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居者有其屋”與工人新村--是誰創造了人類

　　李光耀視察“居者有其屋”政策中的組屋建設

　　1952年5月，上海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建成

　　與地廣物博、人群熙攘、工業建設浩浩蕩蕩的各類現代國家比起來，新加坡真是個小國小民的彈丸之地了——718.3平方公里小島，面積甚至連中國的萬分之一都沒有，島上住著550萬人，這是世界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國家。于是，住房成了這個島國要解決的首要難題。

　　剛剛過逝的李光耀，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推手。1960年，李光耀政府決定設立建屋發展局，專門負責規劃和建造公共組屋。李光耀稱，解決人們的住房問題其實就是建立一個激勵的機制。“每個家庭都持有國家的股份。如果他們的孩子要上戰場，那也是為了自己的家庭而戰。”

　　這就是所謂的“居者有其屋”計劃——政府出資建立一批公共組屋，并以低廉的價格租給中低收入者，普通的新加坡公民在成年之后，家庭月收入在一萬新元(8000美元)以下，就可購買組屋入住。新加坡組屋的房價一般為周圍私宅房價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如一處105平方米、五個房間的組屋售價為40萬新元左右，而附近的私宅公寓售價則為140萬新元。根據2013年的數據，新加坡的人均月收入為3700新元，一對夫婦的收入約為7400新元，公共組屋對收入要求之寬松可見一斑，更多的新中產可以從中獲利。

　　在對李光耀的一片嗚呼哀哉懷念聲中，對“居者有其屋”計劃的贊美來得尤為迅猛，這多少都帶著一群自詡“屌絲”的青年中產們對于“別人國家”有房一族的羨慕嫉妒恨。縱觀這一住房政策，卻是與一個有錢任性的強權政府是分不開的。在新加坡金融業開始起步之時，李光耀政府開展了這一政策，并伴隨其經濟的騰飛不斷發展下去。然而必須注意到，新加坡的高福利政策所仰仗的經濟發展，是與二戰之后的全球產業轉移給東南亞國家帶來的外部機遇分不開的，特別是新加坡重點發展的金融業，更是虛擬而膨脹的，政府及時將其轉變為了實體的房屋建設和社會福利，也不失為一個贏得民心的高招。雖然在這種虛擬經濟紅利后面的，是勞動力密集型工業國家勞動者更為艱辛的工作。

　　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逐漸緊逼，2013年，新加坡不得不縮減公共住房的供應，并在2014年進一步回落，再堅定的國家資本，面對國際市場的風起云涌，也難有繼續堅挺之勢。

　　“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其實是高度市場化的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種制度借鑒，并且必須依靠一個集權，特別是在財政上有高度自主權的政府才能進行。這種自上而下的房屋政策從名字中就能看出其定位——“居者”，自然地將住房的百姓當做一群坐等安排居住的人，有一個安靜的房子居住，真是一種太美好的小確幸。

　　與李光耀的“居者有其屋”不同，在60年前，社會主義的中國用工人新村的方式解決著住房問題。“曹楊新村好風光哦，白墻壁，紅屋頂，石子路鋪得平，哎喲走路真稱心……”正是上海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的寫照。工人新村并不是國家資本興建的產物，政府只負責城市規劃，單位出資建設，勞動者直接參與，大量中間資金得以節省下來。工人新村中的房屋，以工齡、家庭成員情況分派給單位工人，并且在工人新村附近建立中小學、幼兒園、工人俱樂部等，承載工人生活的全部。

　　走進新時代后，隨著國企的改制，工人新村作為企業擔負的包袱被甩了出去，然而國家資本卻沒有興盛至可以全盤接管，并將其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部分。在一片追求房地產高利潤的呼聲中，年久失修的工人新村最終變為被遺忘的對象，甚至變成了貧民窟。

　　“居者有其屋”與“工人新村”，其受益者身份是不同的，前者是作為公民接受社會福利，后者是作為工人接受單位福利;前者為納稅人利益，后者為勞動所得;前者接受的是國家資本的支持，后者是單位對職工再生產的承擔;因此，前者受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影響頗大，后者是制度的直接指向;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后者是自下而上的。

　　在地產資本瘋狂膨脹的今天，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可謂覆巢完卵，也是李光耀一生的許多事件中最值得稱道的。我們不否認這一政策的可貴之處，但指向強大國家資本和領導人個人魅力的政策，再完美也有其不穩定性，同樣也只能在小國小民的富裕國家中得以實現。再以工人為中心的工人新村相較，拼命地以懷念李光耀的方式追問如何保證“居者有其屋”，倒不如問“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來的現實而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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