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正在經歷一種新的歷史性變化。這種變化不同以往，不是一場大戰之后即成的體系調整，而是循序漸進地反映冷戰之后國際關系的種種變化。回顧世界秩序變遷的歷史軌跡，分析當今世界秩序演變的動力機制，對于我們判斷世界秩序構成的現實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歐洲的“無序”逐漸瓦解了東方的“有序”
所謂“世界秩序”應該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全球性制度安排，這只能是近代以來國際關系史演進中能夠出現的現象。世界秩序最早產生于歐洲，是歐洲率先進行國際關系變革的產物，也是新興的歐洲列強向全世界不斷擴張的結果。在這之中，1648年結束歐洲“三十年戰爭”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構建的以“主權國家”為主要構成單位的國際秩序，是世界秩序的雛形。當時的歐洲強國之間按照主權平等的規則處理彼此的關系，但卻在世界其他地區拓展勢力范圍，構建各自的殖民帝國。
歷史地看，這種主權國家形式先是成為歐洲列強組織自己的一種手段，后來又被歐洲列強殖民地人民所效仿，成為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壓迫的奮斗目標。在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產生之前，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封貢體系”、以奧斯曼帝國為中心的“穆斯林世界”和以政治分裂為特征的歐洲秩序共同構成了當時歐亞大陸上的三大區域秩序。它們各具特色，相對隔離。對比教權和王權紛爭不已的歐洲秩序，東方的帝國規模龐大、組織有序。但這種歐洲的“無序”逐漸瓦解了東方的“有序”，逐步構建起一種囊括全世界的世界秩序。
“第三世界”修正兩極對抗格局，為世界秩序增加新的穩定力量
從在歐洲確立起主權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到1815年拿破侖戰爭之后歐洲列強構建起來的維也納均勢，再到一戰結束之后歐美拼湊起來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世界秩序基本上由歐洲大國來主導，每一種世界秩序的建立都是一場戰爭結束之后對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都反映一種新的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和這些大國所奉行的價值觀。維也納秩序是歐洲國家在圍剿法國革命、擊敗拿破侖帝國和恢復歐洲舊秩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正統原則”恢復被推翻的封建王朝，以“補償原則”協調各君主國的利益范圍，以“均勢原則”維持各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從而開始了一個所謂的均勢“黃金”時代。基辛格非常欣賞這種“均勢”，認為它為戰亂不已的歐洲制造了“一個世紀的和平”。歐洲列強正是在這“最持久的和平”中蓬勃發展起來的，并把它們的勢力拓展到全世界，成為世界的主宰。
但每一種世界秩序的“有序”和“無序”都是相對的，穩定和動蕩都是交替的。在維也納秩序“和平”的表層下面，是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不時涌動與噴發，是戰爭手段和方式的升級和換代，是歐洲均勢的不斷破壞與重組。歐洲的君主專制國家這一時期逐漸被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所取代，國家利益取代君主利益而成為各國最高的追求目標。同時，意大利特別是德國的統一改變了歐洲大國的力量對比，推動了歐洲傳統均勢體系的崩塌。盡管俾斯麥精心維持一種“大陸體系”，防止法國的復仇并讓德國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中去，但隨著德國實力的持續增長和德法、德俄、德英之間矛盾的加劇，歐洲的均勢最終還是被兩大集團的對抗所取代，整個世界被歐洲列強的爭斗拖入到一場殘酷的、規模空前的殺戮之中。
一戰后，凡爾賽—華盛頓秩序被建立起來。這一體系已經越出了歐洲范圍，將全世界都納入到歐洲列強所構建的國際秩序中來了。這一秩序的目標是防止戰敗國德國的再起，同時滿足或平衡戰勝國家的既得利益。中國也作為“戰勝國”派代表參加了“巴黎和會”，但中國的利益卻沒能在戰后秩序的安排中體現出來，由此促發了五四運動。日本在戰前通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取代中國成為東亞秩序的主導，贏得了與歐洲列強平起平坐的地位。奧斯曼帝國崩塌了，帝國的核心部分通過凱末爾革命重新組合成一個新的民族國家。但凡爾賽—華盛頓秩序維持了不到20年就土崩瓦解了。美國在一戰后又重回孤立主義，新興的蘇俄被排除在歐洲和世界秩序安排以外，再加上戰后風起云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獨立運動，凡爾賽—華盛頓秩序很快就被德意日法西斯勢力沖垮了。愛德華·卡爾以“二十年危機”來形容這一時期世界秩序的失序，有其深刻的道理。
1945年二戰結束后形成的雅爾塔秩序，從根本上改變了一直由歐洲國家主導的力量格局，美蘇兩大戰勝國成為新的世界秩序的主宰，按照自己的利益劃分了世界范圍，但東西方冷戰很快就成為此后近半個世紀國際關系的主旋律。今天看來，雖然冷戰時期東西方之間劍拔弩張，并且接連在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進行了殘酷的局部戰爭，但世界大戰的火焰沒有再次燃起，世界秩序相對穩定。究其原因，除了“核平衡”的形成阻止了美蘇之間直接訴諸武力解決爭端的沖動之外，“第三世界”作為一種新興力量的興起，中國從向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的“一邊倒”，到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修正了兩極對抗的世界格局，為世界秩序增加了新的穩定力量。
世界秩序重構在所難免，不通過大國間的戰爭勝負而重構或有可能
冷戰終結之后，世界秩序進入了一個新的轉型期，這是近代西方崛起為世界主導力量之后，世界秩序第一次不是通過大國之間戰爭的勝負來重構的。對比以前世界秩序的變遷，冷戰世界秩序的重構是緩慢的、漸進的，既延續了某些冷戰的因素和影響，同時又與冷戰后世界的發展變化及其所積累的結果融合在一起，因此在短時間內也是難以明確地預測和判定的。但在冷戰結束之后20余年的今天，世界秩序重構的動力機制在這樣幾個方面愈加明顯地表現出來：第一，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改變了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非西方大國在經濟上迅速成長起來。大國的數量在增加，大國之間、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力量對比在變化，這種變化還沒有在既有的世界秩序中反映出來。第二，以蘇聯解體為標志，冷戰宣告終結，美國認為這是美國及西方冷戰策略的勝利，而二戰結束之后一系列的戰后制度安排，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治理機構的建立，又主要體現了美國和西方的意志，因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認定冷戰時期西方所設定的秩序和規則就是今日世界的秩序和規則，西方和崛起的“他者”在構建世界新秩序方面的博弈在所難免。第三，經濟全球化既增強了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也給傳統地緣政治力量的釋放增加了新活力;同時也使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被冷戰形勢所掩蓋和壓抑的部族、種族、宗教和教派矛盾糾結在一起，以更為激進的形式爆發出來，民族國家構建面臨困局，世界秩序沒有應對這種突變的準備。全球性問題更是呼喚一種行之有效的全球治理機制，世界秩序的重構在所難免。
冷戰雖然終結了，原來意義上的東西方對抗不復存在了，但西方仍然把非西方認定為異己的“他者”。很明顯，西方對“他者”的認同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一個真正惠及全球的世界秩序的建立。
（作者系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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