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穆斯林抗議《查理周刊》諷刺漫畫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是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的榮譽退休教授，也是著名的政治評論家、公共知識分子。20日，他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發表題為《巴黎襲擊事件表明西方激憤情緒的虛偽》(Chomsky： Paris attacks show hypocrisy of West's outrage, http：//edition.cnn.com/2015/01/19/opinion/charlie-hebdo-noam-chomsky/)的文章，瞬間引發大量討論。
《查理周刊》遭受恐怖襲擊，包括主編及另外四位漫畫家在內的12人喪生，之后不久4名猶太人又在一家猶太超市慘遭殺害。法國總理曼紐爾·瓦爾斯隨后向“恐怖主義、圣戰主義、極端伊斯蘭主義，以及一切旨在破壞博愛、自由和團結的勢力”宣戰。
數百萬人上街游行譴責暴行，這種譴責由“我是查理”這一令人驚駭的齊呼口號放大。人們雄辯地宣告著他們的憤怒，就像以色列工黨主席、也是即將到來的大選的有力競爭者伊薩克·赫爾佐克所說的，“恐怖主義就是恐怖主義。沒有騎墻的余地。所有尋求和平與自由的國家都面臨殘酷暴力帶來的巨大挑戰”。罪行也引發了潮水般的評論，去探尋這些令人震驚的襲擊在伊斯蘭文化中的根源，并求索不以犧牲我們自身價值為代價而能反抗伊斯蘭恐怖主義兇殘浪潮的方法。《紐約時報》稱襲擊為“文明的沖突”，《時代周刊》專欄作家阿納德·吉利達拉達斯則在推特中糾正說：“這從來不是也永不會是文明間的戰爭。這是文明力量對抗另一邊的戰爭。
《紐約時報》駐歐洲的資深記者史蒂文·厄爾蘭格如此生動描述巴黎的場景：“這一天警笛鳴響，直升機盤旋空中，新聞簡報頻繁發布。到處是警方布下的警戒線，和焦慮不安的人群。孩子們被領著離開學校去往安全的地方。這一天，就像前兩天一樣，鮮血和恐懼彌漫巴黎四周。”
厄爾蘭格還引述一位幸存記者的話說：“一片破碎。無處可逃。到處煙霧彌漫。實在太可怕了。尖叫聲四起。簡直是場噩夢。”還有報道說：“一聲爆炸的巨響，然后一片黑暗。” 厄爾蘭格說那場面“越來越熟悉，破碎的玻璃，斷壁殘垣，扭曲的梁木，燒焦的油漆，以及情感的創痛。”
這最后一句——獨立記者大衛•彼得森提醒我們——并非首次出現在2015年1月，而是出自厄爾蘭格1999年4月24日的一篇甚少引起關注的報道。他當時報道的是北約“發射導彈襲擊了塞爾維亞國家電視臺總部，致使塞爾維亞廣播電視停播”，16名記者遇難。
“北約和美國官方為此次襲擊辯護”，厄爾蘭格報道說，“認為此舉打擊了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的政權”。五角大樓發言人肯尼斯·培根則在華盛頓做了個簡短的通報，說“塞爾維亞電視臺也是米洛舍維奇殺人機器的一部分，就和他的軍隊一樣”，因此這是一個合法的襲擊對象。
然而，當時并沒有憤怒的游行或呼吁，沒有不絕于耳的“我們是塞爾維亞電視臺”的喊聲，也沒有在基督教文化與歷史中追問襲擊發生的根源。恰恰相反，襲擊在媒體上獲得了褒揚。頗受推崇的美國外交官理查德·霍布魯克，也是彼時出訪南斯拉夫的外交使節，形容這場針對電視臺的成功襲擊為“極其重要的，我認為是積極的進展”，許多人對此態度產生共鳴。
還有很多其他事件同樣沒能引發對西方文化和歷史的質詢。例如，近年來歐洲最慘烈的單一恐怖分子暴行，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Christian ultra-Zionist)極端分子、持伊斯蘭恐懼癥觀點的安德斯·布雷維克于2011年7月屠殺了77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
在“反恐戰爭”中受到忽視的還有現代最極端的恐怖活動：奧巴馬的全球暗殺行動——針對那些可能有天會傷害我們的人，以及恰好在他們附近的倒霉蛋。同時還不乏其他不走運的人，比如據悉12月在敘利亞一場由美國主導的轟炸中喪生的50名平民，這一消息很少在報道中出現。
有一個與北約襲擊塞爾維亞電視臺相關的人倒的確受到了懲罰——他就是電視臺的負責人Dragoljub Milanovi?，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稱，他因為沒有及時疏散人群撤離大樓而被歐洲人權法庭判刑十年。處理南斯拉夫事務的國際刑事法庭則認為北約的此次襲擊并非犯罪，盡管平民傷亡數量“不幸很高，但并沒有很明顯地不成比例”。
比較這些例子，有助于我們理解民權律師弗洛伊德·阿布拉姆斯對《紐約時報》的譴責，他因為強力辯護言論自由而著名。他這么寫道：“想談自我克制有的是機會，但在人們的活記憶中這是對新聞業最具威脅的襲擊，它發生后，(紐約時報的編輯們)應該投身參與，這是維護言論自由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刊登《查理周刊》招致襲擊的嘲弄穆罕穆德的漫畫。
阿布拉姆斯將《查理周刊》遇襲事件描述為“在人們的活記憶中，是對新聞業最有威脅的攻擊。”他是對的。理由和“活記憶(living memory)”這個概念有關，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分類，將他們對我們的罪行包括進來，同時嚴格排除我們對他們的罪行——我們沒有犯罪，只有對最高價值的高貴防守，雖然有時難免有些紕漏。
塞爾維亞電視臺遭到襲擊時，到底什么被“保衛”了?本文不便探討，更翔實的質疑可以見我的《A New Generation Draws the Line》一文。
還有其他表明這種有趣的“活記憶”分類的例子。比如，2004年11月英美海軍陸戰隊攻打費盧杰城(Fallujah)，犯下了兩國入侵伊拉克以來最嚴重的一項罪行。
襲擊開始于對費盧杰總醫院的占領，具體實施過程將它與重大戰爭罪撇清。《紐約時報》以頭版醒目地報道了罪行，配發的照片描繪“病人和醫院員工被武裝士兵趕出房間，并責令坐或趴在地上，雙手被士兵們捆綁在背后。”占領醫院被認為是有功且合理的：它“關停了官員所說的武裝分子宣傳機器：費盧杰總醫院，因為它鋪天蓋地地報告平民傷亡消息。”
顯然，這不是對言論自由的攻擊，而且沒有資格進入“活記憶”。
還有其他的問題。人們自然想問法國到底是如何維護言論自由和“博愛、自由、團結”這些神圣原則的呢?例如，它是通過不斷實施《蓋索法》(Gayssot Law，譯注：法國對發表種族歧視、反猶以及排外言論制定的法規，于1990年生效)，從而有效地授予國家權力，以確定歷史真相，并懲罰偏離法令的人?還是通過驅逐大屠殺的悲慘幸存者(羅姆人)到東歐遭受迫害?或者是在巴黎郊區惡劣對待北非移民，使得《查理周刊》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在那里變成圣戰者?甚至，當勇氣可嘉的《查理周刊》開除了漫畫家Siné，因為他的一個評論被視為具有反猶太主義內涵的時候?很快還有更多的問題出現。
任何睜著眼睛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其他驚人的遺漏。其中顯著的例子是，那些面臨殘酷暴力“巨大挑戰”的是巴勒斯坦人，在2014年夏天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再一次的兇殘襲擊中，那里的許多記者被殺害，有時甚至是在明顯標志著新聞報道的車輛里，同成千上萬的車輛一起，而“以色列的戶外監獄”(譯注：指加沙地帶)再次被夷為平地，各種托詞一經檢驗，瞬間崩潰。
同樣被忽略的是去年12月拉丁美洲三個記者被暗殺事件，使得當年該地區被殺記者數量達到31例。僅在洪都拉斯，因為2009年的軍事政變，就有十多名記者被殺，這次政變事實上為美國所認可(但其他國家少有認同)，如果根據政變后洪都拉斯的統計，可能記者被謀殺率將居于人均數字之冠。但同樣，在活記憶中，這不是對新聞自由的攻擊。
這并不難闡述。上述幾個例子說明了一個非常普遍的原則：我們越是可以將一些罪行歸咎于敵人，就越能激起更大的激憤;而我們對于罪行的責任越大——因而我們就越能做點什么來終結它們——就越少有人關注，就越傾向于被遺忘，甚至被否定。
與各種雄辯的聲明相反，對于這個事件，不能說“恐怖主義就是恐怖主義。沒有騎墻的余地”。當然有兩種向度：他們的和我們的。而且也不只是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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