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1日，位于英國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舉行新聞發布會，隆重推出2015版《全球軍力平衡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自1959年以來，該研究所每年發布一份此類報告，對世界各國的軍事能力、軍費進行評估，詳盡地列出各國軍隊的體制編制、員額、裝備數據，以及相關的經濟和人口數據。2015版報告指出，歐洲國防開支持續下降，而亞洲國防開支不斷攀升，并或明或暗地渲染俄羅斯、中國對西方國家安全的威脅，引發了各國媒體和軍事專家的廣泛關注。
這份報告為軍火商們代言，為他們大規模生產出口軍火制造輿論。
刻意渲染亞洲軍費增長
2015版報告再次更新了世界各國的軍費數據。據其統計，2014年國防預算最高的15個國家依次是美國、中國、沙特、俄羅斯、英國、法國、日本、印度、德國、韓國、巴西、意大利、以色列、澳大利亞和伊拉克。與2014版報告中提供的2013年排名相比，沙特、印度、韓國、意大利、以色列的排名提前了一位，而俄羅斯、德國、巴西下降了一位，澳大利亞下降了兩位，伊朗從第15位跌出榜單，被新登榜的伊拉克取代02014年，美國軍費達5810億美元，依然雄踞榜首，占到全球軍費開支的36.1%，接近其后10個國家軍費之和;中國的軍費為1294億美元，占全球軍費開支的8%;沙特的軍費為808億美元，占全球軍費開支的5.0%;俄羅斯的軍費為700億美元，占全球軍費開支的4.4%。在2013到2014年期間實際國防開支增長的總額431億美元中，沙特的增長額占27.8%，中國占20.8%，俄羅斯占10.1%;在2013到2014年期間實際國防開支削減的總額177億美元中，美國的削減額占35.3%，德國占9.6%，意大利占8.9%。按照國防和安全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排名，前15位國家分別是阿富汗、阿曼、沙特、南蘇丹、伊拉克、以色列、阿爾及利亞、安哥拉、剛果共和國、阿塞拜疆、約旦、亞美尼亞、也門、巴林和緬甸。其中阿富汗、、阿曼和沙特的數據分別達到14.6%、12.O%和10.4%。
報告強調，2015年全球軍費開支的最顯著特點，是歐洲國防開支的下降與亞洲國防開支的上升。報告認為，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國防開支持續下降。與2010年相比，2014年歐洲防務開支實際上(考慮貨幣貶值的因素)累計下降了7.7%。其中，英法德等歐洲軍事強國的軍費開支保持了下降趨勢;北歐和東歐國家的國防開支正增長，這主要是出于對俄羅斯的擔憂。此外，在軍事裝備方面，各國更加關注未來先進裝備的發展，現有裝備的數量不斷下降。從1995年到2015年，歐洲主戰坦克的數量從大約25000輛下降至不足8000輛，戰斗機和對地攻擊飛機的數量從5400架下降至2400架。
報告認為，與歐洲的情況相反，亞洲國防開支繼續上升。據其估計，與2010年相比，2014年亞洲防務開支增長了27%。其中，中國仍然是亞洲軍費最高的國家。2014年，中國占亞洲軍費開支的比例從2010年的28%上升至38%形成對比的是，日本占亞洲軍費開支的比例從2010年的20%降低至2014年的不足14%。中國的軍費增長促進了軍事裝備的采購，特別是?？疹I域的裝備。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加大了對國防科學研究的投資，一方面采購和吸收外國軍事技術，另一方面進行國防創新體制改革。中國在國防領域實現了很多技術進步，并大力推動軍民融合式發展。中國的快速進步使美國軍方擔憂，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技術優勢可能在縮小，因此美軍強調要繼續大力促進創新，并設法克服其武器系統的弱點，例如減少美軍對全球定位系統的依賴。
“混合戰爭”的出現與應對
對于2014年國際安全中的兩大熱點——烏克蘭危機和“伊斯蘭國”問題，報告進行了重點關注，并認為兩者存在某些共同點，即俄羅斯和“伊斯蘭國”發動的都是“混合戰爭”。
報告認為，俄羅斯運用一系列傳統和非傳統工具，成功地實現了其在克里米亞的目標，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其在烏克蘭東部的目標。這是一種“混合戰爭”，具體方法是：綜合運用軍事和非軍事手段，實現突然性，奪取主動，并利用外交手段獲得心理和現實優勢;開展復雜而迅速的信息戰、電子戰和網絡戰;開展秘密的軍事行動和情報行動;施加經濟壓力。報告認為，俄羅斯的“混合戰爭”思想早已有之，但其2014年初在克里米亞的軍事行動體現了“混合戰爭”思想和能力的成熟。俄羅斯部隊綜合運用了快速部署、電子戰、信息戰、駐扎當地的海軍步兵、空降突襲和特種部隊，并廣泛運用網絡空間和戰略溝通開展了有效的宣傳戰。俄羅斯宣傳戰既針對國內民眾，也針對國外受眾，一再否認俄羅斯在軍事上介入了烏克蘭局勢，這使外國政府決策層產生了認識上的混亂。
報告認為，要想應對“混合戰爭”的威脅，西方國家應當投資發展相關的能力，例如廣泛的外語技能等長期戰略情報能力、網絡空間能力、執法能力、宣傳工具、金融工具，以及精確打擊能力和持久的情報偵察監視能力。可展開部署、適應性強的陸海空部隊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與此同時，戰備程度高的武裝力量和預置的部隊及物資也能夠起到巨大的威懾作用。此外，西方國家，特別是北約，應當更好地協調備成員國和國際組織的宣傳活動，以便更快地采取行動，表達共同的立場。
報告還認為，盡管地點和作戰環境與烏克蘭沖突不同，“伊斯蘭國”的媒體戰也體現了“混合戰爭”的特點。“伊斯蘭國”充分發揮了現代社交媒體的作用，巧妙地運用傳播技術，甚至開發了計算機游戲，以便招募支持者、煽動同情者、恐嚇對手。“伊斯蘭國”本身也體現了混合、適應性強的特點：該組織是叛亂分子、輕步兵和恐怖組織的混合體。在該組織占領的地區，通過非常簡易的官僚機構實施嚴苛而殘暴的統治，無情地清除異己。該組織采用了去中心化的結構，實現了地面行動的靈活性，該組織的核心成員是一批精明的指揮官，既有原“基地”組織成員、遜尼派叛亂分子，也有薩達姆時代的舊軍官。報告認為，“混合戰爭”的性質表明，機動性、火力和防護等傳統軍事能力依然很重要，但在“認知”戰場上有效運用力量同樣重要，特別是針對混跡民眾之中的敵人時。
念念不忘冷戰舊思維
盡管2015版報告宣稱體現了國際安全的新動態，甚至言之鑿鑿地強調其研究的客觀性，但其字里行間卻有意無意間透露出種種偏見、臆測、誤導，讓人不得不懷疑冷戰的陳舊思維是否再次復活。
首先，報告刻意渲染亞洲國家的軍費增長。各國軍費比較并非易事，要將各國的軍費數據從本國貨幣換算成同一種貨幣，換算時要采用一定的匯率標準;如果比較歷年的軍費數據，還涉及是否考慮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的問題，這都提供了主觀操縱的空間。為了凸顯歐洲軍費下降的幅度，報告特意采用了實際數值進行比較，即考慮了貨幣貶值的因素，得出歐洲軍費5年間下降7.7%的結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為了渲染亞洲軍費的增長，報告采用了名義數值，即不考慮貨幣貶值的因素，得出了亞洲軍費5年間增長27%的結論。報告還大肆渲染中國軍費快速增長，卻并未提及如下事實：2014年中國軍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不到1.5%，低于西方主要國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中國人均國防費支出更低，僅為美國的1/22，英國的1/9，日本的1/5。此外，報告無視中國軍費總額及具體構成等信息的公開透明，無端指責中國官方宣布的國防預算中并未納入科技研發資金，臆測中國2013年“全部”的國防預算是官方宣布數據的1.4倍。
其次，報告隨意猜測他國的意圖。在探討安全問題時，報告總是以西方為中心看問題，一再講西方國家、北約國家、美國面臨的安全挑戰，西方國家、北約國家、美國應當怎么回應，仿佛只有西方國家才面臨安全威脅，而其他國家才是威脅的來源。例如，報告毫無根據地臆測道：“決策者可以預見，某些當前的或潛在的國家對手或非國家對手，可能包括中國和伊朗等國家，將會學習俄羅斯最近對“混合戰爭”的運用。”這為別有用心的媒體提供了素材，用來炒作中國威脅。例如，《日本時報》就刊登了一篇相關報道，標題是《研究認為俄羅斯的戰術將會啟發中國、伊朗》。對于美國等西方國家在烏克蘭局勢、中東局勢惡化中應當承擔的責任，報告則只字不提。
最后，報告流露出對冷戰時期的懷念。例如，談到西方國家如何應對“混合戰爭”威脅時，報告稱決策者或許應當首先回顧歷史，特別是冷戰時期的歷史;北約應當改進宣傳能力，這種能力“從冷戰結束后已經被削弱了”，北約應當“重新恢復并升級”這種宣傳能力。
不動聲色為軍火商代言
其實，這份報告中的冷戰思維或許并非下意識或無意識的囈語，而是在替西方世界的軍火商發聲，希望營造世界不太平、武力謀安全的輿論氛圍，誘導世界各國爭相提高國防開支、展開軍備競賽。推出這份報告的國際戰略研究所，就是為冷戰而生的。該研究所誕生于冷戰初期的1958年，曾自我標榜稱，該研究所在“確立管理冷戰的思想體系方面，擁有巨大的影響力”。該研究所的資金來源是捐贈和會費。主要捐贈者是美國機構，包括福特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和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會。其會員分為個人和企業會員兩大類。企業會員又分為企業贊助會員、執行級企業會員、高級企業會員、基本企業會員、機構會員等五類，每年的會費分別為5萬英鎊到1千英鎊不等，享受不同的權限。其贊助會員中不乏歐洲宇航防務集團、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等國際軍火巨頭。資金來源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研究所的立場和傾向。例如，2012年9月，國際戰略研究所推出了一份研究報告《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份凈評估》，渲染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構成的威脅，為美英聯手發起伊拉克戰爭營造了輿論氛圍，提供了莫須有的佐證。
或許對比更能說明問題。在國際軍事研究領域，英國的國際戰略研究所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均為影響力巨大的智庫，均試圖提供客觀、準確、全面、權威的數據。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推出的《全球智庫報告2014》中，兩者在全球智庫排名榜上分別名列第9和第60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簡稱SIPRI，每年出版《世界軍備與裁軍年鑒》，是關于世界各國軍備技術、軍費、武器貿易的權威資料。正如大衛.J.鄧恩在其著作《和平研究的頭五十年》中指出的，在對待武器的態度上，國際戰略研究所與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分別處于相反的兩端，前者是一個戰略研究機構，將武器視為實現目標的一種手段，武器本身并非總是造成問題，有時還是解決方案;后者是一個和平研究機構，將武器本身視為問題，認為武器越多越不利于和平。
明白了上述背景，也就不難理解2015版報告為何字里行間流露著冷戰思維，一再渲染所謂的“亞洲軍事化”，強調歐洲面臨的威脅，呼吁北約國家應當把國內生產總值的2%用于國防開支，提升軍事能力、戰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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