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日本“軍學共同”制度死灰復燃

　　據日本媒體2015年1月16日報道，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的情報理工學系研究科已經于2014年12月修改了指導方針，明確“將深刻認識軍事與和平利用的曖昧性，推進相關研究”。這意味著東大突破了戰后不參與軍事研究的禁區，在日本國內外引起了軒然大波。東大的這一決定，既是二戰前日本“軍學共同”制度的死灰復燃，也是對安倍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配合，將助其進一步加快修憲擴軍進程。這將對地區和國際形勢的穩定帶來深刻的消極影響。

　　“軍學共同”制度的覆滅與大學軍事研究禁令的產生

　　東京大學是日本政府創設的第一所國立大學，是日本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標志，與日本政府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隨著日本近代逐漸走上帝國主義道路，東京大學也曾成為實現日本帝國夢想的一個重要部件，并先后被更名為帝國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作為日本最高的學術和教育機構，在二戰結束前的六十年中，日本政府充分挖掘了東京大學的研究和人才價值，不但獲得了侵略擴張的理論工具，如東大教授平泉澄等人提出的“皇國史觀”，還通過所謂的“軍學共同”制度獲得了大量軍工研發人才和技術成果。

　　這一制度開始主要體現為“委托學生”機制，即從與軍工相關的大學理工科學生中遴選優秀者，通過發放獎學金及其他方式重點予以培養，畢業后直接引入軍隊參與武器裝備的研發。東京大學的學生作為日本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佼佼者，更是受到這一制度的格外重視。無論陸軍科學研究所和海軍技術研究所這兩大軍方研發機構，還是三菱重工等日本軍工產業巨頭，都從東大大量吸納人才。隨著日本對外侵略戰爭規模的擴大，東京大學被日本政府用“軍學共同”制度更加牢固地綁在戰車上。1938年，海軍中將出身的平賀讓擔任東大校長，宣布該校“全面進入戰時體制”，東京大學徹底淪為日本戰爭機器的一部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政府將“軍學共同”制度進一步升級為“戰時科研體制”。近衛文麿政府的“科學技術新體制綱要”對這一體制進行了明確規定：大學和研究機構要“一切為戰爭服務”。為此，很多大學都大規模擴充了工學部規模。在東大，平賀讓在1942年新增了第二工學部，專門培養軍工人才，大批“委托學生”被派往軍工企業從事武器研發工作。

　　二戰后，東京大學恢復原名，“戰時科研體制”終止，東大第二工學部于1951年廢止，改名為東大生產技術研究所，各個軍工相關科系也都紛紛改名，但東大一些所謂軍民“兩用”的尖端技術研究并未停止。在被稱為“日本火箭之父”的絲川英夫帶領下的“鉛筆式火箭”研發工作不斷取得突破，日本政府希望將其成果用于軍事。1959年，時任防衛廳長官公開表示了支持絲川課題組研究的意愿，并稱有必要在東京大學重建兵器制造學科。

　　日本政府的這一企圖遭到公眾的強烈抵制。當時正值日本左翼反安保運動與和平主義運動的高潮，東京大學更是左翼力量的中心，教授和學生群起反對，要求學校做出“正確的決斷”。因此，東京大學最高評議會在1959年做出決議：“勿論軍事研究，即便有涉及軍事嫌疑之研究亦應一概禁止。”這一立場在1967年被再次重申，1969年東大校方與教工自治團體——東京大學職員組合還簽署了“確認書”，明確規定：東京大學不從事軍事研究，亦不接受軍方資助。這成為東京大學的一項重要禁令，其他大學亦以此為準繩，防止“軍學共同”體制復活成為日本學界的共識。

　　研究禁區被不斷突破

　　冷戰結束后，這個共識不再是鐵板一塊，關于軍事研究的禁區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不斷突破。

　　2013年6月26日，東京大學與日本電通、豐田等公司聯合展出了“KIROBO”機器人。

　　第一個因素是美國軍方資助的誘導。戰后，美國對日本軍事力量既控制又依賴的糾結狀況也體現在軍工研發方面，美國斷斷續續以各種方式對日本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提供軍事研究支持。冷戰期間，這種行動遭到了日本左翼和平力量的堅決抵制。1967年，媒體曝出美軍向日本物理學會提供高達107.5萬美元的資金，涉及包括25所大學在內的科研團體。這一情況也正是東京大學同年再次確認軍事研究禁令的直接原因。冷戰后，美軍對日本大學軍事研究的資助急劇增長。據日本媒體報道，單是美國空軍下屬的“亞洲宇宙航空研究開發事務所”(AOARD)在日本的資助項目就從1999年的21項增加到2009年的53項，其中直接對軍事研究資助的項目更是從1項增加到24項，平均每項的資助金額在十年中增加了十倍之多。2014年亦有數名東京大學教授被媒體揭發接受AOARD提供的研究經費及學會活動資金。

　　第二個因素是日本政府的有意推動。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政治右傾化不斷加劇，各種戰后禁區被日本政府有意突破，大學軍事研究也是其中之一。從2001年開始，日本防衛廳(后改稱防衛省)積極推進與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合作，以促進軍工技術的發展。此后十年里，幾乎每年都有一至三項協議被通過，其研究內容非常廣泛，涉及炸藥探測、紅外感應和機器人等領域。這些聯合研究都由防衛省專門的防衛裝備研發機構——技術研究本部出面，用研究費等資源對相關學者進行招攬。涉及的大學也很廣泛，既包括東京工業大學、橫濱大學等國立大學，也有慶應義塾大學和東洋大學等私立大學。

　　安倍政府重建“軍學共同”制度

　　2012年12月安倍晉三再次當選首相后，日本政府修憲擴軍的腳步變得更快，對大學軍事研究禁區的突破態勢也更加猛烈。

　　最直觀的體現就是防衛省技術研究本部與大學及研究機構的“研究合作”項目數量激增。據日媒報道，這個數字從2012年的四項增加到2013年的十項。2014年新增項目更多，已知的就有與千葉工業大學及帝京平成大學等多家高校的合作研究。在高額研究經費的吸引下，一些日本學者對軍事研究的抵抗力不斷弱化。

　　更應該引起關注的是，安倍政府正在將這種合作系統化、制度化，作為其“國家安全戰略”的一部分。安倍政府在2013年底制定的《防衛計劃大綱》中強調：“要加強和充實與大學及其他民間研究機構的合作，積極、充分地利用有可能轉用到軍事領域的民生技術，大力推進防衛裝備技術的發展。”這為軍學合作研究的制度化奠定了政策基礎。不久，防衛省在2014年6月制定了“防衛生產、技術基盤戰略”，強調要與日本大學及研究機構深化合作，力爭發掘能應用于軍事技術的民用技術等，這是對《防衛計劃大綱》關于軍民研發合作政策的細化。接著防衛省又于同年8月出臺了“防衛省獨立出資制度”，為軍學研究合作創設專門基金，初步決定在2015～2017年為這項基金提供60億日元，其中20億日元經費已經被列入2015財年的防衛省預算案。這項基金計劃以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項目局(DARPA)的模式為藍本，由防衛省公布數個研究課題，向提出最佳方案的大學等機構分配經費，研究成果除用于防衛省裝備品開發外，也可轉為民用。據報道，防衛省目前提出的研發課題包括用于警戒監視的雷達技術和用于飛機機體的新材料，都屬于毫無異議的純軍事研究。可以說，在安倍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日本“軍學共同”研發制度已經大力復活，并且被付諸實施。

　　對于這一制度，以東京大學為首的日本高校的態度從曖昧不明發展到公然接受，令人不能不感到憂慮。2014年5月，為解決日本新型運輸機C—2的問題，防衛省要求東大協助調查，校方雖然拒絕了防衛省的要求，但同意有關教授以個人名義參加調查小組的工作。前述今年1月16日的報道發表后，東大校長濱田純一同日在該校網站上發表聲明，用所謂“軍事研究的含義曖昧”、“科學研究具有和平與軍事的兩用性”等理由為該校改弦更張、放棄“不做軍事研究”原則的行為辯護。同時，這一制度在東大很快得到了落實：東京大學和大阪大學等四所大學在日本政府的委托下，將于2015年6月參加由美國DARPA主辦的機器人大賽。

　　“軍學共同”制度的復活，是安倍政府修憲擴軍進程的重要一環，除了將增強日本的軍事研發能力外，還將與同時出臺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相配合，以更高的裝備技術水平促進日本的武器出口。這使日本的和平憲法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危機，亞太安全形勢也受到了更嚴峻的挑戰。東京大學作為日本高等教育和學術界的領頭羊，對此公然配合，突破學界參與軍事研究的禁區，將產生極大的破壞性影響。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原題：日本“軍學共同”制度死灰復燃)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