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于：《名利場》 海嘯譯
中國剛剛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沒有大張旗鼓，相反中國為其新的桂冠有些忐忑不安。而這對美國應該是一個警鐘，但不是大多數美國人想象的那種。
當2014年成為歷史的時候，它會記下很少受到關注的大事件：2014年是最后一個年頭，美國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2015年中國將坐上頭把交椅，如果不是永遠的話，它會坐在那里相當長的時間。在人類歷史長河的大多數時候，這個榮耀曾經是非它莫屬的。
比較不同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是非常困難的。技術委員會根據所謂的“平價購買力”進行可能的最佳判斷，這使得比較不同國家的收入成為可能。這些不應該被視為精確的數字，但是它為人們評估不同經濟體的相對規模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早在2014年，進行這些國際評估的單位——世界銀行國際比較項目，推出了一些新的結果。 去年春天發布的最新評估數字，更有爭議性，在某些方面，比前幾年更為重要。正是因為它更重要，才會有更多的爭議：新的數字顯示，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時刻遠快于任何人的預期，在2014年年底之前就應該是它了。
爭議的焦點令許多美國人吃驚，它說明了很多關于中國與美國的差異，以及我們把自己的意識投射到中國人身上的危險性。美國人很想成為第一，我們喜歡并習慣了第一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國并不是那么渴望第一。據報道，中國與會者甚至揚言要退出技術論壇。一方面，中國不想出頭——成為第一，這意味著為國際機構，如聯合國，付出的更多。還可能為它自身帶來更多的壓力，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承擔開明的領導作用。成為第一，很可能會讓普通的中國人想更多地知道他們國家的財富是如何花費的。(事實上在中國國內，關于中國地位變化是被掩蓋的話題。)這其中有很多考慮，最大的顧慮是，中國完全理解美國人理所當然是世界老大的心理偏見，并且深切擔心，當美國人得知我們自己不再是世界老大時，我們將如何反應。
當然，在很多方面，比如，在出口和家庭儲蓄方面，中國早已超越美國。由于儲蓄和投資的總和接近GDP的50%，中國人擔心儲蓄太多，就如同美國人擔心儲蓄太少一樣。在其他領域，如制造業，中國僅在過去的幾年里才超過美國。在專利授予的數量方面，他們仍然落后于美國，但是差距在日益縮小。
我們最好關注一下那些美國與中國旗鼓相當的領域，通常人們并不總是關注這些方面。這兩個國家的不平等水平是相當的 (我們在發達國家中是最高的)。在中國每年被處決的人數，超過了美國，但美國監獄里囚犯人口的比例是遙遙領先的(每10萬人中超過700人)。2007年，在總量上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但在人均基礎上，我們繼續保持領先地位。美國仍然是最大的軍事強國，軍隊的開銷比排在美國后面10個國家的總額還多(這也是我們一直不明智地喜歡使用武力的原因)。但是，美國實力的基石更多依賴于“軟實力”，最顯箸的是經濟影響力，而不是強硬的軍事實力。這一點很重要，必須要牢記。
以前，全球經濟力量構造的板塊也發生過變化，對其所發生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一些結果。兩百多年前，拿破侖戰爭后，英國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其帝國橫跨全球的四分之一。它的貨幣——英鎊，成為全球儲備貨幣，與黃金本身等價。英國有時伙同其盟國，強加自己的貿易規則。它歧視從印度進口的紡織品，卻迫使印度購買英國的布匹。英國及其盟國還要求中國對鴉片開放其市場，當中國了解了毒品的毀滅性作用，而試圖關閉其鴉片市場時，為了維護鴉片這個產品的自由貿易，英國及其盟國發動了兩次對華戰爭。
英國的霸主地位長達一百多年，即使在1870年代經濟上被美國超越了以后仍然持續。這總有一個時間滯后期(將來的美國與中國也是這樣的)。過渡期的標志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英國在美國的援助下戰勝了德國。戰爭結束后，英國曾經自愿放棄它的角色，而美國則不情愿地接受了其潛在的新職責。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建立了一個可能減小另一次全球沖突的戰后世界，但是國內的孤立主義卻使得美國從未加入國際聯盟。在經濟領域，美國堅持走自己的路，通過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從而終結了業已看到的全球貿易繁榮的時代。英國繼續維持其全球帝國，但最終在現實經濟王國，英鎊逐漸讓位與美元。許多美國公司成為全球性企業，而美國文化則方興未艾。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另一個標志事件。由于戰爭的破壞，英國很快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殖民地。這一次，美國承擔起了它應當的領導衣缽。其核心是創建聯合國和塑造布雷頓森林協議，這構成了國際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的基石。即便如此，它的歷程也是不平坦的。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曾正確地指出，本來美國應該創建一個全球性的儲備貨幣，因為這會有助于全球經濟的穩定，但是美國把自己的短期自我利益奉為至上，恣意妄為地以為它會通過讓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而獲得利益。美元的地位可謂是喜憂參半：它使美國可以以低利率借貸，因為別人需要美元來投入自己的儲備，但在同時，美元的價值上升(超過它本身應有的價值)，引發或加劇貿易赤字和疲軟的經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45年中，全球政治的主導力量是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陣營：如何管理和組織經濟和社會，以及確認政治和經濟權利的相對重要性。最終，蘇聯體制失敗了，原因很多，內部腐敗，缺乏民主進程，或許其他什么原因。蘇聯的軍事實力曾經是令人恐怖的;但其軟實力則成為笑話。現在世界成了由一個單一的，繼續大量投資于軍事的超級大國所主導，這就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不僅僅是軍事上的而且也是經濟上的。
那時美國則犯下了兩個關鍵的錯誤。首先，它主觀臆斷它的勝利是它主張的所有領域的勝利。但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關注貧困和左翼勢力長期早已倡導的經濟權利才是頭等大事。第二個錯誤則是，從柏林墻的倒塌到雷曼兄弟倒臺的短暫時期內，利用單方面的主導地位，追求狹隘的自身經濟利益，或者更準確的說，它的跨國公司的經濟利益，包括大銀行，而不是創建一個新的、穩定的世界秩序。1994年美國推動創造的貿易體制——世界貿易組織，是如此的不公正的，以致于五年后其他即將簽署的貿易協定導致了西雅圖暴亂。一面談論自由和公平貿易，一面堅持(例如)對其富有的農民進行補貼，是美國偽善和自私的真實寫照。
這么多的短視行為從未完全幫助華盛頓擴大和加強其統治地位，實際上的后果恰恰相反，削弱了其長期統治地位。在1990年代的東亞金融危機中，美國財政部努力削弱所謂的宮澤計劃，即日本慷慨的1000億美元的貸款，以幫助快速啟動陷入衰退和蕭條的經濟體。美國對這些國家推動的政策是緊縮和高利率，拒絕救助陷入麻煩的銀行——而在2008年的危機中，正是同樣的那些美國財政部官員，為美國提供了正好相反的方案。即使在今天，東亞危機15年之后，美國的角色僅僅讓亞洲的人們想起憤怒和美國的偽善。
現在，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我們為什么要在乎?在一個層面上，我們其實不應該。世界經濟不應是一個零和游戲，好像中國得到的必然是我們失去的。事實上，它的成長與我們是相輔相成的。如果它的增長速度更快，它將購買我們更多的產品，我們也會受益和發展。可是，可以肯定，總是有人進行抱怨和炒作——因為中國，我們的工人失去了制造業的崗位。但是，現實不僅與我們自己的國內經濟政策有關，還與其他一些國家的崛起密切相連。
在另一個層面上，崛起的中國躍居榜首關系重大，我們需要了解其中的含義。
首先，如前所述，美國的真正實力在于它的軟實力 - 為他人及其思想提供影響的樣板，包括經濟和政治生活方面。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一，為該國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帶來了新亮點，并成為中國自有形式的軟實力。而且，中國的崛起，在美國模式的刺眼聚光燈下，更加耀眼燦爛。美國模式一直沒有讓本國的大部分人口受益。經通脹調整，典型的美國家庭比不上四分之一世紀前的美國家庭;貧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中國也被認為是高度的不平等，但是，其經濟發展一直有利于大多數國民。在中國使5億人民擺脫了貧困的同樣時期，美國的中產階級則進入原地踏步的停滯期。一個不能為大多數公民服務的經濟模式是不會成為他人榜樣的。美國應該視中國的崛起為警鐘，警醒我們做好美國自己國內的事情。
其次，如果我們思考中國的崛起，然后基于世界經濟就是個零和游戲的觀念采取行動——提高我們的份額，并降低中國的份額——我們甚至會進一步削弱我們的軟實力。這將是完全錯誤的警醒。如果我們視中國的“得”就是我們的“失”，我們將會不遺余力地為“遏制”而采取旨在限制中國影響的步驟。這些行動將最終被證明不僅是徒勞的，而且還會破壞美國的信譽和領導地位。美國的外交政策曾多次陷入這種陷阱。看一下所謂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美國，日本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提議的，完全把中國排除在外的自由貿易協定。它被許多人視為一種方式，它以犧牲與中國的聯系為代價來加強美國和一些亞洲國家之間的聯系。在該區域的產品生產中的不同階段，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和動態的亞洲供應鏈;跨太平洋伙伴關系看起來企圖從這個供應鏈中把中國割裂出去。
又如：美國以質疑的眼光看待中國在一些領域中承擔全球責任的早期努力。就像現實中，俱樂部的老東家不喜歡活躍的新成員一樣。中國希望在現有的國際機構發揮更大作用，而美國國會卻說，他們可以繼續在后座旁聽，但他們沒有與自己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相稱的投票權。當其他的G-20國家一致贊同，現在確定國際經濟組織的領導人應該基于能力而不是國籍。但美國堅持認為舊秩序是相當不錯的——例如，世界銀行應繼續由美國人擔任領導。
還有一個例子：由我任主席的一個聯合國大會主席任命的國際專家委員會，曾經支持中國、法國和其他國家的提議，通過創立一個國際儲備貨幣來完成凱恩斯在開創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未竟的工作(譯者注：凱恩斯在設計布雷頓森林體系時，建議用國際儲備貨幣而不是美元)。但是，遭到了美國的封殺。
而最后一個例子：美國力圖阻止中國通過新創立的多邊機構以更多的渠道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的努力，以免中國在其中發揮更大的，也許是主導的作用。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渴望會有上萬億美元的投資需求已成為廣泛的共識，這樣的投資需求遠遠超出世界銀行和現有多邊機構的能力。對世界銀行，我們需要的不僅是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管理機制，同時也包括更多的資金，可美國國會對這兩樣都說，“No!”。與此同時，中國正試圖創建一個亞洲基礎設施基金為該地區的許多其他國家服務，美國則從中作梗阻止這些國家加入。
美國正面臨著真正的、難以解決的外交政策挑戰：好戰的伊斯蘭分子;持續七十年的巴勒斯坦沖突;對自己的鄰國顯耀武力和咄咄逼人的俄羅斯;核擴散威脅。我們需要中國的合作，以解決這些問題中的很多問題，如果不是全部的話。
我們應該借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的這個機會，“重心轉移”我們的外交政策以遠離遏制。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利益是錯綜復雜交織在一起。我們都有興趣看到一個穩定，運作良好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鑒于歷史的記憶和自己的尊嚴感，中國不能簡單地接受現行的全球系統，因為它是西方設置的，有利于西方國家及其企業利益的規則，并反映了西方觀點。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我們必須合作，而且我們也應該想合作。在此期間，為保持其軟實力的價值，美國能夠去做的最重要事情，是解決自身體制性的缺陷——腐朽的，明目張膽的向富人和權貴傾斜的經濟與政治。
得益于新的經濟現實，一個新的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正在形成。我們不能改變這些經濟現實。但是，如果我們以錯誤的方式作出回應，我們就可能遭到反彈，這將導致在任何一個不正常的全球體系或全球秩序，很明顯這不是我們所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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