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社會將更趨向保守化
—專訪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史志欽
巴黎發生恐怖襲擊后，將“言論自由”視作底線的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沖突再次成為歐洲政治的焦點，歐洲的前途彌漫著一種不確定感。歐盟委員會副主席提馬曼斯表示要說服猶太裔居民不要離開歐洲是個“重大挑戰”。在兩大文明碰撞的表象之下，更有一體化進程中積聚的矛盾和階層結構變化帶來的社會環境改變。經過了近70多年一體化進程的歐洲現在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曾經基于共同理想而聯合的歐洲，將不得不認真看待極右翼及民粹主義的興起，呼應底層社會的訴求。如何看待歐洲政局在過去10年的變化以及未來的走向，本刊專訪了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史志欽。
極右政黨興起對歐洲的影響
《南風窗》：恐怖襲擊對于法國乃至歐洲社會的政局會帶來哪些變化?有評論認為極端右翼將借此收獲政治果實，原本就已經在歐洲政壇興起的極右政黨會不會進一步發展，甚至主導歐洲?
史志欽：近年來，極右政黨在歐洲政壇發展的確比較快，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比如法國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丹麥人民黨、比利時的新“弗萊芒集團”、匈牙利約比克黨、波蘭的新右派國會黨、荷蘭人民黨等民粹主義政黨。其中以法國國民陣線影響力最大，在法國的地方選舉當中，“國民陣線”在一些省和市都成為第一大黨，對法國的政治生態形成了很大沖擊。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反歐盟、反移民的法國國民陣線優勢勝出，主張退出歐盟的英國獨立黨也取得了顯著突破，第一次超越了傳統的工黨和保守黨，這確實令人震驚。
盡管歐洲現在的沖突很激烈，但短期內還看不到歐洲極右政黨上臺執政的希望，畢竟極右政黨上臺對世界政治和歐洲國內政治的沖擊很大，還沒有到選民能夠容納帶有種族主義色彩政黨上臺的地步。比如被稱為新法西斯政黨的意大利全國聯盟，1994年3月首次入閣，與貝盧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黨建立聯合政府，就遭到了歐洲很多國家的反對。1998年該黨召開綱領大會，明確宣布割斷與法西斯的歷史聯系，樹立新右翼政黨的形象。
不過，極右政黨的興盛對歐洲各國政治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實際上也已經產生了影響。比如在薩科齊執政時期，就已經接過了極右翼政黨的一些移民政策，收緊移民政策。今后，極右翼政黨的一些主張可能會更多被主流政黨所認同和接受，隨著他們在議會當中席位的增加，甚至將影響政策的出臺過程，整個歐洲社會的政策將會更加保守，這個趨向未來可能會更加明顯。巴黎發生恐怖襲擊后，大規模的游行示威討伐、譴責恐怖主義，盡管政府強調不針對穆斯林，要把恐怖主義與廣大的穆斯林區分開來，但是社會的情緒和力量是難以控制的，實際上已經造成歐洲民眾和穆斯林的心理隔閡和緊張，有可能造成歐洲的種族主義上升，使得極右勢力產生更大的影響。
《南風窗》：右翼政黨的發展是不是與歐洲社會矛盾的積累同步?
史志欽：很多極右翼的政黨過去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上世紀80年代歐洲經濟增長緩慢，一些社會問題開始發生，反移民的極右政黨開始活躍起來。比如法國國民陣線就是從1984年之后，選票逐步增加。過去幾十年中，歐洲的社會階層發生了很大變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奇跡之后，尤其是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大量的無產者、工人階級都變成了中產階級，產業工人隊伍的萎縮、中產階層的擴大對傳統的以階層為基礎的政黨提出了挑戰，左派政黨自身開始轉型，向中間力量開放。與保守的右翼相比，左翼政黨尤其強調自己的公平、正義等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特征。但在過去幾十年，尤其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十幾年中，無論是英國工黨還是歐洲大陸的社會民主黨，在實現政黨的現代化過程中，恰恰是淡化意識形態，強調超越左右，走第三條道路，要在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進行折中。因而，許多社會黨強調實用主義，淡化意識形態，主張“少談一些主義，多解決一些問題”。在左翼政黨的影響下，為了吸引中間選民，各主流政黨都開始中間化，占據中間地盤，歐洲的主流右派政黨比如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法國的人民運動聯盟、英國的保守黨，以及主流左派政黨工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都開始抓中間，出現了所謂的政黨的全民黨化趨勢。
西方社會主流的社會階層固然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一些邊緣的群體畢竟還是存在。這樣，一旦整個社會經濟形勢惡化，失業者、無產者以及對社會不滿的劣勢階層自然需要一個出氣筒，他們便轉而開始支持極右政黨。以“法國白人優先”為口號的“國民陣線”就深得中下層的支持。世界權威民調機構伊普索(Ipsos)關于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法國選民情況調查報告顯示：階層結構上，民族陣線的支持者中工人階級占比最多，為43%，其次是職員(白領)，為38%;教育程度上，教育程度是高中水平及以下占比最多，為37%，教育程度越高支持率越低，本科以上學歷僅有11%;收入分布上，有收入和失業的比例差不多，都超過了25%，30%的收入屬于底層;且值得注意的是，年齡結構上出乎人們的意料，反而多為年輕人(35歲以下)，占30%。
冷戰結束之后，世界經濟出現了新的趨勢就是全球化加速，全球化強調人員、勞動力及資本的自由流動，這既符合也實質上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主張。而這對西歐社會來講也是不利的，由全球化而催促的歐洲一體化使得一般民眾感到極度缺乏安全感。這樣，許多極端政黨不僅反對全球化，而且也反對歐洲一體化，反對歐盟，認為全球化沖擊了歐洲的傳統。因此，在美國主導的來勢洶洶的全球化浪潮下，歐洲人感到自己不是獲益者，而是一個輸家。
2009年開始的歐債危機是歐洲發展的一個轉折點。許多國家由主權債務危機開始，逐漸演變為經濟、政治乃至社會的全面危機。一些國家政府更迭頻繁，在選舉中左右政黨皆因政策無方而遭受選民拋棄，而少數極右的黨派候選人卻跨越“門檻”而在一些國家首次進入議會。在2012年5月法國總統選舉中，社會黨奧朗德雖然成功地當選為法國總統，但奧朗德的當選與其說是社會黨理論政策的創新，倒不如說是薩科齊執政不得人心而導致選民對其深深厭惡的結果。
政治第一
《南風窗》：恐怖襲擊發生之后，以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為理念的極右政黨對政局的影響會使歐洲社會形成分裂嗎?
史志欽：未來，主流政黨更多會受極右翼的影響，社會政策更加保守。但歐洲畢竟是一個相對成熟的民主社會。一些極右政黨更多是體現一種利益表達。比如，2002年法國總統大選，國民陣線主席勒龐在第一輪投票中的得票率僅次于希拉克，獲得參加第二輪投票競選總統的資格，左翼社會黨候選人被淘汰出局。這引起了歐洲輿論大嘩，民眾開始一邊倒。希拉克的一些反對者也開始轉而支持希拉克。所以說，真正進入理性選擇的階段，選民就不會再情緒化和極端化了，包括在蘇格蘭公投時，民調顯示支持獨立，但這只是一種意見表達，意在向主流政黨施壓，但是真正到了投票的關鍵時刻還是會理性化。
《南風窗》：新一代的民族分離主義是不是整體顯示出政治第一的傾向?政治大于獨立?
史志欽：那是一定的。但是我們也應該看看背后的原因，比如蘇格蘭公投就與歐債危機有很大的關系。蘇格蘭的政治是比較左翼的，是傳統的工黨那一套主張，但卡梅倫政府的政策是比較偏右翼的。所以，分離主義更多反映的是對英國政府的不滿。此外，分離主義問題還得回到歐洲一體化本身帶來的問題去觀察。歐盟發展好的時候，大家可以共同享受好處。但是當經濟衰退的時候，有些國家就出現了再民族化，與歐洲一體化的去民族化反其道而行，開始從本國利益出發。分離主義實際上更多被當成一種工具，實現一定的自治權，索取更多利益。
歐洲一體化矛盾總爆發
《南風窗》：民族問題、種族問題的背后，有歐洲一體化本身導致的不適感嗎?
史志欽：二戰之后，歐洲最大的事件是歐洲聯合。歐洲認識到，歐洲要避免戰爭再次發生，必須要走聯合的道路，通過合作、談判而不是戰爭來解決摩擦、解決爭端。上世紀50年代成立歐洲煤鋼聯營、把能夠制造武器的工業聯合起來，相互合作、監督、制約，繼而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根據《羅馬條約》正式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積極作用越來越顯現，這確實給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好處，經濟共同體的吸引力日益凸顯。而且從政治上看，在冷戰的背景下，歐洲人也想聯合起來發聲，所以，英國、愛爾蘭等國家在70年代相繼加入。冷戰結束之后，共同體發展成為歐盟，成員也進一步擴展，原蘇東陣營的國家加入歐盟開始成為一種時髦。這樣，歐盟進入了擴大進程加速時期。
回顧看來，1999年到2004年可以說是歐盟最有吸引力的階段，不但前社會主義國家積極加入，像土耳其這樣的國家申請加入的愿望也更加迫切。1999年歐元問世前后，全世界關注歐洲，歐洲成了世界政治中的耀眼明星。2004年，由法國和德國主導制定歐盟憲法，成立了憲法起草委員會。這一時期，也是全球化加速的時期，人們對全球化一片贊揚，主張自由市場的歐盟憲法也是全球化的體現和產物。但是這一主張形成了對歐洲傳統社會市場的沖擊甚至破壞，因此法國在2005年對歐盟憲法進行全民公決時，未獲通過。緊接著在荷蘭被否決。歐盟憲法被否決，對歐盟的政治精英打擊很大。這是歐洲一體化的一個轉折點，歐洲民眾開始反思冷戰結束后歐盟的一系列擴大舉措。更大的轉折點則是2008年的債務危機，危機凸顯了歐洲快速發展與擴大帶來的問題。歐元啟動要求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接近和統一的財政政策乃至財政制度，而南部的希臘、葡萄牙和意大利一開始在加入歐元區時未必完全達標。但這些國家一旦入盟則要享受歐盟公民的同等待遇，享受歐盟國家的福利水平，于是乎，政府舉債好日子，寅吃卯糧等行為必然成為主權債務危機的深層原因。再者，歐盟快速擴大，新接納的成員國相對比較貧困，經濟結構比較落后，人口也較多，這樣擴大后的統一的大市場自然加劇方方面面的競爭力。同樣，對于歐盟機構也是新帶來的挑戰。歐盟機構是為最初6~9國設計， 短短幾年一下子擴大為28 個國家，必然會出現“成年人穿小孩子的鞋”的不舒適。如此等等，都是歐洲一體化快速積累的矛盾。
《南風窗》：歐盟超越式擴大的后果在經濟衰退時更加凸顯，只要維持現狀，是不是矛盾很難化解?
史志欽：歐債危機后，德國一方面積極搭救希臘、西班牙，以防止這些國家退出歐盟，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另一方面，德國等國家又向這些債務危機國施加壓力，實行財政緊縮。在經濟形勢不好的情況下，緊縮政策勢必會造成經濟不發展，大量失業的現象，進而形成社會的惡性循環。緊縮與失業，首先遭殃的是青年人，尤其是少數族裔的年輕人，他們自然而然對社會不滿。但是緊縮政策顯然不是本國政府愿意的，而是來自于歐盟的集體壓力，尤其來自德國為代表的國家的壓力，進而引起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的關系緊張。所以，希臘才會發生抗議緊縮政策的游行示威，迫使總理辭職。法國也一樣，過去，歐洲一體化的軸心和發動機是法德，實際上是法國人領著德國人干。金融危機之后，法國無論從政治上還是經濟影響力上都居于第二了，雖然他自己不愿意承認。2012年選舉，年輕的薩科齊本來能連任，就是因為他在面臨債務危機問題時不得不聽德國的，才敗北。這樣，法德關系也時而出現不合。選舉中，奧朗德唱出了和薩科齊不同的調門，承諾要刺激經濟，求增長和就業，在發展中解決危機、放松財政。當然會得到很多自認是緊縮政策受害者的民眾支持。但是奧朗德上臺之后，法國的基本經濟問題沒有解決，社會問題也沒有解決。
《南風窗》：這對歐洲的一體化進程將帶來哪些影響?歐洲各國將如何在歐盟和本國政府之間游移?
史志欽：一直以來，歐盟就有聯邦化還是邦聯化的爭論。歐洲憲法實際上也是聯邦化的嘗試，以法國、德國和比利時為代表的國家更多希望歐洲用一個聲音說話，而以英國為代表的國家則希望保持一個松散的聯盟。在經濟困難的時期，民族主義勢必會更加凸顯，這對歐洲的民眾和政治家都是一種考驗。
2015年是歐洲非常關鍵的一年，但是開局不利。1月7日巴黎發生了恐怖襲擊，希臘馬上要舉行大選，主張放松財政政策的左翼政黨很有支持力，他們認為目前的這套政策是德國強加的，德國過去沒有靠軍事力量完成的事情現在要靠經濟來完成了，這讓他們非常警惕。但是如果左派政黨上臺實行量化寬松，對歐洲也是一個很大的不確定因素，甚至是一個災難。如果他們不再接受財政緊縮政策，法國和德國怎么反應，會有一番博弈。今年5月，英國要舉行大選，如果卡梅倫連任，是不是會宣布在2017年舉行英國退出歐盟與否的公投，會充滿變數。
《南風窗》：歐洲各國的反恐升級，會對西方和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格局帶來哪些影響?對中國又意味著什么?
史志欽：對于俄羅斯的制裁，歐盟也是有分歧的。法國和德國其實也在外交上尋求突破，希望早日解除制裁。歐洲國家加大反恐力度，會促進歐盟與大國，包括俄羅斯的合作。對中國來說，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新疆問題的壓力，因為新疆問題同樣與境外伊斯蘭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密切相關。只是，西方國家經常在反恐問題上使用雙重標準。巴黎的恐怖主義事件，讓西方和美國認識到，如果沒有國際聯合，伊斯蘭極端勢力傷害的是大家，也會讓各國在反恐問題上增加合作的緊迫性，拋棄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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