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把人權問題作為其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一方面高喊維護人權，把自己打扮成國際人權的衛道士，另一方面，又大肆利用其在網絡、軍事和科技方面的優勢，無視他國人權，踐踏他國人權。美國的所作所為，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的霸道行徑和和虛偽性、欺騙性的嘴臉。
2014年2月27日，美國國務院又發表了一年一度的2013年度《國別人權報告》。該報告以人權警察和審判官自居，對世界上近200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對不符合美國政治理念和價值準則的國家大肆攻擊，指責他們限制公民自由，侵犯基本人權。關于中國的人權狀況，2013年度報告和去年發布的2012年度報告相比，美國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點基本上沒有什么改變。雖然該報告比上一年報告少了5頁紙，但是美方一如既往地對中國政治、民主、司法、宗教、民族乃至互聯網等方方面面進行了攻擊，并稱中國的人權狀況更趨惡化。
人權問題是中美關系中長期存在的重要分歧之一。多年來，我國政府努力推動兩國關系的發展，在包括人權問題在內的所有領域，都進行坦誠對話，積極交流，謀求共識。我們的愿望是真誠的，我們的態度是認真的，我們的目的也是明確的：這就是，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借鑒，相互交流，共同推動國際人權事業的進步與發展。然而，中國政府的態度乃至我們反復申明和鄭重昭告的人權主張和人權原則，美國非但不看不聽，還始終將人權問題作為對中國政策的重要內容，在人權領域一直極力地運用其自己的觀點和原則，通過多種途徑和手段對中國的人權問題橫加干涉。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并非偶然，是有著長遠的戰略謀劃和深刻的利益運籌的。
一、美國人權外交的政治圖謀
第一，利用人權為幌子，配合其追求世界霸權圖謀。在美國的全球戰略中，人權外交是其實現政治戰略圖謀的基本手段之一。長期以來，美國及其盟友，一直把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其主要的敵人，通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種途徑，實施顛覆、滲透、演變戰略。而打著人權的幌子，開展人權外交，推行其人權理念，力圖促使對象國的人權價值觀和實踐向西方模式轉變，是其思想文化顛覆、滲透、演變戰略的基本手段。20世紀末葉，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改弦易轍、易幟更張。美國便把意識形態演變的矛頭集中指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國則首當其沖。通過人權攻勢，非議、否定、丑化中國的人權狀況，以達到妖魔化中國的目的，就是其中的主要手段之一。與此同時，美國還對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狀況多加干涉，橫加指責，甚至不惜采取戰爭手段來推行其所謂的保護人權的原則。不僅如此，美國還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監控本國人民和世界各國。2013年被披露的“棱鏡計劃”表明，美國政府不僅監控一些國家的政要，而且監控了美國和許多國家的公民，大量無辜平民成為美國監控計劃的犧牲品。“棱鏡計劃”是美國政府肆意踐踏人權的鐵證。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國宣稱維護人權，其實是在人權的幌子下，為打擊和壓制不聽命于美國、不屈服于美國稱霸壓力的國家制造輿論，為其全球戰略的推行，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
第二，在國際社會中，美國總是以全人類代表自居，以人權、正義、自由等人類共同價值的維護者自居。然而，一年一度的《國別人權報告》充分暴露了其虛偽性、欺騙性。
據報道，5月19日，美國司法部以本國法律起訴5名中國軍官對美國企業實施網絡竊密。這簡直是一場賊喊捉賊的鬧劇!眾所周知，美國掌握著全球互聯網基礎資源和核心技術，擁有強大的網絡優勢。美國曾公開宣稱組建網絡戰部隊，因而拉開全球網絡軍備競賽的帷幕。制造“震網”病毒打擊其敵對國家，也是美國首開攻擊民用基礎設施的第一槍。美國還將網絡監控遍布全球，長期對外國政要、企業、個人進行大規模、有組織的網絡竊密和監聽、監控活動。中國是美方網絡竊密和監聽、監控的嚴重受害者。根據公開披露的大量信息，美方有關機構一直對中國政府部門、機構、企業、大學、個人進行網絡侵入和監聽、監控，比如長期入侵華為等中國企業，現在又將自己偽裝成網絡攻擊的受害國，起訴萬里之外的一個主權國家的軍事人員，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國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3月19日至5月18日，2077個位于美國的木馬或僵尸網絡控制服務器，直接控制了我國境內約118萬臺主機;135臺位于美國的主機承載了563個針對我國境內網站的釣魚頁面，造成網絡欺詐侵害事件約1.4萬次，主要是仿冒網站，詐騙個人位置信息、個人數據信息、口令密碼信息等。此類行為既有商業竊密，也有網絡欺詐，致使中國網民蒙受巨大損失。今年3月19日至5月18日，2016個位于美國的IP對我國境內1754個網站植入后門，涉及后門的攻擊事件約5.7萬次。[1]
這是赤裸裸的網絡犯罪行為。如此背景之下，美國以所謂網絡竊密為由宣布起訴5名中國軍官，純屬倒打一耙。美國賊喊捉賊，肆意妄為，絕非出于無知，而是有他的強盜邏輯的。回顧一下歷史，或許會對我們認識今天美國的做法有所幫助。20世紀末的美國與今日高調宣揚網絡安全完全不同，是一幅靜默低調的姿態。1998年以來，聯合國的歷屆大會，都有專門討論信息安全和主要威脅的內容。1999年俄羅斯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從國際安全的角度來看信息和電信領域的發展》，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和擁護，卻遭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烈抵制。美國一直拒絕在國際場合討論網絡安全，對網絡安全國際合作反應冷淡甚至堅決反對。2006年10月，聯合國以169票對1票通過了俄羅斯的決議草案，而唯一投反對票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就是今天這個將網絡安全“國際責任”掛在嘴邊的超級大國曾經的嘴臉。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就成立了國家計算機安全中心，制定了俗稱“橘皮書”的可信計算機系統評估準則(TCSEC)，美國國家計算機安全中心(NCSC)還于1987年出版了俗稱“彩虹系列”的一系列有關可信計算機數據庫、可信計算機網絡等指南，根據所采用的安全策略、系統所具備的安全功能將系統分為四類七個安全級別。當英、法、荷、德四國聯合制定了信息技術安全評估標準(ITSEC)后，美國不甘心TCSEC被ITSEC所取代，又于1991年制定了通用安全評估準則(CC)等。[2]
美國從一開始便重視網絡空間的軍事和經濟價值，要將網絡空間作為維護和增強其21世紀全球霸權的主要平臺、手段和工具。正是為此，美國最初不愿簽署網絡安全國際合作協議。現在，當美國人自己一切都準備就緒時，又掀起了制定網絡安全國際規則的熱潮，也就是說，要以和平、安全為名義限制別人的發展了。美國這些做法的實質，就是想通過炒作他國網絡威脅論，制造對他國不利的國際輿論環境，打壓他國信息技術自主創新能力，既為其保持信息優勢、持續滲透入侵他國大開方便之門，為繼續建設網絡部隊、監控他國制造口實，也是為了從根本上削弱他國在信息革命中的發展能力。
為了推行上述戰略，美國提出了一個“二分法”理論，其核心是賦予網絡空間軍事、情報屬性，提出網絡空間是軍事和情報行動的天然平臺，就像各國都在從事傳統的軍事和情報行動一樣，宣布以軍事和情報目的而實施的“攻擊性”網絡行為是合法的;同時，在軍事、情報目標之外，將其他網絡攻擊行為歸類于民事領域，特別是大打國家利益牌，把一些網絡攻擊指認為工業間諜或商業竊密行為，將此類攻擊宣布為不合法和不可接受。試圖既干預壓制了別人，又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凈凈。
按照這個理論，美國宣稱，網絡軍控是個偽命題，美國人只接受類似于“核平衡”的“網絡平衡”概念，因為網絡空間軍事化已經成為網絡空間的內在發展需求。美國政府加大對全球各主要目標的攻擊和監控，但在回復外界指責時，即使是對“震網”病毒攻擊伊朗核基礎設施，“棱鏡”計劃監控他國元首、監控本國人民和他國人民等這樣確鑿的嚴重的違背人權的事件，美國政府也毫無愧色，大言不慚將其輕描淡寫為避免地區武裝沖突、反恐的正義之舉。甚至斯諾登爆出的美國入侵華為服務器事件，也被其解讀為尋找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證據。由此可見美國所謂人權衛士嘴臉的虛偽性、荒謬性。
第三，是其“西方文化優越論”思想作祟。多年來，美國以向世界各國輸出西方思想文化理念為己任，歷屆領導人前赴后繼，樂此不疲。必須指出的是，人權理念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它是全人類意識與民族意識的統一體。一方面，它具有全人類性，反映人類整體生存和發展要求，體現世界各民族的整體意識。當今世界人權文化中，生存觀念、發展觀念、生態意識、反恐意識等，都是全人類生存價值中的重要內容，屬于全人類意識。另一方面，一切文化都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即一切現實存在的文化，無一不是民族文化，都是民族之間不同利益關系和不同歷史傳統、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社會心理、審美情趣、意識形態以及不同思維方式、行為模式、生活方式的特殊表征，文化價值觀更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發展歷史和發展條件，構成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就是現代文明、經濟全球化，它的具體內容，也都是具有一定的民族特征的。因為作為現代文明、經濟全球化載體的人或人類群體，都是一定民族的;作為現代文明、經濟全球化基本內涵的精神價值，都是在一定民族的文化價值觀基礎上發展、演變的，無論它同該民族的過去有什么樣徹底的決裂，它都不可能完全抹去其民族傳統的印痕，而它的現實存在狀態，必定是演化、變革過的傳統。因此一切文化又都具有民族性。一方面，當今世界人權文化中的生存觀念、發展觀念、生態意識、反恐意識等，雖然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但在具體的實踐中，人們的理解又有所不同。以反恐意識為例，美國人的反恐意識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反恐意識就有很大的差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反恐，是為了保護人們的生命，保障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因此，對一切危害人們生命的暴恐行為，都是堅決反對的。而美國人的反恐不僅如此，甚至是遠遠不僅如此。一切對于美國來說是異己的、有敵意的、不合作的國家民族乃至個人，都是美國的反恐對象，人權只是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從高喊著人權高于主權對南斯拉夫的狂轟亂炸，到叫嚷尋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伊拉克的大規模入侵;從聲稱要消滅基地組織對巴基斯坦平民的殺害，到中東地區把維護生存權的巴勒斯坦人民定性為恐怖分子等，無一不是在人權的招牌下、反恐的名義下進行的別有用心的行動。另一方面，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人權文化中有關基本生存權的傳統價值、民族價值，也多半是他們現實利益(現實生活條件)的根本前提。一些生存條件、一些生活方式就是該民族的存在方式，相對于該民族而言，是必需的必要的必然的，因此也是合理的，因為這種合理性是該民族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條件。由此可見，文化既具有全人類性，又具有民族性，以先進和落后進行簡單劃分是不合理也不可行的，它是多種因素、多重性質矛盾對立的統一體，因此我們在考察文化時，必須堅持客觀的辯證的方法。以為本民族文化是最優秀的、最先進的、絕對完美的“文化中心主義”和“民族文明優秀論”是錯誤的。企圖以本民族的文化去統一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是既不得人心也不合歷史潮流的。就連塞繆爾·亨廷頓也認為，美國不要去推行什么普世文化，美國自身已面臨何去何從的嚴重關頭，美國自身就有分化、衰落的危險。[3]
第四，是其掩蓋自身人權缺陷的手段。長期以來，美國自身的人權狀況并不像它標榜得那樣完美。相反，美國自己的人權也存在著很多問題。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月28日發表《2013年美國的人權紀錄》指出，2013年美國的人權問題依然嚴重，在諸多領域甚至持續惡化。[4]
“棱鏡計劃”監控35個他國領導人電話，肆意監控民眾，侵犯他國主權和公民權利，美國是世界上踐踏人權、侵犯他國人權最為嚴重的國家;頻繁使用無人機造成他國大量平民傷亡，美國是世界上危害和侵犯他國人權生存權最為嚴重的國家;美監獄對囚犯實施非人道待遇，單獨囚禁服刑人員的現象極為普遍，單獨囚禁的服刑人員被關在缺乏通風和自然采光的狹窄牢房內，身心受到嚴重損害，關塔那摩監獄被關押人員的權利受到嚴重侵害，該監獄中的被關押人員多數未經審判而被無限期關押;美國作為當今世界的頭號強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無家可歸者不斷增加，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社會保障問題重重;暴力犯罪案件數量上升勢頭明顯，殺人、強奸、搶劫、嚴重暴力傷害問題極為普遍;種族歧視在美國社會系統性地存在，美國執法司法領域普遍存在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少數族裔人權狀況堪憂;婦女和兒童經常遭受暴力和性侵犯，家庭暴力問題在美國依然十分突出，女性軍人在服役期間經常遭受性騷擾和性侵害，女性面臨嚴重的就業和薪酬歧視，兒童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兒童家庭安全問題突出。正如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地緣政治學博士皮埃爾·皮卡爾所說，美國每年發布國別人權報告，批評別國人權狀況，干涉別國內部事務，卻回避自己在人權方面存在的問題。2013年，斯諾登披露的丑聞足以令人對美國人權狀況有了再認識。[5]
美國在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采取的軍事行動，使眾多的無辜百姓慘遭不幸，向反對敘利亞等自主國家的勢力公然提供武器，無視各主權國家的主權，也肆意踐踏了各主權國家的人權。美國實施“棱鏡計劃”系統、廣泛地對本國和世界各國進行非法竊聽和監控，卻以為自己站到了道德高地無端非議別國的人權，簡直是顛倒黑白和可笑之極。
以上可見，美國在人權領域，既沒有什么客觀、科學、合理可論，更沒有什么公正、無私、正確可言。
二、分析人權問題的基本思路
在人權問題上，我們必須看到：
第一，由于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發展條件發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國家民族的人們對人權問題會有不同看法不同理解。這些看法和理解，來源于其對自身生存發展環境的深刻體認，來源于其長期歷史傳承的文化價值觀的運用，來源于其對現實生存狀況的總體把握，構成該國家民族的生存條件乃至生活準則。試想一下，一些最貧困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最迫切想要的人權是什么?當人們因為物質生活條件的嚴重匱乏而面臨著生存的極大危機時，他們還會想要上街集會游行去要什么民主和自由嗎?假借人權問題肆意攻擊他國，并以此為手段詆毀他國，干涉他國內政，則是不能允許的。
第二，人權問題的解決，歸根到底要靠本國的人民和政治家根據自身的發展條件以自己的智慧和實踐去解決，不能靠他人恩賜，更不能靠他人強加。由于各國的發展水平、發展條件的不同，只有處在各自環境中的本國人民，對自己的生存狀況才有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體驗，對自己的人權狀況也才最有發言權。站在局外，僅憑隔山遠望、道聽途說、隨意聯想、牽強附會，就給別人做結論、下定義，何談什么公正、客觀、合理?不聽別人的解釋，更不聽別人的勸告，一意孤行給別人做鑒定、搞評審，難道不是太武斷、太霸道了么?
第三，包括美國在內，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已經達到了人權的理想狀態，都有各自的問題，只不過表現的形式不同，存在的領域不同。一方面在人權問題上刻意詆毀他人，攻擊別國，儼然自己是人權的完美化身，或者對自己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幾句，對別人卻大加撻伐、惡意攻擊，如果不是愚蠢至極，就是別有用心。另一方面，在人權問題上，以為自己的標準是最合理的或是最先進的，完全以自己的標準去衡量、評判別人，而不顧各國的具體情況和條件的差異，如果不是智商不高的低能兒，就是主觀武斷的霸道行徑。
第四，在人權的問題上，沒有哪個國家具有絕對的權威性，具有充當國際社會人權狀況仲裁者的權力，具有世界上人權標準制定者的資格。人權事業是國際社會的共同事業，要依靠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通過平等對話，友好協商，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取長補短，深入探索，努力實踐，共同推動國際人權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每個國家人權的發展狀況都是國際人權事業的一環節、一部分。某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既不是國際人權事業的全部，更不是高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絕對先進的人權，因此，誰都沒有資格高高在上充當國際人權事業的指導者。
第五，凡是美國出于自己的見解對其他國家進行韃伐的人權現象，它自己就不應該違反，應該以統一的標準來衡量和判斷自己國家和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和人權領域的是非，這是當然的邏輯。而以不同的標準來評判和處理不同的人和事，執行人權判斷的“雙重標準”，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理、不應該的。對人權的具體內涵，不同的國家民族，有不同的理解，可以加強交流。但對人權的基本性質、基本原則、基本要求，則不能從一己的立場出發，作出不同的判斷和解釋。不能因為危害到了自己的利益，就定性為恐怖主義，而不涉及自己的利益，甚至是針對其他國家，針對對己所作所為持有異議的國家的行為，人權的含義就有了另外的解讀。這就顯得沒有任何說服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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