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7日星期三《查理周報》 [Charlie Hebdo] 巴黎辦公室十人和兩名警察因為漫畫家嘲諷伊斯蘭教而遭受武力報復，被兩名恐怖分子槍殺身亡，并引起法國和世界輿論界的強烈而普遍的譴責。巴黎群眾高呼”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查理周報》將于下周印刷百萬份漫畫發送給更多的讀者，作為對死者的哀悼和對個人恐怖主義的抗議。
個人恐怖主義，是在沒有社會輿論與政治支持之下個人對抗社會的反社會行為;國家恐怖主義，是國家在沒有世界輿論與政治支持之下，國家對抗世界的反人民行為。前者無時無刻不在全世界范圍內此起彼落地進行活動;后者以美國借所謂反對恐怖主義為由，大事攻擊或徑直侵略他國(主要是七國：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也門，巴基斯坦，索馬里和利比亞)，導致這些國家發生不能停止的內戰，造成數以百萬計的平民傷亡、流離失所、失業、貧困與死亡，而臭名昭著。這些伊斯蘭國家被戰爭絞殺到民不聊生、政治黑暗腐敗、民族瀕臨滅絕、文化和宗教處于找不到出路的無助狀態。
兩種恐怖主義得到截然不同的輿論回應和政治對待。
今天，人們往往指責個恐行為失去人性而遭受譴責;唯獨對國恐聽之任之，不置一詞。原因在于前者多半牽涉到宗教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斗爭，而后者避免宗教問題，出于所謂國家安全的”純正”理由，于是就堂而皇之、名正言順地進行所謂反恐活動。其實，誠如小布什在2001年9/11個恐襲擊美國后高喊要 “新十字軍東征”亞洲那樣，國恐多少也具有宗教意識形態斗爭的因素和內涵。
自從2007-2009年資本主義制度遭受到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大衰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狀態。長達70年的所謂繁榮景象，中間雖然磕磕碰碰，經濟循環和周期不絕于縷，到了現在已經走向沒落了。
在這個危機前景之下，由過去70年搜刮世界各地資源(包括勞動力和污染資源在內)的投入所制造出來的擴大產出已經停止惠及中產，更不要說惠及占人口99%以上的大多數人了。只有占人口0.1-1.0%的極少數人即資產階級越來越富有，也就越來越掌握占絕對優勢的政治、經濟、社會、輿論等權力，其余的人越來越處于無權狀態，從而產生對資產階級的”侵權”行為進行反抗甚至進行階級斗爭。其中少數人就會借助于宗教或其他意識形態作為斗爭的根據，鋌而走險。這就是個恐思想與行動的根本泉源。資產階級為了確保自己的無上的和日益強大的權力，同樣要實行國恐來作為自己鎮壓勞動群眾及階級斗爭的工具。首當其沖的是個恐。
歐盟國家如法國雖然沒有遭受到9/11那樣規模的個恐襲擊，但是歐盟主要資產階級專政政權在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旗幟下，早已經是美國資產階級專政政權的國恐幫手。個恐，作為美國國恐的產物，于是成為美歐兩大資本集團的打擊對象。國恐統治階級除了使用國家武裝力量攻擊別國，更在國內使用警察和法律力量保護”人民”(其實主要是他們及其財產)和使用媒體與輿論力量確保自己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優勢地位。
他們把言論自由權利予以絕對化，似乎所有的言論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如他們的私有財產那樣。于是在”天經地義的”言論和出版自由的維護下，丑化宗教及其教主得到極大的發展。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對絕對權利的不滿與抗爭，尤其在宗教激進分子中間。
資產階級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來自二百多年前即1789年發生的法國大革命。那時資產階級還沒有上臺，所以是一個具有虎虎生氣的革命階級。這個有生力量帶領被壓迫階級——工人、無套褲漢、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向著他們的共同敵人——封建主義的貴族、王室和天主教僧侶展開了可歌可泣的大革命，奪取了政權，同時在政治意識形態戰線上要求自由、平等、博愛，爭取到了言論和出版自由。
但是一旦資產階級上臺并實行專政，自由、平等、博愛固然搖身一變，成為了歷史陳跡，其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自由承諾也變成了一個階級的自由，絕對不許別個階級，特別是它的對立面被壓迫階級——工人階級，享受除了失業自由之外的任何其他自由權利。為了保證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壟斷優勢，其法律固然以保護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為目的，其政治也同樣是一個階級獨裁到底，被壓迫人民根本得不到政治上的保障，更談不到出路，因為沒有貫徹他們根本和長遠利益的政治代表能夠當選并在政治上發揮制衡作用。至于所謂廣大人民群眾的言論出版思想表達等自由權利當然也就無從談起。這就是為什么人們被這些好聽的名詞所誤導，以至于隨聲附和主流媒體的論調，并言聽計從，逆來順受，失去了存疑和反思的基本能力。
西方宗教意識形態隨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戰線上的歷史性勝利而處于優勢地位，而目空一切;對于被壓迫人民的宗教意識形態采取了一貫的新老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摧殘與打伐并進的斗爭策略和戰略。這種壓迫與反壓迫之間的宗教斗爭勢態自9/11事件以來越演越烈。
宗教意識形態是人民群眾在沒有出路的時候的安慰劑和活下去的希望、痛苦的解藥。宗教教主的地位，特別是被壓迫民族的宗教教主的地位是崇高的，不得褻瀆的，這是人們的常識。壓迫民族的宗教本身失去了慰藉作用，只剩下作為習慣傳統和歷史痕跡的附帶作用，所以可以予以嘲弄而無傷大雅。這就是對待穆罕默德這位先知與耶穌基督之間的極大不同點。
以《查理周報》為代表的刊物，雖然有不少從民眾角度出發批判政府、特別是極右翼的內容，但此次在政治上之的拙劣表現以至于引來殺身之禍，在于它們習慣于資產階級專政所給予的種種霸權主義的特權和優越感，而無視人民群眾長期積累起來的反抗霸權主義的精神需求和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壓迫所產生的憤怒。
個恐具有悲劇性質，正如同國恐具有愚蠢、夸大和作繭自縛的性質一樣都是錯誤的。二者只有在正確的、具有理論和實踐水平的國際主義的階級斗爭政治指導下，才能得以消滅，并從根本上進行變革，從而最終解決人類的前途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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