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圈的門閥化現象被美國“石板”網站稱為“學術圈黑暗的小秘密”。調查顯示，美國頂尖高校的博士畢業生找到教職的機會是普通高校同輩學者的幾倍。而少數高校畢業生在學術圈“一統江湖”，導致學術研究的多樣性和創造性都受到損失。
初入學術圈，出身比水平更重要
一名自稱“Seelentherapie”的28歲碩士在讀生，很想讀博士，但與他研究方向高度吻合的導師都在“糟糕”的高校。他在英國的學生論壇上困惑發問，該選擇排名更靠前的高校，還是更合拍的導師?
在論壇“the student room”上，這個2011年的帖子因為不斷有人評論和復議，一直停留在醒目的位置上。
一名昵稱為“海鷗”的網友稱，自己有過類似的糾結，他的辦法是打開英國各大高校的教員名錄，查看他們從哪里獲得博士學位，結果“悲哀地發現”，非頂尖高校的畢業生非常稀少。“海鷗”因此得出結論，“大學的名聲的確重要”。
在以高等教育制度先進而自詡的美國，“由少數精英大學制造學術圈的多數教授”已不是秘密。
羅伯特·奧布蘭斯克仍記得2011年從美國普渡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時的榮耀時刻，他取得過很多學術獎項、發表了多篇論文，還出版了一本專著。但他的自信迅速在求職過程中泯滅——他獲得的最好邀約僅僅是巴特勒大學為期一年的客座副教授。
如今，奧布蘭斯克在印第安納大學當研究員，這個職位沒有薪水，但他執拗地認為，這份工作能“讓你留在體系內，因此能保留在學術圈找到工作的希望”。
正當奧布蘭斯克為找工作而奮力掙扎時，他在常春藤盟校學習政治學的朋友，毫不費勁地就在精英大學找到了教職。“他是個不錯的家伙，但沒什么成就。”奧布蘭斯克說。
這樣的偏見并非臆想出來的，他的導師就明確告訴過他：“始終在常春藤聯盟內求學，會更容易在大學里找到工作。如果你能‘逆襲’，你就是高手中的高手。”
而奧布蘭斯克沒將自己看做高手，他已從簡歷中刪除了從印第安納州立大學獲得的碩士學位。“即使這會讓人們認為我那幾年無所事事，也比和一個次一等的學校建立聯系強得多。”他告訴“石板”網站。
這樣的經歷促使奧布蘭斯克著手研究美國的教職聘用制度。2012年，他對3709名政治學教授進行了問卷調查，發現他們中半數以上來自11所頂尖高校。輸出政治學教授最多的是哈佛大學，239名政治學家是其校友;相比之下，從普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只有10人。
2015年2月，美國學者亞倫·克勞塞特在《科學進展》雜志上公布的一項研究結果也顯示了類似結論：他仔細審查了242所大學中1.6萬名商學院、計算機科學和歷史專業的教員，發現“陡峭的分層反映了學術圈的不平等”。
數據顯示，1/4高校的畢業生占據了美國和加拿大這3個領域71%~86%的教職。18所精英大學輸出了北美超過半數的計算機學教授，商學院的教授中半數以上來自16所大學，而歷史學教授中一半以上都是8所常春藤大學的校友。
這些調查彰顯了一個問題：很多大學雖然可以培養博士生，但其畢業生卻無法獲得教職機會。
“近親繁殖”的美國學術圈
對這種扭曲的學術生態的解釋之一是，那些排名較低的學校希望通過吸收聲望較高的學校的畢業生，來提高自身的學術水平和社會認可度。
一名教師可能在同一所學術機構教書40年，但在招聘時，學校通常會根據少數幾年的學術經歷推測其終身成就。招聘教員因此成為一項高風險的決定，錄用頂尖高校的畢業生似乎可以降低風險。
但這又帶來了新問題?！督洕雇冯s志2014年的一篇文章稱，雖然從頂尖高校畢業的經濟學博士生從事教職的頭6年很多產，但他們職業生涯的后期通常默默無聞。
大陸漂移理論、真核細胞、準晶材料的發現，都要歸功于學術圈的“外行”們。因此，學術圈的門閥化和一元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創新，最終受到危害的將是學術體系本身。而如今的大學招聘體系的習慣，無疑扼殺了學術多樣性。
克勞塞特的報告發現，極端精英主義在頂尖大學中也存在。各學科排名前10位的學校，產生的教師數量比排在11~20位的學校高1.6~3倍以上。而后者又比排名21~30位的學校培養的教師多出1.3~4.6倍。
教育顧問凱倫·科爾斯基通過博客向碩士和博士生提供學術圈的就業建議。她表示，報告的發現和她在工作中的觀察“完全一致”。
“在我的客戶和讀者中，那些從精英大學畢業的總能最先接到工作邀約。”她透露，并非所有的精英大學博士生都能找到教職工作，但那些獲得教職的通常都有精英大學的教育背景。
因此，她不得不對想攻讀博士的讀者傳遞負面信息：“只有頂尖大學和知名項目有意義，只在經濟狀況允許、不需要負債的情況下讀博士，滿足以上兩項，同時年齡在40歲以下，讀博士才是個不錯的選擇。”
難以為繼的學術公平
克勞塞特的研究顯示，在博士生求職時，“向上流動”幾乎不可能。只有少數人能成功地“逆流而上”。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博士生山姆·韋對1.6萬份問卷進行研究，找出了那些供職大學比獲得學位的大學更優秀的受訪者。研究小組的成員隨后聯系他們，希望得知他們如何打破了學術圈的“種姓制度”。
吉姆·賀北塞在內華達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這所大學在向其他學校提供學術人員的名單上排名第128，而他如今任教的卡內基·梅隆大學在同一榜單中排名第7。
吉姆認為，自己實現“學術三級跳”最關鍵的一步是在密歇根大學當博士后研究員(密歇根大學在榜單上排名第28)。“一旦你有了好出身，人們就會更關注你已取得的成就。”
為了獲得博士后研究員的機會，他主動致電準博士后導師，提出為他免費工作。“我做程序設計、數據收集和分析、文獻綜述，以及他們交給我的一切工作。我把自己看做跑龍套的，他們可能也這么想。”
優先任用精英大學畢業生的邏輯是，頂尖高校錄取的是最優秀的人才，同樣，最棒的學術人才只選擇最好的高校接受教育。
在沒有高考而是依靠申請制度的美國大學中，“優秀人才”是個多標準的復合概念。在其中，美國高校已將“系出名門”的邏輯發展到極致——最好的學者畢業于最好的大學，此前他們進入最好的中學、小學和幼兒園。誰能進入好幼兒園依靠的是父母的社會影響力和財力，而非個人學術表現。
“如果我讀博士時看到克勞塞特的報告，我可能不會在學術道路上走彎路。每個登山人都有權在攀登開始之前，知道山到底有多高，這樣他們才能決定到底要不要開始攀爬。”奧布蘭斯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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