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中，全球世局演變令人目不暇接。如果要總結一個主題，便是各種“文明沖突”加快重新布局。
最重要的“板塊移動”，當然是烏克蘭動亂引發的新冷戰，把文明沖突祖師亨廷頓低調處理的俄羅斯斯拉夫文明對西方的威脅，提升到當年共產主義的高度。
自從彼得大帝以來，俄羅斯知識精英一直持有難解的“西方情結”。烏克蘭“去俄入歐”，危及俄羅斯的“國家靈魂”，深刻震撼了這一情結。美國控制操縱國際金融體制和能源價格，制造俄羅斯的經濟危機，也是利用了俄羅斯近年來仿效西方經濟體制。這些發展，無不削弱了俄國主流精英中的“大西洋派”，而強化了主張自主的“歐亞派”。
分析各方報道，華盛頓顯然對俄國資本寡頭失望，而寄希望于中產階層來發起“顏色革命”，或是刺殺政變。這未免低估了普京的控制能力，以及烏克蘭變色對俄國知識精英的沖擊。俄羅斯文明與歐美文明的長期對峙，成為未來世局的重要變數。
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組織軍突起，造成“文明沖突”的另一新局面。回顧2013年“阿拉伯之春”逆轉，而敘利亞內戰演變成“三十年戰爭”式的長期教派沖突。西方不僅不再擔心“阿拉伯街頭”影響國家政治，更獲得分而治之的良機。
“伊斯蘭國”改變了這一坐山觀虎斗算盤。伊斯蘭極端力量星火燎原，創立了比基地組織(卡伊達)更極端的超國家機構，并掌握遠為雄厚的經濟資源。一旦蔓延到整個穆斯林世界，將會成為西方極難控制的跨國力量。
其次是這一極端意識形態對歐美土生穆斯林青年的巨大號召力。只要“伊斯蘭國”個別西方成員的暴力行為，便可以把文明沖突戰場擴大到歐美大陸。這迫使西方重新審視外交政策，特別是遜尼派—什葉派沖突決不是“受控核聚變”，而阻塞“政治伊斯蘭”的良性宣泄也非明智。
“伊斯蘭國”運動也引起土耳其代表的遜尼派“政治伊斯蘭”力量、沙特和埃及代表的遜尼派專制主義、伊朗主導的“什葉派新月”三者之間，以及它們與歐美關系的微妙變化。
雖然以色列是個短期贏家，今年慘烈的加沙戰爭中，出現阿拉伯傷亡以平民婦孺為主，以方傷亡絕大多數是軍人的局面，急劇減少了西方文明尤其歐洲繼續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道義資本。
對于仍然主導世界的西方文明而言，烏克蘭危機減緩了大西洋兩岸的離異，并有效制約了歐洲“第四帝國”——德意志對“盎格魯—薩克遜軸心”領導地位的蠶食威脅，逆轉了柏林與莫斯科建立新歐亞軸心的趨勢。部分代價是歐洲經濟持續疲軟，特別是法國日漸淪為“歐洲病夫”，加劇了歐盟內部的南北分異和摩擦。
美國經濟出現實質性改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和失業率下降都非常醒目，而頁巖油氣革命，對內幫助制造業回流，對外成為利用石油武器打擊俄國的前提。但是大部分中產階層沒有從經濟復蘇獲益，貧富和社會上升機會的兩極分化并無緩解，使得政治兩極分化有增無減，導致民主黨在國會中期選舉中的慘敗，迫使奧巴馬打出“赦免”大批非法移民的險牌。
年底前，奧巴馬政府宣布與古巴恢復外交關系，是相當出色的外交主動。這是因為美國對古巴政策在拉丁美洲遭到普遍反對，造成山姆大叔的外交孤立。在左翼領袖不斷贏得民主選舉的“美國后院”，奧巴馬此舉會顯著改善華盛頓的“文明沖突”地位。
由此觀察到源自西方的“亞文明”——天主教。首位來自拉美的新教宗方濟各不顧保守派阻力，繼續“自由化”改革。方濟各拒絕在羅馬會見西方政界的寵兒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顯示教廷有意在國際政治中發揮有別于歐美的獨立作用。
在世界經濟的新重心——亞洲，盡管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上升，“儒教文明”繼續遭到周邊的離心挑戰。
雖然北京以高壓手段成功化解了香港的“雨傘運動”，副作用卻是國民黨在臺灣九合一選舉中慘敗，帶來長遠的“去中國化”威脅。面對奧巴馬的亞太戰略，北京終于認識到朝鮮金氏政權對中國弊大于利，而韓國是制約美日同盟的關鍵。
另外，俄美爆發新冷戰，中國是短期最大的贏家。然而從歷史教訓和地緣現實，“東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之間能否實現長遠整合，具有很大的疑問。
印度莫迪政府上臺，是“印度教文明”重大事件。這在短期內有助于美日聯印制華。但是人民黨奉行的“印度教至上主義”信念，尤其是內含的法西斯主義傾向，在國際國內都有難以逾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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