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蘇大三角關系
對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中蘇交惡，在后面的幾十年中的一種傾向性的觀點是，中蘇兩國在國家關系上漸行漸遠直至最后反目，是因為蘇聯要保持所謂“社會主義老大哥”的地位和在社會主義陣營之中的大國沙文主義做法，從而指責蘇聯背棄了社會主義原則。這種觀點同樣未看清蘇聯自立國以來一直將意識形態作為國家戰略工具的實質;六十年代初蘇聯提出共建中蘇海軍長波電臺試圖染指和控制中國國防力量，從中國撤走專家食言核武研制援助計劃，削弱中國政治與經濟的獨立自主性并逼迫中國成為蘇聯衛星國的企圖，支持印度的尼赫魯政府在南疆地區對中國進行軍事挑釁，都是中蘇國家利益沖突的具體表現形式。
在越南戰爭中，美國國力再次被大幅揮霍性地消耗，不僅使得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而且至關重要的是蘇聯在戰后的二十年中趁中美的消耗而穩定發展實力，蘇聯在國力鼎盛時期的工業產品總量一度達到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美蘇的力量對比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一度發生逆轉，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受到蘇聯的強硬挑戰。
在中蘇日益交惡、美國遇到蘇聯越來越強大的戰略壓力的背景下，美國的國家戰略無意之中部分回到了羅斯福當初設想的“隔洋對歐亞大陸平衡體制”的軌道上。中美關系的改善和所謂中美蘇大三角全球戰略格局的形成，對美國而言不過是形勢所逼。在中美聯合對蘇戰略再平衡的過程中，中國當時分擔了來自蘇聯的相當一部分戰略壓力，比如蘇聯在蒙古和遠東駐兵百萬，背上了越南這個戰略包袱，在阿富汗戰爭中重蹈大英帝國的覆轍陷入帝國的墳墓。美國只是在外部和花費極小戰略代價的情況下對中國予以有限支持，策略不過是沿用了中國古老的連橫術，因此極大地削弱了蘇聯，同時也顯示了羅斯福“隔洋對歐亞大陸平衡體制”威力的恐怖之處。
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偉大文化傳統、民族凝聚力堅強、國民意志堅韌的大國的力量源泉的理解，蘇聯領導人比二戰后的美國領導人并不強到哪里去，蘇聯在全球戰略上的狂妄與二戰后初期美國的表現同出一轍，同樣也未能理解在意識形態戰略工具外衣下，斯大林和毛澤東這個被斯大林稱為“農民革命家”搞好關系的真正戰略企圖，自己動手拆散了中蘇聯盟，并且將中國推向自己的戰略對手。
美國在戰略上偶爾正確的幸運同樣注定無法持久，之所以說中美蘇大三角全球戰略格局的形成只是美國部分回到了羅斯福當初設想的“隔洋對歐亞大陸平衡體制”的軌道上，是因為在后續的美國通過羅納德·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將蘇聯拖入軍備競賽的泥潭，直至推動蘇聯解體，這些繼續消耗削弱蘇聯的戰略意圖的執行均無可厚非。而1998年美國通過導演和運作俄羅斯金融危機，席卷蘇聯數十年的財富積累，徹底搞垮蘇聯，則過猶不及了。美國霸權體制的一個重要基礎和支柱就是歐亞大陸三股大國力量的相互制衡機制和平衡體制。在蘇聯解體后，美國如果能夠容忍繼承了蘇聯政治經濟遺產的一個相對強有力的俄國存在，而不是徹底削弱，那么美國仍然有條件和機會回到羅斯福構想的雅爾塔體制的軌道，從而一個更長的時期維持美帝國的存在。
歐洲聯合與中國崛起
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俄羅斯被徹底削弱帶來的一個重大戰略后果，就是中國面臨的來自北方的戰略壓力消失，國力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里迅速增長。在中美建交之前的三十年中，中國已經具備初步的工業基礎，在國防上取得了“兩彈一星”的成就，并且通過國民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普及，恢復民族的創造力;在中美建交之后的三十年中，中國通過與西方國家緩和，引進西方的資本和技術與經過基礎教育的勞動人口相結合，通過百萬大裁軍轉移和集中國家資源搞發展，工業化進程大大提速，綜合國力迅速膨脹。不過在中美建交之前的三十年中美國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臺灣問題上給中國人民的傷害的記憶，卻不是短短一代人能夠輕易消除的，中美之間在基于國家戰略上的暫時合作并不能掩蓋相互之間潛藏的敵意和戒備，比如直到如今對美國島鏈戰略封鎖遏制中國的認知在中國國民中具有廣泛性，中國國民在國家民族大義上的思想沉淀的深厚性也不是美國對華文化灌輸在短短幾十年中所能夠撼動。雖然相互之間的離心并不意味著對抗，但是美國持續對華遏制及其難以改弦更張，只會使得中美兩國之間漸行漸遠，走上追求各自國家利益而各行其是的軌道，合作與競爭并存的局面在越來越多極化的世界中會長期化。
作為蘇聯繼承者的俄羅斯被徹底削弱帶來的另一個重大戰略后果，就是蘇聯作為歐洲看守人被美國“消失”，導致歐洲碎片化局面的改變和德國披著歐盟聯合的外衣崛起。1950年，法德等國開始實施歐洲煤鋼聯營計劃。1957年，歐洲六國開始組建歐洲經濟共同體以積攢實力。1969年勃蘭特出任德國總理，正式推行“新東方政策”，與蘇聯緩和為德國從分裂到統一埋下伏筆。1970年聯邦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對曾經的戰爭認罪。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的歷史節點恰恰發生在蘇聯崩潰之后。1999年6月，德國聯邦眾議院于通過在柏林建造紀念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受害者的大規模紀念碑的決議，解除周邊鄰國對德國統一的戒懼，為歐洲最終聯合鋪平道路。1999年12月，標志著歐洲聯合局面形成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其節點正是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之后，同時通過整合歐洲彌補了兩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德國的地緣戰略的天然弱點。2004年，歐盟理事會成立歐洲防務局，披上了歐盟的外衣的德國的重新武裝只差臨門一腳——如何將美國軍事力量擠出歐洲。“俄歐新關系”在兩輪北約東擴過程中構建和翻新。“哲學的德國”并不缺乏如何重新崛起的戰略思維，在戰后的國際變局中默默經營，因勢利導，堪稱實施韜光養晦戰略的世界典范。盡管歐洲邦聯體制具有不穩定性的弱點，比如英國對美國實行跟隨戰略以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仍在歐洲大陸的邊緣游離;法國在自身實力遠不及德國的情況下和德國爭奪歐洲的主導權。但是歐洲老牌列強對雅爾塔體制的真實用心可謂心知肚明，漸漸去美國化和歐洲聯合是在未來多極化的世界中爭取話語權和自主、成為其中一極的唯一希望?；仡櫟聡鴼W洲聯合的外衣重新崛起，我們不僅可以觀察到一個國家應該如何積攢和蓄養國力，而且還可以看到國家戰略長期的精巧運用和因勢利導。
美式金融“荷蘭病”
羅斯福的雅爾塔體制的另一個基石就是美國的科學技術領先全球。眾所周知，一個工業化國家的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往往首先應用于軍事和國防，然后才是轉向民用領域。羅斯福領導美國經過二戰前和戰爭過程中的精心運籌，抓住了世界歷史機遇成功登上霸權之巔，憑借的就是美國強大的工業能力，二戰時期美國具有“民主國家兵工廠”之稱。即便如此，美國在占領德國后首先做的事情不是搬遷德國的先進工業設備，而是以優厚的物質待遇和科研條件大肆搜羅德國的頂尖科學家隊伍，使得美國成為二戰后世界的科學技術中心，并且因為新一代科學技術在其工業領域的積累與運用，造就了美國戰后的國力鼎盛時期。
然而與從大蕭條時期到二戰結束時期不同的是，美國戰后的領導人遠沒有富蘭克林·羅斯福政治權威，從而越來越無力控制國內的資本財閥集團勢力，反而成為這些資本財閥勢力操縱的木偶，這一點從肯尼迪被刺到尼克松的水門事件可以管中窺豹。在資本利益和國家利益孰先孰后的取舍上，美國的國家政策越來越被資本財閥的利益要求所左右，美國政府班子的走馬換將成為資本財閥勢力安排自己的代理人的“民主游戲”，資本控制國家或許就是二戰后初期美國國家戰略發生偏移、不知不覺中掉入斯大林設計的意識形態對抗陷阱的原因，這種原因和條件下的美國國家戰略雖然在尼克松時期被無意識的有所糾正，卻也一直蔓延到蘇聯解體以及在意識形態領域對中國國內政治的嚴重保留與排斥。
資本控制國家的另一個后果就是國家利益反過來屈從于資本財閥利益，也就是美國國家行為商業化，美國對外政治、軍事、外交和文化必須為這些財閥勢力的利潤目標服務，比如在操縱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活動中附加嚴苛的政治條款，通過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締約體系和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為美國資本的國際運動(資本自由化)拆除其他國家市場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特別是到新世紀以來，伊拉克戰爭的發動是為了美國軍工財團和石油財團的直接商業利益，而次貸危機、歐元危機和去年的石油價格暴跌則是為了華爾街金融財團的利益。
近三十年來，美國經濟金融化傾向也是以資本控制國家為前提的，美國資本財閥勢力的張揚和罔顧國家利益的自行其是，必然導致美國資本占據全球資本循環體系的高端——金融領域，從而形成一種全球市場中的各個國別的資本被美國資本絞殺的體系——石油美元本位制和美國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與此同時發生的就是所謂美國的產業空心化過程，美國的基礎工業體系向海外遷移。這種體系運行的第一個成功就是“廣場協議”后日本資本進軍美國和“買下美國”，在短短兩三年中被美國資本吃干抹凈。這種體系隨著墨西哥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和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發生最終確立。在資本控制國家的前提下，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在推動了美國國家行為的商業化的同時，美國金融資本與全世界其他國家資本的關系由相互依賴轉為相互對抗，國家戰略目標被財團的利潤目標置換，從而為美國在新世紀后開始挑戰全世界提供了新的利益動因。
與大英帝國在全球霸權最后幾十年發生的“殖民地帝國病”不同的是，美帝國在新世紀以來患上了一種新的帝國病——美式金融“荷蘭病”。這兩種帝國病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科學技術進步的步伐大大放緩。所謂的美式金融“荷蘭病”，是指美國人從事金融及其他服務行業，從這些行業獲得收入遠高于從事基礎工業行業而獲得收入，從而實現一種高收入和高消費的舒適生活方式。很少有人再愿意去從事艱苦的科學技術研發和進行需要專門技能的誠實辛苦的勞動，而是躺在前人的工業成就上玩玩金融煉金術就能夠活得更好。一代代工程師隊伍和產業熟練工人隊伍的保持，是在持續的工業生產過程中長期訓練的，工業技能和技術訣竅需要一代代人反復操作實驗和積累，這也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的基礎所在!而近三十年來美國的工業傳承已經暫時中止，造成美國工程師隊伍和產業熟練工人隊伍的斷代。
美式金融“荷蘭病”的出現，從另一個側面支持了美國戰略思想界對國家力量源泉的理解的膚淺。繼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后美國領導層的戰略智慧退化和淺薄幾乎成了一種定律。對那些擁有偉大文化傳統、社會凝聚力堅強、國民意志堅韌的國家的力量源泉的理解遠不及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安排二戰后國際秩序時力挺中國進入聯合國五常恰恰說明了羅斯福的慧眼獨具。在人類史上，大國的力量來源和基礎在于一個國家治下的民族和人民的創造力和生產力的凝聚，還沒有一個大國的強盛是基于一種寄生性和指望別國供養的賭場式的經濟模式。換言之，美式金融“荷蘭病”的出現不過是美國人在自行摧毀其國力基礎，自己成為美帝國的掘墓人。
新世紀以來美國的單邊主義和單極世界夢
美國總統尼克松在他的《1999，不戰而勝》書中的預言結果似乎得到了實現，但是意識形態的勝利能夠等同美國全球戰略的成功嗎?作為二戰后美國在戰略思維上似乎高出其他美國人一籌的總統，尼克松依然沒有理解他的前輩富蘭克林·羅斯福和雅爾塔體制的全球戰略涵義。新世紀以來的兩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和奧巴馬則與尼克松的差距同樣不可以道里計，對全球戰略力量結構的理解和對美國國家能力的運用，甚至連美帝國戰略遺產的守夜人的角色都不能勝任。小布什在上臺之后，天真地以為憑著美帝國依然龐大的戰略遺產就能夠“領導”世界，發動所謂“反恐戰爭”的狂妄不可一世恰恰證明了對大國力量生成和蓄養的近乎無知，因為大國力量的參與，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勝而不利，必然繼續揮霍美國因為霸權體制所積攢的國力，在通過次貸危機暗算中國的同時出現了美國政治家們到全球推銷國債的奇觀，并且繼續在離其他大國力量中心很近的地方的使用武力，上趕著跳進阿富汗這個“帝國的墓地”。奧巴馬的全球再平衡戰略和巧實力運用，實際演化成了對中國、歐洲和國力再度有所恢復的俄羅斯的集體遏制戰略，也就落了圍繞歐亞大陸周邊騷擾的鬧劇的下乘，反而坐實了“全球麻煩制造者”的惡冠。歐債危機、重返亞太和北約東擴的輪番上演也就必然促成歐亞大陸的三極力量的合縱傾向。在逐步多極化的世界中美國實際上在挑戰幾乎所有的大國勢力。美國智慧不是美國人的腦子里，而是在美國人的拳頭上;這種傾向在幾十年來的美國國家行為中一再重現，在小布什和奧巴馬手中被發揚光大。
克里米亞作為一個歷史輪回點
全球戰略平衡的基礎是大國力量的相互制衡及其利益結構構成的。在美國近年來越來越力不從心的對歐亞大陸的全面遏制過程中，中俄兩國在西太平洋的連續軍演和連續舉行紀念二戰勝利的活動，不過是在拷問美國戰略決策者們還是否具有足夠的戰略智慧，拷問美國主導確立的雅爾塔體制在東亞部分的變異版本——西太平洋安全體制的合法性。如果說在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之后，雅爾塔體制已經解體的話，那么在美國再次在距離俄羅斯心臟地帶很近的烏克蘭使用國家力量進行挑釁的2014年3月，俄羅斯斷然發動反擊并且收回克里米亞，不過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向美國戰略決策者們明確宣示：美國主導的戰后雅爾塔體制在克里米亞誕生，又在近七十年之后同樣在克里米亞就此終結。
克里米亞成為美國霸權體制的輪回點,或許是一種奇妙的歷史巧合。(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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