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黑與白

　　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生涯，讓國父、強權者、政治家、自由派等字眼不時加在李光耀身上。但如今細細梳理其人生軌跡，卻發現這位老人的一生似乎又變得單純而簡單。他那充滿爭議的人生就是銅板兩面，好與狠緊緊粘合，黑與白難以割舍。

　　這一次，媒體終于沒能讓他“死而復生”。

　　3月23日凌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因搶救無效與世長辭。

　　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生涯，讓國父、強權者、政治家、自由派等字眼不時加在李光耀身上。但如今細細梳理其人生軌跡，卻發現這位老人的一生似乎又變得單純而簡單。他那充滿爭議的人生就是銅板兩面，好與狠緊緊粘合，黑與白難以割舍。

　　借用俾斯麥友人對俾斯麥的評價：無人得以不朽而無須付出代價。于“新加坡之光”李光耀，更是如此。

　　是“國父”也是“專制家長”

　　沒人可以否認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國父”地位。正是在他“把持朝政”的數十年里，新加坡從當初的“彈丸之地”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并躋身亞洲屈指可數的發達國家行列。

　　1965年8月9日，當新加坡被馬來西亞無情逐出時，李光耀淚流滿面宣布了此事。此時的另立門戶對他而言并非喜事和榮光，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個資源匱乏、國民素質低下、強敵環繞、夾縫求生的小城池。

　　當時的獅城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社會動蕩仍在繼續、種族沖突尚未平息，失業率高企不下。數字可以說明一切，1960年，這個600多平方公里的小國人均名義GDP為428美元，是個不折不扣的“窮光蛋”，失業率高達12%。

　　西方評論新加坡是一個“勉強成立的國家”，并斷言“獨立后的新加坡是看不到前途的”。

　　“我從來沒想到在42歲時，要負起獨立管理新加坡的責任，照顧200萬人生計，我們奉命脫離馬來西亞，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卻不知道何去何從。”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道。

　　誰知這位置一坐就是31年，無助的李光耀苦苦摸索適合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前進道路。先是在制造業撕開一道口子，1968年成立工業區，建立輕工業基地，努力拉外資，給予外國企業多種優惠。短短10年，新加坡便搖身成為世界主要電子產品出口國。利用得天獨厚的港口優勢，新加坡成功吸引著名石油公司蜆殼石油和埃克森美孚，成為世界第三大煉油國。

　　從1960年到1983年，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高達9.0%，是同期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失業率則降至3%。1980年代后期，審時度勢的李光耀提出繼續大力發展制造業同時，推動金融、旅游、服務業等產業的蓬勃發展，國家工業結構組成日趨科學合理。

　　截至1991年老爺子卸任，新加坡的人口從144.6萬增至313.5萬，人均GDP為14504美元，翻了近34倍，年均增長率高達12%。

　　與此同時，原先那個臟亂差的的城市也徹底換了新顏，變成了環境優美、井井有條、人人向往的“白富美”。

　　《經濟學人》稱贊李光耀作為新加坡的代表人物，憑借一己之力將這個資源匱乏、移民雜處的小國“從第三世界帶入了第一世界序列”。

　　李光耀自是容不得后續的半點瑕疵，他說過，“就算我死了正被你們送進墳墓，如果我感覺新加坡哪里不對勁，我會立馬從墳墓中跳起來!”

　　由此可見，這位不屈的“國父”更像是“專制父親”或是“全職管家”。只是有時過激的政策手段會引得滿屏盡是吐槽體。

　　對待國民，他柴米油鹽吃穿住行無所不包，婚喪嫁娶事無巨細。

　　1980年代初期，李光耀因為擔心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選擇不婚，提出了為人詬病的“優生學”理論。在他看來，人的聰明才智絕大部分得益于遺傳因素，只有20%受教育和環境影響。因此，文化程度高的女性生的后代智商高、素質好、發展前途遠大，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則恰恰相反。于是，他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結婚生子，而教育程度偏低的女性若選擇少生，則可獲得現金“獎勵”。這一說法因為帶有對女性的侮辱，受到了國人尤其是職業婦女的強烈抗議。

　　三年后，他又一次拋出“婚嫁大辯論”引起軒然大波，老爺子在一次大學演講中表示，男性應該找與自己匹配的優秀女性結婚。此后，為了解決“剩女問題”，他在跟一位未婚女博士對話時催起了婚，甚至還設立了國家機構專門解決這一老大難問題。

　　就連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燈等一系列日常道德行為都被寫入了新加坡法律，最高可處以鞭刑。1994年，“搞笑諾貝爾獎”把“心理學獎”頒給李光耀，表彰他長期以來對以上行為影響的研究。

　　這也成了新加坡區別于其他國家的“寶貝”。“美國人連新加坡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們談到新加坡，只知道邁克爾-費伊(受鞭刑的美國少年)、鞭刑、口香糖……”

　　對于嚴厲約束、教育國民的舉動，李光耀這樣解釋：“如果國民是受過教育的、從小就很有教養，這樣管制時就不必太嚴格，因為他們受過訓練。就像狗一樣，若小狗從小就以適當方式培訓，就會知道要到外面撒尿大便。但新加坡不是這種社會。我們曾經努力訓練一些成年狗，但它們還是會在電梯里小便。”

　　除此之外，當他發現小學生開始出現肥胖問題時，立即要求學校停止售賣油炸食品。大街上的廣告牌旁邊明確標注違規罰款的價碼，比如禁止公共場合飲食，違者罰款500新元。

　　“我經常被指過度責干預國人的私生活。對，但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們今天不會有這樣的成就。我可以毫不懊悔地說，若我們從沒介入國民的私人問題，國家也無法取得現在的經濟發展。”

　　民主還是集權？

　　翻看李老爺子的成長軌跡，他應該更偏向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要知道他曾先后兩次前往英國求學，第一次因為戰火被迫中斷，第二次則順利取得了劍橋大學的法律學位。作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發源地，英國文化和思想對李的影響自是不可或缺。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其《文化的沖突》一書中曾寫道，“用一位英國內閣成員的話說，李光耀是‘蘇伊士運河以東好得沒治的英國人’”。

　　新加坡也的確沿襲了西方民主國家所具有的民主框架，政府由經過民選的國會產生，反對黨的存在是合法的，黨的執政需要通過定期的公開大選產生。并且其福利體系跟歐洲也一脈相傳，例如國民醫療保險和低成本的教育體制。

　　但在西方國家的眼中，新加坡所采用的政治模式距離真正的民主相去甚遠，有人甚至批評其為“溫和獨裁”。畢竟李光耀執政下的新加坡雖說不是一黨獨大，但其所在的人民行動黨是國內執政的“萬年青”已是不爭的事實，相較之下，反對黨勢單力薄，長期以來只能分到議會席位中的個位數，實力懸殊可見一斑。

　　對此李光耀直言不諱。他認為，如果新加坡成為像西方國家那樣的兩黨制，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為“最優秀的人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會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 ”。

　　《外交學者》網站的文章表示，新加坡的年輕一代對李光耀建立的政治體制表示不滿，“他們想要在新聞、言論以及集會上的自由，簡而言之就是真正的民主。實際上，這正是李光耀政治哲學中缺失的部分”。

　　老爺子對民怨自是有所察覺但又無力理解，他將一切歸咎于“年輕一代沒有經歷戰亂，不懂感恩”。

　　“你說我是獨裁者，隨便吧，但那并不真的表示我就如你所說，我在自由選舉中能輕取對手，我還需要當獨裁者嗎?”

　　作為馬基雅維利的擁躉，同時經歷過日本占領新加坡的苦難的李光耀認為，想要真正控制人民、管理社會，只有通過權威和恐懼手段才能實現。馬基雅維利是“殘忍治國之道”的代言人，而這一理念也貫穿老爺子的強人政治作風，正如他所說：“在受人愛戴和令人畏懼這兩者之間，我始終認為馬基雅維利的思想是對的。如果誰都不怕你，那就毫無意義了。”

　　“太在意民眾支持率的領導人是軟弱無能的領導人。”

　　因此，李光耀在建立民主和法治社會中，一直強調“要有鐵的手腕”。他在1965年對工人代表說，管理新加坡人必須強硬如鐵，這包括了推行嚴刑峻法。

　　最能體現李光耀“嚴刑峻法”政策就是新加坡的一張對外名片——鞭刑。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壞法》，將鞭刑范圍進一步擴大，作為維持社會治安、維護市容和保護公私財產的工具。這種罕見的嚴厲處罰在國際社會引起大范圍的討論：國際人權組織反對新加坡的司法鞭刑，國際特赦組織形容它非常“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有些人認為此舉違反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但新加坡不在此公約的簽署國當中。

　　對于媒體，李光耀更是毫不遮掩地表示，別用“新聞自由”那套嚇唬他。對于持不同立場的媒體，除了嚇唬逼退，甚至是從制度上毀掉其存在的可能性。

　　1977年，新加坡通過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報刊超過3%的普通股權。這一比例，導致了報紙沒有任何人可以說了算，也沒有任何資本可以掌控之。隨著將管理權下放到當地的四大銀行，其實跟政府掌控沒有根本的區別。

　　李光耀的觀點是“報刊自由和新聞媒體的自由必須服從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必須服從民選政府的首要職責”，這倒與蘇聯的共產主義報刊理論不謀而合。即便沒有新聞檢查制度，其專門設立了管理傳媒業的單位機構，派專門的人負責閱讀每天的消息，如果發現有違反政府指示或國家利益的報道和言論，輕則提醒有關報章的負責人，重則向有關負責人發出警告。

　　新加坡政府還牢牢掌握著境外媒體的話語權。比如英國《經濟人雜志》曾報道現任總理李顯龍的老婆擔任財政部資金管理局淡馬錫控股的董事，批評其國家私有化的做法，李顯龍訴諸法律，最后以雜志的道歉而收場。

　　同時，李光耀還被指在新加坡謀求家族利益，搞隔代世襲。有人笑稱新加坡改名叫“李家坡”似乎更加合適。

　　“抱有我會退休想法的人們，最好到醫院檢查一下頭腦燒壞了沒有。”這是1990年李光耀卸下31年的總理重擔，對繼任者吳作棟說的一句話。

　　果然，他隨后被任命為“國務資政”——一個為他量身定做的內閣職務，直到2004年7月任期屆滿。2004年，吳作棟把總理之位正式傳給李光耀兒子李顯龍后，李光耀轉任“內閣資政”，又一個為李光耀首創的政府職務，居于“國務資政”之上，被維基百科翻譯為“國師”。不管怎么變，老爺子都有戀棧不退的嫌疑，在新加坡政府中當上了“太上皇”。

　　他的兩個兒子都在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大兒子李顯龍為現任總理，小兒子李顯揚曾任最大國營企業新加坡電信的總裁兼CEO，兒媳以及親家是大企業家，只有做醫生的女兒李瑋玲不在掌管新加坡政治或經濟命脈的圈子里。

　　有媒體質疑，“李顯龍出任總理，有李光耀刻意培養和操作的痕跡”。李光耀回應說，李顯龍在自己的崗位上是稱職的。

　　“如果我沒當上總理，他可能早幾年就坐上了那個位置。我不會讓不夠格的家庭成員擔任要職，因為這對新加坡或我本人的歷史功過來說，都是個災難。決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李光耀表示。

　　而當李光耀逝去，影響力逐漸褪去時，新加坡模式能否繼續發展引發了《紐約時報》的質疑，“在可能更自由的新一代人手中，李所創造的精英政治模式會發生怎樣的改變有待時間的檢驗”。

　　中國的好友還是損友？

　　作為運籌帷幄、以小搏大的政治家，李光耀外交的兩面性表現最明顯的，就是他與中國之間的關系。對這位新加坡國父來說，無論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還是從一個政治家的政治生涯角度，中國，都與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李光耀祖籍廣東省大埔縣清遠都黨溪鄉，是漢族客家人。盡管自小便接受英式教育，但是李光耀對于血系源頭的中國，始終有一份獨特的感情——這一點從他一直所推崇的儒家文化，便可見一般。

　　而正如他左右逢源、長袖善舞的政治手腕一般，單單是李光耀與中國的故事，就可以復雜多變地寫成一部厚厚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的名字，姑且定為《黑與白》。

　　不妨先說說李光耀與中國之間的“白色故事”。從1976年李光耀第一次訪問新中國算起，我們便會驚訝地發現，“超長待機”的李老爺子，在近40年間的時間里，和新中國的5代領導人集體都打過交道。2002年，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就曾稱李光耀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在某種程度上，曾經30多次訪問中國的李光耀，不僅僅是中新關系的奠基者與開拓者，他以及他背后的整座獅城，都可以算得上是新中國在改革開放道路上的“引路人”。

　　龐大的中國從彈丸之地的新加坡借鑒的是發展思路而非全盤復制，但實質上，中國從這種借鑒中獲益匪淺，“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加坡的發展模式對中國有很大影響”。

　　其實不只是經濟，在外交方面，李光耀同樣是中國的老面孔。

　　以中國投入大量心血的臺海問題為例，李光耀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宣稱兩岸統一是歷史的必然趨勢，臺灣重回大陸懷抱只是時間問題。李光耀認為，隨著大陸軍事力量不斷加強，美國派兵遠赴臺海并非一直會有必勝的把握，更重要的是臺灣對大陸而言，是屬于不可動搖的核心國家利益，但是對美國來說，臺灣僅是次要的利益。他也指出，兩岸關系愈來愈緊密，全世界沒有國家會支持“臺灣獨立”。

　　針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李光耀也是有名的樂觀派。2000年，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就曾這樣預言——“中國有潛能在2050年實現目標，晉升為現代化的經濟體。中國大可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貿易強國，在國際事務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從一個華人的角度，李光耀給予中國的關注與扶持不可謂不多。但是，我們也不能忘了，李光耀同時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實用主義、穩健中帶點狠勁兒、被人詬病為“溫和的獨裁者”……這些都是李光耀政治生涯中不可磨滅的烙印。

　　因此，即便是對于自己的祖籍國中國，李光耀的“黑色故事”，同樣頗為可觀。

　　眾所周知，盡管在新加坡獨立之前曾與馬共有過短暫的合作，但是骨子里李光耀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共者。他曾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積極加入美國所倡導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等區域軍事聯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產主義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而當年力主與大馬合并，也有借馬來人之手清除新加坡華裔中左翼勢力的明顯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李光耀是東南亞訪問中共最頻繁的領導人之一，中國與新加坡的建交時間是在李光耀首次訪華10多年后的1990年10月3日，是東盟中最晚與中國建交的。

　　為了對抗強大的中華文化圈影響和“共產主義滲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過經濟、司法體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現代化，爭取“國際化”紅利，同時強化英語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沖、戰略要地的便利，實現經濟“搭便車”。他讓新一代華裔認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則星光黯淡。他讓這個“人造國家”在短短一兩代人的時間里，便神奇地實現了新的國家認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斷了新加坡華人的“唐山”臍帶。著名的南洋大學正是因為李光耀“去中國化”的做法，而在1980年走向了銷聲匿跡。

　　外交、軍事方面，李光耀的做法顯然更是搖擺不定。依舊是臺海問題，盡管有促成1992年“汪辜會談”的美好先例，但在更多的時間里，李光耀對于海峽兩邊的態度都是極為極為曖昧的，為了防止共產主義滲透，李光耀一度和據守臺灣的“蔣家王朝”走得很近。

　　此外，李光耀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以輿論方式打壓中國——他曾撰文表示，即便中國經濟超過美國，也不會恢復漢唐時期的世界霸主地位。此舉真的有種強行向美國示好的意味在里面。

　　他還曾告誡東盟不能成為中國的附庸，警告日本、印度注意中國的崛起，并且指責中國文化的不自由……

　　無論是指責中國，抑或是示好中國，我們不難發現，李光耀的做法始終在尋求一種亞太再平衡的態勢——既不讓中國一家獨大，也不讓外部勢力趁虛而入。左右逢源，李光耀的政治態度深深扎根于這些政治活動之中，這卻也是新加坡身為一個面積僅有600多平方公里的小小島國的無奈。

　　新加坡與李光耀的左右逢源——畢竟更多的只是一座城邦的經驗，我們需要了解更多的恐怕是一種憂患意識，還有李光耀對于實用主義政治的完美運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