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國。
2015年3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將赴美就伊朗問題在國會進行演講，然而，這一行程遭到美國總統奧巴馬、伊朗國內和美國國會的批評。在國內大選期間以及美國國會兩黨關系扭曲時繞過白宮進行訪問，被外界評價為缺乏“外交禮儀”。不管內塔尼亞胡能否順利連任，但可以看出的是，與美國歷史上其他總統相比，至少奧巴馬不太寵愛以色列。其實，兩國的親密關系自“9·11”事件后就出現了裂痕。
二戰后，惟有中東尚處在美國和蘇聯的勢力范圍之外。隨著英法傳統勢力對中東的影響逐漸喪失，美蘇開始了對中東的爭奪。美國認為中東的緊張局勢主要是由巴勒斯坦問題引起的，而這一問題也成為美國勢力介入中東的轉折點。
美國的中東政策始于杜魯門總統，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杜魯門并沒有承襲羅斯福的謹慎做法，而是更加公開、明確地支持猶太人。最明顯的例子是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成立以及美國對它的迅速承認。
總統掌舵美以關系
美國是最早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之一。1948年5月14日，在以色列宣布建國11分鐘后，美國總統杜魯門就承認了以色列國。盡管如此，美國承認以色列的決定并不能夠說明美以之間就存在了親密關系，只是杜魯門總統出于本人的宗教信仰和感情等個人因素作出的決定。
這一決定其實與美國政府內部包括當時國務卿馬歇爾在內許多高級官員的意見相左，引起美國國防部和外交部的強烈不滿。美國國務院當時的意見一致：阿拉伯國家的石油和美國在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影響遠遠要比一個小小的以色列來得重要。為了保護美國在中東的利益，美國不能因為以色列而冒喪失阿拉伯國家支持的風險。美國國防部則認為支持以色列的代價過大，不愿意陷入阿以沖突之中，最大的擔心是派遣美國軍隊去保衛猶太國。當時，美國石油公司在中東的經濟活動很活躍，所謂阿拉伯院外集團在美國的活動也很積極。
盡管杜魯門總統力排眾議院，堅持了承認以色列的決定，但是美以關系在整個杜魯門時期也僅僅局限于此，雙邊關系更多的還是以非官方的民間交流為主。在戰略層面，美以關系顯得相當疏遠。在以色列建國之后的連續兩年里，杜魯門在向國會所做的冗長的國情咨文中，對以色列只字未提。1947年12月開始，美國對阿以雙方實施了嚴格的武器禁運。美國給出的理由是因為“在巴勒斯坦及其前線出現的緊張局勢”以及擔心“阿拉伯人可能會使用源于美國的武器對付猶太人，或是猶太人可能使用這些武器對付阿拉伯人。”盡管美國默許以色列從其他國家購買武器或是他國間接向以色列提供援助，但是在官方場合，美國始終堅持對巴以的武器禁運政策，對以色列的援助額也相當微小。當時美國在中東地區要達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防止阿以爆發軍事沖突，避免中東地區軍備競賽。
艾森豪威爾總統上臺后的第一任期內，美以關系很“冷”。隨著冷戰的戰線在歐洲逐步穩定下來，美蘇的爭奪轉到了中東，中東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隨即上升，美國對中東地區的介入也開始逐步加深。1956年的蘇伊士戰爭是二戰后中東國際關系史上的重要轉折點，“蘇伊士戰爭在本質上是由兩個戰爭組成的：一個是英、法、以與阿拉伯國家之爭;另一個是英法與美、蘇爭奪中東霸權之爭，它表現出雙重戰爭的性質。”
在遏制蘇聯的問題上，艾森豪威爾基本繼承了杜魯門政府的方法，仍然將“爭取阿拉伯國家”作為中東政策的核心加以貫徹。在這個過程中，阿以沖突成為最大的障礙。于是美國將解決阿以沖突放到了遏制蘇聯的全局高度，而要利用阿拉伯國家對抗蘇聯的滲透，就必須要讓以色列在阿以問題上做出讓步。美國認為，正是以色列對阿的新政策導致這一地區偏離了對抗蘇聯這一最重大使命的方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稱，“向以色列運輸武器會使美國疏遠阿拉伯人，并導致阿拉伯石油被切斷，這反過來又會在經濟上極大地削弱歐洲，導致北約出現停頓。馬歇爾計劃的所有成果都會被取消，歐洲將被迫轉投蘇聯，以求得經濟上的生存以及石油進口。這樣，我們拯救了以色列，但卻失去了歐洲。”在這種背景下，以色列被排除在地區安全體系談判之外，美國也拒絕了以色列要求的軍事援助和安全保證。
在艾森豪威爾的第二任期內，隨著中東局勢的發展，美國對以色列的看法逐漸發生變化。首先是因為美國爭取阿拉伯世界的努力并不成功。其次美在阿以問題上對以色列采取的高壓戰術并不奏效，美國越施壓，以色列越不肯讓步。可以肯定的是，在以色列建國初期的15年里，也就是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時期兩國關系只能用“冷淡”來形容，這兩位總統分屬民主和共和兩黨，但他們對以色列的政策卻是一以貫之的。
肯尼迪和約翰遜時期，是美以關系的過渡期。盡管不斷遭到冷遇，但為了獲取安全的保障，以色列還是做出了緊緊依靠美國的外交戰略決策。經過以色列堅持不懈的努力，在肯尼迪入主白宮后，美以關系顯現回暖勢頭，相互間的需要和期望都有所上升。究其原因，從美國方面來說，一是隨著美國對中東事務介入的逐漸加深，美國需要在中東地區找到一個戰略支撐點，已經決定全面倒向美國的以色列最終得到美國領導層的認可;二是當時蘇聯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在此背景下，美以關系不斷升溫，以色列不失時機地再次提出希望得到美國軍事援助的要求。
1962年9月26日，美國政府宣布向以色列出售霍克防空導彈。雖然不是霍克家族中最先進的型號，但是這項交易不僅成為美以軍事關系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在美以關系中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從軍事角度而言，這項合同不僅金額創下紀錄，而且也是美國第一次向以色列提供先進導彈。就政治角度而言，這項交易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美國向以色列出售霍克導彈，是以維護中東軍備平衡的名義提議的，從而表達了美國對于維持地區平衡的興趣，肯尼迪總統則成為第一個做出這種姿態的美國總統。這是一種觀念上的變化，表明美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不僅僅是對以色列安全觀的認同，更重要的是，它開始包含了蘇聯進行競爭的以為。二是當時的霍克導彈只向美國的北約盟國提供，這表明盡管以色列還不是美國的正式盟國，但是已經開始享受某些只有盟國才能得到的待遇。
1962年12月底，肯尼迪會見了當時的以色列外長梅厄夫人。出乎以色列預料的是，肯尼迪主動提出，美國將為以色列安全提供保證，這是以色列追求多年而未獲的承諾，肯尼迪甚至將美以關系與美英關系相提并論。到約翰遜總統時期，美國對以色列基本延續了肯尼迪時期的政策，并沒有做太大的調整。
到了尼克松時期，美以戰略合作出現飛躍的時期，但是在尼克松上臺初期，美以關系的前景并不美妙。1969年的羅杰斯計劃一度使得美以關系下降到了1956年艾森豪威爾迫使以色列從西奈撤軍以來的最低水平。令以色列憤怒的是，以方對這一和平計劃事先并不知情，就在計劃公布幾天前，以色列外長埃班還在美國進行訪問。美國試圖拉攏阿以雙方，但最終遭到了雙方的拒絕。
羅杰斯計劃的失敗使得美國政府擺脫了中東政策上的慣性思維，尼克松政府逐漸認識到，美國過去的中東計劃過于簡單，低估了解決阿以沖突問題的困難。在尼克松時期，以色列對美國而言已經成為一種戰略資源。1970年9月的約旦危機是尼克松政府改變對以色列政策的關鍵事件，當時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對侯賽因國王進行了一次未遂的暗殺行動，導致約旦軍隊和巴勒斯坦武裝力量之間爆發了激烈沖突。在危機中，敘利亞站到了巴勒斯坦一邊，派遣坦克越過約旦邊界，一時間，中東地區局勢空前緊張，由全面失控的危險。
面對敘利亞的威脅，侯賽因國王被迫向美國求助，這使得尼克松陷入兩難困境。如果直接干預代價過大，可能會將蘇聯牽扯進來。這時尼克松突然想到了以色列，想通過以色列的干預來防止危機升級。與美國的口頭警告相比，以色列的軍事姿態對于敘利亞而言威懾力更大，可信度也更高。當時以色列駐美大使拉賓要求美方保證，以色列的行動不會削弱其在其他戰線上的安全，他要求尼克松，如果以色列進攻約旦，美國將使用第六艦隊保護它在蘇伊士運河的后方。最終，當以色列軍隊在約以邊界集結并擺出戰爭姿態的時候，敘利亞的坦克開始撤退了。該危機解除后，美以戰略合作得到很大推動，表現在越來越大規模的軍事援助項目上。1967年至1972年還出現了美國軍援的第一個高潮。
四次中東戰爭
美以關系是美國中東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一直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重大利益所在。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起，歷屆美國政府和國會都表示支持以色列，這成了一種傳統。除了美以擁有相同的社會制度和相同的價值觀，具有獨特的歷史、宗教和文化聯系之外，兩國相互之間的戰略需要是一個根本的原因。
曾經有人說，“以色列這個國家是在紐約誕生的。”在以色列剛剛建國時，在美國和蘇聯外交政策上一直采取中立政策，但這種局面只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初，朝鮮戰爭爆發后，以色列在朝鮮問題上站在了美國一邊。幾十年來，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化，這兩個相距遙遠、大小懸殊的國家始終維持著一種“親戚般”的親密關系，在許多人看來，美國和以色列似乎天生就是伙伴。
第一次中東戰爭中，美國操縱聯合國，兩度幫以色列在停火期間獲得喘息機會和軍力及物資的補充，使得以色列得以扭轉開戰后的不利局面，一步步把握對阿拉伯軍團作戰的優勢。
第二次中東戰爭中，在英法的支持下，以色列重兵侵入埃及的西奈半島，中東局勢頓時緊張，為了保護各自的利益，美國和蘇聯共同向以色列政府施壓，美國甚至通過制裁措施要求以色列撤軍。以色列雖然宣布停火，但繼續占領西奈半島和加沙地帶，并在撤軍問題上一直采取拖延態度試圖以此為條件換得一定的政治和軍事利益。然而，艾森豪威爾并不妥協，還通過停止經濟和軍事援助，取消對以色列的軍需品的出口許可證，這使得以色列最終被迫屈服。1957年3月16日，以軍撤出占領的土地，歷時4個多月的西奈半島危機宣告結束。
20世紀50年代，美蘇爭霸態勢下出現了第三次中東戰爭。在此期間，由于擔心公開支持以色列會迫使阿拉伯國家倒向蘇聯，因此美國推行一種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保持平衡的政策。當時的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蘇聯卻乘機加緊對中東特別是埃及的滲透，蘇聯不僅把埃及看作是通向阿拉伯世界的門戶，而且把它看成是控制非洲和整個第三世界至關重要的一環。為此。蘇聯向埃及提供大量的貸款援助修建阿斯旺水壩工程及修建鋼鐵廠、熱電廠等基礎設施，還向埃及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以此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除此之外，蘇聯還同敘利亞、伊拉克等締結了經濟援助協定，取得了對該地區的武器供應權，也不同程度地打進了這些國家的主要經濟部門。
面對蘇聯對中東咄咄逼人的勢頭，美國雖然已經對一些國家失去了信心，但還是不愿放棄對它們的拉攏，從1958年開始，美國也向埃及提供短期低息貸款以購買美國糧食。最終拉攏無果后，美國又開始利用以色打擊埃及，以削弱蘇聯在中東的地位。對以色列，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色列就開始將以阿沖突納入冷戰范疇，將以阿沖突稱之為以色列和美國與阿拉伯人和蘇聯之間的沖突。將以阿沖突納入冷戰范疇對以色列有利，以色列因此得到了西方大量的軍事裝備。正如尼克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以色列的問題不是主要由阿拉伯人引起的，它們是蘇聯存在和蘇聯軍事裝備的直接結果。”第三次中東戰爭也就是“六·五”戰爭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以蘇聯支持的阿拉伯國家失敗而宣告結束。但這次戰爭證明了，以色列是美國確立中東霸主地位的堅實基礎，也同時確立了以色列在美國中東戰略中的重要地位。
如果前三次中東戰爭是在為美以關系建立鋪路，那么第四次中東戰爭(即十月革命)是美以關系發展的重要時期。用基辛格的話說，這段時期，“削弱蘇聯的影響、降低阿拉伯激進派的地位、鼓勵阿拉伯溫和派、確保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國在中東的主要外交目的。由于以色列在“十月革命”中反敗為勝，中東政治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埃及最后失敗，使得薩達特總統對蘇聯徹底失望，由過去的“親蘇反美”轉為“親美反蘇”，致使蘇聯在埃及遭受進入中東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及時對其中東政策做出調整，在大力支持以色列的前提下，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力圖掌握中東和談的主導權，進而持續排擠蘇聯勢力。
回顧四次中東戰爭，肯尼迪是第一位提升美以關系的美國總統。1962年，肯尼迪在會見當時以色列外交部長梅厄夫人時承認美以之間存在著特殊關系，并承諾對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負責。約翰遜時期，美國改變了在阿以之間保持平衡的政策，開始與以色列建立一種心照不宣的特殊關系。1965年3月11日，美國與以色列秘密達成一項諒解備忘錄，重申美國政府對以色列生存與安全的承諾，這份備忘錄標志著美以特殊戰略伙伴關系的建立。約翰遜時期，美以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情報等方面進行了緊密的合作，并為今后兩國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如今，美國在中東花大力氣打擊恐怖主義，但他們并不希望以色列參與其中。早在布什政府時期他就公開表示：“美國不能再自己打擊恐怖主義的時候，虛偽地要求以色列對恐怖主義保持克制。因為以色列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也在制造新的恐怖主義。”美國最懼怕以色列借美國反恐聲勢來清除巴勒斯坦極端組織并削弱巴領導人的地位。美國攻打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付出了巨大代價，但以色列卻坐收漁利，成為戰爭的最大贏家，因為再也沒有大國來威脅其在中東的地位。
美以經貿火熱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美國向以色列投入了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以色列幾乎每年可從美國獲得將近30億美元的無償援助，其中軍事援助18億美元，經濟援助為12億美元。并將此作為慣例一直保持到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此外，設立在美國各州的猶太人社團和組織也經常號召美國社會向以色列提供形式各異的經濟援助。
統計數字顯示：自1949年以色列成立后至2005年，美國以經濟援助、提供政府信貸、發行專門的國債等方式給予以色列的援助已近1000億美元。以色列所獲得的援助不僅絕對數量巨大，而且人均數量也遠遠高于其他受援國。美國還不定期向以色列提供貸款擔保。1991年，為幫助以色列應對由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猶太移民的大量涌入而可能出現的經濟問題，美國批準了為以色列提供100億美元貸款擔保的要求。2002年底，美國再次同意向國際金融機構為以色列未來三年發放90億美元的貸款提供政府信譽擔保。
在建國后的50年里，以色列經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2000年時，以色列人均GDP就達到了1800美元，世界排名第22位，不僅超過了中東地區包括產油國在內的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而且還超過了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歐洲國家。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在以色列自然資源極其貧乏，還有大量移民不斷流入，且在中東動蕩不安以及阿拉伯國家的經濟抵制和政治孤立的情況下，以色列經濟位列發達經濟體之列。其實當時的以色列的經濟發展環境真的不利，建國后，以色列經歷了六次大規模的戰爭、兩次巴勒斯坦人的起義以及不計其數的流血沖突和恐怖襲擊。外界評論稱，美國的大力支持是以色列取得經濟發展奇跡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美國對以色列的援助出現了經濟援助逐年減少而軍事援助有所增加的趨勢。1996年7月10日，內塔尼亞胡訪問美國時曾表示，以色列將逐漸減少對美國經濟援助的依賴。不久之后，時任以色列金融部長的雅科夫·尼曼在會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成員時，商議將美國每年度對以色列30億美元援助減少6億美元。具體方法是用十年時間將每年12億美元的經濟援助減少到零，在同一時期，將18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增加到24億美元。即美國每減少2美元的經濟援助，同時要增加1美元的軍事援助。分析原因，其一，美國當時總體對外援助額比20年前下降了20%;其二，美國認為一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亞和東歐國家比以色列更需要援助;其三，美國認為以色列在經濟、軍事和技術方面都實力雄厚，實在無需援助。
兩國的貿易伙伴關系發展的也很迅速。以色列建國之初，美以雙方年貿易額為3400萬美元，相當于當年以色列國民生產總值2億美元的17%。1949年至2002年的50年里，美以貿易額得到迅速發展，其中有31個年頭增長率超過10%，出現負增長僅有13個年頭。2000年時，美以之間的貿易額達到了20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占以色列當年國民生產總值1104億美元的18%。多年來，美國一直是以色列的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其每年的貿易額占總量的20%-30%，還簽署了美以自由貿易區。此外，兩國的經濟技術合作也非常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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