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戰”與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歷史

　　《查理周刊》編輯部一聲槍響，不但救活了這份半紅不紫的小眾刊物，還很可能順道救活了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鉛筆制造業。當然，在這么一個政治高潮時刻，我們的格局不能太小。我們還應當看到，在啟蒙運動、推翻路易十六舊王朝、拿破侖戰爭結束許多年之后，西方現代性的起點、自由主義信仰的精神祖國法蘭西終于又一次站到了宇宙中心。

　　這只是文明的沖突?

　　在“反恐戰爭”這場圣戰中，《查理周刊》終于替法蘭西爭了口氣，樹了個典型。現代世界的八國聯軍們滿臉凝重地站在一起，強烈譴責那幫草菅人命的伊斯蘭義和團。大家義憤填膺，一致要求，要給伊斯蘭世界送點現代思想去，一面可以消滅目無自由的伊斯蘭拳匪，一面還可以拯救一下不知自由是何滋味的穆斯林群眾。這支西方新反恐聯軍的獵獵大旗上寫著幾個大字，民主化、現代化。而在穆斯林眼中，這支“反恐”聯軍卻與他們歷史記憶中的十字軍沒有差別。他們傲慢、粗暴、貪婪，甚至對神毫無敬畏之心。他們肆無忌憚地踏上穆斯林的土地，任意妄為地尋找地下埋藏的寶藏;他們侵占穆斯林的土地，燒毀穆斯林的城市。正是基于對西方這支十字軍的憤怒，穆斯林們聚集到了一起，開始圣戰。

　　從整個19世紀以來的世界史角度來看，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史是一個反抗的歷史。伊斯蘭的反抗除了今天我們熟悉的泛伊斯蘭主義影響之外，還有更復雜的世俗化意識形態的影響。諸如民族主義、泛阿拉伯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等都在20世紀中東與世界歷史互動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將阿拉伯世界的反抗籠統地表述為“文明的沖突”毫無疑問抹殺了這一復雜的歷史進程，淡化了西方殖民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秩序中的霸權主義色彩。并將伊斯蘭世界中的反抗，抽象化為一種純粹的信仰沖突。而近些年來的“反恐戰爭”則是這種“文明沖突”話語的國家暴力表現。從情感上，“反恐”描繪了一群只懂得破壞建制的壞分子，一群與“正常”社會相對立的人。在對“恐怖主義”的界定背后潛藏著非常濃厚的西方文明中心意識，以及霸權主義國家戰略。近些年的“反恐戰爭”基本上變成了對伊斯蘭教整體的文明沖突。將西方的現代秩序視為“常態”、視為“普遍”。用“恐怖主義”這頂帽子，掩蓋了種種形式的對抗行為。用“政治伊斯蘭”或者“極端主義”掩蓋了伊斯蘭世界內部的多樣性及其歷史發展脈絡。

　　對霸權主義的反抗在世界各個角落呈現出各自不同的面向，進而“極端主義”的問題也必然與各個地方的社會歷史特性相結合。但是缺少了對反抗問題歷史化的理解，缺少了更廣大的政治關懷，缺少了對階級問題，對不平等的認識，今天的反抗活動便一定會喪失方向。而成為互相之間無休止的仇殺。《查理周刊》激怒了穆斯林，來自穆斯林的子彈則又激怒了歐洲人。倘若不將反帝、反殖民放在一個更長的革命線索當中去理解，那么今天的世界將無可避免地走向碎片化。反帝、反殖民不是斗爭的終結，而是斗爭的開始，它導向的最終點是民主革命，是平等，是一個沒有了霸權主義的大同世界。這是我們普遍性的理想。

　　在今天的西方人眼里，伊斯蘭世界不可理喻。他們就像是西方物質現代化恩澤下不知感恩、不懂包容的壞孩子。就像美國電影《鋼鐵俠3》里面那個留著大胡子的神秘惡棍滿大人。今天的伊斯蘭世界在西方眼中，就像是19世紀的中國，他們神秘、易怒、暴躁、幼稚、不知禮節。他們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還遠遠落在后面。在亨廷頓提出他著名的“文明沖突”理論之前，美國保守主義學者、阿拉伯問題專家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便撰文提出，穆斯林憤怒（Muslim rage）的根源在于，這是“宗教的東方”（religious East）對“世俗的西方”（secular West）進行的挑戰。劉易斯引用托馬斯·杰斐遜的話，將美國的建國精神根植于政教分離之上。他強調，雖然政教分離是啟蒙運動最重要的政治遺產，但是只有到了美國，政教分離才通過立法，從哲學理想變成了政治現實。在劉易斯看來，絕大多數未完成政教分離的宗教都無法真正傳播至全世界。而唯一的特例便是伊斯蘭。

　　劉易斯將伊斯蘭的歷史看做是與歐洲基督教文明相對抗的歷史。其形式是雙方對領土主權的拉鋸爭奪。這種十字軍對抗圣戰士的局面一直到了17世紀中期歐洲殖民秩序興起而正式結束。世俗化的歐洲殖民者們將亞洲與非洲納入了殖民世界格局之內，至此以后，以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為代表的“伊斯蘭世界”便走上了閉關鎖國的防御道路。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伊斯蘭帝國隨著西方的強大而深陷困境。熟悉中國近代史的讀者們會發現，在我們近代史課本上讀到的“喪權辱國”、“內憂外患”等字眼，幾乎可以不加改動地用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身上。19世紀西方殖民擴張在全球范圍內掀起的對抗活動，似乎都遵循著類似的路線。

　　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及第三世界民族國家獨立浪潮的興起，歐洲創造的殖民世界秩序正式宣告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美國貿易自由主義霸權下的全球秩序。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被石油帶到了中東伊斯蘭世界，困擾他們的是在這個地區久久未曾衰退的反西方情緒。劉易斯的長文發表于1990年。這一年,蘇聯才從那個困擾他們長達10年之久的阿富汗戰場上撤軍不久。就在蘇聯撤軍阿富汗后不久，同年，《塔義夫協定》簽訂之后上任的黎巴嫩總統、親西方的基督教馬龍派人熱內·穆阿瓦德在就職17天之后便遭暗殺。走入中東世界不久的美國開始發現，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復雜情況似乎遠超出他們的樂觀預估。

　　19世紀以來的全球史建立在西方強烈的制度與理論自信基礎上。18世紀開始闊氣起來的歐洲覺得，自己能夠有今天，一定是由于各種優越性使然。帶著一副先進帶動后進的派頭，歐洲不但把買賣做到了全世界，還鐵了心想要把自己的優秀經驗帶給世界人民。西方相信，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里的國家，無論其歷史背景、社會環境等等的差異，都只不過是處在一條通往相同終點的道路上的不同位置而已。只要遵照了歐洲成功經驗，進行社會習俗和思想改造，完成政教分離，完成工業革命，開放自由貿易，進行法律變革，解放個人，那么實現世界大同便一定會指日可待。說實話，西方為了創造這天上人間的美景也是蠻拼的。他們走遍世界，揪著“文明后進”們的衣領子，掄圓了煽他們的嘴巴子，一面煽一面還苦口婆心地問他們：我疼不疼你?

　　西方擴張是一個軍事與政治霸權的現實，其帶來的更深遠的影響則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趨同。這種趨同理想集中表現在對現代化概念的理解上。這種西方圖景給出了一個非此即彼的現代化準則。隨之邊緣化的，是那些不符合歐洲現代化歷史經驗及文化標準的生活習慣及社會組織方式。這種對非西方世界觀與生活方式排擠，以及非西方世界對統一標準的“現代化”進程的回應，成為今天世界矛盾沖突的主線之一。在這一過程中，伊斯蘭的對抗顯得尤為激烈。

　　激進與跪舔——伊斯蘭現代化道路的困境

　　在所有與伊斯蘭相關的迷思中，圣戰(jihād)應當是受到誤解最深的教法概念之一。西方的現代性強調了一套世俗化的“正確”生活準則。這套生活準則強調了宗教改革、政教分離的必要性，同時也格外強調宗教僅作為道德律的私人屬性。在歐洲歷史發展進程中，宗教改革確立了歐洲各個民族國家君主的絕對主權。而在處理國際關系，即絕對主權之間的關系時，仍舊需要訴諸于基督教國家(Christendom)這一統一的普遍性概念。雖然，隨著宗教改革的出現，統一的教皇權威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依附于主權的各個新教教派。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基督教國家的統一性并無政治基礎，而是一種隨意性極強的情感認同。這在著名的《威斯特法利亞和約》中，以及格勞秀斯的國際法中也有體現。在這兩個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國際法體系基礎的文本中，都不加界定地采用了毫無“科學性”的“基督教世界”概念。

　　與之相比，基督教的同袍兄弟伊斯蘭教的歷史命運則截然不同。在阿拉伯語里，jihād（其動詞形式為jāhada）本意為斗爭、施加。其宗教意味強調個人與自身的作惡傾向、惡劣道德作斗爭，最終以期能達到伊斯蘭的大同（ummah）境界。這種斗爭又分兩種形式，一種為“以筆（為武器）的圣戰”（jihad of the pen）；一種為針對不信仰者的武裝斗爭，即“以劍（為武器）的圣戰”（jihad of the sword）。后者被穆罕穆德稱為“小圣戰”（the smaller jihad）。與之相對的，前者那種更傾向于自我改造，與論爭批判的圣戰則被稱作“大圣戰”(the greater jihad)。從穆罕穆德公元7世紀創教之初，伊斯蘭教便試圖用復雜的“圣戰”觀念來規范阿拉伯半島上的部族沖突，整合原本分裂的部落秩序。在這意義上，“以劍的圣戰”實際上為阿拉伯半島各個部落間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戰爭法。這一概念基于北部阿拉伯部落間流行的習慣法準則，提出諸如對抗侵略的防御性戰爭是合法的這類基本戰爭法守則。

　　到了公元8世紀下半葉，作為一種戰爭法的“圣戰”觀念已經開始得到較為系統的描述。并作為一種律法規范，為分裂的阿拉伯部落提供一個統一的教法基礎。與防御性戰爭相對，還有一種擴張性的圣戰行為。這種侵略性的“圣戰”概念建立在伊斯蘭普遍認同的基礎上，被認為是穆斯林的集體責任。進而，合法的圣戰必須是一種集體行為，且必須在正義的伊瑪目領導之下。對于伊瑪目的認定，則需要在系統的伊斯蘭教法訓練基礎上，經過一個長期的集體性甄選產生。這一擴張性圣戰的目的，在于擴大伊斯蘭認同適用的地域。

　　至公元8世紀，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短暫政治統一結束，圣戰隨之從一個伊斯蘭世界內部國際戰爭法準則，變為分裂的穆斯林統治者們擴大治權合法性邊界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的圣戰便變得極為重要。這時期的教法學者們開始頒布大量教令，試圖站在各自君主的立場上，一方面闡述穆斯林國家之間戰爭的合法性，一方面又為穆斯林針對非穆斯林進行擴張戰爭進行辯護。走出了部落戰爭歷史的伊斯蘭教，這時反倒更顯出了他與同袍兄弟基督教類似的基因。

　　不管是西方的“基督王國”(Christendom)還是伊斯蘭教的“烏瑪”(Ummah)，兩種大同觀念都表達了一種對世界普遍性的認識。平心而論，這兩兄弟的想法都挺可愛。在他們眼里，天下大同就是普天之下，世人都能穿一條褲子，說一種語言。可是忙著做天上人間美夢的兩兄弟們卻忘了，人心一定隔著肚皮這個基本現實。當然，近代化了的歐洲人，用啟蒙運動和科學理性把他們大同理想面上帶著的那層基督教濃妝洗了下去。然后反過身來指著他那伊斯蘭教兄弟罵娘，罵他是中世紀余孽，不現代，不改革。伊斯蘭世界頗為郁悶。特別是到了18世紀歐洲殖民擴張時期，闊起來的歐洲勢如破竹，打遍天下無敵手，大有真理戰勝的氣勢。深感到亡國亡種危機的穆斯林們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有什么文化劣根性。此時的伊斯蘭世界，早已超出了當年阿拉伯半島沙漠里小打小鬧的部落社群范疇，成了一個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大群體。這里頭有人生活在淪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半島上，有人還在強大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治下。自然而然，他們對劣根性的反思便出現了不同的面向。

　　對生活在阿拉伯半島中心的穆罕穆德·伊本·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1703-1792)來說，生活腐化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貴族和教法學者們根本就是伊斯蘭墮落的源頭。他認為，想要重振伊斯蘭雄風就一定要搞新生活運動，由根正苗紅的阿拉伯人帶領，重回當年穆圣創教的思想源頭。像歐洲清教運動一樣，瓦哈比主義在18世紀出現時，是一場以復古為口號的復興改革運動。他們用凈化伊斯蘭為口號，大張旗鼓地展開排除異己的圣戰。他們此時描述的圣戰，已經變成了“進步”穆斯林去清除壞分子的個體責任。

　　此時的伊斯蘭共同體想象是與民族想象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對于瓦哈比教徒來說，土耳其人統治的帝國無法代表伊斯蘭理想。因此，瓦哈比的圣戰是在與阿拉伯人沙特家族結盟的基礎上，對外族統治者的反抗。目的是奪回以阿拉伯人為中心的伊斯蘭世界正統治權。而在印度半島上，1857年反英大起義期間，印度穆斯林積極參與對抗英國殖民力量，其目的則是希望恢復莫臥兒帝國的雄風。

　　與這種激進的反抗態度相對，伊斯蘭另一種“現代化”的思潮強調合作與改良。在1857年印度反英起義之后，一些印度穆斯林發現，英國殖民者對穆斯林采取不信任態度。相反，在起義期間由于反對伊斯蘭教義而站在英國殖民者一邊的錫克教徒們，卻得到了重用。在殖民體制中，錫克教徒們升官發財，穆斯林們則處處碰壁。在這種情況下，印度穆斯林薩義德·艾赫邁德·汗(Sayyid Ahmad Khan,1817-1898)便提出要搞改良運動。他提出，伊斯蘭教義并不拒絕與英國殖民政府合作。經由他詮釋的“圣戰”強調，只有堅持信仰受到明確阻礙時才需要進行抵抗。既然英國殖民政府對伊斯蘭信仰持寬容態度，那么穆斯林便無需進行抵抗。他希望，通過這種合作的態度，中產以上的年輕印度穆斯林們能夠在殖民系統中獲得工作機會。

　　作為一個出身上層社會的改良派穆斯林，薩義德致力于通過發展西式教育對印度穆斯林社會進行改造。為了表彰他對英帝國殖民事業發展做出的杰出貢獻，維多利亞女王1869年為其授第三級印度之星勛章。成為爵士之后的薩義德趁機周游了一遍英格蘭，深深被那帝國中心濃厚的文藝復興文化氣息感染。回到印度之后，薩義德爵士表態，一定要造一所“穆斯林的劍橋”，拯救人民于水火。

　　與印度這種徹底的殖民地相比，中東那些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治下的半殖民地上，則產生了一些跪舔屬性不那么強的改良思潮。其中包括諸如穆罕穆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 1849-1905)和穆罕穆德·拉什德·利達(Muhammad Rashid Rida,1865-1935)。他們認為，在伊斯蘭與非伊斯蘭世界之間，和平相處的狀態是自然狀態。因此，只有防御性自衛戰爭才是合法的圣戰。

　　伊斯蘭的改良派與革命派

　　西方殖民擴張催生了穆斯林世界里的改良派，同樣也喂大了穆斯林世界里的革命黨。隨著西方擴張一起來到穆斯林知識分子心中的還有諸如社會達爾文主義之類的現代思想。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這種適者生存，優勝劣汰，落后就要挨打的進化史觀簡直太令人熟悉了。一些穆斯林革命黨們認為，伊斯蘭傳統中那種超越西方民族國家主權邊界的共同體觀念是對抗這種西方列強壓迫的好方法。一開始，一些這些穆斯林革命黨們認為，可以通過推廣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文明標準為國際間行為立法，以期達到保護弱小國家平等權利的目的。但是，很快在歐洲殖民帝國主義的霸權下，他們發現，這種理想主義的手段在現實政治面前毫無價值。于是，伊斯蘭的現代化運動走上了泛伊斯蘭主義這條更具對抗性的道路。泛伊斯蘭主義強調，全世界的穆斯林聯合起來。只有在這種強大的共同體之下，對抗西方帝國主義霸權才有可能。這一思潮中絕大多數重要思想家均有在歐洲留學或生活的經歷。最著名的包括泛伊斯蘭主義的創始人賈邁勒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āl ad-Dīn al-Afghānī，1838-1897)，今天穆斯林兄弟會的精神領袖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1906-1966)，穆兄會創始人哈桑·班納(Hasan Ahmed Abdel Rahman Muhammed al-Banna，1906-1949)，以及伊朗革命的精神導師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1902-1989)等。

　　這種泛伊斯蘭主義思潮主要在中東、中亞北非地區流行。隨著19世紀80年代，法國占領突尼斯，英國占領埃及開始，這些地區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穆斯林便開始對歐洲那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在國際法體系下合法化了的擴張霸權表示強烈不滿。各類抗議活動此起彼伏。作為伊斯蘭現代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泛伊斯蘭主義從一開始，便具有明確的反西方態度。理論上，它試圖強調伊斯蘭共同體在對抗歐洲中心主義時的重要作用，批判西方物質生活的腐化特性;政治實踐上，泛伊斯蘭主義調動“圣戰”中反侵略戰爭的概念，一方面強調在穆斯林世界進行全民教育，一方面又鼓勵對歐洲/西方政治霸權進行武裝反抗。這種泛伊斯蘭主義的暴力“圣戰”，直到今天也影響著我們這個世界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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