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我把過去一年的世局演變，歸納為“文明沖突”加快重新布局。一月尚未過去，這一總結已經不幸得到了多起最新驗證。
最強烈的證據，無疑是巴黎諷刺雜志《沙爾利周刊》(又稱《查理周刊》)編輯室同人，遭伊斯蘭極端分子屠殺，以及緊接發生的猶太超市顧客被劫持殺害的血案。但是最新的希臘大選結果，背后也存在著深刻的文明沖突因素。
《沙爾利周刊》恐怖襲擊事件，有兩項極為深刻的后果。首先是在“價值”范疇;再是有歐美政客言不由衷的“政治正確”表態。這場血案及其后繼事件，還是展現了現代歐美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
一方面是絕大多數穆斯林雖然都反對屠殺報刊編輯，但是同樣絕大多數也認為《沙爾利周刊》所為，是蓄意傷害穆斯林的宗教情感。另一方面，是《費加羅報》事后引用當代法國哲學家弗瑞(Luc Ferry)的話，聲稱“在思想自由上絕無退讓之地”，以及百萬法國公眾上街游行，宣布“我就是沙爾利”。這里基本文化價值觀念的尖銳沖突，顯而易見。
另一項深遠的實際后果，是法國和歐洲公眾終于認識到，文明沖突的戰場并不只是遠在海外和大中東地區，而是通過數千萬歐洲土生的穆斯林新一代，擴展到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區。這一現實，至少對歐洲各國未來的中東和阿拉伯政策，會產生相當的沖擊。
如果說法國當年帶頭鼓噪，驅動北約軍事干預，推翻卡達菲政權后始亂終棄，不僅使得利比亞正在變成“失敗國家”(《經濟學人》周刊最新斷語)，并且促成北非和沙哈拉沙漠地區伊斯蘭極端力量蔓延擴展，尚未對法國本身造成多大傷害，那么新近的《沙爾利周刊》恐襲事件，就與敘利亞內戰給予伊斯蘭國空前發展機會，以及大量歐洲穆斯林青年踴躍參加“圣戰”直接有關。
我曾經評論，敘利亞內戰雖然是伊斯蘭世界內部的“三十年戰爭”，但是也為外部勢力提供了極好的干預機會。幾年前，為了打擊俄羅斯和伊朗的利益，歐美各國紛紛加入反對阿薩德政權的“統一戰線”。如今換來的不僅是伊斯蘭國坐大，更還有成百上千歐美土生穆斯林響應“圣戰”號召，經過戰場洗禮后大批回國的重大隱患。美國和加拿大近來一系列土生穆斯林極端分子恐怖案件，以及《沙爾利周刊》血案，或許會使歐美降低干預穆斯林世界的“三十年戰爭”的興趣。
對歐洲來說，與伊斯蘭世界的文明沖突，對去年突然升溫的對俄羅斯“新冷戰”的必要性和時宜性，提出了重大疑問。歐洲經濟一直疲軟不振，迫使歐洲央行不久前前所未有地宣布大規模量化寬松計劃，以圖刺激經濟發展。從這個角度，歐洲響應華盛頓號召，對俄羅斯展開經濟制裁，實在是“殺敵一萬，自損三千”之舉。
還在《沙爾利周刊》血案發生之前，焦頭爛額的法國總統奧朗德，已經公開要求取消對俄制裁，以幫助歐洲經濟復蘇。面對本土伊斯蘭極端主義高漲威脅，歐洲領袖理應重新考慮與俄羅斯的“文明沖突”的主次問題。可是就在這節骨眼上，烏克蘭東部的武裝沖突突然再次復燃。如果說這是已經面對油價暴跌，造成嚴重國內經濟危機的普京總統蓄意發動，未免有違基本邏輯。因而不得不把疑心，轉向最不愿意看到歐洲與俄羅斯修好的華盛頓頭上。
烏克蘭危機與敘利亞內戰不無相似，代表了東正教文明的一場內戰，而被外部勢力干預利用。另一方面，歐美介入這場沖突，也反映了自從東、西羅馬帝國分裂以來，西方文明與東正教文明之間難以彌合的極深隔閡。
由此對希臘最新的大選結果不應感到意外。雖然曾經是西方文明的搖籃，今天的希臘仍然是東正教文明的一部分，因而很可能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被迫退出歐元區的國家。
最后指出文明沖突在文化因素之外的重要經濟因素。伊斯蘭文明目前的困境和極端化思潮，主因說到底是經濟發展的落后。而在法國時下的“我是沙爾利”浪潮中，表演藝術家蒂耶多內(Dieudonne)卻因為“反猶言論”而遭到牢獄之災，連美國《芝加哥論壇報》都評論說是“言論自由”的雙重標準。這里的原因，歐洲的歷史包袱之外，無法忽視國際猶太勢力的巨大財力。以色列新近在敘利亞擊殺真主黨和伊朗高級人員，成為伊斯蘭國的適時幫手，更是文明沖突的精彩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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