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福山推出了他的《歷史的終結》一書，他充滿希望地預言人類意識形態演進已經到達終結點，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經取得了最終的勝利。未來人們將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奮的思想斗爭，而是致力于解決世間的經濟和技術問題。雖然全球范圍內仍會有一些小的沖突和矛盾，但是大范圍的戰爭和激烈的沖突將不復存在。而他的老師亨廷頓則對其觀點不以為然，他覺得福山有點過于樂觀了。亨廷頓看來，在共產主義制度瓦解后，世界依然不會變成一個和諧的存在。因為在這個消滅了共產主義新的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的危險和沖突不再是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沖突，而是不同文化實體之間的沖突，這個新世界的政治是種族的政治，是文明的沖突。
冷戰結束后的歷史看起來證明了亨廷頓的觀點。纏繞了人類一個多世紀的階級政治的幽靈，似乎一下子消失不見了，而圍繞著“文明”的沖突突然間變成了主流。尤其是極端伊斯蘭勢力的迅速崛起之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已經成為最令西方世界頭疼的問題。
二戰之后，為了解決勞動力的需求，大量的移民開始涌入歐洲。這些移民大多數來自非歐洲文化圈(以穆斯林為主)，且本身經濟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比較低，帶來了不同的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六十年代的左翼階級政治平息下去之后，這種基于“族群”或“文明”的沖突越來越明顯地凸顯出來。 面對這樣一種“族群”之間的沖突，自由主義不愿意把移民作為一個整體來討論和解決問題。自由主義者眼里只有一種人——無差別的“公民”。他們反對任何的“群體”和“集體”的概念，認為這會損害個人權利。所以不應該通過賦予特殊權利來保護弱勢群體，而是應該賦予所有人無差別的“公民權”。但是這種法律上的權利平等一旦應用到現實中，就會引起極大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表現在階級、性別、文化、族群等等因素中。比如同樣是受教育權，富人和窮人之間、男性和女性之間、白人和黑人之間就會有很大的差別，不會因為法律上抽象的權利平等而消失。自由主義無力解決也不愿面對在抽象的“權利平等”之下存在的群體地位的不平等，福山的著作就集中地代表了自由主義者面對這種沖突時的態度。在福山看來，如果說自由民主制度還在某些非方面存在著不平等的話，那么這種不平等是從文化中產生的，而與政治制度和經濟因素無關。當代美國“所謂黑人‘下層階級’的處境就是如此”，雖然黑人已經獲得了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美國經濟也提供了雇傭機會，但是黑人生活不會有什么變化。因為在這樣一個“地位和身份幾乎由教育決定”的美國社會中(真的不用拼爹嗎?)，黑人在到達就學年齡以前，就已經背負著不幸，而這種不幸是由黑人的特殊的文化價值觀決定——這些黑人會覺得“街頭生活”會比中產階級美國人的生活更熟悉而更有魅力。如果說美國政府有什么錯的話，那一定是太過于自由和平等了，因為要解決造成黑人貧困的文化不平等問題，就必然“會削弱家庭的角色，增強他們對國家的依賴，反而愈發傷害了他們。”
與自由主義者相反，馬克思主義看到了這種個人主義的“權利”平等掩蓋了實質上存在于群體之間的結構性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不是因為純粹個人的原因造成的，而僅僅是因為你是某一個群體中的成員。這樣個人在社會中所遭受的不幸，就不可能通過個人奮斗來解決，而只能通過改變個人所屬的群體的命運。在階級、性別、種族等不同性質的“集體”中，馬克思主義把階級問題作為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最本質因素，而性別、文化、種族等不平等只是階級不平等的派生物，婦女、黑人、少數族群等之所以受到壓迫，是因為在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二十世紀的婦女解放運動、民族解放運動都是與馬克思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就，就是因為通過徹底的階級革命摧毀了舊的封建宗法秩序，而與中國國情相似的印度，雖然制定了很完善的關于男女平權的法律，但是由于缺乏這么一場階級革命，才有了世界上幾乎最高的強奸率。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從1964年之后越來越來越把黑人所遭受的種族壓迫與資本主義制度聯系在一起，黑豹黨直接把變革資本主義制度看做是黑人獲得解放的前提。而即使是民權運動中最溫和的馬丁路德·金，在其晚期也認識到了黑人的悲慘命運是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壓迫分不開的，他生命的最后時刻就在積極參與領導工人的罷工斗爭。
而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挫折的大背景下，“去階級化”成為全球的主流意識形態。無論福山和亨廷頓對未來的判斷是樂觀還是悲觀，他們都是在共同的前提下討論問題。“階級”已經退場了，以階級政治為基礎的變革方略已經被拋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如果這個自由民主的世界還存在問題的話，那一定是文化的問題，性別的問題，種族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包容、協商、對話來解決。“去階級化”也就意味著“告別革命”，不僅要告別十月革命，而且要告別“法國大革命”。這種“去階級化”的浪潮甚至影響到左翼內部，當拉克勞和墨菲提出消解本質主義意義上的“經濟”和“階級”概念的時候，階級政治也就和性別運動、族群運動等處在了同一水平線上，只是作為“激進多元民主”的其中一“元”而發生作用。
階級政治已經被棄如敝屣，而自由主義又不愿面對也無力解決西方社會日益嚴重的族群沖突問題。這個時候，文化多元主義就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承載了追求群體“平等”的愿望而被日益重視起來。與自由主義相比，文化多元主義者強調個人既擁有公民身份，也擁有特定的文化群體身份，不能簡單地用公民身份去掩蓋或化約文化群體身份。而與馬克思主義相比，文化多元主義者又不承認階級差別，只承認性別、文化族群等方面的不平等。在文化多元主義者眼里，黑人、女性、同性戀群體等弱勢群體所遭受的邊緣化，并不像自由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純個人原因，也不是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階級原因，而是因為他們作為一個差異性的文化群體沒有受到尊重。因而，當代政治需要的是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包容，要更加重視文化多元性和群體差異的權利，以彌補對集體權利的不足。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和“文化多元主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是在“去階級化”的前提下，把族群之間的沖突單純歸結為文化和文明的原因。亨廷頓是從事實層面，強調這種沖突的不可避免，而“文化多元主義”則是從價值層面試圖調和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使不同的文化、信仰和種族能夠在同一個共同體里邊和平共處，相互尊重。
在階級政治沉寂的同時，歐洲各國都普遍采取了文化多元主義來回應國內的移民問題和少數族群問題。但是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之后，文化多元主義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日益陷入困境。2005年之后，英國、法國等國相繼爆發了主流社會和穆斯林群體之間的暴力沖突。僅2010年，英國就發生了1200起反對穆斯林的襲擊事件。而今年年初的查理周刊慘案是這種沖突的又一次集中體現。2010年以來，歐洲各主要國家領導人都宣告了“文化多元主義”的破產。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演講中表示，德國構建“文化多元主義”的努力徹底失敗了，外國人能和外國勞工“快樂地并肩生活在一起”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英國首相卡梅倫認為，在多元主義政策指導下，英國政府鼓勵少數族群文化獨立發展，導致一些年輕的穆斯林走向個人極端主義，英國也因此面臨極端主義的威脅。因此，應該政府應該改變寬松的“國家多元文化論”，而采取一種更積極主動、更強有力的自由主義做法。法國原總統薩科齊認為，法國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失敗，雖然文化差異理應受到尊重，但外來移民必須讓自己融入法蘭西國民共同體。西班牙前首相阿茲納爾稱，文化多元主義政策未能成功整合該國境內的外來移民。
“文化多元主義”注定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因為這種表面上的“文化多元”和相互尊重，掩蓋了少數族群在經濟上與歐洲主流社會的巨大鴻溝，而這種鴻溝才是族群沖突的根源。穆斯林群體是目前歐洲失業率最高的社群，失業率比其他群體高幾乎三倍，而從事低端工作領域的穆斯林群體比例遠高于其他群體。與此同時，穆斯林移民大多數居住在大城市的郊區，居住條件落后，公共設施惡劣，教育資源稀少，陷入了階層固化的惡性循環。出生在法國的新一代穆斯林，發現自己即使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但仍無法通過努力而改變命運。在經濟上被劃分為嚴格對立的兩個社會的情況下，文化多元主義不僅不能幫助穆斯林群體認同、融入主流社會，反而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疏離感。
這種拋棄了階級視野的文化決定論，與其說是要解決問題，還不如說是遮蔽問題。面對日益嚴重的族群沖突，主流歐洲社會不是反思是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導致了穆斯林群體所遭受的經濟壓迫與生活貧困，而是歸結為尚未擺脫蒙昧的伊斯蘭文明和作為歷史終點的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于是歐洲所面臨的全部問題就轉變成了“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之間的二元對立，造成這種沖突的全部原因就歸結為“文化多元主義”對于一種落后的文明過于寬容。那么，很明顯，解決之道就是對于這種落后文明進行壓制與排斥。通過觀察近幾年歐洲的政治生態，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種趨勢。在法國，極右翼的“國民陣線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認為外來移民加劇了法國的失業狀況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國人的不安全感。而在德國，新納粹勢力也逐漸開始崛起，2013年極右勢力制造的仇外暴力案件數量增長了20.4%。就在《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前一天，德國爆發了3萬人的反“伊斯蘭化”抗議游行，打出“歐洲愛國主義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的標語。
而這種壓制與排斥必然會引起穆斯林等少數族裔更大的反彈，查理周刊式的恐怖主義和勒龐式的種族主義形成一種相互激勵的機制，未來的歐洲將會愈來愈陷入這種“文明”的沖突之中而不能自拔。再往前走一步，我們就可以看到希特勒的身影，未來的人們將不得不再一次在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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