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危機中的大國政治

　　始于2014年2月的烏克蘭危機已經持續一年多了，最近局勢又出現了戲劇性的進展。國際社會首先看到的是2015年1月烏克蘭東部政府軍和非政府武裝之間沖突的加劇；繼而是2月初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和歐洲政治家們在是否加強對烏克蘭政府軍的軍事援助方面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德國總理默克爾堅持認為武器援助沒有用，“烏克蘭的武器已經夠多了”；而向來持強硬態度的美國國會議員麥凱恩則認為，“光有地毯和食物無法抵御坦克的進攻”。美國總統奧巴馬本人其實一直以來傾向于默克爾的看法，即要有“耐心”、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戰爭是在“做蠢事”，但在國內的巨大壓力下不得不表示美國政府并沒有排除支援烏克蘭政府致命性武器的選項。美國國務卿克里將美國和歐洲之間的分歧界定為“戰術性”而非“戰略性”的，但在許多傾向于采取更強硬政策的國家、政治家和觀察家看來：戰術性的錯誤最終會帶來戰略性的失敗，即西方國家威信掃地，而基于自由和法治的國際秩序受到挑戰，俄羅斯將會繼續按照自己的設想中的那樣擴大勢力范圍。

　　不管國際社會對于西方世界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政策出現了何等分裂的看法，有意思的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大國領導人（英國領導人卡梅倫或許是個例外）依然在堅持不惜代價的外交解決方案。法國、德國領導人付出了巨大努力，勸說普京和烏克蘭領導人2月12日在白俄羅斯明斯克簽署了一個新的停火協議，以避免即將到來的“全面戰爭”。這一協議的內容十分廣泛，既有烏克蘭政府軍和非政府武裝撤出重型武器、建立緩沖區的內容，也有到2015年底前賦予東部地區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個州以某種“永久性的特殊地位”，以及選擇語言、獨立司法和保持與俄羅斯經濟聯系的權利等等。這個協議一出，便獲得了“七國集團”領導人的歡迎，聯合國安理會認為認真落實新的明斯克協議是實現烏克蘭和平的基礎。不出所料的是，奧巴馬政府繼續表示“謹慎的歡迎”，強調俄羅斯方面必須認真落實協議的內容，否則美國方面將加大制裁的力度。英國首相卡梅倫的風格似乎看起來更像一個愿意承擔風險和采取實際行動的政治領袖。他宣布英國將會在2015年3月開始向烏克蘭派遣一個軍事顧問團，以及開展一項陸軍培訓計劃、協助烏克蘭加強軍力。

　　俄羅斯或成為烏克蘭危機最終贏家

　　西方媒體則普遍認為，俄羅斯是這一協議的贏家，而如果說有和平也只能算是“恥辱的和平”。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無疑也面臨巨大的國內壓力，他幾次在國會否認烏克蘭已經同意給予東部地區以自治地位。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場經典的戰爭邊緣游戲中，不管誰是贏家，雙方都不會愿意真的將危機升級為一場全面的戰爭。烏克蘭沖突雙方實際上都已經達到了極限——烏克蘭政府軍很難攻克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地，東部民間武裝也很難再擴大自己的占領范圍。這也是為什么普京表示絕不會出現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這樣一場災難的原因。盡管俄羅斯有絕對的力量優勢，但真的開始這樣一場戰爭只會將普京個人和國家都拖入深淵之中。其實，不管是哪一方都明白，俄羅斯可以暗地里以各種形式援助烏克蘭東部的非政府武裝，但它不可能正式挑起一場戰爭。這樣做，就意味著西方世界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回旋余地，奧巴馬即便不想“做蠢事”也可能不得不做。因此，俄羅斯方面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盡可能獲取更多的實際利益——更具體地說就是使烏克蘭東部獲得高度自治，但并不并入俄羅斯。俄羅斯可以借此繼續深度介入和操控烏克蘭的內部政治，但并不需要獲得這一領土以增加自己的經濟負擔。而對于美國、法國和德國等重要大國來說，只要烏克蘭東部沒有直接獨立出去，那么他們就可以避免和俄羅斯的直接軍事沖突。因此，西方世界和俄羅斯在新的明斯克協議中找到共同點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受到直接損害的可能還是烏克蘭。

　　西方國家在烏克蘭危機上的顧慮

　　但是，問題就在于，為什么西方國家已經如此缺乏勇氣來實質性地介入烏克蘭危機，以至于在自己具有明顯的戰略優勢、情勢并不復雜的情況下捉襟見肘？是否如麥凱恩等人所指的，只是因為奧巴馬這樣的領導人的“幼稚”、“軟弱無能”？事實上，西方一些媒體已經提出各種各樣的解釋，例如英國《電訊報》首席駐外記者科林·弗里曼就抱怨說西方國家在面對一個大秀肌肉的普京時，實在是太“文明”了。這不禁讓人想起美國原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對法國和德國等“老歐洲”國家“斯堪的納維亞化”的指責。以“后現代”自許的歐洲國家是否過度“文明”而喪失了進入戰爭的勇氣？在俄羅斯的現實主義政策面前，占據道德高姿態的美國和歐洲似乎沒有還手之力——這么說也可能有失偏頗，經濟制裁的確已經發揮了作用、嚴重影響到了俄羅斯的經濟。但正如許多觀察家所看到的，經濟上的壓力并不會改變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上的政策。不管各方接下來如何應對，烏克蘭危機的走向取決于大國政治——這在2015年2月的明斯克協議中表現得很明顯，那么烏克蘭危機中的大國政治集中地表現出了哪些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或許已經可以下一個結論，即美國單極力量優勢下并沒有自動實現所謂的“霸權穩定”。這的確源于奧巴馬政府缺乏小布什政府那樣強勢領導全球事務的勇氣和決心，也源于其個人對于國際關系的戰略判斷。奧巴馬本人優柔寡斷、害怕承擔責任和風險，這在他處理敘利亞問題時表現得很清楚。但奧巴馬本人將其辯護為“不做蠢事”的優點。奧巴馬在烏克蘭危機中表現得比歐洲國家強硬，并不是他本人真的愿意如此，而是出于國內的巨大壓力。正因為此，我們才看到美國對烏克蘭政府的幫助大多停留在“口惠而實不至”的程度。美國去年答應的1.2億美元對烏克蘭非致命性武器的援助迄今只到位一半，2014年12月的《烏克蘭自由支持法案》承諾的3.5億美元軍事援助迄今也未撥付。如果美國這樣唯一有能力正面和俄羅斯抗衡的霸權國家都不敢在正面對撞中拋頭露面，那就不可能指望其他國家會愿意去這么做。還必須注意到的是，即便出現了烏克蘭危機這樣的歐洲地緣政治格局大變動，奧巴馬仍然一廂情愿地推動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把中國作為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一個主要對手。這可能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奧巴馬的精力和削弱了他對抗俄羅斯的勇氣。其結果是，在美俄關系跌到谷底的同時，奧巴馬時期的中美關系也是跌宕起伏，反而不如小布什時期的中美關系。

　　其次，國家利益而不是某種普遍道義仍然是主導大國政治和對外政策的主要動力。對于法國和德國這樣的國家來說，顯然“過度文明”并不是對它們在烏克蘭危機中“堅定求和”政策的充分解釋；和美國相比，它們在國家利益方面受到俄羅斯更大的影響，同時也不愿意為自己的安全承擔足夠的責任和開銷。歐盟一直不愿意給俄羅斯關鍵部門以美國式的制裁，原因是歐洲許多國家都依賴于俄羅斯出口的能源。普京曾十分高調地說，沒有俄羅斯的資源，歐洲就難以生存。德國40%的天然氣從俄羅斯進口；俄羅斯是歐盟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以英國為首的一派歐盟國家支持繼續對俄羅斯進行制裁，而另一派歐洲領導人在許多場合反復提到對俄羅斯的制裁如何影響到了他們國家對于俄羅斯的出口，損失有多大。法國和德國積極為烏克蘭危機的和平解決奔走，也就可以理解了。和平之所以有價值，并不是僅僅因為減少了平民的傷亡，更是因為關切歐洲一些國家的切身利益。看清楚這一點并不難——在新明斯克協議中克里米亞完全被忽略了；（中西部）烏克蘭人對新明斯克協議和歐盟的評價不高也是一個例子。

　　最后，對于經濟制裁、外交制裁等非軍事手段在大國政治中的作用需要認真地再評估。一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經濟制裁的手段主要是對中小國家作用比較大，但在大國政治中作用有限。奧巴馬本人堅持認為他的政府對俄羅斯的制裁是明智的方法，既避免了直接的軍事對抗，又實質性地影響到了俄羅斯的國內經濟。雖然經濟制裁沒有帶來政治效果，但的確應該進一步提升對于經濟制裁等非軍事手段有效性的認識，而且從長遠來看，經濟制裁可能會產生政治效果。人們肯定會問，當俄羅斯的經濟停滯、財政吃緊時，普京政府又能如何繼續維持現有的民生和福利開支，以贏得俄羅斯民眾對他的支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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