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與大國地緣戰略新態勢

從2004年的“橙色革命”到2014年國內動亂的迅速升級，充分體現出烏克蘭危機的歷史延續性和必然性。應該看到，這兩次危機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有著密切聯系的一次整體危機的不同階段，本文旨在考察2014年以來烏克蘭危機的一些特殊現象，希望從地緣戰略理論層面進行總結。烏克蘭危機是長期積累的國內政治認同危機、地區發展差異以及大國地緣戰略博弈共同作用的結果，但從本質上看背后是美國這個海上強國和俄羅斯這個陸上強國地緣戰略實力的全面較量，因此應該透過危機深入考察美俄地緣戰略博弈的新變化。西方地緣戰略理論發展至邊緣地帶理論以來幾近陷于停滯，原因之一是美俄兩國先天地理條件所限。美國海權雖然強大，但對于遙遠的歐亞大陸中心地帶依然鞭長莫及，在當前國力相對衰落的背景下更顯得力不從心。雖然俄羅斯國力也大不如蘇聯時期，但在周邊陸權領域依然表現出強大的防守能力。這種海陸二元對立的傳統地緣戰略態勢在此次烏克蘭危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但同時又表現出新的特點。

西方地緣戰略理論發展停滯不前的另一原因是冷戰時期美蘇二元對立的經濟體系將海陸兩強地緣戰略固化下來，但在后冷戰時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市場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正逐漸打破這種二元對立，將海陸強國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地緣經濟力量由此崛起。傳統地緣戰略中“你輸即我贏”的零和博弈正轉變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非零和博弈，貿易、投資、金融、產業布局、能源通道、自貿區安排等多種經濟要素已成為大國地緣戰略的重要內容。從這一理論視角觀察，可以發現烏克蘭危機已經由初期的地緣政治博弈轉變為美俄兩國全面的地緣經濟博弈，這不僅預示著烏克蘭危機和美俄關系的長期性與復雜性，也為中國運籌周邊地緣戰略提供了重要參考。

一、烏克蘭危機暴露美國海洋霸權限度

在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主導的當代世界，海權一直是許多戰略家推崇的對象，他們認為英美兩國之所以能建立全球霸權是由于擁有強大的海權。但是海權是有限的，并非擁有強大的海軍就能稱霸世界。馬漢在《海權論》開篇就談到“海軍對那個時代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的決定性影響”，但也承認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包括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疆域范圍、人口數量、民族特性和政府性質。 在此基礎上，海洋強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戰略目標，并巧妙地使用戰略資源以實現此目標。以鼎盛時期的英國為例，其作為海洋霸權國的主要目標包括：第一，保護英吉利海峽防止外敵入侵；第二，保護英國海外貿易和鼓勵殖民地發展；第三，阻止任何歐洲強國取得歐陸霸權。 美國在繼承英國海洋霸權的基礎上，將選擇性干預作為當代一種重要戰略思想。在羅伯特·阿特看來，這種戰略要求美國把戰略資源特別是軍事資源投到最重要的地區，包括歐洲、東亞和中東，并只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使用武力，比如為了生死攸關的利益，或者阻止某國內部大屠殺。當民主國家提出要求時則應進行低成本、快捷的干預，并將自己置于有較少利害關系的國家和地區之外。

根據此戰略可以發現美國在本次烏克蘭危機中與俄羅斯戰略博弈時的一些優勢：第一，占據國際法和道義優勢。克里米亞入俄的最關鍵問題是俄羅斯對一個主權國家領土的強行改變，有違反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嫌疑。盡管有科索沃獨立在先，但這未必意味著俄羅斯擁有可以改變其他主權國家領土的權利。如果這一行為得到普遍認可，那么干涉內政和領土變更就可能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規范”，這是對當代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嚴重挑戰，美國正是借此爭取到國際社會的道義支持。

第二，親西方勢力掌握烏克蘭政權。西方國家長期對烏克蘭親西方勢力給予資助，使其能夠發動政變推翻亞努科維奇政府。目前以波羅申科為總統的烏克蘭政府表達了明顯的親西方意愿，希望加入北約。波羅申科于2014年11月24日在與來訪的立陶宛總統格里包斯凱特會晤后共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烏克蘭當局制定了為期至少6年的計劃，以便烏克蘭通過不懈努力能夠符合加入歐盟和北約的標準。他指出，對烏克蘭加入歐盟提出的改革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與加入北約的要求是一致的。

第三，北約的軍事威懾。雖然烏克蘭不是北約成員，但北約在東歐前沿的存在仍然是威懾俄羅斯的強大力量，可以防止俄羅斯采取進一步軍事擴張行動。

盡管有上述優勢，但對美國而言，要加大對烏克蘭危機的干預力度仍有困難。一般而言，選擇性干預戰略的實施還必須基于三個條件：第一，堅實的國內經濟基礎；第二，龐大且穩定的聯盟支持；第三，打擊對象都是中小國家，并且不與主要大國進行正面交鋒。這三個條件構成了美國基于海洋霸權進行軍事干涉的前提，只有滿足了這三個條件或至少兩個條件，美國才有可能進行軍事干預。原因在于，堅實的國內經濟基礎為美國提供了足夠的戰爭經費，龐大且穩定的聯盟支持可以分攤戰爭成本、減少美軍傷亡，同時獲得國際合法性。因此，擴大盟友數量不只是出于經濟考慮，即使在美國霸權最為鼎盛的時期也是如此，如二戰后初期的朝鮮戰爭和喬治·布什總統時期的海灣戰爭。最后，選擇小國而避免與大國正面交鋒顯然符合美國“低成本、快捷”干預的原則。因此，作為海洋霸權國家，美國的軍事干預相當程度上依賴強大的海軍和空軍的遠程投放能力，以對目標進行密集高強度的空中打擊為主要手段。但是，這些因素在本次烏克蘭危機中都不存在。

首先，受到金融危機的打擊，當前的美國經濟已無法支撐一場如此遠距離的大規模軍事行動。2014年3月5日，正值美俄就烏克蘭危機博弈處于高度緊張狀態之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向國會提交了2015年度國防預算。雖然總數仍然高達4,956億美元，但與2014年相比有所下降，特別是在阿富汗戰爭進入尾聲的背景下，海外戰爭經費還將下調。總體來看，該預算的主題還是精簡人員，提升美軍靈活反應能力，在地緣政治上則仍將“亞太再平衡”戰略置于突出位置。 但美國國防部高官也表示，由于國防預算壓力，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根本“不可能發生”。 2014年第一季度美國經濟負增長2.9%的表現也從側面證明了經濟不振對于美國在烏克蘭危機之初采取軍事行動的掣肘。盡管第三季度經濟增長5%，失業率下降，但美國服務業和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2014年底消費增長更多是節日消費拉動，美國經濟是否正式步入復蘇軌道并不清晰。 在此背景下，處于奧巴馬政府安全戰略次要地位的烏克蘭就更缺少美國采取軍事行動的理由。

其次，同樣由于金融危機，美國的歐洲盟友深陷經濟困境。其中最為重要的德國是俄羅斯第三大貿易伙伴，而俄羅斯超過三分之一的天然氣和原油銷往德國。所以，德國不想在經濟危機時損害與俄羅斯日益緊密的經貿關系，也不會對俄采取強硬政策。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曾負責俄羅斯問題的美國前國家情報官員菲奧娜·希爾（Fiona Hill）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美國在選擇武力應對烏克蘭問題上確實處于兩難境地，而且歐洲盟友普遍希望尋求政治解決。 2015年1月1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就烏克蘭問題再次通電話，兩國領導人再次強調愿繼續推動烏克蘭東部問題和平解決。 之后俄、德、烏、法四國外長會議的召開充分體現出歐洲國家不愿意受限于美國，希望獨立與俄羅斯協商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意圖。這使得美國很難獲得一個龐大而穩定的聯盟。而這一點對于英美這樣的海權國家來說又至關重要，“因為歷史上英國歷次重大戰爭的勝利不僅歸功于英國的制海權，同樣歸功于英國的大陸盟國為此作出的不懈努力。” 這一點對于今天的美國同樣適用。

最后，之前美國進行空中打擊的國家大都不是俄羅斯的核心利益。盡管克里米亞屬于烏克蘭，但無論從歷史文化還是現實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看，其與俄羅斯都有著密切的聯系，而且實際上其本身更傾向俄羅斯。換言之，美國如果空襲克里米亞就等同空襲俄羅斯，而且不得不在遠離本土的情況下，單獨與俄羅斯這樣一個強大的陸上強國正面交手，這顯然不符合美國作為海洋霸權國的利益。

總之，海權的內涵遠不止于在海洋上的權力，而且必須考慮權力的限度。喬治·凱南就曾警示美國決策者：“當談論責任時，必須考慮我們國家能力的限度和承擔責任的成本。必須認識到世界上有些問題我們沒有能力去解決，即使參與進去也沒有多少幫助，因此就讓他們自己去解決吧。” 由于海洋國家依賴海洋，因此才更需要以強大的國內經濟基礎作為堅實后方，以團結的盟友相互依靠，最后選擇攻擊成本最小的對手進行速戰速決式的軍事行動，這些都構成了凱南所說的美國國家能力的限度，并在此次烏克蘭危機中暴露無遺。相反，作為陸上強國的俄羅斯，雖然在盎格魯—撒克遜海洋文明主導的世界中略顯頹勢，但當面對烏克蘭危機這種周邊地緣戰略博弈時，其傳統的陸權優勢則被彰顯。

二、烏克蘭危機彰顯俄羅斯傳統陸權優勢

麥金德曾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指出：“歐亞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牧民縱橫馳騁，而今天又即將布滿鐵路的地區，不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樞紐區域嗎？那里從古到今，一直擁有適合一種具有深遠影響而又局限性質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機動性的各種條件。現在俄國……占領了原有德國掌握的在歐洲的中心戰略地位。……它的現代鐵路機動性的充分發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麥金德作為海洋性國家的學者，卻將目光投向了廣袤的歐亞大陸深處，認為擁有強大陸權的國家才能贏得世界，這充分體現了20世紀初期英國基于海上優勢的世界霸權開始衰落之時產生的危機感和對新興陸權國家優勢的畏懼。基于麥金德的論述，今天俄羅斯相對于美國的地緣戰略優勢集中表現在，前者依托橫跨歐亞大陸的領土面積，集中資源牢牢控制周邊地區戰略要沖，以堅定的政治意愿和強大的軍事能力對任何可能侵犯其邊境的敵人保持足夠的、可靠的戰略威懾，并在必要時予以堅決回擊。這一戰略的前提基礎在于俄羅斯擁有獨一無二的廣袤國土，這既為其提供了巨大的戰略縱深，也大大增加了其海外擴張的成本。更為重要的是，不同于英、美、日等海洋國家具有天然海洋屏障，烏拉爾山以西的俄羅斯核心地區緊鄰戰事多發的歐洲東部邊界。因此，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證自己的漫長邊界和近鄰地區不受侵犯。相對于普通面積的大國而言，俄羅斯僅此一項任務就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和精力。

正因為如此，俄羅斯在崛起過程中沒有像西方列強一樣爭奪海外殖民地，而是扎扎實實地向周邊地區擴張，并不斷夯實自己的周邊安全地帶。自“賤賣”阿拉斯加之后，“俄國人（不管是沙皇俄國還是蘇聯的版圖）基本都在目前的版圖邊界內外徘徊，其目標都是為了獲得不凍港出海口。但不管其如何沖撞，幾百年來，俄國的領土范圍迄今沒有在向西方向走出波羅的海，向南方向走出黑海和阿富汗，向東方向也未伸入西太平洋的東海”。 這說明，“俄羅斯的擴張能力基本為其巨大的版圖所銷蝕，其國家擴張能力的極限大體與其國家版圖相吻合。在這個規律下，俄羅斯國家版圖與其擴張能力正好成負相關的關系，即俄羅斯的擴張因其巨大的國家版圖而不堪一擊，而大版圖又使俄羅斯人的自衛即守土能力堅如磐石。”

俄羅斯強大的守土能力歷史上曾在面對拿破侖和希特勒的進攻時體現得淋漓盡致，現在又重現于和美國較量的烏克蘭危機中。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以周邊地區為安全戰略第一目標，并始終將獨聯體國家視為其安全的首要保證。普京總統更表示，在蘇聯版圖上“深化一體化進程”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并對獨聯體國家實行“芬蘭化”政策，即允許其國內政治制度各異，但在外交上必須倒向俄羅斯，否則就像對格魯吉亞一樣果斷出兵。 為此，俄羅斯試圖通過關稅同盟、《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等經濟和安全一體化措施將獨聯體建設成為一個聯系更加緊密的聯邦，一方面獨聯體其他成員高度依賴俄羅斯，另一方面俄羅斯又不必進行領土擴張，在形式上類似于歐盟（EU）的東歐經濟共同體（EEC）。

而在獨聯體國家中，烏克蘭既是俄羅斯文明的發祥地，在現實中又是俄羅斯重要的安全緩沖區，克里米亞不僅是俄羅斯大國地位的重要象征——黑海艦隊——駐地，而且在1918年就曾劃歸俄羅斯，到1954年為紀念烏克蘭哥薩克與俄羅斯結盟300周年才被劃歸烏克蘭。但克里米亞人口中俄羅斯人仍占絕對優勢，雖然烏克蘭語是其官方語言，但絕大多數人認為俄語是其母語，在民族情感上完全倒向俄羅斯，連剛剛出獄就赴烏克蘭一線號召反俄的俄羅斯石油寡頭霍多爾科夫斯基都直言，克里米亞對俄羅斯人來說是圣地。因此，與烏克蘭的關系也成為俄羅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克里米亞儼然成為俄羅斯的核心國家利益。因此，普京在克里米亞全民公投前兩周就已經通過最小范圍的“戰時內閣”會議做出決定要將其納入聯邦， 這充分說明其志在必得的決心和信心。

同時應該看到，美國以民族自決為由強行推動科索沃從塞爾維亞獨立，對于俄羅斯人占絕大多數的克里米亞而言起到明顯的“示范”作用，也成為這次普京回應西方的有力武器。普京在批準克里米亞入俄的講話中指出：“克里米亞政府還有科索沃這一先例，這一先例是我們的西方伙伴自己制造的，親手制造的，它和克里米亞現在的情況完全一樣。他們承認科索沃從塞爾維亞獨立出來是合法的，并向所有人證明，科索沃獨立不需要得到任何中央政府的允許。” 正如米爾斯海默所言，在烏克蘭危機上美國堅持“后民族國家”的自由主義理念，而普京則堅持現實主義理念，因此俄羅斯是維護國家利益的防御性行為，危機的錯誤在西方。 在此背景下，俄羅斯才會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初期比美國更加從容應對，包括秘密接納亞努科維奇，及時在西部邊境進行軍事演習，并通過媒體向世界展示普京總統視察部隊時的自信形象，然后由聯邦委員會通過總統出兵提案，黑海艦隊在克里米亞采取行動。最后的結果是，俄羅斯并未采取大的軍事行動就掌握了對克里米亞的絕對控制權，將自己的力量恰當維持在最能發揮作用的邊界上，直至最后通過公投收回克里米亞。在夯實西南邊境安全基礎上，俄羅斯并未過度使用武力走出黑海，而是表示沒有意圖出兵或兼并克里米亞，希望與西方就烏克蘭問題進行談判特別是保持與烏克蘭的經濟聯系。至此，普京總統在與西方的博弈中保持了明顯的主動性，以至于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在國會嚴厲批評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對于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軍事行動因嚴重情報失誤導致反應不及。

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曾指出，“民族國家仍是國際關系的基本單位。盡管大國民族主義的減退和意識形態的淡化已減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分，核武器又大大地限制了武力的使用，基于領土考慮的競爭仍在世界事務中占主導地位，只是現在的方式往往比過去文明了一些。在這種競爭中，地理位置仍是決定民族國家對外政策優先目標的出發點。國家領土面積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標準。” 可見，即使在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主導的21世紀初期，領土政治依然是國際關系的重要內容。尤其在涉及國家安全時，依托自身地緣優勢爭取主動對于大國來說仍然顯得格外重要。俄羅斯在這次與美國的地緣戰略博弈初期之所以能夠勝出，正是由于其充分發揮了陸上強國擅長運用周邊地緣政治的優勢。在準確評估美國國力下降和烏克蘭僅屬于其邊緣利益的基礎上，對克里米亞這樣的核心利益以高調軍事威懾方式表現出堅決捍衛的決心，但又不過度使用權力，同時在危機中始終與西方國家保持對話，既展示了建設性的一面，又將俄羅斯的意圖準確傳遞給對手。在軍事沖突得以控制的前提下，世界市場帶來的復合相互依賴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聯動效應使美俄關于烏克蘭危機的博弈轉向了地緣經濟領域，這不僅拓展了傳統地緣戰略的內涵，也預示著美俄戰略博弈的長期性與復雜性。

三、烏克蘭危機與美俄地緣經濟博弈

地緣經濟學認為，“在新的地緣經濟時代，國際爭端的起因及其對抗手段一般都限于經濟范疇；即使經濟摩擦轉化為政治沖突時，解決沖突的手段也往往借助于經濟武器。……以經濟手段來解決政治沖突，這就限制了沖突升級的范圍，即限定在雙方經濟風險可以承受的范圍內，甚至要考慮到全球和區域經濟可以承受的范圍。” 因此，考慮到美俄在黑海直接軍事對抗的成本將超出兩國甚至國際社會的承受范圍，從長期來看，由于不能確定對俄羅斯直接經濟制裁的有效性， 美俄將圍繞烏克蘭展開深入的地緣經濟博弈，主要表現在通過加大援助、投資、貿易和金融便利、派出專家指導改革等方式幫助烏克蘭恢復經濟，以增強對其未來發展的控制力。

實際上普京十分看重經濟在外交中的作用，他在1999年被任命為總理時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解決當時俄羅斯的金融問題。2006年，普京總統曾向俄羅斯安全部門指出，軍事安全的水平直接取決于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的速度，并在向杜馬和聯邦委員會發表年度演說時反復強調社會經濟的恢復對于更積極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并得到俄羅斯社會精英的贊同。 2013年2月，普京針對美國推行第二階段導彈防御部署在俄國防部會議上表示，俄羅斯的戰略優先次序是歐亞一體化發展、建立歐亞經濟聯盟、在上合組織及“金磚國家”框架內深化伙伴關系。 這說明在歐亞大陸的地緣經濟戰略已成為俄羅斯與美國博弈的重要手段。具體到烏克蘭，俄羅斯更具有天然優勢。由于地理上緊鄰，在蘇聯時期又長期進行不對等分工，目前烏克蘭對俄羅斯的經濟依賴非常嚴重，這從雙方的貿易關系可見一斑（表1）。
 

表1：2000—2011年俄羅斯和烏克蘭雙邊貨物貿易比重（%）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網站兩國貿易數據計算整理制作，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tatis_bis_e.htm?solution=WTO&path=/Dashboards/MAPS&file=Map.wcdf&bookmarkState={%22impl%22:%22client%22,%22params%22:{%22langParam%22:%22en%22}}。
 

表1顯示，新世紀以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出口和進口比重都遠遠超出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比重，二者形成了一種嚴重不對稱的經濟依賴關系。雖然俄羅斯從烏克蘭進口大量農產品，但烏克蘭也高度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給。因此，烏克蘭在雙邊經濟關系上對俄羅斯缺乏實質性的影響，若以能源為主要標志，俄羅斯則享有極為顯著的經濟優勢。 早在2001年，普京就十分重視俄羅斯對烏克蘭的經濟控制力，據稱當時有60%的烏克蘭企業與俄羅斯公司合作。2001年11月，俄羅斯與烏克蘭簽署自由經濟區協議。到2002年，烏克蘭50%的產業已經為俄羅斯資本所有。 基于這一絕對優勢，俄羅斯可以在烏克蘭未來經濟重建中掌握主動權，尤其是可以進一步利用能源杠桿通過烏克蘭通道撬動整個歐洲地緣政治經濟。盡管烏克蘭和歐盟也可以通過增加過境費和開辟新能源通道進行反制，但短期內俄羅斯仍將是歐盟最主要的能源供給國。

在本次危機中，俄羅斯副總理德沃爾科維奇（Dvorkovich）曾表示，俄羅斯希望與烏克蘭企業保持穩定的合作關系。 俄羅斯政府還表示向克里米亞投資400億盧布用以支持其工業和經濟基礎設施的發展，主要包括與國防工業、機械制造和船舶維護（包括俄羅斯黑海艦隊的艦船）相關的企業。 烏克蘭東部地區武裝獨立后，俄羅斯與其進一步加強了聯系，從2014年8月開始向該地區提供人道主義援助。2015年1月8日，第十一批共1,400萬噸援助物資送達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其中包括食品、藥品、急需品以及為孩子們準備的俄羅斯東正教圣誕節禮物。 另外，俄羅斯總統普京對國家自主性和權力集中的強調將有利于俄羅斯現代化戰略的實施，因為“縱觀俄歷史，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時期都非常重視向先進國家學習，但均沒有條件獲得先進國家的幫助。但恰恰在這兩個被視為‘最專制’的時期，卻是俄國家發展最迅速的時期。” 這將為烏克蘭經濟提供更多機遇，俄烏經濟一體化程度也將進一步提高。

對于美國而言，由于在地緣關系中處于劣勢，只能以增加援助和派出專家作為其加強對烏克蘭經濟控制的主要手段。在危機發生后不久，美國官方就曾表示向烏克蘭提供10億美元貸款擔保以緩解因削減能源補貼對民眾造成的影響，同時還將派出專家幫助烏克蘭國家銀行穩定金融系統和市場，同時幫助改革能源部門。 2014年12月，美國又加大對克里米亞的制裁，禁止向克里米亞地區投資并從這一地區進出口貨物、服務和技術。 這說明美國非常看重在烏克蘭危機中經濟制裁的針對性，希望削弱俄羅斯在其傳統勢力范圍的影響。

另外，地緣經濟與國際經濟體系密切聯系，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機制也成為其與俄羅斯展開地緣經濟博弈的重要手段。首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危機發生后立即表示已做好援助烏克蘭的準備，世界銀行也宣布向烏克蘭提供30億美元援助。奧巴馬總統更明確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站在援助烏克蘭的前沿，通過大規模金融和技術援助幫助烏克蘭進行堅定的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以盡快恢復經濟。 其次，不排除美國利用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規則優勢直接支持烏克蘭對剛加入的俄羅斯提起貿易訴訟。最后，以爭奪世界貨幣控制權為核心的“幣緣政治”已成為左右當代全球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杠桿， 而美元霸權并未因金融危機而喪失，仍是世界儲備貨幣，這為美國通過人為調控以美元計價的石油價格打擊俄羅斯提供了條件。新任美聯儲主席耶倫上臺后，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以及美元升值預期都為油價下跌提供了空間，這對俄羅斯外匯儲備和財政收入帶來的沖擊不可小覷。

總之，美國作為典型的海洋霸權國家，其本質并非只是擁有強大的海軍，西班牙、俄羅斯、德國、法國都曾擁有強大海軍，為什么只有英國和美國建立了真正意義上持久的全球霸權，因為“對于世界經濟的主導能力和制度創新能力是決定海權能否長久存續與發展的支撐性要素”。 美俄圍繞烏克蘭展開的地緣經濟博弈，歸根到底還是兩個國家的制度創新能力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本國對世界經濟掌控能力的較量，這也是在后冷戰時期美俄意識形態對抗的本質。

四、烏克蘭危機的全球地緣戰略影響

奧巴馬總統上臺后，美俄關系略有好轉，但由于西方國家在本次烏克蘭危機中越過了俄羅斯的底線，導致西方與俄羅斯關系再次跌入谷底，由此對全球地緣戰略態勢造成的影響值得關注。

第一，美國地緣戰略調整牽動全球地緣格局。

“重返亞太”是美國奧巴馬政府的主要對外戰略，但烏克蘭危機徹底改變了奧巴馬上任之初的全球地緣態勢。對美國而言，歐洲突然面臨著比亞太地區更緊迫的傳統安全威脅，這使得“世界都在盯著美國是否會‘重返歐洲’”。 目前來看，2014年中期選舉后，共和黨同時掌控參眾兩院的局面使奧巴馬總統在剩下的兩年任期內很難在東歐與俄羅斯全面較量。但從長期來看，如果奧巴馬卸任后共和黨重新執政，不排除美國會將戰略重心再次向歐洲傾斜。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自冷戰結束以來，凡是共和黨執政時期的東歐地區都是美國的重大利益，否則美國就不會在冷戰結束之初花費大量資金防止東歐國家退回到共產黨國家，喬治·沃克·布什總統時期也不會積極在東歐部署導彈防御系統。正如美國前國防部長、共和黨人羅伯特·蓋茨所說，“西方國家對抗普京掌控俄羅斯周邊國家野心的唯一途徑就是打一場戰略性持久戰。這意味著通過采取行動使俄羅斯人明白，普京的世界觀、目標及其為達到目標所采用的手段，久而久之將大大削弱并孤立俄羅斯。” 如果這一設想成為現實，美俄將進行一場包括政治、外交、軍事、金融、能源、科技、文化等多領域、全方位的博弈，雙方戰略意志將經受嚴峻考驗，國際能源、安全、金融等體系也會受到重大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在克里米亞入俄后就表示，北約應該回到歐洲與俄羅斯對抗的前沿，承擔其冷戰時就已確立的維護自由世界秩序的責任。 奧巴馬總統也在當時首次遠赴歐盟和北約總部布魯塞爾參加美歐領導人峰會，并在演講中高調重申美歐的共同價值觀，表示美國對盟友的安全承諾“牢不可破”。 這表明奧巴馬任期內美國可能會主要依靠盟友與俄羅斯對抗，但這又將引起雙方利益摩擦，帶來新一輪大國關系的調整。

第二，俄羅斯與西方相互制裁的全球經濟影響。

自烏克蘭危機以來，在軍事手段受限的情況下，西方國家將經濟制裁作為應對俄羅斯的主要手段，并已經對俄羅斯經濟造成沉重打擊。與此同時，自烏克蘭危機以來，國際原油價格暴跌。2015年1月10日，紐約原油期貨價格跌至每桶48.36美元。與此相應，盧布持續走低，2014年對美元貶值超過45%。 盡管油價下跌部分原因是全球需求不振所致，但確已嚴重沖擊俄羅斯的經濟，不排除美國動用匯率工具進一步影響油價走勢的可能。石油價格走低的國際影響是降低了全球經濟復蘇的成本，但俄羅斯為增加石油出口總量也會在亞洲尋找更多貿易伙伴。更重要的是，為了擺脫美元對石油的影響，俄羅斯將加強與新興國家合作推動“去美元化”進程，這將給國際貨幣體系帶來深遠影響。總之，經濟制裁始終是把雙刃劍，對俄羅斯和西方來說都不是長久之計，其延伸效應不僅可能改變大國經濟關系走向，也可能會引發西方世界內部的分歧。

第三，烏克蘭危機考驗美歐關系。

北約重返歐洲必將面臨誰來主導歐洲安全的權力之爭。冷戰結束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就是兩個同時存在但又相互競爭的地緣戰略。一方面，東擴不斷壓縮了俄羅斯的戰略空間，符合西方的整體利益；另一方面，東擴也加劇了西方國家內部的分裂。歐盟認為東歐是歐洲的安全前沿，應由歐盟自己主導，但美國認為歐盟集體行動能力有限，且不愿喪失對歐盟的領導權，因此要求堅決履行對歐盟的安全保護責任，使北約走在東擴前沿。本次烏克蘭危機為美國和歐盟重新樹立了共同對手，雙方不僅在制裁俄羅斯方面協調配合，還就進一步加強全面合作發表共同聲明，其中特別強調要推進《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議》談判，尤其是加強美歐能源合作，希望與美國分享頁巖氣技術以降低歐盟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但是，歐盟與俄羅斯在貿易、銀行和能源等領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相互制裁將使歐盟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別減少400億歐元和500億歐元的收入，分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0.3%和0.4%。歐盟國家中，波蘭、法國、荷蘭和德國將因俄反制裁措施承受不小的損失。正因為如此，在歐盟宣布對俄羅斯制裁后不久，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就與普京總統通電話，雙方同意就相互施加的制裁措施在經濟和能源領域保持溝通。 2015年1月5日，德國副總理西格瑪爾·加布里爾也表示俄羅斯的衰落對世界不利，應該停止對其制裁。 考慮到歐俄貿易額遠大于美俄貿易額，因此歐盟才是制裁俄羅斯的主角，其中德國更是能和俄羅斯決定歐洲未來格局的關鍵國家。 因此，烏克蘭危機實際是美、俄、歐三方博弈，而歐盟態度消極將降低西方世界整體制裁俄羅斯的有效性。

第四，俄羅斯東西平衡戰略會提升歐亞大陸東部和南部板塊的地緣戰略分量，凸顯亞洲地緣經濟價值。

由于幅員遼闊，東西平衡一直是俄羅斯對外戰略的重要內容。如果美歐因烏克蘭危機加大對俄羅斯制裁，后者將與東方和南方經濟伙伴走得更近。本次危機中，在西方制裁俄羅斯之初，俄羅斯《權力》周刊就認為，加快發展與亞洲的關系已被視為俄羅斯防范嚴厲的摧毀性制裁的主要舉措。香港歐亞資本投資公司合伙管理人謝爾蓋·曼也認為，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是俄羅斯能源、金屬、化工等產品發展最迅猛的消費市場。為應對西方制裁，俄羅斯或將以人民幣或者盧布結算從中國進口果蔬。如此一方面可以滿足俄羅斯果蔬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進一步加速“去美元化”進程。 2014年10月，中國與俄羅斯簽訂了1,500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這進一步推進了兩國的金融合作。

同時，中國目前是俄羅斯非獨聯體國家中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為平衡中國的巨大貿易影響力，俄羅斯也積極發展與日本和韓國的貿易關系。另外，印度是俄羅斯的主要武器貿易伙伴之一，中、俄、印已建立包括三國外長定期會晤在內的合作機制，并且在外交方面都具有較強的獨立性，主張國際格局多極化，因此同時與中印發展關系將是俄羅斯東西平衡戰略的重要內容。敘利亞和伊朗一直是美國對外戰略中的棘手問題，為分散美國精力，俄羅斯可能通過軍事支持和經濟援助等手段加強對上述兩國的影響，為美國在中東制造更多麻煩。

總之，俄羅斯的東西平衡戰略將加強其與歐亞大陸東部與南部主要國家的關系，由本次烏克蘭危機引發的新一輪美俄博弈也將沿著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向東延伸。其中，美國將面臨新的兩難是如何在拉攏日本、韓國等制裁俄羅斯和這些國家希望與俄羅斯發展貿易關系之間實現平衡。

第五，美、俄、歐博弈將為新興國家發展帶來機遇，加速國際格局轉型。

俄羅斯作為金磚國家的一員，其領土擴張和西方國家的軟弱回應本身就是國際格局加速轉型的重要表現。另外，西方國家終止俄羅斯八國集團身份會使其更加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和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客觀上為新興國家合作帶來新動力，但在二十國集團內部會加深新興國家與西方國家的分歧，從而降低該機制的行動能力。金磚國家銀行的建立為五國合作提供了新平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基礎，以金磚國家銀行為基礎，金磚國家不僅可以在應對危機方面加強合作，而且還可以在能源、基礎設施、科技研發等眾多實體經濟領域展開廣泛合作。俄羅斯人受邀擔任金磚銀行首任理事會主席，將為俄羅斯創造更多機會加強與金磚國家的金融合作，抗衡美國利用貨幣霸權打擊俄羅斯經濟，為兩國地緣經濟博弈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

結 束 語

2014年初以來的烏克蘭危機與2004年的烏克蘭危機具有明顯的遞進關系，因此必須以一種長遠的歷史眼光將兩次危機視作一次整體地緣戰略博弈的不同階段進行考察。同時，美國與俄羅斯在本次危機中展現的地緣戰略博弈新態勢也給中國帶來啟示，即在一個復合相互依賴的世界中，應當綜合運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手段維護周邊安全。2013年和2014年中國先后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和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都將周邊外交和周邊安全列為重要議題。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中國先后提出了“亞洲新安全觀”、“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等一系列周邊外交和經濟倡議，并將其納入到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下。為更好地落實這些倡議，中國應該將政治與經濟資源更緊密結合起來。

首先，應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國內深化改革和轉變發展方式的基礎上，增強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影響力。通過政府搭建框架，作好規劃，以產業為基礎打造中國與周邊國家密不可分的產業鏈，以自貿區和多種區域經濟安排為創新突破口，建立內外聯動的市場體系，夯實互聯互通的物質和制度基礎。

其次，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制度完善為保障，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堅定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增強維護海外利益的能力，防止周邊國家出現顏色革命或境內外分裂勢力相聯合威脅國家安全。

最后，充分利用周邊國家聚集的華人華僑資源，發揮其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領域的優勢，為中國建立與周邊國家命運共同體發揮積極作用。總之，本次烏克蘭危機體現出大國地緣戰略博弈的新態勢，是影響中國和平發展進程的新變量，需要跟蹤觀察、冷靜思考。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