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底延續至今并漸趨失控的烏克蘭危機對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格局已經并將持續產生重要影響。自西方向東方、自大西洋向太平洋、自美至華的全球權力轉移進程也受其波折出現新的態勢。國家的回歸、地緣政治的回歸、大國對抗的回歸似乎替代了全球化與地區一體化重新主導了整個國際議程。
一個幽靈，“新冷戰”的幽靈開始在歐亞大陸再度徘徊。不再被認為處于對美國霸權和西方世界構成系統性挑戰的中心力量的俄羅斯，又一次終結了與傳統對手的有限合作關系。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寧等人傾向于認為，烏克蘭危機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俄西方關系的結構。于是，整個國際社會見證了1989年柏林墻倒塌后，日漸消弭的擔憂、警惕、防范、算計和系統性競爭乃至對抗在一個不恰當的時間、不恰當的地點重返大國關系的現場。相較于2001年“基地”組織襲擊美國、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2008年的俄格“五日戰爭”，這場危機因其大國博弈的特質更像是國際關系中的一個轉折點。在呈螺旋式上升態勢的制裁與反制裁進程中，俄西方關系變得日益“泛政治化”。
當此之際，過往的對話與合作已隨風而去，相互抹黑、相互譴責、相互矮化、相互詆毀的話語不絕于耳。問題在于，即便從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算起，這種“泛政治化”的國家間關系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與俄西方的交好--疏離周期同步，二者關系中的去政治化--泛政治化特征也格外明顯，而其背后的核心影響因子仍是身份認同問題。某種程度上，當下的烏克蘭危機折射出的首先是俄羅斯和西方對彼此在后冷戰時期國際體系和地區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歧見和矛盾，雙方的適應期遠未結束，也就預示著直到互為“他者”的定位被雙雙接受，歐亞地緣政治板塊的安定局面才有可能真正來臨。
第一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循環
作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最大對手的蘇聯驟然解體后，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即于1991年12月信誓旦旦地作出了建立“新俄羅斯”的鄭重承諾，這意味著與“舊”蘇聯的一切決然告別和建立新的國家認同的熱忱號召。
葉利欽設想了一個全新的國內和世界圖景：就國內發展而言，俄羅斯將完全拋棄守舊的共產主義觀念，轉而奉行和西方體系完全一體的民主國家、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原則，從而完成三重轉型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救贖，真正融入到西方世界中去。而就世界格局而言，一個俄美共治的新兩極世界將替代美蘇對抗的舊兩極世界，超級大國間的全面對抗將被全方位合作取代，以零和博弈、大國均勢以及勢力范圍為基本特征的舊地緣政治將被強調相互依賴、協作共管的新地緣經濟代替，陣營政治、集團政治將被共同體政治嬗遞，分裂的世界將被全球化的、沒有分界線的世界替代。
顯然，在蘇聯解體后的國家構建和民族構建雙重進程中，俄羅斯精英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葉利欽等人天真地以為，俄羅斯與西方世界隔絕彼此的鐵幕和藩籬已被拆除，橫亙于過往時代的冷戰意識形態疆界已被高度稀釋甚至不復存在，俄羅斯從此深深嵌入到發達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議程之中，成為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由此，在一個實質上超級大國共管的體系中，俄美兩國將作為平等的伙伴而合作，并能獲得英法德日等其他西方主要力量中心的全力支持。而俄羅斯國內的轉型也必將因“新俄羅斯”的自我定位盡獲西方扶持。就其本質而言，這是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處理對西方關系時第一次主動地“去政治化”，盡管其實質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向西方一邊倒的戰略選擇。
葉利欽在蘇聯解體之初對奉行“去政治化”的親西方外交和內部推行“制度移植”式的全方位轉型的正確性深信不疑。他和他的整個執政團隊都認為，要將俄羅斯從危機引向“文明之路”，必須要有決定性的“改革突破”，而且要行動神速，才能防止共產黨及社會主義的復辟。走西方式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和實踐道路于是成了唯一選項。顯然，這一時期的俄羅斯急于融入西方世界，對美國和俄美關系、對西方和俄西方關系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崇拜、羨慕、模仿的心態居于主導地位。
問題在于，俄羅斯既是西方的一部分，但又與其截然不同。固然，“新俄羅斯”從獨立之日起就表達了對于民主、市場、法治等普世價值的追隨態度，但基于龐大的空間幅員、久遠的帝國傳統、獨特的文明特征、天然的使命意識、持久的“核心”角色，俄羅斯都不可能忘記自己的“特殊性”。一旦美國為首的西方不能就其大國意識作出俄羅斯期待的回應，雙方的交惡也就難以避免了。
此時的西方對于蘇聯的一朝自我崩潰同樣沒有預期，不僅在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旗墜地之際沒有心理準備，甚至在那之后的很長時間內都在懷疑會否是蘇共高層精英故意設定的一個陷阱。而在最終確認昔日對手已經不攻自破之后，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對這個自我宣布為民主國家一員的曾經對手開始了新的限制。據休克療法之父薩克斯在2006年左右的回憶，當時他也曾四處奔走，呼吁美國政府及其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向俄提供重要的政治與經濟援助使其渡過這一難關，幫助他們完成從一個舊共產主義、行政指令的系統向一個切實的民主、文明與協作模式的轉變，但切尼等人顯然不愿意一個強大的俄羅斯重新崛起，因而對至關重要的債務重組乃至免除債務問題不肯松口，最終也成為俄式“休克療法”失敗的重要外部原因之一。
當葉利欽在1991年歲末宣布這一大躍進的時候，他曾預期最糟糕的情況可能在一年之后就會結束，而市場條件下的經濟復蘇則將在1992年底開始。不幸的是，結果證明此一預期太過樂觀。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之路較之想象來得更為漫長久遠，更為崎嶇不平，更為混亂不堪。葉利欽和他的伙伴們很快發現，西方并未將俄羅斯同樣視為冷戰的勝利者，而是將其貶低為冷戰的輸家，進而認為俄只能擔任西方的小伙伴而非平等伙伴。莫斯科最終發現，西方承諾的經濟支持是有的，但大多數是限制性貸款，而且實際數量也遠遠不足，還強加了新自由主義的處方藥。這不僅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讓人無法接受，同時也突顯了俄與西方，尤其是俄與美國之間越來越不平等的關系。在退出政壇將權力轉交給普京的直播電視講話中，葉利欽終于承認改革計劃盡管在最初看似簡單，但執行起來卻證明異常痛苦的艱難。他曾一度相信“只要一跳，再加一擊，我們就能夠從那灰暗、停滯、集權的過去擺脫出來，進入光明、繁榮且文明的將來”。但實踐證明與此完全相反。他痛苦地坦承，“一次跳躍并不足夠達到目標。我在某些方面顯然有些天真。有些問題被證明是異乎尋常的復雜艱難”。結果并不是穩進地邁向西化，而是“通過試錯的方式艱難前行”，很多老百姓被這些嘗試與折騰所震驚。
最令俄羅斯領導人無法認同和接受的，是莫斯科有關俄西方“平等伙伴關系”和“俄美共治”的新兩極體系的構想完全破產，經濟轉型進程中的挫敗、西方世界的借機打壓混合國內不斷升溫的抗議運動導致了克里姆林宮的第一次覺醒。這一次，豐滿的理想被骨感的現實折服，不斷增強的政治挫敗感和民族恥辱感取代了西傾西靠的最初思維。
1993年，克林頓政府開始公開支持“維謝格拉德集團”國家領導人宣布加入北約的主張。這一舉措使莫斯科同西方國家陷入信任危機。蘇聯于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撤出東歐雖是迫不得已，但從國家安全利益角度看并非危急之舉。在蘇聯和北約國家之間形成了一條寬闊的中立國地帶。在國家解體前夕，蘇聯領導人將東歐國家的“芬蘭化”視為維護西部安全穩定更加有效和更節約成本的一種方式。然而他們卻晚了一步。到1994年的歐洲安全和合作組織布達佩斯特峰會上，葉利欽公開發表“冷和平”的演講，啟動了俄西方關系“泛政治化”的第一步。盡管此時，俄羅斯的世界格局和地區秩序觀仍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
真正的“泛政治化”隨著北約的東擴和科索沃戰爭而逐步走向高潮。俄羅斯劃定的政治紅線一再被無視、被突破。莫斯科曾經氣急敗壞地指責美國為首的西方罔顧雙方高層的君子協定，并拿出談話紀要來證明北約東擴的非法性。但一切都于事無補。在此情況下，“多極世界”的主張被俄羅斯高高舉起，其實質是要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借助其他非西方的力量中心建立與美國單極霸權制衡的新世界格局。中俄印戰略三角成為了時任外長普里馬科夫的重要倡議。葉利欽甚至公開提醒西方“一分一秒”都不要忘記俄羅斯是一個核大國，俄羅斯不害怕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在西方的戰略視野中，這恰恰是弱者基于憤世嫉俗所作的非理性選擇，俄羅斯被迅速看作一個“失敗的、無能的且厭世的前超級大國”。英國學者波波羅指出，如果非要給俄羅斯在這個時期賦予一個身份，那么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1998年的金融危機成為俄羅斯衰落的程度和速度的縮影。它既不能脫離蘇聯的過去，也不能塑造一個新的身份，就連想恢復之前地位的希望也破滅了。于是，在爆發大規模反美反北約民眾示威，俄空降兵“緊急降落”在普里什蒂納，俄美軍隊幾乎爆發軍事沖突，以及車臣戰火死灰復燃的緊急情況下，俄西方關系也由此陷入了冷戰以來的最低谷，充滿不切實際幻想氛圍中開始的俄西方“新型”關系的第一個十年結束了。
第二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循環
2000年1月，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后當即著手恢復與西方的關系。這一次，有關身份認同的話語再度充當了俄西方關系重新接近的先遣隊。和普里馬科夫等人在葉利欽第二任期內著力強調的制衡多極論不同，普京反復強調了西方中心的世界觀，即俄羅斯是歐洲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試圖以此共同身份構建同美、歐溝通的橋梁，克服長期積累的、因西方對俄政策目標缺乏理解而導致的不信任。但不得不客觀地說，普京履新之際，俄西方關系的環境還相當惡劣，而他本人曾經的克格勃官員身份也令西方世界對后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充滿了懷疑。即便如此，為了推動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的再出發，普京不顧部分幕僚及軍方的反對，采取了第一個獨立的重大行動，即修復因科索沃危機而破裂的俄北約關系，甚至表達了俄羅斯愿意成為北約成員國的驚人想法。和葉利欽相比，普京式“去政治化”的對西方政策的主線不是希望俄全面融入西方，而是采取了與西方相互融合，以及在俄、北美和西歐之間建立牢固的軍事政治同盟的政策。
歷史總是充滿著諸多不確定性甚至偶然性，“9·11”恐怖襲擊的發生，促成了俄西方關系的第二場“去政治化”的合作再次登上歷史舞臺。普京抓住了時機，于恐怖襲擊發生當日與小布什第一個通了熱線電話，并向他表示了俄方的支持。此時的俄羅斯做好了接受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的準備，不僅不打算挑戰這個唯一超級大國在海外的地位，更不去阻止華盛頓實現其全球目標。普京通過果斷行動幫助美摧毀了阿富汗塔利班組織，對美退出反導條約視而不見，同意美在阿富汗實施軍事行動期間臨時駐軍中亞，對美幫助培訓格魯吉亞軍隊毫無異議等行為表達了構建“去政治化”的新型俄美關系的良好意愿。作為交換，俄羅斯要求美國承認它在獨聯體地區的主導地位和特殊利益。
這似乎是冷戰結束后俄羅斯第一次找到其被西方認可的身份：在加快國內轉型的同時充當西方的重要伙伴。在這個普京設想的新合作框架內，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美國得到俄的尊重，俄則可以適當地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被美國重視，并作為美國真正意義上的主要戰略伙伴而不被邊緣化。2002年4月的俄美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和一個月之后俄羅斯與北約理事會的成立都表明，俄西方關系的新蜜月期又回來了。
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當美國明確奉行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政策時，一度熱絡的俄美對話中止了。華盛頓拒絕以任何方式承認俄在后蘇聯空間所擁有的特殊地位。俄在國際反恐斗爭中提供的援助成為一筆無需償還的債務。對于克里姆林宮的“價目表”，白宮只是一笑了之。
更大的挑戰在于2003年，“尤科斯案”、格魯吉亞“玫瑰絨革命”和2004年“別斯蘭事件”以及烏克蘭的“橙色革命”接踵而至，直接將俄西方關系，尤其是俄美關系的些許溫情吹得一干二凈。這幾次事件，尤其是克里姆林宮精心選擇和扶持的亞努科維奇最終在烏克蘭政權的爭奪中含恨而去，這觸及了俄羅斯的后蘇聯的身份意識的核心。這幾件國內和國際大事使普京對于俄可以成為西方平等伙伴的幻想最終破滅了。整個俄羅斯高層再次回到了傳統的堡壘思維中，認為西方對俄從來都是奉行兩手政策，其本質還是要削弱、遏制俄羅斯，防范俄羅斯的重新崛起。在普京及其側近人士看來，西方對俄政策不會脫離出這一框架，只不過是某個階段對俄強硬的一面更為突出，某個階段對俄示好的一面又明顯上升。這一過程將會持續，直至俄西方實力對比發生質的變化。
從這時開始，一個日益清晰的以西方為主要他者的后蘇聯俄羅斯的身份開始逐漸形成。用英國學者波波羅的話來講，這個身份是一個混合體，仍在繼續地演變，不僅結合了沙皇時代和蘇聯時代的思想和特質，更注入了現代的元素，反映了全球化對相互依存的影響。一種新的救世主精神將這些無關聯的因素結合起來，其核心信念在于俄羅斯注定是一個大國，而21世紀初俄羅斯的重新崛起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回歸”。
在這一思維的主導下，俄西方關系再次進入了“泛政治化”的軌道。2007年2月的慕尼黑國際安全會議上，普京不僅對華盛頓的政策進行了嚴厲批評，還開出了莫斯科愿同美合作的條件，包括承認俄羅斯政治現狀、不干涉俄羅斯內政、保持平等關系、以相互尊重利益為合作基礎等。但西方再一次冷眼相對，并沒有與莫斯科相向而行。
2008年8月8日，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爆發的“五日戰爭”宣告了俄西方關系的第二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周期高潮的到來。當俄羅斯黑海艦隊停靠在阿布哈茲港口時，美國第六艦隊的旗艦正向格魯吉亞海岸駛去，這可能是當時最危險的時刻。俄西方關系正以驚人的速度滑向沖突邊緣。此時，俄羅斯決策者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回到了原蘇聯時期對國際環境的看法，即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充滿敵視和競爭性的世界;擁有一種地理上被包圍的恐懼;由零和博弈主導的戰略文化以及由勢力均衡和全球支配的戰略文化。在此情況下，俄西方不斷地隔空交火和隨之而來的關系降至冷戰后第二個冰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三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循環
相對更為自由的梅德韋杰夫和普京實現二人換位后，俄西方關系迎來了新的一波“去政治化”的國家間關系重建過程。從2009年開始，在初步克服了“五日戰爭”的震蕩效益后，俄美在全球權力轉移加速的大背景下推動了恢復關系的“重啟”進程。同期，俄羅斯與歐洲也開始致力于推動“現代化合作伙伴關系”的構建。
這一次，支持俄西方關系回歸合作狀態的是俄羅斯精英的另一番世界想象：2008年的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國崛起已經成為國際格局調整的關鍵因素;國際關系中的無序性正在增長，并主要體現為全球和地區層面上對政治和經濟進程控制力的下降;國際格局的未來核心問題將是美國和西方的整體性衰落和中國崛起之間的矛盾;在西方整體衰退背景下，中國經濟蒸蒸日上的發展可能會引起美國及其盟友實施針對中國的遏制戰略，或者將中國引入沖突。中國并不希望卷入其中，但已身不由己。基于此，俄高層認為自身將逐漸成為大國競相爭取的對象，其核心依據是：在西方衰落和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各方圍繞俄羅斯的爭奪似正日益明顯，這既是基于俄的資源和歐亞大陸的重要戰略地位，更是由于俄可能成為左右力量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各種力量都試圖拉攏俄加入到自身陣營。俄似能扮演類似冷戰時期中美蘇戰略三角中的中國角色，因而俄處于歷史最佳的發展機遇期。
俄羅斯著名智囊機構對未來20年的國際格局發展態勢評估樂觀地認為，安全與發展問題的全球化，已經并將繼續使主要大國政治精英的戰略思維發生變化，即不再追求作為“力量中心”的絕對利益，而將更多奉行 “負責任大國”的立場。在此基礎上，大國關系中競合并存的特點將更加明顯。它們總體上為解決全球安全問題進行合作，但又在選擇解決方案時開展競爭;它們在此進程中既考慮其自身利益，又觀照其他大國的利益并與之協調。因此，未來20年世界發展演進中將不會出現過往20年間較為典型的劇變和震蕩。相互依賴的日益增強將增加不同國家利益的公約數，有可能形成一個合作大于競爭的全新國家間關系。
但顯然，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宮再一次宣告了俄西方關系“泛政治化”周期的到來，而烏克蘭危機則是這一周期的新高潮。如果說普京再度出任總統強化了西方對俄羅斯偏離民主道路滑向專制體制的陳見，從而迫使雙方進入政治道德的決戰陣地的話，那么，烏克蘭危機的爆發和逐漸升級則全面改變了普京當局的內外政經議程，使得俄西方的“第二次冷戰”比以往來得更真實更猛烈一些。在某種程度上，深度卷入烏克蘭危機的俄羅斯和西方的行為邏輯具有強烈的歷史周期內涵。這只是過往數百年間俄西方在中部歐亞地區復雜博弈的一個縮影。問題的核心恰恰在于俄羅斯和作為“他者”的西方對彼此角色的認定出現了嚴重的張力。俄羅斯已經習慣將自我塑造為國際和地區事務的“核心力量”。而對西方而言，俄羅斯始終不是現代性、進步性的產物，因而懷疑俄羅斯并非真心要從政治、經濟、文化上接受歐洲標準而只能充當邊緣性權力。由此，自沙俄伊始的俄羅斯外交始終圍繞著謀求“核心”力量的認同、消除西方視野中的邊緣身份而運行。在此過程中，除了短暫的與西方合作外，更多的情況是：為了獲取西方對俄切身利益的關注，俄不惜用越來越激烈的方式體現自身的存在，這反過來又刺激了西方內心對俄的隱性恐懼，從而被西方視為一種挑戰性和破壞性兼具的“修正主義”力量予以打壓。這一點在此輪烏克蘭危機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無論烏克蘭危機最后如何解決，俄西方相互認知的“核心--邊緣”綜合體結構都極有可能進一步固化。換言之，俄羅斯的堡壘意識和傳統的“不安全感”有望再度成為一種主流思潮。
與西方重新融合的可能性？
當普京一次被問到為什么俄羅斯沒有成功地與西方建立牢固的關系時，他曾譏諷地回答道：為什么西方沒有成功地與俄羅斯建立穩固的關系呢?就身份認同的構建需要本我和他我二者的共同作用而言，普京至少說對了一半。俄羅斯曾一次一次地主動向西方靠攏，只為獲得平等對話和合作伙伴的身份，但卻在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中被肆無忌憚地視為只是失敗的蘇聯帝國遺留下來的沒有枝蔓的樹干、一個虛弱的國際乞討者、一個靠石油維持生存、沒有資格獲得意外財富的失敗國家、一個地區性的欺凌弱小者的國家。
縱觀后冷戰時期俄西方關系中的三次“去政治化--泛政治化”循環，可以看到俄羅斯自我的定位與西方對俄的定位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定偏差并在不同時期表現為從低到高的不同組合。這正是兩者之間時而合作，時而競爭，時而親密，時而疏遠的秘密所在。俄曾經幻想通過政治上從全能主義制度向自由民主制度、經濟上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匯入人類文明主流”，但最終卻在西方對俄固有的“邊緣”角色設定中以一種毅然決然的幾乎是逆向而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歷史的回歸”。美國和西方國家一系列事件中表露出的霸權心態，極大地刺激了俄羅斯的很多社會精英和一般大眾對西方的反感，這使得原本植根于俄民族心理中的反西方因子再一次膨脹。克里姆林宮最終得出結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忙于實現自身利益，不會將俄視為平等伙伴，更不用說是與美國同樣強大的伙伴。最初的懷疑慢慢發展成確信，即西方國家并不相信俄羅斯民主轉型的成功。而美、德、英、法背棄了曾向戈爾巴喬夫作出的不擴大北約的口頭承諾，極大地震動了俄羅斯的精英階層，并成為西方自私和背信棄義的明證，即西方只是利用俄羅斯來達到自身的目的。慢慢地，俄羅斯在轉型的艱難進程中逐漸體認了理想化的西方形象的破滅進程。俄在兩個基本層面上發現西方不可以直接作為俄羅斯發展的不可替代的楷模：一方面，西方與俄羅斯存在著利益分野和除了合作之外的更多競爭關系;另一方面，西方的知識思想不能直接套用到俄羅斯的現實中來。
俄西方關系在后冷戰時期的周期性變化還可以從民族主義的一面得以解釋：在實現制度轉型后，俄羅斯既要完成歷史上孜孜以求的現代化的任務，以西方的標準完成對傳統社會的改造，又要捍衛本民族的利益，而這不完全是以西方價值為轉移的，這種內在的緊張導致民族主義成為一種經常性的政治選擇。外交上的民族主義取向實際上是俄國內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伴生現象。故此，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俄羅斯以“回歸西方文明大家庭”始，但又以“堅持自身文明的主體性”告終;以新自由主義理念主導下的市場經濟改革始，以市場經濟框架內的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傳統干預終;以放棄部分主權始，以強化“主權民主”終;以強調全球認同始，以回歸民族認同終。而在外交上，則表現為以向西方一邊倒的政策始，以俄西方關系的下降和惡化更為常態化告終，并且為了獲得與西方平等對話的地位，俄對“核心”，也即大國身份的追求日益強烈。這種變化無疑正是俄羅斯外交傳統的延續。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對于俄羅斯而言，西方不純粹是一個體系、一個陣營，而首先是一個隱喻。俄羅斯身份認同的構建，都可以從這個隱喻中找到源泉，它可以是合作性的，也可以是沖突性的，具體則取決于對彼此作用的認可程度。無論如何，如果未來俄從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構想轉變為愿意與西方進行有限的重新融合，那么這一定是以俄方利益為基準的整合。保留自身獨特的身份，確保在新合作框架內的主要角色和行動自由將始終是俄羅斯的基本訴求。如果西方能夠滿足俄的這些需求，烏克蘭危機也未嘗不能成為新一輪“去政治化”合作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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