資本。
隨著新加坡在發展財富管理業的道路上快速奔跑，其日益成為備受全球富人青睞的“富人天堂”。波士頓咨詢集團的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多達15.5%的新加坡家庭擁有百萬美元以上的資產，將以10%的比例排在第二位的瑞士甩在背后。倫敦獨立研究公司WealthInsight的報告則顯示，新加坡百萬富翁在2012至2017年間會以59%的速度增長，到2017年，料超過29.1萬。
與此同時，新加坡也成為窮人日增的“失樂園”。新加坡中央公積金(CPF)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地收入低于中位數一半的國民占比已經從2002年的16%攀升到2011年的26%。該國的基尼指數多年來一直維持在0.4以上，2012年更是從2011年的0.473上升到0.478。貧富差距擴大的政策性原因是，為了保持整體競爭力，新加坡取消了最低工資和全面的社會福利，而資本與人力的全球性流動又使富人可以獲得更廉價的勞力資本，窮人卻因廉價勞力的流入而飽受沖擊。
新加坡以“低稅收、高效管治”的政策促進當地的財富增長，政府給與了企業諸多方便，例如，開設一家公司，在其他地區平均要花34天，但在新加坡只需要3天。在智庫組織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評比中，新加坡被評為2010年度全球第二自由的經濟體。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雇員滿意度卻低得可憐。新加坡國際人力資源服務公司任仕達對7個主要亞太國家的企業員工滿意度調查顯示，由于老板要求太高、工作量大但薪水少等因素，新加坡員工最不開心，滿意度低于中國香港與內地、新西蘭等地。
由于經濟增長的成果越來越被精英階層壟斷，新加坡民眾對這一懸殊難以忍受。2010年，新加坡GDP增長14.9%，但普通民眾的工資收入僅增長3.4%，收入最低的10%家庭平均年收入1400美元，收入最高的10%，其平均年收入卻高達23684美元。醫療保障制度的薄弱也令民眾深感生存艱難。全球媒體和市場研究服務企業Mindshare在2012年進行的調查發現，72%新加坡人感到自己“不能生病，因醫療費用高昂”。2002-2011年的數據顯示，新政府支付國民醫療費用不足1/3，而經合組織(OECD)中發達國家的平均負擔水平為60%-70%。
調整：從李光耀到李顯龍
“親資不親勞”、“親國家不親老百姓”，這些被認為是奉行“精英治國”和“強人政治”的李光耀時代的執政風格，也是導致人民行動黨流失民意的重要原因。2011年大選可以說是新加坡政治上的一次分水嶺。大選之后，李光耀和吳作棟雙雙宣布退出內閣，“讓更年輕的內閣成員團隊聯系并接觸年輕一代，塑造新加坡的未來”。
進入“李顯龍時代”的人民行動黨，執政風格發生了一些改變，不僅注意精英分子的意見，也開始重視普通百姓的聲音。李顯龍表示，要打開同新一代新加坡人的溝通渠道，重新建立與中產階級的親密關系。人民行動黨的工作重心也發生轉移，政府將主要精力放在解決內政問題方面，包括注意提高底層的收入水平和社會福利，縮小貧富差距等。
李顯龍還提出了治國新理念，包括在房屋、醫療保健和教育方面進行“戰略調整”，以紓緩社會的不滿情緒。2013年8月，李顯龍承諾政府將穩定預購組屋的價格，并增加購屋津貼，確保每個家庭都買得起新組屋，并在25年內能用公積金還清房貸。組屋是新加坡最常見的公共住房形式，由建屋發展局建造，向公民和永久居民出售，每戶最多只能擁有一套組屋。
在醫保上，2013年12月，人民行動黨發布了25年來首份新決議，承諾提供可負擔的醫療體系。新加坡社會和家庭發展部部長陳振聲表示，政府已經準備好幫助那些無力負擔醫療費用的公民。此外，人民行動黨通過放慢引進外勞的策略讓企業聘用廉價外籍勞動力變得更加困難，同時該黨要求企業提高底層人員薪資，并修改勞動法以提高就業安全感。
呂元禮認為，2016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的支持率或將進一步下降，因為民意需要國會進入更多的反對黨以走向平衡，但人民行動黨不會下臺。從目前的實力對比以及程序設計來看，只要人民行動黨繼續發揮其高效的優勢，在策略上做出順應民意的調整，反對黨仍舊很難對其發起實質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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