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利比亞到委內瑞拉，再到敘利亞、墨西哥、烏克蘭、阿富汗或伊拉克……在現在這個十年我們正看到美國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長期在全球部署軍隊實施直接或間接(通過第三者)的暴力干涉，整個外圍地區它們巨大的軍事目標。侵略的浪潮不平靜，在某些情況下與施加壓力和談判相結合，但是經驗告訴我們在未來的談判中帝國的侵略不是為了改善它的地位，而是為了創造更好的侵略條件而談判和施加壓力。
當這些干涉獲得“成功”時，如在利比亞或伊拉克，結果不是建立由國家機構控制的“平靜的”殖民政權，如同發生在過去西方對外圍的征服所做的那樣，而是通過內戰造成混亂。這說的是社會解體的緊急情況，社會災難的形成成為屈從的具體形式，這使人懷疑我們是否面對一個試圖“統治混亂”的惡魔種族計劃，使居民陷入絕對無力自衛的命運，將其變成非上層的社會，目的是掠奪他們的自然資源，或是消滅敵人或競爭者……或者說這是侵略者追求非必然性的一種結果，是他們作為殖民的主人失敗的表現，他們有很強的破壞能力，這與其沒有能力建立一個殖民的秩序相結合(“沒有能力”源于其經濟、文化、機構和軍事的衰落)。我們可能面對這兩種情況的結合。
也可以設想處于衰落中的帝國成為一種政治、金融、黑社會的利益錯綜復雜情況的俘虜，形成一種無可比擬的自我破壞力，迫使它開展理性的行動，從一定的歷史距離我們看到這種現象，但是如果我們將觀察陰謀家們直接的工具的原因和范圍，縮小到微型心理世界(瘋狂的原因成為狀態或黑社會詭計的原因，強加于它最廣泛和高級的意義上的合理性)，這完全是理性的。
盡管這些災難不是必然代表冷酷無情的劊子手破壞外圍天堂的行動，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的整體，帝國的中心出現衰退是決定性的表現，但它是世界現象的一部分，包括被衰落的世界資產階級欺騙的外圍地區。對利比亞的破壞行動向這個國家的領土派去大批雇傭兵，進行轟炸，利用卡扎菲政權的墮落而獲勝。2014年2月在烏克蘭新納粹政變推翻了一個“共和國”的政府;美國在委內瑞拉制造不穩定，領頭的是當地舊有的資產階級領導的中產階級，在玻利瓦爾革命15年以后這個資產階級沒有被消滅，這些精英們沒有在舞臺上被清除，盡管因為下層階級的上升而受到刺激和感到憤怒。
這一切導致我們需要確定所處的資本主義歷史的時期。這說的是新的原始積累在全球血腥淫蕩的前奏嗎?它是未來超級資本主義的搖籃或是對一種已經走向沒落的文明的絕望最后的打擊?
我建議利用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句陳舊和多次重復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當德國的戰斗結束時，丘吉爾指出這個事實不是“(戰爭)結束的開始，而是(一個更重要得多的決定性進程)開始的結束”。現在我們面臨“開始的結束”，正在結束延續了數十年的西方衰落的準備階段，開始進入“結束的開始”，即資本主義作為像其他可能衰落中的文明一樣逐漸崩潰，正經歷一個期限沒有預先完結的復雜的臨時軌道。
盡管我不能不指出與過去的文明的決定性區別，如它的世界性(不限于一個地區)，將居民群眾包括在進程之中(現在約70億人而不是數千萬人或數億人)，比如因為工業能力和完全破壞地球上生命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以激烈的方式提出的事情區別于所有的文明衰落面對的選擇：超越或沉淪于一種長期的災難，今后從過去的空間出現一種新的文明或由外部力量強加的文明。這不是由于自身發展造成傳播虐疾的沼澤的破壞而引起的巴比羅尼亞的衰落，也不是被資本主義困擾羅馬帝國的文明的衰落，軍事大量增加是帝國主義的力量走向深淵的結果，與此同時人類的其他大多數卻不了解這些事實。
暴力和制度的衰落
超表面的現象是衰落，表現在無數的指數上，如長期(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率的下降是由中心國家減速趨勢引起的，之后伴隨這種趨勢的一個與空前的寄生性展示如消費主義、軍事和官僚機構相聯系的金融膨脹的過程。
我們看到的是如此衰落的帝國社會已經不能夠像在20世紀那樣在軍事上動員它的青年，盡管它的金融能力和技術進步使其可以招聘雇傭人員去代替傳統起作用的力量(來自所有大洲的流氓無產者對衰落的進展是直接成比例的)，使用武器如無人機和其他超尖端的殺人裝置，這些武器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確立一種很大的技術裂痕，媒體壓垮它的受害者和世界的其余地區。
這些“優勢”同時是權力和軟弱的表現，是破壞力的表現，但也是它自己的社會失去意識形態控制的表現，是它的行動內部非法性的表現，再加上它的經濟受到的破壞阻止它從破壞走向對被征服的領土的殖民重建。
從18世紀末歐洲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革創造了將居民整體納入不同的軍事冒險，公民—士兵和群眾的戰爭以這種方式代替了雇傭兵和貴族的軍隊。領取工資的殺人犯讓位給志愿殺人犯或強制的殺人犯，他們獻出生命不是為了金錢，而是保衛“祖國”和“自由”等。
但是，在蘇聯的倒臺和中國的現代化之后，資本主義的衰落和它變成唯一的制度(也就是說變成全球由寄生的精英們顯然不道德的統治)撕破了神話，允許國家制造貴族的事業把普通公民推向死亡的“合法性”。
西方的軍事機器失去合法性看來是衰落的一個決定性的特征，但是帝國主義的再生產在繼續，對外圍地區使用暴力重拾雇傭軍的舊傳統。現在權力對它的居民的宣傳目的是不將他們拖向戰場(行不通的行動)，而是獲得他們對軍事冒險事前的認可，或是化解他們的拒絕，這些冒險遠不是政府所說的“潛在的現象”，不是通過電視和其他媒體提供的又一個娛樂節目。
軍事的部署在理論上被說成是所謂“第四代戰爭”，是美國軍事高層在越南的失敗之后反思的結果，那場戰爭被看成是“不對稱的戰爭”，在那里敵人的軍隊技術水平低，火力被壓縮，但是這支軍隊與居民結合得很好，能夠打敗擁有高技術水平和火力強大的帝國軍隊。
新的軍事理論不是旨在簡單地破壞敵人的軍事力量，而主要是破壞支持軍隊的整個社會。社會的解體(經濟的、道德的、文化的和機構的)將是追求的目標，這個進程可能不取決于直接的干涉，而是更多地將不同的外部干涉(軍事的、媒體的、經濟的等)與制造內部不穩定的行動相結合。
這樣確定一個廣泛多樣化的侵略舞臺。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那里是靠近利比亞、敘利亞或前南斯拉夫的地區;另一方面是所謂的“軟干涉”或“顏色革命”，如在巴拉圭、洪都拉斯或烏克蘭發生的那樣。所有這些干涉在行動開始時都展開了緊張的暴力行動，在干涉的某個時期展開或是作為帝國主義勝利的結果。但是這些變化不定的戰爭并沒有解決外圍地區的殖民統治問題，造成的混亂使系統的搶掠困變得難和代價昂貴，有時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第四代戰爭”的捷徑出現新的情況是：侵略最有可能處于侵略者戰略上軟弱的環境中，其結果不僅是使外圍混亂，而且還造成對內部的破壞。黑手黨的對外行動結果在帝國的統治機構內加強秘密犯罪集團的做法，使寄生性的團伙非理性的傾向和精英們的瘋狂擴散，打破機構博弈的規則。
結束的開始：2008—2013年以后的世界
2008—2013這六年標志著從70年代初始開始受到制度控制相對溫和的衰落向普遍墮落的過渡，我們正看到這種墮落的步伐。
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之間發生的危機并沒有像以前的危機那樣，通過破壞就業的大蕭條的浪潮，企業降低工資和集中生產，有償付能力的需求推動經濟上升新的周期而得到克服，馬克思所描述的“周期性的危機”時代已經結束。盡管馬克思解釋這些復發的危機在制度上積累混亂，直到內在的力量達到一種規模，以至資本主義任何的重建將是不可能的。這樣就預測了資本主義普遍的危機，這一理論模式來自于它的積累力量的邏輯。任何方式都不可能預測的是它具體的歷史的發展、它的時間、主角本身有助于推遲或提前結局的社會捷徑與革新。
馬克思對未來的評估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場景，它包括廣泛的可能的未來，而不是確定一個日期或對角色和舞臺準確的估計和描述隱晦的預測。但是這個理論的模式使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比如“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出現了生產力和生產資料在現有的條件下造成災難，已經不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這就開辟了對資產階級文明在它更深刻衰落的階段自我破壞的思考。
不可否認的是這在2008—2013年期間就開始了，盡管這個時期之前很久就逐步出現對此發出的警告，而幾乎總是被重要的媒體和社會科學忽視，當時談到可能發生環境的、衛生的或政治的災難，而這些歸因于制度內部不合理的操縱，本來是可以糾正的。來自“左派”的某些資本主義色情受虐狂的崇拜者對此屈服了，提出一種資本主義周期永久化的命運，試圖強調正在發生的危機是下一次(資本主義)制度恢復的“信號”，但是這些信號純屬虛構或是保守派建立在資本主義“總是”實現克服危機的基礎上的祝禱，當然那樣做由勞動者付出代價，使民眾貧困。
在不同的衰落因素中強調有兩點是決定性的：金融的墮落(和致富)和軍事的墮落(和發財)。
大約從1990年起世界的生產總值在數字式的進展上一直在溫和地下降(從70年代以來)，而金融的總額開始以幾何式的進展在增長。作為支柱的金融衍生產品從90年代末是世界生產總值的兩倍增加到2008年的12倍，但是從那時起金融的擴張停滯了，趨勢是逐步下降。
金融投機在它上升期間是寄生性的支撐，使第一世界的消費者、企業和國家繼續支出和投資，盡管金融雪崩附帶的收益對中心國家生產總值的增長來說是下降的，每次需要更多的金融藥方來實現越來越少的經濟擴張，直到2008年這一機制破產了，金融的負擔變得不可支撐，需要國家立即救助以便阻止它的垮臺。
但是這些救助沒有重振經濟，只是制約金融的下滑，使公共債務增加，以至到了美國兩次處在債務違約的邊緣，2013年日本的公共債務加上私人債務到達國內生產總值的520%，英國達到510%。從那時起救助耗盡了，第一世界在最艱難的情況下可以說進入一個很長的停滯、衰退和貧乏增長的時期，這不應當被認為是一個生產、消費和就業穩定冷卻的平臺，而是一個下降的滑梯。
零增長或下滑盡管是溫和的，但意味著失業的趨勢上升，結果收入成為一種社會解體的復雜現象。
美國方面的軍事化沒有使冷戰結束，在90年代末一個短暫的停滯以后，軍費開支重新開始擴張，以至到2012年軍費的實際總額(國家軍事目的所有支出的總額，不只是國防部的支出)大約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9%。我們可以說它包括軍事領域和安全領域，從過去一般由軍人和傳統的直接下屬的專業特工構成走向公共部門，進入一個雇傭人員、國家雇傭的私人機構、許多非正式的公共和私人機構更多參與的新階段，這些機構處于合法與非法之間，與地下的交易(毒品、娼妓、販賣武器等)混雜在一起。第四代戰爭，流氓—金融資產階級和流氓—軍國主義變成墮落的帝國精英具體意識形態強硬的核心，某些作者指出他們是流氓—帝國主義者。
但是這如同金融的巨大泡沫首先支撐(資本主義)制度的運轉，以便之后變成一種沉重的救生圈，面對一個表面上準備被呑食的外圍，軍國主義—黑社會的墮落和它新奇的理論作為軍事機構和沒有效率的救生板出現，但是失控了。那些希望是幻想，唯一做到的是破壞國家，其意圖失敗了，或是這兩件事情同時擴大支出和財政赤字積累：犯罪與愚蠢匯合在一起。
“2008-2013年的過渡”意味著戰爭形式的一個重大變化(它急劇墮落)，使整個資本主義正在發生變異的性質暴露無遺。在50年代中期，談到當時納粹的戰爭實踐時，約翰•赫伊津哈指出在歷史上戰爭從來是文明或文化的組成部分，“因為一個戰爭中的社會承認另一個社會(對它進行戰爭)作為人的社會……以清楚的方式將戰爭與和平分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罪惡的暴力。整個戰爭的理論已經放棄了戰爭最后精減的其他東西(也就是放棄整個游戲規則)，由此放棄文化、權利和普遍的人類”。
我理解希特勒打破了戰爭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也就是說“全面的戰爭”和它的屠殺被置于優先地位，是第一次在資本主義全面危機中的實驗，現在作為“第四代戰爭”出現。第一種情況說的是早期“德國開拓者”的殘忍，但前例是更反動的美國文化，像多米尼科•洛蘇多等作者以嚴格的方式確定了納粹主義是美國意識形態明顯的根基。這種災難表明一種仍然支配著制度(道德的、生產的、機構的等)文明的病態，這是為了痊愈，但還沒有遭到普遍轉移。希特勒的毒瘤被摘除了，壞事能夠隱藏在陰暗之中幸存下來等待新的時機，紐倫堡的審判到來，戰爭的罪行(違反現代戰爭的游戲規則)受到有選擇的判決。
到30年代末期赫爾曼•羅士寧專門寫了一本書來理解這種現象的運轉：《虛無主義的革命》。他指出“納粹統治的本質是虛無主義”，同時否認罪行和人類現實的自殺，但是當他預言“通過權力的機器產生和傳播的這種狂熱是那么空洞，是人為的和那么不真實的，整個巨大的機器可能僅因為一個事件在某一天就垮臺，而不留下自主生命的蹤跡”時，羅士寧完全搞錯了。他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將外科手術刀伸到底部，如果這樣做就被迫將資產階級整體的保守主義放到被告席上，從那里指控西方文明的破壞性(和自我破壞)，羅士寧對他屬于西方文明感到自豪。
現在當我們看到法西斯主義的癌癥平靜地以危機的速度在整個歐洲擴散，從法國的國民陣線不可抗拒的進展到在烏克蘭新納粹的勝利，以及在荷蘭、比利時、克羅地亞、匈牙利、波羅的海國家、希臘發生的情況，這時我們能夠證實法西斯主義的癌癥不僅在20—30—40年代扎下深深的根子，而且在更古老的許多歷史上，在宗教的狂熱和殖民主義的屠殺以及其他非常殘忍的社會實踐中均有表現，經典的納粹主義并非是表面的和不真實的，它的根子深扎于西方長期的罪惡歷程之中。
但是最重大和可怕的事情是恢復希特勒全面戰爭的理論，重新命名為“第四代戰爭”，有時被戲稱為“軟打擊”或“溫和打擊”，或是發狂地提出“人道主義的”戰爭或轟炸。現在不是指一種開拓者或以某種方式令人吃驚和不正常的經歷，而是被帝國主義的精英們整體全部接受的東西。資本主義進行戰爭的方式發生變化這一事實與資本主義變成破壞生產力有密切聯系，這種破壞擴散到環境領域，包括土地、海洋、山脈、動物等，指向消滅人類的全部歷史財富和所有文明的積累。
回到起點?
在現在的征兆和現代性的起源之間我們可以確定平行點。羅伯特•庫茨發現了資本主義的軍事根源。根據庫茨的說法，直到16世紀“不是生產力而相反是一種強有力的破壞力量開辟了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也就是對武器的投資。新的武器系統的生產和動員在地方和分散性的結構層面是不可能的，直到當時它曾標志著社會的再生產，而是在不同的層面需要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武器特別是大炮已經不可能在小作坊如同在現代化之前那樣生產武器。因此發展了一種專門的裝備工業，在大工廠里生產大炮和滑膛槍”。
其中一個事例是在16世紀出現的有名的威尼斯兵工廠，在那個時代這是很受人欽佩的兵工廠，可能是第一個現代化的兵工廠，對后來的軍人和平民都有啟示，它的生產組織建立在一種任務有效分工的基礎上，這一模式幾個世紀之后在英國工業革命開始時仍在采用。
圍繞軍工的發展確實逐步創造了貿易和金融的網絡，幫助君主和其他的戰爭先生們發大財。
這些同樣的網絡用于貴族的內部斗爭和鎮壓農民群眾，但是它的主要目標是掠奪外圍地區，鞏固資本主義中心的國內市場、科學和藝術、工業和技術擴張，比如存在大量的描寫在歐洲資產階級變革的中來自美洲殖民地的黃金和白銀泛濫的文學作品。
這是寄生性的軍事聯盟，它由雇傭軍、軍事化的貴族、商業強盜、高利貸者等構成，這種征服外圍地區的平臺有助于一種相對小型的戰爭經濟進行與它的初始規模不相稱的掠奪。在16世紀西方的生產總值剛超過世界總產值的10%，而那時中國占23—24%，印度占27—28%。
第一個企圖是在12和13世紀西方人遠征時連續發動對富饒地區的侵略，占領它的部分領土。但是，這種殖民化失敗了，盡管殖民者極端殘暴，被侵略的人民擁有一種軍事能力在長期的戰爭中幫助他們趕走侵略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軍事上的差別不夠大，受害者沒有遭遇最后的失敗。
從15世紀開始情況發生變化，在16世紀經歷了一個巨大的轉變，西方對世界其他地區獲得了一種軍事技術上決定性的優勢。
1571年勒班陀(意大利城市)的戰斗證實西方在技術上對奧托曼帝國的優勢，在那場勝利的背后是威尼斯兵工廠的效力，半個世紀之前西班牙人已經利用他們絕對的技術優勢鎮壓了阿茲臺克(古代的墨西哥)帝國，后者那時還不認識火藥和金屬的武器。
西方的這種軍事優勢不是意外的產物，它依靠的是15和16世紀迅速發展的軍事科學，軍事工程成為歐洲復興的中心，它繼承了中世紀的軍事工程，同時與古代希臘—德國的軍事科學保持聯系。
軍國主義對這些科學“需求”的歷史連續性始于歐洲的中世紀，其主要特點之一是它的軍事設施的規模，由渴望成為皇帝和帝國首領的王子領導的軍事組織過分擴張。歷史上封建的軍國主義與古代戰爭和帝國主義的歐洲有聯系，如已經處于衰落中的羅馬帝國。維克多•漢森在寫到西方漫長的戰爭歷程中在16世紀的軍事勝利時指出，“歐洲的軍事活力是經典古代的一個延續，而不是火藥時代和發現新世界的偶然的結果……從希臘到現在，西方社會在進行戰爭的方式上表現持久的近似是令人吃驚的”。
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優勢，而且它進行戰爭的方式極端殘暴。在希臘的集團、古羅馬軍團、十字軍、西班牙英國法國殖民軍隊與希特勒的軍隊之間進行比較是不可避免的，它確定西方長期連續的戰爭、征服和屠殺的指導線路。
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打下基礎，由于過分掠奪外圍和大量的自然資源它是成功的，由于當時歐洲帝國主義的其技術水平和掠奪的能力，這些資源對他們來說是相對“無限的”。但是現在這種過分掠奪是不可能的，對于一個新的能夠支撐西方的寄生性直到創造一種全球超級資本主義的積累進程來說，這個地球太小了。
中心的強國為了破壞地球是足夠強大的(這也意味著自我破壞)，因此由于它的強大不可能自救，開始一個新的上升周期，呑食人類的資源和自然資源，作為帝國為了生存需要它們的受害者的供養。這標志著與五個世紀之前發生的事情有根本的質的區別，現在帝國主義的暴力不是它少年或青年時強有力的魔鬼的暴力，而是一個老而肥胖的魔鬼的暴力。
西方
必須將人為分離的觀念結合起來，如“西方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文明”、(西方的)“帝國”和資本主義的觀念。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出現，其西方的地理根源界定很清楚，是一種特別沉重的文化遺產。西方作為一個集體的帝國主義企業出現，集中了一些在全球擴張的國家，同時陷入內部殘暴的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一個新歐洲的超級大國—美國的指控下，在走過一個多世俗長時期之后實現了統一。
1914年爆發戰爭，但是特別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標志著西方的下滑，盡管從90年代起由于前蘇聯的解體似乎扭轉了趨勢。在蘇聯解體10年以后出現的俄羅斯成為日益自主的一個軍事—能源大國，盡管它與西方保持著密切的貿易和金融聯系。中國的崛起不是誕生一個順從于美國利益的欠發達國家，如同印度和墨西哥那樣，而是一個具有重要自主形象的外圍大國。
帝國主義等級的西方統治(即資本主義的統治)普遍受到破壞，作為一種世界制度制造了非極化和外圍不受控制的現象，中國、俄羅斯還有伊朗，拉丁美洲某些進步的國家或多或少獨立的博弈表明了這個進程。21世紀的“莽撞人”組織起來，沒有“羅馬的監護”或與“現代的羅馬”談判，已經不是作為簡單的臣民，但是這個“羅馬”不可能再生，它的寄生性如沒有外圍附屬國日益增加的“貢品”不可能生存，需要越來越多受害者的“血液”(廉價的石油、鋰、黃金、銅、可憐的工資、更大的商業優勢、大規模的資金轉移等)同時受害者找到減少被掠奪的道路正是由于寄生蟲的削弱(在某些情況下這并沒有阻止暴君掠奪他們)。某些準確的情況可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
首先，中心的資產階級國家的鞏固(繼續如此)的事實與殖民的擴張和鞏固聯系密切，大規模奪走外圍的財富過去和現在有助于中心國家的社會一體化和它們的國家—軍事保衛者的穩定，上述開發的結束或削弱標志著這些國家和它的社會基礎黯然失色。
其次，證實資本主義是一個建立在強有力的專制等級的基礎之上，從企業上升到達世界權力的中心，通過國家、經濟團體、國際機構、媒體等進行復雜的協調。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等級是自身固有的，是再生產的一種具體方式，從來不是一種和平的協調，而是一種暴力的不穩定的連接，在這里當局是勝者，保留戰爭、壓力和圈套。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種等級從來沒有能夠圍繞著一個統一國家的中心構成權力的超級帝國主義，從現代和它的殖民陰影化開始，我們看到的是帝國主義之間連續的對立和戰爭。
由一個單獨的世界大國統治全球化的幻想盡管90年代暗示在具體形成，在隨后的十年里處于昏迷狀態，歐洲和日本屈從于美國領導，繼續建立在兩個小伙伴墮落的基礎之上，最近在利比亞、敘利亞和烏克蘭發生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帝國主義的頭目在墮落，它對中心國家匯合未來的提法并不確定。對外圍正在失去控制，而此時更需要對它控制(超級剝削)以便維持寄生蟲的再生產，結果帝國憤怒和絕望了，恢復它所有種族主義的記憶，不僅是為了驅趕或縮小對外圍闖入帝國領土的人的奴役，而且是為了將他們的來源國變成自由狩獵的地區。
最后的階段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之前的整個歷史，破壞了它決定性的神話，表露出它虛偽的本質。特別是破壞了將資本主義作為進步和文明接替的高級階段的神話，也就是說破壞作為最有力的否定殘暴的神話。
19世紀和20世紀大部分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提出將超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走向更高水平連續性的命運，開始革命的否認命運，這得到舊世界“積極的”成就的支持。
但是這個制度正在發生的蛻化剝去了它意識形態的面紗，露出其真面目，它的技術表面上積極的成果(在這里軍事領域是決定性的)出現在殖民征服的環境中，殺害了無數的人，消滅了他們輕蔑地稱之為落后或欠發達的文化的創造，進行掠奪直至很多種自然資源消失。
需要補充的是資產階級的文明沒有消除殘暴，而是使殘暴完善了。資本主義不應當呈現為在向人類進步的進軍中一個最后的積極的階段，而是作為一種不幸，一種災難和一種墮落，如它不存在會避免很多悲劇。總結它演變的歷史在整體上是負面的，它的許多科學技術的進步可能采用另外的速度和道路可以達到，但是在更少和可怕的社會環境中做到。
黑格爾在他歷史的哲學教訓中確定自由的發展作為文明進軍的組成部分被理解為文明的鏈條，作為普遍進步的演變艱難地誕生在東方(也就是在外圍地區)，以便在西方以其文明的世界性勝利和資產階級的現代化完整地去實現。中歐人的傲慢阻止黑格爾接受外圍地區的自由(雛形，在發展之中)受到一個寄生破壞的西方的鎮壓，受到打擊和清除，具體表現為人類歷史上的大屠殺，它血腥的文明只能夠一次再次地通過殘暴的武力確認，通過它反對外圍地區人民的軍事設施確認，在必要的時候也反對本國的居民，如同20世紀歐洲法西斯主義表明的那樣，現在那里法西斯主義正在全面復活。
在進行掠奪的多個世紀中，西方對外圍文化的低估、輕蔑以及它的非人道的視角是帝國結構性的意識形態的關鍵內容，將世界其他地區人的形象變成禽獸是西方心理構成的一部分，這便于殖民者進行大屠殺，認為它作為“文明的工程”是合法的。對外圍文化財富、它的社會基礎的創造性和農民團體自主潛力的無知或輕蔑不僅占據西方精英的頭腦，而且也占據它們國內大部分人的頭腦，以至格拉姆希認為在舊的資本主義之前的外圍地區，“國家就是一切，民眾社會處在原始和冷凍的狀態”，同時在西方存在一種堅實的民眾社會，這無助于解釋美洲的印第安居民是如何做的，比如為了在征服者開始屠殺時在文化上幸存下來，隨后是西方五個多世紀的鎮壓和掠奪，對非洲和亞洲外圍地區文化功績的鎮壓和掠奪。
必須理解正在發生的西方世界的衰落變成為意識形態陰謀和世界經濟的退化，也就是說是資本主義作為普遍整體的退化。從70年代開始，關于非西方的資本主義的興起出現幻想，從“日本的奇跡”到亞洲的虎和龍(韓國、臺灣等)。在所有這些國家或地區，很顯然領導“奇跡般的”發展的出口工業的擴張依靠的是西方市場的需求或是有力地依靠這些外圍地區市場的需求，因此上述市場的破壞打擊了非西方的資本主義。此外，由于金融網絡在全球發展的事實確定世界是緊密相連的，資本主義不可能的非金融化成為一種共同的封鎖，不論是中心還是外圍都不能逃脫。此外非金融化參與資產階級的繁榮時，屈從于消費主義的模式和西方意識形態的準則，對家庭、社區和環境帶來破壞性的后果。
2008年中金融全面爆炸時，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里查德•哈斯發表一篇文章驚呼：單極化注定死亡，不會傾向于被多極化取代，一個非極化的世界已經開始出現，作者提出的是混亂的形象，哈斯感到從1991年起單極的帝國主義等級的末日到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前的整個歷史上(包括英帝國的高潮時期)多極化可能成為“世界末日”的一種命運，成為“文明”垮臺的命運，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作為普遍的文化的解體，因此提前采取某些糾正的措施將有助于減輕它帶來的災難。
哈斯警告非極化包含著資產階級“文明”末日的幽靈，喬治•布什和以后的貝拉克•奧巴馬試圖采用軍事的懲罰阻止這種前途，結果加重了帝國的疾病，將混亂擴散到它可能出現的地方。
外圍的大國如中國和俄羅斯還沒有條件重新做出安排，從資產階級話語的意義上說，西方衰落造成的混亂正開發新的資本主義等級的空間取代舊的行將結束的空間，它們不是否定制度的力量。而是出現在全球衰落中抵抗資本主義的地區。它們試圖制約帝國反對它們的利益發起的打擊，但是它們在抵抗、反擊或針對對手軟弱的側翼取得進展時，就對普遍的“混亂”做出貢獻，封鎖西方重建對世界的統治圖謀，以這種方式加劇資本主義在全球的蛻化墮落。
作為歷史需要的全球起義
中國、俄羅斯以及巴西、印度或伊朗的統治精英們相信發展本國資本主義的可能性，他們這樣做是為了不致落入西方想要設定的災難，但是從全球來說他們與所組成的制度是深刻地相互聯系在一起的，這制約了他們的計謀。
所有這些在中心與外圍之間的詭計和推進有助于造成一個全球稀薄的景象，在任何時候可能引發地區范圍的戰爭和戰爭前的形勢，某些時候會成為造成世界對抗的威脅，如2013年出現的敘利亞形勢或2014年在烏克蘭出現的形勢。
卡爾•波蘭尼寫道，漫長的“羅馬帝國的歐洲”(發生不大的沖突)從拿破侖戰爭結束到1914年的戰爭是有效的，這是那些在歐洲地位最高的金融界強調“金融符咒”的人之間對某些隱蔽因素的沖突進行調解作用的結果，他們高居于國家的政治利益之上，做出承諾，通過國家進行交易，因此使帝國主義之間的爭奪平息下來。
但是，波蘭尼只看到現象的表面，實際上“金融符咒”的交易是以資本的迅速積累為基礎的，這些資本主要來自世界帝國主義掠奪的重要支柱之一：西方國家的行動，發展它們的軍事機構(交易的決定性來源)，以及隨之而來對立的相關國家“愛國的”資產階級的亡自尊大。波蘭尼指出， “羅斯柴爾德們沒有服從于政府;作為一個家族他們引入國際主義抽象的原則;他們忠誠于一個公司，在迅速增長的世界經濟中，它的信譽已經變成為唯一政府與工業家的努力之間超國家的聯系”。事實上，羅斯些爾德們的“綏靖”作用是危險的，但是利益非常豐厚的雙重博弈的組成部分，一方面刺激野獸鼓勵它們的野心(很快就和他們算賬)。另一方面，當它們威脅要制造一場災難時讓其平靜，但是這種對野獸連續刺激和安定吸收了越來越有力的毒品，結果必然是一場大爆炸(1914年8月)。
回到當前的世界，必須確定交易的全球化并沒有建立一種跨國指揮部，而是相反，尤其是在全球政治--軍事權力的中心刺激犯罪分子妄自尊大。
在全球衰落的制度內部，出現幻想、希望以及外圍的反叛。幻想相信自主的資本主義，在它的旗下是恢復“俄羅斯身份”或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或如同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或是一個建立在伊斯蘭基礎上的社會如伊朗，或“進步的”資本主義如巴西、阿根廷或厄瓜多爾。但是在阿富汗或利比亞對侵略者的抵抗，直至在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游擊隊”爭取社會主義的漫長戰爭，在歐洲的社會抗議等。這些非常令人頭痛的事情并不是一種全球的起義，更不是在協調中的運動，而是一個類別非常不同的進程，在這里出現短暫的爆發，歷時很長的周期，相對自主的資本主義發展的企圖，反對資本主義的起義等，被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其中之一被看作是一場巨大的外圍的動亂，將在各種類型的矛盾中逐漸擴散，同時宣告未來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民眾起義的場景，資本主義在漫長的墮落中沉淪。
西方的大國試圖鎮壓、孤立、打破這些復雜的場景，將其妖魔化，這里重新誕生世界龐大的無產階級，數千個農民、工人、邊緣的居民和貧窮的商人的運動，他們注定將死亡或是因資本主義制度衰落的力量而非人道地生存下去。這是一種多元的現實，自然地反對西方企圖保留奴役的均質化，或是建立身份、自由的空間、幸存、有尊嚴地生活。
未來幾年將會表明從這些無產階級大眾是否爆發全球的起義，匯合成為第二次反對帝國的攻勢，第一次攻勢發生在20世紀，從俄國十月革命起變成為一場全球的反叛，延長了近60年，包括從中國到古巴，其中有阿爾及利亞、越南和尼加拉瓜。
半個世紀以前，在西歐時髦的是作者揭露地區霸權的喪失，被地區外的超級大國超越，如蘇聯、美國或日本。迪埃斯•德科拉爾認為歐洲以外的國家在“盜竊歐洲”，或者說已經盜竊了它最大的文化創造：現代化。西方的歷史起源是欺騙和盜竊，其名稱本身歐洲是一個盜竊產品的戰利品。
最后如果非西方的世界將西方的現代化據為已有，所做的事情是恢復讓資本得到更多財富的利益，超過強盜在幾個世紀中奪去的東西：黃金、白銀、石油、糧食、數億人的生命。實際上，今天的地球已經完全現代化了，對(世界中心的)某些人來說這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權力、特權，與此同時對另外一些人來說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欠發達、貧窮和落空。
無論如何，“外圍(地區)將現代化據為已有”是一種有毒的誘餌，是以獨立的方式應對西方，重新產生所謂資產階級文明的文化成果的幻想，當奴隸模仿主人或試圖采納他們的意識形態根基使其社區再生的時候，他們做到的是封鎖自己的社會基礎和革命的創造性(20世紀的歷史經驗已經表明了這一點)，相信找到了阿里亞德娜的線路，將幫助他們走出迷宮，他們抓緊自己，勝利地走向出口……實際上他們抓住了魔鬼的尾巴，魔鬼狡猾地將他們引向更不幸的道路。
但是現代化已經進入沒落的狀態，它的中心和外圍的受害者的解放只能通過絕對否定資本主義和將其完全破壞才能實現，以便從其灰燼上建設一個新的世界。沒有任何東西授權設想這種(歷史上最大的)英勇行為是不可避免的，后資本主義的新生在歷史上是必要的，盡管因為既有歷史規律它不是一種無情的現象。這說的是一項在理想的鼓舞下需要自愿地做出巨大努力的一項任務，這是起義實踐的結果，是或多或少激進的反叛，是證據、錯誤、失敗、短暫的或持久的成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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