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美國前國防委員會主席、戰略思想家亨利·羅恩教授曾經預言，伴隨著世界財富的不斷增長，全球將迎來一個更為富裕、民主與和平的時代，亨廷頓教授在其“文明沖突論”中所描繪的另一番景象將不會出現。然而時光荏苒，歷史再次以自身獨有的方式無情戳穿了這個“世紀謊言”。擺在世人面前，一端是世界財富幾何級數的驚人增長，一端是世界財富極度的不均分布;財富增長驅動下的富裕、民主與和平并沒有如約來臨，在其不公分配下滋生出的貧窮、專制與戰亂卻接踵而至。從“阿拉伯之春”到“華爾街之秋”，無論是西方精英集團策動的顏色革命，還是西方左翼力量領導的民眾抗議浪潮，我們不難發現其中蘊含著共同的癥結，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世界財富分配失衡。
一、全球財富分布的現狀與特點
研究世界財富分配失衡問題，我們首先要從全球財富的分布說起。在全球范圍內，財富的分配本身是一個內在的動態過程，在一定的時期內，又通過財富的分布形式表現為一系列外在的靜態結果。因此，全球世界財富分布的現狀與特點就成為了世界財富分配失衡最為直觀的表現形式。
1.全球財富在南北國家之間的分布極不均衡。當今世界，全球財富在南北國家之間的分布極不均衡。聯合國大學世界經濟發展研究所在2006年發布了《全球家庭財富分布情況報告》，該報告被認為是對涵蓋所有國家及其資產分布和構成研究的首次嘗試，該研究表明世界財富在區域和人口分布上極不均衡：世界上近90%的財富主要集中分布在北美、歐洲和亞太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世界財富的85%被全球最富有的10%的群體占據著。
無獨有偶，瑞信銀行所發布的《2014年度全球財富報告》則是對這一狀況做出了更加細致的表述：從區域分布看，歐洲、北美和亞太國家(不含中國和印度)依次擁有世界總財富的32.8%、31.7%和20%，相比之下，拉丁美洲擁有3.8%，而非洲和印度僅擁有2.5%。擁有世界人口總量58%這部分發展中、最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僅僅擁有全球財富的16%。從人口分布看，全球人口被財富等級嚴格區分，占全球人口數量將近一半的人群僅分享全球總財富的1%，而全球最富10%的群體則掌握著全球財富的86%，全球頂尖富豪1%的群體更是支配著其中的46%，儼然形成了一個由人口數量與財富數量構成且成負相關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底部，沉淀著大量的人口和與此伴生的貧困;在金字塔的頂端，卻在極少數精英的統治下進行著驚人的財富積累。如果將財富按照小于1萬美元、1萬至10萬美元、10萬至100萬美元以及大于100萬美元劃分為四個等級，每個等級中的成人數目(占世界人口百分比)自下而上依次為32.82億(69.8%)、10.1億(21.5%)、3.73億(7.9%)和3500萬(0.7%)人，呈遞減趨勢;而每個等級中的財富總值(占全球百分比)卻呈現相對遞增趨勢，依次為7.6萬億(2.9%)、31.1萬億(11.8%)、108.6萬億(41.3%)和115.9萬億(44%)美元。進一步對居于最頂端的0.7%(百萬富翁)群體進行國別歸納，我們更會發現這個群體主要分布在發達國家，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百萬富翁數量分別占其中的41%、31%和8%。
2.全球財富分布的兩極分化程度比收入分布更為嚴重。在研究全球財富與收入分配的歷史文獻中，往往過于注重對收入分配的流量分析，而忽視了對財富分配的存量研究。這里可能涉及兩者概念的厘清與財富數據的收集、篩選、處理等理論和技術難題，即便如此，但這絕不妨礙我們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全球財富分布的兩極分化程度比收入分布更為嚴重。
以西安大略大學經濟系大衛·詹姆斯教授為首的研究團隊，借助39個國家和地區在2000年前后的居民資產負債表以及調查數據，對它們的財富分布與收入分布關系和狀況進行了實證研究，并通過回歸分析進一步推導出全球家庭的財富水平及分配狀態。該研究顯示：首先，在20個有數據的國家相關收入分布與財富分布的洛倫茲曲線進行比較時，洛倫茲曲線圖中的任意一點對應的財富比例都比收入比例低，也就意味著每個國家的財富分布均絕對地比收入分布不平等。其次，在國家間的財富分布與GDP分布的比較測算中，國家間財富分布的不平等也高于GDP分布的不平等。最后，在推導全球財富分布水平過程中，在使用購買力平價估算的情況下，2000年全球財富的基尼系數為0.804;倘若使用國家間的官方匯率估算，其財富基尼系數將會進一步攀升，達到0.893。而米拉諾維奇用相同樣本測算，在購買力平價和官方匯率條件下得出的全球收入基尼系數卻僅為0.642和0.795。這也表明了全球財富分布的兩極分化程度同樣要遠遠大于收入分布。
3.全球財富分布的內部構成具有國際性差異，金融資產比非金融資產的分布更不均衡。由于各個國家的天然稟賦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全球財富在其內部構成上保持著一定的國際性差異。憑借著較為成熟的資本市場體系，發達國家比較青睞于金融資產，在整個財富構成中占有較大的份額;而欠發達國家則更加偏愛非金融資產。
美國研究財富與收入分配的著名學者愛德華·沃爾夫曾指出，最富裕的10%家庭的財富構成中，住宅和貨幣儲蓄只分別占總財富的7%和11%，而股票、債券等金融衍生品形式則構成了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全世界最富裕的10%家庭擁有著全球90%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這也就意味著在全球財富分布結構中，金融資產的分布不均不僅要比非金融資產更為嚴重，而且這也成為全球財富分布失衡日趨惡化的重要方面。安東尼·阿特金森等編著的《收入分配經濟學手冊》也尤為強調，“金融資產比非金融資產的分配更不平等”([英]安東尼·阿特金森，[法]弗蘭科伊斯·布吉尼翁：《收入分配經濟學手冊》，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頁)。
二、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全球財富分配失衡
對于全球財富分布不均衡的上述現狀與特點，大概沒有學者會矢口否認，“皮凱蒂熱”的興起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皮凱蒂熱”包含著兩重性，他如實地反映出一個“超越左右”的經濟事實，但卻沒有科學的方法加以解決。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宿命，也是以往西方主流經濟學專攻于現象精致描述與個體主義方法論注定無法逾越的鴻溝。相反，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卻具有獨特的優勢。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視域中，全球財富分布的極不均衡是資本主義主導下財富分配失衡的必然表現和結果，而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全球財富分配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和擴張。全球財富分配失衡扮演著“兩面角色”，它既是促進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敲門磚”，又是促使其陷入停滯和崩潰的“絆腳石”。它與資本主義相伴而生，也注定與之相伴而終。
1.資本原始積累驅動下的全球財富分配。在資本主義的前史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需要具備兩個前提：一個是商品生產者需要握有大量的貨幣資本，而另一個是自由勞動力的經常存在。如果靠封建經濟自身的自然瓦解，這個過程必然是極其漫長的;因此在最初，這兩個前提條件便交由資本原始積累這種暴力和赤裸裸的方式來完成。一方面，剝奪小生產者，迫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另一方面，把大量的貨幣和生產資料集中到少數人手中轉化為原始資本。資本原始積累本身是一個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而“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只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的過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2頁)，在分離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著財富的重新分配。
在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土地和貨幣成為財富重新分配的首選對象。首先，對農民土地的掠奪，這以15世紀末英國的“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最為典型，零散的土地被進一步集中。其次，通過殖民制度、國債、重稅、保護關稅制度和商業戰爭等暴力手段，掠奪巨額的貨幣財富。其中的殖民制度起著重要作用，正如馬克思所說，“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同上，第860頁)，這也是對資本原始積累驅動下全球財富分配的一種真實寫照。這個時期的全球財富分配在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直觀結果的同時，又為資本主義積累準備了歷史前提(資本的預先積累)。總的來說，資本主義就是在這種摻雜著血與火洗禮的財富存量調整中，完成了自身生產方式的確立，迎來了自己時代的曙光。
2.資本積累及其一般規律作用下的全球財富分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球范圍確立了統治地位后，全球財富分配背后的“支配力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資本原始積累的強制驅動讓位于資本積累的規律作用，主宰全球財富分配的不再是直接、赤裸裸的暴力，而是資本主義本身內在的經濟規律。
首先，資本積累意味著在全球范圍內對更多財富的征服和占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積累具有必然性。資本積累的實質 ，就是“資本家用它總是不付等價物而占有別人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一部分，來不斷再換取更大量的別人的活勞動”。在資本主義占有規律的作用下，資本家憑借著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進一步獲取對他人勞動產品的所有權。資本主義企業這種“剩余價值資本化”的內在沖動，必然會突破企業這層狹隘的外殼，在全球范圍發揮資本主義占有規律對全球財富的支配作用。
其次，資本集中加速了全球財富在微觀層面的整合。資本集中就是將若干較小的資本合并為較大的資本，通過競爭與信用兩個有力的杠桿，利用吞并、信貸和組建大規模股份公司等方式，比資本積聚可以更加迅速和大量地集結財富。這種資本集中以并購為主要特征，西方資本主義已經經歷過五次重要的并購重組浪潮。這種并購浪潮從國內蔓延到國外，越來越體現通過收購其他國家的企業來實現對該國財富的控制;尤其是跨國公司之間的并購行為，更加深刻影響著全球財富在微觀層面的分配。
最后，資本積累引發了全球財富的兩極分化。這種兩極分化主要體現為：在全球范圍內，資本積累數量和結構的變化對階級命運與國家命運的雙重影響。
一方面，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一端是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一端是無產階級遭受的勞動折磨及其貧困狀況愈加嚴重，這就必然會形成兩個對立的方面——資產階級財富的積累和無產階級貧困的加劇。無產階級的貧困加劇不只是簡單意義上的經濟貧困，它還包括馬克思提及的“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這些都是源于對社會財富所有權的喪失，源于社會財富執行資本的職能，且數量越來越大;全球資產階級財富積累的“幸運”注定了全球無產階級貧困加劇的“苦命”，在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集中化的對抗性矛盾中，基于全球財富分配產生的階級斗爭進一步尖銳化了。
另一方面，這種絕對、一般的規律也決定著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的命運，階級的財富與貧困擴展成為了國家、民族的差別。一極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財富的積累，另一極則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貧困的積累。無論是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商品輸出，還是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資本輸出，都無疑加重了全球財富分配在南北國家間的分化過程。對此，列寧曾深刻指出，“一個享有特權的財力雄厚的國家對其他所有國家的剝削仍然存在，并且更加厲害了。極少數富國——就獨立的和真正龐大的‘現代’財富來說，這樣的國家只有四個，即英、法、美、德——把壟斷擴展到無比廣闊的范圍，攫取著數億以至數十億超額利潤，讓別國數億人民‘馱著走’，為瓜分極豐富、極肥美、極穩當的贓物而互相搏斗著”(《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頁)。
3.資本主義新變化強化下的全球財富分配。20世紀70年代以后，以信息技術為先導的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了巨大影響，資本主義自身有著一系列新變化。這些新變化也自然地影響甚至強化著既有的全球財富分配格局，資本主義試圖在沖突過程中作進一步的調整。
一方面，知識產權的壟斷成為主控全球財富分配的新生力量。在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產權是指權利人對其所創作的智力勞動成果所享有的專有權利，權利人可以憑借核心技術、技術標準、技術許可證、商標專利的轉讓來獲得利益。通過對知識產權的壟斷，發達國家作為“腦國”實現了對發展中國家這類“軀國”財富的占有和控制，進而加劇了全球財富分配失衡的狀態。知識產權的壟斷反映了資本積累區別于以前的傳統方式，發生了新的變化。它作為一種“前生產階段”的資本積累方式，對傳統生產領域的資本積累實現了越來越有效的控制，資本壟斷勢力從對直接的物質條件的控制，向著對生產力深層內容的壟斷控制不斷發展。
另一方面，虛擬經濟下的貨幣掠奪和金融投機成為世界財富分配的重要途徑。在虛擬經濟這個價值系統中，貨幣是其中重要的一個環節。發達國家可以利用自身本幣在國際價值體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和徹底虛擬化的信用貨幣充當世界貨幣，在流通的過程中追求價值的增殖，利用虛擬化的貨幣換回發展中國家大量的實體性財富。美元霸權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它掠奪世界財富主要表現在獲取國際鑄幣稅、攫取國際通貨膨脹稅收益和節約外匯風險規避的成本等諸多方面。
三、全球財富分配失衡引發的思考與啟示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全球財富分配失衡的深刻根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和運行，需要以全球財富分配失衡為歷史前提和實現條件;而其生產方式再生產出的結果也依然是全球財富分配失衡，而且是更為嚴重的兩極分化。從資本原始積累驅動到資本積累及其一般規律作用，再到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強化，我們應該看到：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活一天，便會有著人間任何法令都難以消除的全球財富分配失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而“財產集中”是其固有的規律，在這一點上，恩格斯早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就揭示過。因此，只有消滅私有制，終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是徹底根除全球財富分配失衡的“終極”方法。
第二，全球財富分配失衡是導致資本主義危機頻發和社會動蕩的重要誘因。西方國家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其本身就是一場全球財富分配失衡的事件。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會導致社會有效需求的不足，富足階層的相對生產過剩無法被貧窮階層消化和吸收;通過債務創造財富的方式，只能使財富收到“有毒資產”進一步的侵蝕，整個社會機體將如“吸毒者”一樣越陷越深，財富的“黑洞”會越來越大。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會帶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各種階級階層力量重新整合，兩極分化的趨勢日益嚴重。“占領華爾街”運動本身是一場“權利對抗權利”的斗爭，運動中所打出“99%反對1%”這樣極端的口號，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在變革和反抗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全球財富分配失衡與社會結構變遷是同時并進的，前者造成了變革的必要，后者則提供了變革的可能。
第三，全球財富分配失衡與無產階級的貧困化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不發達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縱觀全球財富分配在不同時期的表現，資本積累的形式可以經常變化，但是本質卻沒有絲毫的改變，因此對無產階級貧困化和第三世界國家欠發達的影響也是持續性的。不光是赤裸裸的被剝奪，隨之而來的還有階級之間雇傭關系和國家之間依附關系的構建與維系，在這種關系下，階級通過犧牲另一個階級致富，國家則通過犧牲另一國家發財。列寧在《給美國工人的信》中所提及的“每一塊美元都有污跡”和“每一塊美元都有血跡”，恰好是對這一場景的真實寫照。
第四，要透過全球財富分配失衡，認清我國現階段財富與收入分配問題的關鍵所在。當前我們解決社會貧富分化問題的重點和難點都在財富分配方面，財富分配的不公程度要遠大于收入分配。我們要清楚的看到，在處理財富和收入這兩個層次分配的關系時，不可等同視之。財富是一種存量，而收入是一種流量，一定時期的收入分配狀況取決于財富的先行分配狀況。在不考慮財富分配的前提下，任何改進收入分配的措施都只能是杯水車薪。財富分配中所體現的社會經濟關系要比收入分配更加深刻、真實，只有善于把握這種社會經濟關系，才可能開出針對貧富分化問題“標本兼治”的“良方”。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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