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亞北非地區(qū)爆發(fā)“阿拉伯之春”以來，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顛覆了傳統(tǒng)權力中心。隨著中東政治強人的紛紛倒臺，在亂哄哄的中東變局中，一個名為“伊斯蘭國”(IS)，原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LS)的極端武裝組織異軍突起，其在伊拉克發(fā)動襲擊行動，屢屢得手，勢如破竹。武裝分子攻城略地，直逼巴格達，揚言進軍麥加，取代沙特政權，甚至威脅血洗美國，對美國在中東和本土的核心利益和霸權構成威脅。如果不加以遏止，其構成的威脅將遠遠超出中東地區(qū)。任何長期對抗歷史的演進，總會伴隨著意外情況發(fā)生。在敘利亞危機中一直采取“不作為”政策的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在內外壓力下，一改此前在“伊斯蘭國”(IS)問題上猶豫不決的態(tài)度，宣布與該組織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繼2014年9月8日開始對伊拉克境內“IS”據點發(fā)動空襲后，又在9月28日對敘利亞境內多個目標進行空襲，使原本硝煙彌漫的敘利亞戰(zhàn)場越發(fā)撲朔迷離。美國又回到了小布什“反恐戰(zhàn)爭”的起點，開始了一場新的前途未卜的戰(zhàn)爭冒險。
一、美國要為“IS”興起承擔責任
美國歷來自視為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隨著美國全球霸權思想的急劇膨脹，美國一直以來在世界各地指手畫腳，2003年對伊拉克發(fā)動的戰(zhàn)爭就是美國實現全球霸主的結果。美國發(fā)動戰(zhàn)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從根本上改變了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卻并沒有實現美國所設想的結果。戰(zhàn)后的伊拉克，步履蹣跚地按照美國設計的民主路線圖完成了制憲進程和議會選舉，但伊拉克的民主化進程并沒有按美國的意愿發(fā)展，反而從一場危機走向另一場危機，導致該國陷入政局動蕩，引發(fā)了一系列教派殺戮。戰(zhàn)爭把伊拉克變成了“伊斯蘭國”的前身———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的庇護所和招募基地。2011年美軍撤離伊拉克留下安全真空，這意味著伊拉克治安當局在沒有美軍參與的情況下，自己單獨承擔反恐安全防務。馬利基政府領導的伊拉克安全部隊未能有效地填補美軍撤離后留下的真空，破壞了原有的力量平衡，造成暴力和恐怖主義加劇，讓蟄伏已久的恐怖勢力蠢蠢欲動，有機可趁。奧巴馬一度認為，將美國的重點轉向太平洋地區(qū)，是他為美國優(yōu)先考慮的“再平衡”政策所做的最大的長期貢獻。曾擔任奧巴馬國家安全顧問的湯姆·多尼隆曾這樣描述，我們接手了這樣一個世界：對中東投入過多，而對亞洲投入過少。在實施“再平衡”政策的時候，奧巴馬提出，美國的長期經濟利益和繁榮取決于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言外之意，中東地區(qū)則是一個經濟累贅和軍事負擔。由于美國舉棋不定的中東政策使“IS”有可能浴血崛起，美國迄今為止沒有明確的戰(zhàn)略，以對付極端分子和應對他們宣布的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要建立的國家。美國所做的一切是，只要是反對派就支持，制造動蕩，讓沖突繼續(xù)，極端分子可以利用敘利亞沖突和伊拉克的宗派緊張局勢，集結起更多的戰(zhàn)斗力量，在有戰(zhàn)略意義的地區(qū)奪取并控制比其他任何恐怖組織都多的地盤，這從客觀上幫了“IS”的忙。
由于奧巴馬不愿意卷入敘利亞內戰(zhàn)，“IS”得以比較容易地整頓人馬，并獲得戰(zhàn)斗經驗。“IS”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是“基地”組織的失敗所致。自美國發(fā)生“9·11”恐怖襲擊以來，“基地”組織一直沒有取得任何重大勝利。與此同時，在與敘利亞政權的戰(zhàn)斗中經受磨練的“IS”武裝人員，卻在伊拉克發(fā)動閃電般軍事襲擊，把伊拉克安全部隊打得潰不成軍。在“IS”的勢頭蓋過“基地”組織的過程中，美國的反恐戰(zhàn)略無意中幫了忙。
2011年敘利亞發(fā)生民主抗議活動，并很快轉變?yōu)榉凑溲b起義。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和土耳其認為顛覆伊朗和真主黨(這兩者是他們的地緣政治對手)關鍵盟友的機會到了，于是開始向反對派武裝提供武器。隨著內戰(zhàn)加劇，極端組織加入了戰(zhàn)局，打擊所謂世俗政權，并獲得美國及其地區(qū)盟友提供的大批資金和武器。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東展開干預行動，加上沙特和卡塔爾等地區(qū)角色的影響，“IS”和支持敘利亞人民圣戰(zhàn)者陣線這樣的極端組織一直在獲得幫助，為之前缺乏堅實群眾基礎的極端分子在美國提供物資支持打造了庇護所，對整個地區(qū)構成了威脅。到底誰要為“IS”的興起承擔責任，美國及其盟友只需照照鏡子就知道了。
二、西方青年熱衷投奔“IS”的原因
一身黑衣的“IS”恐怖分子，用匕首殘忍割下美國記者詹姆斯·福利的頭顱，這段血腥視頻發(fā)布后，震驚全球。更讓人震驚的是兇手是一個操倫敦口音，年齡不超過30歲的英國年輕人。有關材料顯示，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攻城略地的“IS”分子，其實有不少人是來自西方國家的年輕人。這些極端主義分子在給伊拉克和敘利亞民眾造成巨大傷害的同時，其殘忍的觀念意識也讓西方國家感到恐懼。據統(tǒng)計，奔赴中東加入“IS”的西方人已經從最初的上百人驟增到數以千計，很多是青少年，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非穆斯林國家。不僅英國，其他西方國家也有不少人赴中東加入“IS”，且不僅僅是穆斯林裔移民。迄今為止，大約至少3 000名美歐公民前往中東國家參加包括“IS”在內的極端組織，這些激進的年輕人涉及15個西方國家，其中以英、法居多，也有一些人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國。
“IS”的領導層主要是伊拉克人，也有敘利亞和其他海灣國家的“圣戰(zhàn)者”，而加入激進組織的西方人主要是年輕穆斯林，不少人被當作“炮灰”。這些人背景不同，動機各異，有人為了冒險，有人為了“理想”，有人深諳激進“事業(yè)”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有人一無所知，僅是被“IS”的“好萊塢式暴力”所吸引。
“IS”之所以受到西方年輕人青睞，與以下原因有關。
首先，長期以來，阿拉伯裔穆斯林在歐洲社會的生活被邊緣化，年青一代穆斯林移民缺乏身份認同和歸屬感。他們雖生在西方，卻不認同西方，感覺受到壓迫，充滿怨憤，沒有目標，大多數是在受教育方面處于弱勢的群體。他們在歐洲的境遇不佳，這種心理使這些年輕人滋生了極端思想，很容易被卷入極端勢力。比如被“IS”或跟“IS”有關聯的伊斯蘭極端組織“釣魚”，在中東地區(qū)能找到“我們”這種歸屬感和更大的目標和生命的意義。
其次，中東政治和宗教格局盤根錯節(jié)，許多生活在西方的青年穆斯林認為該地區(qū)所有的麻煩都是西方造成的，因此對西方充滿怨恨。可以說，西方對伊斯蘭政策的失敗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第三，西方穆斯林族群中的激進化問題長期存在，尤其容易受媒體危言聳聽描述的影響。許多年輕穆斯林因某種原因覺得西方的生活無聊和沒有成就感，因此很容易被戰(zhàn)斗生活吸引。他們認為，這種為事業(yè)所激勵的戰(zhàn)斗生活更富于冒險性和刺激性。
第四，人權組織的調查顯示，許多西方國家存在對穆斯林的歧視問題。雖然社會有共識，不應該存在種族歧視，但在信仰歧視上，社會上卻沒有這種認同，特別是針對伊斯蘭教的歧視。移民社區(qū)，尤其是穆斯林社區(qū)如何融入當地社會，一直是英法等西方國家的頭疼問題。
第五，“IS”嚴格執(zhí)行伊斯蘭法，成員的一舉一動必須在伊斯蘭法的規(guī)定之下，而這一點也成了吸引對宗教一知半解的西方年輕人的原因。很多從北歐來的年輕人，尤其是不合群的15歲至17歲的男青年，受為“事業(yè)”而戰(zhàn)的觀念影響很深。只要加入“IS”，就能獲得汽車、槍支和金錢。他們之前的人生都叛逆頹廢，跟家庭關系很差，但來中東之后卻表現良好，遵守規(guī)矩，他們大多對權威絕對服從。
第六，對西方年輕人，“IS”有一套精準有效的宣傳手段，他們利用推特、臉書和一些中東本地社交網站，引誘在西方國家長大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年青一代加入極端組織。對于極端分子來說，社交網絡比清真寺更能夠有效招募年輕人，“IS”的“圣戰(zhàn)”宣傳理念非常能吸引他們投身這場戰(zhàn)爭。一些年輕人甚至希望“殉教”，覺得這是個冒險的好機會，是從充滿束縛的家中逃離的機會。這些歐洲年輕人加入極端組織后，進入了一個與他們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還有很多人自己也搞不清楚為什么會來敘利亞。幾乎很少有人對這場戰(zhàn)爭有深刻的理解，當然，他們也不感興趣。根據美國情報部門的信息，目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總共有大約1.2萬名外籍武裝人員在為“IS”效力。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統(tǒng)計了一個最新的數據：在奧巴馬宣布對“IS”展開空襲行動后，又有至少162名來自全球各地的新成員加入了“IS”在敘利亞東部的訓練營，其中能確定身份的有4人來自澳大利亞，15人來自其他阿拉伯國家。對于這場新的戰(zhàn)爭，美國前駐伊拉克大使詹姆斯·杰弗里分析稱，“IS”是一個基于某種宗教意識形態(tài)的組織，美國想要徹底摧毀這種意識形態(tài)，目前看來不太現實。而且隨著“IS”在其占據的領土上不斷發(fā)展壯大，這種意識形態(tài)會感染越來越多的當地居民。國際社會現在是在與時間賽跑，阻止“IS”的進一步擴張。從美國對“IS”目標實施空襲的效果來看，僅僅通過軍事手段無法擊敗未來的哈里發(fā)，還需在意識形態(tài)的戰(zhàn)場上打垮他們。“IS”體現了一種狂熱的理念，促使野蠻和癡心妄想的野心不斷膨脹。要從根本上防止更多年輕人加入極端組織，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要從社會入手，防止穆斯林進一步被邊緣化。阿拉伯世界的振興需要以非狂熱和建設性態(tài)度來解讀伊斯蘭教歷史，這是擺在世界面前的意識形態(tài)挑戰(zhàn)。
三、“伊斯蘭恐懼癥”引領美國中東外交
“阿拉伯之春”為各種各樣的勢力創(chuàng)造開展競爭的政治活動空間———宗教極端主義勢力與世俗派、遜尼派與什葉派、遜尼派內部意識形態(tài)分歧以及庫爾德分裂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之間發(fā)生沖突。但美國更傾向于將其關注的焦點集中于伊斯蘭主義政黨，擔心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發(fā)展損害美國利益，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國的中東外交一直為“伊斯蘭恐懼癥”(簡稱“恐伊癥”)所籠罩。冷戰(zhàn)結束后趨于膨脹的“伊斯蘭恐懼癥”因“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爆發(fā)而達到高潮，并反過來為美國霸權的新一輪擴張?zhí)峁╅g接的意識形態(tài)支撐。“IS”武裝分子近期在中東顯示出可憎的野蠻與殘暴，已奪去敘利亞、伊拉克和黎巴嫩數千無辜生命，不僅影響了在美歐等西方社會被廣泛流行的“伊斯蘭恐懼癥”情緒，也令整個國際社會感到震驚和不安。“恐伊癥”實質上代表著一種思維定勢，將各種涉及穆斯林的社會問題和公共危機，統(tǒng)統(tǒng)簡化為“伊斯蘭威脅”，其最極端的表現是聲稱伊斯蘭教信仰本質上就是“反西方”和“反現代化”的，并認為穆斯林是潛在的“麻煩制造者”。由于美國社會業(yè)已存在的“伊斯蘭恐懼癥”思維定勢，更通過國內輿論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產生影響。“IS”發(fā)展成今天的規(guī)模，是因為美國的中東政策以及地區(qū)各國錯誤政策和誤判所致。要解決這個恐怖威脅，必須理清所有錯誤之間關系、剝離過去的中東政策。而美國面臨的挑戰(zhàn)是，當前的危機破壞了美國過去的政策假設，為消除這個恐怖威脅，美國必須放棄它目前的中東政策。由于美國的攪局，中東問題越來越復雜化。美國2011年撤軍后，伊拉克混亂局面沒有改變，阿富汗政治解決前景黯淡，巴以和談難以取得進展，敘利亞危機膠著，全面解決伊朗核問題難度不小，地區(qū)恐怖主義形勢嚴峻，埃及局勢仍不確定。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地分散了美國的精力，打亂了美國的戰(zhàn)略部署。雖然奧巴馬承認“從長遠來看敘利亞的和平仍需要一個政治解決方案，不能單憑武力”，但自其繞開聯合國進行空襲并公開支持敘利亞“溫和反對派”，實際上就已偏離政治解決這一問題的道路。奧巴馬政府已將打擊恐怖主義拖向另外一個更為危險的境地，在打擊“IS”的過程之中，再次犯下了歷史性錯誤，一場更大范圍的危機似乎正在醞釀當中。并且至少從現在來看，通過空襲方式解決“伊斯蘭國”問題仍遙遙無期，并且前途未卜。
鑒于奧巴馬對烏克蘭、加沙和敘利亞危機的處理已導致其對外政策在國內飽受詬病，他可經不起再次遇到重大挫折了，因為他的第二個任期即將過半，其政治遺產也呼之欲出。有分析認為，美國加大在中東的介入力度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因為他們已經承認，美國的中東戰(zhàn)略并沒有給地區(qū)帶來和平和穩(wěn)定，那里不斷出問題。但顯然可以預見的是，美國無法阻止中東分裂趨勢，它所能做的就是努力限制這一趨勢的負面影響。
【作者】顧正龍(1942-)，男，上海人，新華社高級記者，研究員，西北民族大學中東文化研究所兼職教授，主要從事中東問題研究。
【來源】《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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