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牽動歐洲神經的希臘大選落下帷幕，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以超過36%的選票贏得大選，成為歐元區第一個反對緊縮的執政黨。這也是戰后歐洲首次出現由激進政黨執政的政府，在經濟大蕭條的大背景下，左翼聯盟一系列諸如“反對緊縮”、“減免一切債務”、“結束5年災難”的口號確實對普通民眾誘惑很大，尤其是“結束5年災難”的口號讓希臘人民找回了久違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希臘人真能如愿嗎?恐怕未必。
一、失敗的國家：國家治理能力不足
國家治理能力是指國家為社會、政治、經濟，政府為市場，中央政府為地方政府指引政治方向的能力，換言之，也就是一個有權有效的全國性政府把自己的意志和目標轉化為現實的制度能力。根據現代國家的政治現代化經驗教訓，國家治理體系大致由十種基礎性的治理能力組成，分別是：強制能力、汲取能力、教化能力、統領能力、再分配能力、規管能力、吸納能力、整合能力、學習適應能力、認證能力。沒有基礎性的國家能力，就談不上國家治理，當然這個國家也不可能很“成功”。對于希臘來說，筆者認為，國家治理能力不足正是造成其債務危機的根源。
極端失衡的財政收支體系是希臘的一大“特色”，這一切都源于希臘的再分配能力、統領能力、汲取能力和認證能力的不足。再分配能力不足體現在希臘作為老歐盟15個成員國中最貧窮的國家，經濟上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發達國家，但是在財政支出上卻顯得極為“土豪”，花起錢來也極為“任性”，尤其是在保障全民高福利方面一點也“不含糊”。例如，希臘人一年可以領14個月工資，每年6個星期的假期，平均退休年齡53歲(歐盟平均67歲，未來計劃到70歲)。在養老金方面，希臘公民的養老金是退休前收入的96%(法國為50%)，而且同樣可以一年領取14個月，更為荒謬的是公務員的未婚或離婚女兒，可以在父母死后繼續領取他們的養老金。因此希臘的老齡化負擔約占GDP的15.9%。如果希臘現有養老金制度維持不變，它的資金缺口將在十年內累積至4000億歐元，這幾乎是希臘國民生產總值的兩倍。另外，希臘的統領能力也出現嚴重的問題，體現在其臃腫而低效的公務員系統上。在希臘，僅政府部門的公務員數量就占全國勞動人口的10%，造成這一后果居然是因為希臘政客可以向民眾許諾讓他們做公務員。如果算上公共部門的從業人員，比例會更高。希臘公務員每個月可以獲得介于5歐元至1300歐元之間的額外獎金，而發獎金的名目林林總總，包括會使用電腦、會說外語、準時上班等。如此一來，高昂的福利支出不僅給政府帶來了強大的財政壓力，而且養成了希臘人懶惰的習性，難怪美國媒體諷刺說，希臘人像億萬富翁那樣消費，實際上連百萬富翁都不是。
高福利并不必然導致經濟或社會危機，然而更為可悲的是，希臘政府的稅收汲取能力和認證能力遠遠跟不上其他歐盟國家，而認證能力的低下也直接影響其汲取能力。有分析指出，希臘財政狀況惡化跟希臘的“全民逃稅”現象有很大關系。由于征管不善，希臘國內偷稅漏稅非常嚴重。根據希臘媒體援引希臘企業聯合會的估算，希臘全國每年偷逃稅款高達300億歐元(相當于希臘國家產出的15%)，尤其令普通民眾不能容忍的是該國的精英人士的逃稅行為，據《熱文》(Hot Doc)雜志公布的《拉加德名單》(Lagarde list)所披露的擁有瑞士銀行賬戶的2000名希臘人的名字，全是清一色的權貴階層，而連續幾屆希臘政府對逃稅行為的打擊卻十分不力，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1981年剛上臺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承諾要重新分配財富，曾使希臘上層社會陷入恐慌。不過最后什么都沒有發生。希臘資產階級在PASOK的統治下好端端地活了二十年，也不曾少一塊肉。此外，希臘的“貪腐文化”也是造成希臘國庫虧空的一個原因。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對全球133個國家競爭力進行了排名，其中希臘排名第81位。報告認為，政府官僚低效、腐敗是希臘最嚴重的問題，賄賂、獻金和其他公職腐敗致使希臘政府每年損失200多億歐元，相當于希臘GDP的8%。政府腐敗缺乏公信力，階級固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使得普羅大眾早已不顧國家的安危，只顧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也許是為什么外界所不能理解“希臘人為何如此貪婪”的原因之一。
二、失敗的民主
提升國家能力與推進民主政治是一個相輔相成的命題，強大的國家能力是推進民主政治基礎和保證，而成功的民主運作反過來會有助于提升國家能力。在國家基礎能力中，吸納和整合能力的強弱無疑是衡量民主能夠有效運作的杠桿。吸納和整合實際上就是我們講的有序民主的兩個側面。吸納能力是指讓人民大眾有序進入政治過程，從而影響政府政策走向的能力，它要求建立一套機制，使政府能力將所有政治化的社會勢力納入制度化的參與渠道。整合則要求政府應建立制度，對不同社會群體表達出來的各種政策偏好加以整合。可悲的是，希臘民主政治的吸納和整合方式存在重大缺陷，最終反而使其民主政治對其債務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希臘民眾為了爭取高福利，用選票選舉承諾高福利的政黨上臺;政治家們為了上臺掌權，則不斷提高福利水平。在經濟環境良好的情況下，民主制的確可以實現其理性決策的制度目標，然而經濟一旦衰敗，公民集體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時，這種制度就很難發揮其原有的功效。這種制度一旦走向極端，就會使高貴的政治理性被人的欲望所掩蓋，所造成的是被選出來的政治家丟失了最為寶貴的政治品性——審慎。因此，本來應該作為領導者的政黨領袖，最后都不得不在一張張選票中妥協，將國家的利益和命運拋到腦后，迎合民眾貪婪的需求。
在希臘債務和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遠遠超過加入歐元區的標準的情況下，為了民眾的高福利標準，希臘政府花了三億美元請高盛幫忙隱瞞債務，竟神奇般地于2002年成功加入歐元區。于是各政黨在歐元區的懷抱中擊鼓傳花般的享受下去，甚至為了所謂的民族尊嚴和自豪，斥資160億美元的巨資舉辦了2004年奧運會。最終，無盡的貪婪造就無盡的災難，紙終究是包不住火的。2009年10月初，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新官上任，卻赫然發現前任給自己留下的巨大財政赤字。最后不得不對外宣布，2009年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預計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希臘債務危機由此拉開大幕。為了獲得援助，希臘政府必須實行緊縮政策，卻激怒了民眾，引發大罷工，希臘政府陷入兩難境地。然而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說，民眾永遠是不會知足的，一旦要收回之前給予他們的好處，將引起更深的不滿。希臘政治家的縱容培養了希臘人只會享受不會奮斗的品性，想要立刻讓其勒緊褲子生活可謂癡人說夢，這也就給左翼聯盟這種激進政黨登臺的機會。
三、失敗的政黨？
那么，“左翼聯盟”的上臺就真能力挽狂瀾嗎?
“左翼聯盟”最初是希臘一些激進左翼政黨組成的一個競選聯盟，在 2012 年 6月議會選舉前轉型為一個獨立、統一的政黨。從意識形態看，“左翼聯盟”的自我定位，是既非共產黨也非社會民主黨的民主社會主義多元左翼政黨。它支持混合經濟，尤其強調女權主義、民主權利和環境保護等“新政治議題”。其成員主要包括那些致力于克服資本主義弊病的具有激進民主主義和生態導向的力量，以及一些要求發展民主和強調民族自決權的進步人士。因此，“左翼聯盟”雖然起源于工人運動，但并非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從黨員和選民基礎看，雖然黨創立時的相關文件呼吁“有工作和文化的男女性、青年人和被排除者”加入其中，但卻絕非階級性吁求。從“左翼聯盟”的整個發展進程看，它是一個典型的“兼容型”政黨，致力存在于“希臘社會的每一角落和縫隙間”。從政策主張看，“左翼聯盟”展現了明顯的激進色彩。在國內政治中，它支持政教分離、同性婚姻、移民地位、軟性毒品合法化，反對在公共領域使用攝像鏡頭，等等。在歐洲政治層面，“左翼聯盟”對歐盟的發展前景轉向懷疑論和悲觀主義，支持 “歐盟經濟和政治結構的全面重建”。從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看，“左翼聯盟”雖然也致力于發展與工會組織的聯系，但影響非常有限。相反，在社會運動領域，通過積極參加并嘗試影響各種新社會運動，尤其致力于加強與青年一代運動參與者的聯系，“左翼聯盟”產生了重要社會影響。
可以看出，“左翼聯盟”具有1968年以來西方“新左翼”政黨的一些顯著特點，比如缺乏統一的意識形態、去階級化、選民主要集中于社會中間階層等。它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傳統政黨，本質上它已經異化成后現代的左翼政黨。它雖然部分源于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但卻早已放棄像階級斗爭、革命、真正的政治參與之類令人“不適”的不符合“普世價值”的話語，甚至作為一個左翼政黨連社會民主主義也只字不提。因而，他們真正力量在于他們所信奉的“機會主義”，通過聯合其他分散得力量組成松散聯盟，提出迎合民眾的“政治口號”。甚至對于曾經的對手右翼政黨，它也可以為了“反對歐盟”的目標走在一起。進一步說，它的上臺后也并非要真正地去解決固有的經濟結構性難題，為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注入長久的動力，而是不切實際地“為反緊縮而緊縮”、“為上臺而上臺”。希臘的經濟危機給了左翼聯盟登臺的機會，但它的登臺或許也為下一次提前選舉埋下伏筆。難怪美國中左翼學者理查德·沃林會這樣批評后現代左翼政黨：“口頭的激進者，行動上的侏儒”。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左翼聯盟”上臺后將會面臨更大的挑戰。激進左翼聯盟黨在競選中承諾結束緊縮、追求正義、降低稅率、懲治腐敗等，提出將最低月工資從目前的586歐元(約合654美元)恢復到緊縮前的751歐元(838美元)、禁止大規模裁員、創造30萬個工作崗位、拿出20億歐元(22億美元)資助貧困家庭等。如果兌現這些承諾，那么在希臘經濟尚未全面復蘇的情況下，新政府將面臨“無米下鍋”的財政窘境;如果違背承諾，不但無法面對選民，甚至在派別林立的激進左翼聯盟黨內部也會引起反彈。在與歐盟的關系上，歐盟作為外在的壓力也有助于希臘推動有效的經濟改革，以德國為主的北歐國家要求希臘必須采取緊縮政策，進行結構改革，扭轉原來的財政狀況和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這種方案過去幾年在接受救助的幾個國家，如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包括希臘，都取得了一些效果。這些國家均在2014年出現了不同幅度的增長。而另外兩個重債國家法國和意大利在沒有外來壓力的情況下，經濟復蘇跡象不明顯。所以，倘若左翼聯盟上臺不顧國家的長遠利益，一味為迎合民眾而迎合民眾，與歐盟拼個魚死網破，無論新啟用的弱勢貨幣德拉馬克可能提供何種解救，在那之前，希臘都將先經歷多年的苦難——銀行擠兌、經濟聯系喪失，以及惡化的社會沖突，而且失去外來改革的動力，對于早已養成閑暇生活習性的希臘人來說，無疑是失去了復蘇的最后一股動力，其結果必然是個人主義之風盛行下的國家劫難，與強調城邦利益至上的古希臘人相比，這也許是對自詡為西方文明發源地的現代希臘人莫大的諷刺。
因此，從長期看，利用與歐盟各國博弈的契機，消除政治腐敗、提高經濟競爭力、擴大就業、增加稅收、逐步削減財政赤字，也許是重新使希臘經濟回歸正常，并且可持續發展的“治本”之路。不過，這顯然是一個包括改造國民性在內的高難度的“馬拉松”工程，也許到最后，希臘人還真得向他們“自認”的老祖宗檢討檢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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