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麗丹：西方社會“中產階級危機”的真相

　　宋麗丹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摘要：二戰后的“黃金時期”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出現了所謂的“中產階級”，它的出現曾使“告別工人階級論”甚囂塵上。但資本積累的內在矛盾使然，“中產階級”的多數成員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就入不敷出，為維持生活水準又舉債消費。在2008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大衰退”來臨后，“上層階級”的財富不降反升，而“中產階級”則大量破產。“中產階級危機”暴露了它的大部分成員其實是無產階級的事實，資本積累的邏輯必然導致資本主義日益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歷史發展趨勢沒有改變。

　　關鍵詞： “中產階級”, 危機，資本積累

　　二戰后的“黃金時期”使西方社會出現了所謂的“中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文獻中，“中產階級”這個概念使用“階級”來代表一個用收入水平、消費標準和文化特征來界定的群體，它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不同，后者的階級概念所指的是在生產中處于同樣關系、具有同樣利益分配關系的群體。西方社會學理論認為，最富和最窮的人最少、“中產階級”數量最多的“橄欖型”社會是最穩定、最理想的社會形態。但是，“中產階級”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隨著資本積累進程的深化，“被擠壓的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一道進入了“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危機。有關“中產階級危機”、“拯救中產階級”的呼聲在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不絕于耳。

　　一、對“中產階級”概念的剖析

　　何為“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美國傳統詞典》對“中產階級”的定義是：“介于工人階級和上層階級之間的社會經濟學階級，通常包括專業人士、高級技術人才和中低管理人員”。[①]英美兩國的其它詞典的定義也與之大同小異。這一定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西方社會對“中產階級”的模糊界定。“中產階級”社會在西方人看來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多數人既不是富人也不是窮人，而是經濟狀況處于中間程度的人。”[②]到目前為止，西方對于“中產階級”的界定，仍沒有統一的標準可遵循，也還沒有哪個國家對什么是“中產階級”下過確切定義。倒是政客們為爭取選民，不得不嘗試對“中產階級”加以界定。如2012年美國總統競選人羅姆尼和奧巴馬分別將年收入在“20-25萬美元或稍少些的人”及25萬美元以下的人稱之為“中產階級”。[③]金融機構或研究機構出于工作需要也必須對“中產階級”的概念加以量化，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產階級”是指年收入在4000美元到1.7萬美元之間的人群。[④]亞洲開發銀行將“中產階級”定義為每天消費2至20美元(約人民幣13.6—136元)的群體，這個標準遠低于西方。[⑤]看來，在界定現代“中產階級”的問題上，人們依據的不是科學嚴謹的概念，而是收入水平，不管這樣的收入差距如何巨大，或這種收入可能因經濟狀況而如何的不穩定。正是由于“中產階級”不是嚴謹的科學概念，所以對它的定義會成為非常困難的事情，只好由機構、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定義，使“中產階級”的界定成為學術界討論不休的話題。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對“middle class”的界定是明確的。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多次指出，在歐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中等階級”、“中間階級”或“中間等級”(在英文中都是一個詞middle class，中文的翻譯取決于譯者的理解)指的是介于統治階級貴族與被統治的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同樣被統治的資產階級。如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中寫道：“最后，我還要做兩點聲明。第一，中等階級這個詞我經常用來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它同法文的資產階級一樣是表示有產階級，即和所謂的貴族有所區別的有產階級，這個階級在法國和英國是直接地、而在德國是假借‘社會輿論’間接地掌握著國家政權。……”[⑥]在資產階級的統治確立后，“中等階級”或“中間等級”的內涵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指出，“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都只是為了挽救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于滅亡。”[⑦]。

　　因之，在貴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并存的、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代，資產階級由于其經濟上的優勢地位，是介于作為統治階級的貴族和其它被統治階級之間的“中間的”階級。因為資產階級可以通過購買爵位或向貴族放貸等方式，獲得向更高社會等級流動的機會，所以是中間階級或等級。而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包括農民階級、小業主等在內的城鄉小資產階級卻是相對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中間階級”。他們在幸運的情況下，可以成為資產階級，但更多的情況下，卻是不幸地破產淪為無產階級。因而對“中間階級”的理解必須基于對階級間相互關系的辯證理解，使用“中間”或“中等”一詞就把這種介于“上”和“下”兩極間的、居中變動的階級地位作了準確定位，故將Middle class翻譯成中文“中間階級”或“中等階級”更為貼切。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除了城鄉小資產階級外，獨立執業的律師、醫生、經理(不包括那些收入超過工人數倍至數百倍的頂級經理)等自雇的、或與資本家分享利潤的專業人士等新型小資產階級，也應被視為中間階級或中等階級的一分子。他們與工人階級的區別在于，或擁有少量生產資料自謀生路，或通過自己的一技之長要么自我雇傭，要么通過與資本家合作，得到后者施舍給他們一些剩余價值，使其收入超過普通工人工資水平。這個由不同階級成分組成的中間階級，它們的共同特點是“他們不剝削別人，或對別人只有輕微的剝削。”[⑧]正是由于這個特點，使當代中間階級的地位仍然介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既有可能上升為資產階級，但更多的可能是淪為無產階級。

　　與馬克思主義不同，西方所謂的“中產階級”是把達到某一收入標準范圍的人群，統統劃定為“中產階級”。這樣，除了少數無業游民、最低收入者外，廣大的工人階級、城鄉小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甚至部分中等資產階級都成為了“中產階級”。社會人群不再被劃分為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等，而是被劃分上層階級(upper class)、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lower class)三個層次。在此種階級劃分方式盛行的情況下，按照生產資料占有關系劃分階級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實質上被解構、被消解，甚至使階級概念本身也被邊緣化，“去階級化”、“去意識形態”成為學術與媒體的時髦取向。

　　因此，“中產階級”是以分配的結果、而不是以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來劃分階級;它力求抹煞生產資料占有關系是劃分階級的最重要標準，力圖抹煞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界限，同時使階級概念模糊不清，階級話語“失效”。它以收入多寡這一看似簡單的標準來劃分階級，既回避了工資收入與資本收入的區別，又回避了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還將被雇傭者、自雇者甚至部分雇傭者混淆為同一個階級。“中產階級”在概念的科學性上制造了徹底的混亂，甚至不能自圓其說。鑒于“中產階級”概念的流行，為方便論述，本文使用“中產階級”這一概念，并力求說明，“中產階級”不能掩蓋和改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的現實、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現實，西方近年來出現的“中產階級危機”不過是這些現實的真實寫照。

　　二、“中產階級”的源起

　　西方“中產階級”概念的內涵有其演變歷史。在美國這樣一個沒有封建貴族統治的新興國家，關于美國是一個“中產階級國家”的觀點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時期。[⑨]美國建國后，通過種種手段使其國土面積不斷擴大，這為普通人(不包括黑奴)提供了謀生甚至勤勞致富的手段和可能性，小業主和農場主們成為“中產階級”的主體(不過在今日看來是“老式中產階級”)，他們的興盛在19世紀早期達到頂點，“大約4/5的從業人口是自雇型企業家”[⑩]，即小資產階級。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階段，在資本的積累、集聚和集中的過程中，大資本不斷蠶食中小資本;技術的不斷發展淘汰了落后的小生產，使“老式中產階級”紛紛破產，多數淪為雇傭工人。同時期，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雇傭勞動者加入到非體力勞動職業群體中，成為“白領”，1956年，美國的白領工人首次在數量上超過了以體力工作為主的藍領工人[11]。白領工人由于其工資和生活水平較高，被視為“新中產階級”，西方當代“中產階級”概念開始形成。

　　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迫使美國政府實施“新政”，在勞動關系方面，通過立法使工人有權選擇參加并組織工會，并可通過自己的代表同資方簽訂集體合同;雇主須按規定的條件雇傭工人。一句話，工人增強了議價的能力。1947年開始的“冷戰”和戰后高漲的勞工運動，迫使西方國家開始普遍實施福利制度，以克服蘇聯式福利制度在西方工人中造成的“社會主義向往”。

　　1949年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與通用汽車達成的里程碑式協議――通用汽車保證UAW成員的工資、醫療和退休福利與生產率同步增長，以此來換取工人的合作――被稱為“底特律條約”，它對其余工會起到了強烈的示范作用，從而使包含工資與福利的一攬子協議流行開來，未建立工會的企業主為了對抗工會活動帶來的威脅，也會向其工人提供與工會成員大體相同的待遇。[12]這多少保證了工人能分享到生產率進步的果實，從而使許多藍領工人的收入水平提高，進而有能力提升消費水平而成為所謂“中產階級”的一員。所以，西方的、也是當代語境中的“中產階級”是指那些收入和生活水平在一國社會中處于中間水平的藍領、白領工人及小資產階級甚至部分中等資產階級，其主體為占人口多數的工人階級。

　　工人總體消費力的提高使大公司意識到，基于生產率的工資增長機制能將工人利益與管理利益結合起來，可確保生產率和利潤的不斷增長。這使提倡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的“福特主義”，在西方作為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一種調整而一時風光無限。生產力的發展可使工人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這使一些知識分子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充滿了信心。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在《美國史詩》一書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美國夢”，“讓我們所有階層的公民過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國夢，這是我們迄今為止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做出的最偉大的貢獻”[13]。“美國夢”是“一種相信只要經過努力不懈的奮斗便能在美國獲得更好生活的信仰，亦即人們必須通過自己的工作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邁向富裕，而非依賴于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14]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躋身“中產階級”不僅成為“美國夢”的核心，也成為“英國夢”、“歐洲夢”等等“夢”的核心。西方學者在此過程中提出許多諸如“告別工人階級”[15]、“階級斗爭消亡”[16]的理論，“中產階級”占據了社會階級討論的中心，“上層階級”、“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成為社會階級劃分的主流標準，“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在階級討論中被邊緣化。“中產階級”成為除了“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外的、包括工人(除失業者或最低收入者外)和馬克思主義的中間階級(即城鄉小資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經理階層等)的大雜燴“階級”，其主體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雇傭工人。

　　但是，“在此產生了戰后無產階級所固有的課題，發達國家的勞動者一方面作為階級存在依然被編入不平等的體制之中，另一方面作為市民存在又成為平等權利受到保障的社會構成人員，他們不得不在這樣的(階級與市民、不平等與平等的相互對立)包含著二重性在內的矛盾的社會生活中生存”[17]。“中產階級”就是這種矛盾的體現：一方面，多數工人的生活改善了，不再被看成是“無產階級”而是“中產階級”，但另一方面，“中產階級”的身份并沒有解決勞動產品的生產者即工人無法改變絕大部分勞動成果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現實。事實上，在“福特主義”下得到最大好處的是資本家，在1961-1966年間，公司的稅后利潤增長了兩倍。[18]工人的收入雖然有所提高，但卻被嚴格限制在不妨礙資本利潤增長的限度內，由此導致有消費能力的需求與社會提供的商品相比是非常有限的。此外，新政后實施的凱恩斯主義本身就是利用公共稅收為資本家支付本該由他們支付的社會成本，如福利支出、基礎設施建設成本等等，這無疑加大了國家財政的負擔，造成赤字之后國家只能向金融資本家借貸、向社會成員增稅，這又直接損害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使需求愈加不足。這樣，需求不足與財政危機的結合導致由“底特律條約”所催生的“大繁榮”在20世紀70年代逐漸終結。

　　1973年“石油危機”演變成1973-1975年以滯脹為特點的戰后最大的世界性經濟危機，1979-1982年又再次爆發更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但資產階級不是到資本主義私有制中尋找矛盾的根源，而是在凱恩斯主義上找原因。這一方面使工人承受著福利過高的罵名，另一方面使政府管制成為主流輿論的眾矢之的。放松市場管制和推行私有化、削弱工會被認為是解決危機的最佳途徑。以撒切爾和里根為代表，他們在西方發動了一場反凱恩斯主義“革命”，借經濟危機削減福利和工資、打壓工會，同時給企業減稅，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等等，以達到刺激經濟的目的。

　　“1970-1980年代，日益強大的大公司成功地游說華盛頓的政客們打壓勞工、反對那些影響工人家庭的公眾政策，如增加最低工資的政策等等，當阻礙組織工會的法律不斷增加時，平均工資水平停滯了，預示著此后三十年顯著的不平等日益增長的趨勢。”[19]1981年8月6日，里根總統毫無妥協余地地直接解雇了參加美國航管人員罷工的1.2萬名聯邦航空管理人員，撒切爾同樣強硬地鎮壓英國1984-1985年的煤礦礦工大罷工，并在任內大規模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這代表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政治實踐的理論核心。無論是作為“白領”的航管人員還是作為“藍領”的礦工，通過其先輩的努力和在蘇聯式社會主義福利的“威懾”下曾經獲得的有保障的雇傭地位，已經備受侵蝕，根基不穩了。換句話說，曾經保障“中產階級”壯大的“階級和解”的制度安排已經名存實亡。

　　三、“中產階級危機”

　　既然收入是界定“中產階級”的主要標準，那么，一份工作收入的多寡就決定了能否成為“中產階級”。前面已經說過，20世紀上半葉，收入優厚的“白領”工作的大規模涌現是西方“中產階級”興起的關鍵所在。

　　但問題是，隨著生產力的進步，尤其是以計算機和網絡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大規模應用，不僅加速了資本的積累，也使資本的有機構成迅速提高，大大減少了活勞動的應用，從而“較大的可變資本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另一方面，同樣數量的可變資本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最后，通過排擠較高級的勞動力可以推動更多低級的勞動力。”[20]這一變化導致從前的中等技能的工作數量明顯下滑。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典型的中等技能、中等收入的職業如銷售、銀行職員、秘書、技師和工廠管理者等的增長比低技能職業快。但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改變，中產階級工作數量下滑，而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作占總工作數量的份額不斷上升，呈現‘極化’現象。這是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不能代替人的抽象思維和分析能力，高技能的工人通過信息技術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并不會被取代。但是，像流水線或辦公室工作，能被換算成機器執行的指令，也就是說能被機械化。但在另一極，一些工作雖然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像折疊毛巾，卻難以被機械化。這一趨勢的表現就是中等收入職業不斷減少，高收入職業和低收入職業尤其是后者的數量不斷增長。這在有著不同的工會化程度、不同的勞資談判水平和不同福利制度的國家都是相似的。”[21]

　　在資本全球化時代，為了規避工會斗爭、工人福利，尋求廉價勞動力和高利潤，20世紀下半葉后，西方制造業紛紛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這也造成那些能提供工人較高收入的某些“藍領”工作，如汽車制造業在西方國家不斷消失。一些技術性工作如軟件開發也紛紛外包給像印度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在這些國家造就了一批批工資遠比西方同行低得多的“白領”。此外，外來移民也搶了不少當地人原來從事的崗位(主要在服務業)，并拉低了福利和工資待遇。總之，辦公室的“白領”工作和高薪“藍領”工作的大量消失使西方社會“中產階級”的主體呈現萎縮態勢――其實就是較高收入水平工人群體的萎縮。

　　從各國的統計數據來看，“中產階級”的規模普遍縮減，或是“感到”自己是“中產階級”的人數下降了。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以同樣的成人收入口徑(指那些家庭年收入為美國當年平均收入水平的2/3到2倍的成人)計算，1971年有61%的美國人屬于“中產階級”，而到2011年這一數字下降到51%。[22]

　　英國前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1997年曾信心滿滿地表示，“我們都是中產階級。”[23] 但2013年“英國社會態度調查”顯示，有60%的人認為自己屬于工人階級。[24]

　　德國經濟研究會發現，德國勞動力廣大的中間部分――他們的工資為中等收入的70%-150%――從2000年的占人口的62%萎縮到(2008年)的54%。[25]

　　2013年一項調查顯示，十年前，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視自己為“中產階級”，如今這一人數不到原來一半。[26]

　　“10年前，90%的日本人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層’。去年(指2009年)東京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中，接近一半的日本人把自己的經濟地位定義為‘中產階層以下’”。[27]另據學者統計，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7年，日本“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間值范圍內的”中產階級所占比例已從51.9%跌至45.6%。[28]這意味著超過一半的日本人收入在人均收入中位值之下。

　　“根據韓國政府的統計，1995年中產階層比重曾高達73%。但其后開始下降，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更呈銳減之勢，僅1998年一年就減少超過1個百分點，其后每年減少0.55個百分點，至今已累計減少10個左右百分點。受2008年發自美國的金融危機影響，這一遞減趨勢還可能惡化。”[29]

　　伴隨著“中產階級”危機的不僅有“量”的縮減，還有“質”的惡化。

　　一是“中產階級”收入停滯或下降。由于傳統“中產階級”工作的急劇減少，西方“中產階級”的工資停滯了三十多年。[30]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先經歷了約20年(1980-2000年)停滯[31]，后經歷了十年(2000-2010年)下降，其幅度為5%，總體財富下降28%。而最富有的1%的美國人現在擁有的財富是“中產階級”家庭平均數的288倍![32]加拿大政府2013年一份報告指出，1993-2007年間，“中等收入工人的工資就已經停滯不前了。”[33]

　　二是生活負擔加重。涉及“中產階級”廣義收入的退休金、醫療保險等由于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其成本在不斷上漲但保障功能卻在下降，通貨膨脹又使“中產階級”在住房、汽車、子女大學教育等方面的負擔不斷加重。自1999年以來(至2008年)，歐盟27個成員國的物價已經上漲了22.5%，在15個使用歐元的國家中，物價上漲了18.8%。在德國，20世紀90年代，扣除通貨膨脹因素，收入上漲1%-2%，但是超過100萬德國人在2000-2001年的經濟衰退中失去了全職工作，這使(在職職工)每周工作時間延長并沒有報酬。從2004-2007年，通貨膨脹上漲速度超過了普通家庭收入上升的速度。[34]

　　三是生活水平下降。“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曾是“中產階級”的驕傲，如今卻再難重現昨日榮光。2008年時，“橫掃全球的通貨膨脹與歐洲大陸長期停滯的工資互相交織，使‘歐洲夢’遭受威脅。曾享受了歐洲自視甚高的生活質量的家庭省吃儉用，額外消費如看電影和國外度假被取消。” [35]自1970年以來，由于美國的收入不均加劇，富有社區的家庭和低收入社區的家庭數量都有增加，同時中等收入家庭比例大為縮減。[36]20世紀70年代時，有65%的美國人住在“中產階級社區”，到2007年這一數字下降為44%。[37]“大衰退”使“中產階級”陷入更大的危機中，在西方，因危機爆發而破產的“中產階級”不計其數，他們不得不接受慈善組織提供的救助，被稱為“尷尬的窮人”[38]。

　　于是乎，各種關于“中產階級危機”的討論在西方漸呈熱烈，一般認為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計算機化使“中產階級”就業機會減少、全球化使制造業外移等等，提出解決的方案有“促進勞動力流動、締造公私伙伴關系來加強工人培訓、優先為中小企業籌資的舉措將有助于重建全球中產階級，最終實現由消費者推動的經濟增長。”[39]各種力挽狂瀾的建議和措施能否改變“中產階級”的命運、尤其是其中無產階級的命運呢?

　　四、資本主義積累危機是“中產階級危機”的根源

　　馬克思說過，資產階級曾在不到一百年的統治里創造了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的生產力。如今，幾個世界級寡頭的財富就頂得上若干個小國一年內創造的財富，在這樣一個世界里，財富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但為什么連西方“中產階級”的日子都不好過呢?我們應該到資本積累的秘密里尋找答案。

　　（一）“中產階級”的“身份”不能改變無產階級的階級狀況

　　資本積累就是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擴大生產規模，從而進一步無償地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中創造剩余價值的是可變資本(即工人的勞動力)，不變資本(即生產資料)與可變資本的比例決定了資本的有機構成。假設資本的有機構成保持不變，生產規模的擴大就意味著雇傭更多的工人，在勞動力供給不變的情況下，工人的工資就會有一定提高(這種提高是建筑在工人能為資本家創造更多剩余價值的基礎上的)，這就是“中產階級”概念在二戰后得以興盛的原因。

　　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家可以通過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來增加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但是，工人的體力是有限的，工人運動也強有力地反抗著這種剝削方式。同時，激烈的市場競爭也迫使資本家不斷通過改善技術裝備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增加剩余價值，“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40]因而，資本的有機構成會不斷趨向提高，意味著推動單位生產資料所需要的勞動力減少，這就會形成一個奇怪的現象，即工人生產的商品越多，他得到的報酬與他的勞動成果相比就越少。因為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意味著總資本需要的工人越來越少，在勞動力供給不變的情況下，工人失業率會上升，“過剩人口”就會增加，在職工人的實際工資或福利如果沒有強大的工人運動的保護(自1980年代以來，工會運動在西方被不斷打壓，難以保障工人權益)，就會在競爭的壓力下趨向降低(雖然名義工資會跟隨通貨膨脹率有所上漲)。這就是“中產階級”的收入隨著資本積累的進程而普遍停滯或下降的原因。

　　在美國，“從19世紀90年代初期到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工業領域出現了兩種主要趨勢。一方面，制造業工人的實際工資每年增長了約1.8%，另一方面，制造業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在不斷提高，每年達到約2.3%。……美國剩余價值率已經穩步上升了近90年。”[41]美國專欄作家霍利·斯克拉(Holly Sklar)2008年指出，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去掉通貨膨脹因素后低于1970年代，最低工資低于1950年代。[42]加拿大工人的中位實際收入在1980年至2005年間停滯的同時，該國勞動生產率上升了37%。[43]這些數據表明，利潤與工資間的差距越拉越大，那么，勞動者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就將不斷下降。在19個發達的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比較1970年與2006年的勞動者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名義工資份額，會發現多數國家的這一份額是下降的，如美國從1970年64.1%下降到2006年的61.5%(p.3)，澳大利亞數值則分別是51.9%和47.6%(p.49)，總體而言，19國的這一份額是從51.2%下降到了50.2%(p.49)。[44]因而，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情況下，工人得到的報酬和他創造的新價值相比絕對地降低了，這就意味著資本家拿走了更多的剩余價值。

　　“如果說工人階級仍然‘窮’，只是隨著他們給有產階級創造的‘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而變得‘不那么窮’了，那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相對地還是像原來一樣窮。如果說窮的極端程度沒有縮小，那末，窮的極端程度就增大了，因為富的極端程度已經增大。”[45]即便是在繁榮年代，兩極分化仍然是觸目驚心的。在美國經濟繁榮的1979-1997年間，就稅后平均年收入而言，1%最富的人上升了157%，而“中產階級”家庭僅上升了10%。而最富的萬分之一的人拿走絕大多數的收入。[46]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加拿大增長的總收入都集中在1%的最高收入者手中，他們占國民總收入的份額從70年代后期的5%上升到2000年的10%。1%收入最高的人中最富的0.1%的人占有了大部分增長額，同時期他們所占份額由國民總收入的1%上升到4.3%(Saez and Veall, 2005)。[47]

　　“資本的積累通過使資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對財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狀況相對惡化，此外，還通過使工人的相對剩余勞動量增加(由于分工等等)，使總產品中歸結為工資份額減少的辦法使工人減少的狀況惡化。”[48]工人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是一種“絕對貧困”，這種貧困導致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又造成工人的“相對貧困”。資本積累過程中析出的“過剩人口”與在崗工人都處于“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的狀況，他們是沒有能力消費由于生產率的提高而生產出來的越來越多的商品的。這樣，與“過剩人口”對應，“過剩商品”也越來越多，也就是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這使資本主義生產遇到了“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的限制，轉而由經濟繁榮轉向蕭條和危機。在危機中，許多中小資本由于無法將剩余價值再次轉換為資本，導致血本無歸，不得不破產，許多原來屬于“中產階級”的中小資本家因此下降到雇傭勞動者的行列。

　　從2007年“大衰退”開始到2011年，“經濟衰退和羸弱復蘇致使大批工薪階層人士及其家庭的積蓄蒸發。經通貨膨脹率調整后，美國家庭收入中值去年環比下降2.3%至49445美元，比2000年減少7%。”[49]同時，由于反危機的緊縮政策，在盧森堡，“所有的勞動者僅在2011年5月至10月之間月工資就下降了12.5%，但與此同時，10%的家庭擁有國家80%的財富。2011年，英國家庭實際收入正在以近11%的速度下降，這是34年來的最大降幅。”[50]

　　此外，為了救市，“大量資金被注入經濟——其中美聯儲投入了數萬億美元，歐盟也超過一萬億美元”[51]，多數資金被直接注入到“大而不能倒”的大銀行、大財團。對于頂尖富豪來說，“大衰退”是機會而不是危機，是一個低成本吞并中小資本的絕佳機會。2011—2012年間，美國最富的前400人的凈資產增長了13%，達到1.7萬億美元，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當年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僅為1.7%[52]，他們的凈資產占美國真實國內生產總值13.56萬億美元的1/8[53]。從全球范圍來看：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2014年1月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世界上最有錢的85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當于全球底層35億人的資產總和，也就是半數人類的總財富。[54]

　　因此，資本積累通過高漲、危機、蕭條和復蘇的過程，不過是使少數人尤其是金融寡頭積累了巨額財富，而使“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變得更窮?？磥恚还苜Y本主義制度下“蛋糕”的尺寸做得有多大，只要分“蛋糕”的方法沒有改變，兩極分化只會越來越大。資本積累的邏輯不過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是“以剩余價值為目的即以生產者群眾的相對貧困為基礎的”[55]，不占有生產資料的工人，無論是否擁有“中產階級”身份，逃脫不了“被剝奪了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勞動能力是絕對貧困本身”[56]的階級宿命。

　　（二）金融資本的統治使“中產階級”的真相凸顯

　　工業生產的“過剩”使投資生產變得風險大、利潤低，這不過是表明，資本積累在工業領域遇到阻礙，為尋求利潤，大量資本不斷涌入金融業，使金融資本不斷壯大。金融業本身并不創造財富，但是它通過虛擬資本投資如股票、期權卻可以從生產領域攫取剩余價值，也可以利用金融衍生品制造財富轉移的手段，在金融領域實現工業資本難以想象的超大規模的資本集中，而后者現在已經成為西方金融業的主要創收來源之一。資本的全球化下網絡技術在金融業的應用，為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通過信貸、投資、金融產品及美元霸權攫取世界財富創造了優越條件。

　　但財富愈是向西方集中、愈是向金融資本集中，世界范圍內的有效需求就愈是萎縮，為避免利潤下降，許多工業資本也通過金融業務謀取利潤。金融市場的規模越大競爭就越激烈，為獲取更多財富來源，金融寡頭們誰在“創新”金融產品上走在前面，誰就能把握市場先機，賺得盆滿缽滿。

　　21世紀最“創新”的金融產品，非美國次級貸款的衍生金融品莫屬。它以低利率吸引低收入人群靠借貸進入住房市場，因此急速擴大了市場容量，引起房價上漲，然后把這些住房貸款打包成各類金融商品推銷到世界市場上。在市場高漲的情況下，由于金融杠桿的作用，這些商品的價格不斷上漲，最后形成巨大泡沫。金融衍生品看起來是突破了“社會的絕對消費能力”的界限，但“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有限的消費”[57]，它只不過是以更大的規模把危機的爆發推向了將來，而它一旦爆發將具有海嘯般席卷世界的威力，2008年以來持續至今的這場“大衰退”的破壞性就是如此。

　　由于實際工資停滯甚或下降，導致消費信貸尤其是住房信貸的擴張，使西方百姓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他們在為工業資本的積累付出血汗的同時，也為金融資本的積累傾家蕩產。這就是金融壟斷資本統治下西方百姓的生活際遇，“中產階級”不可能獨善其身。

　　在美國，“中產階級”是收入負債比最高的群體，2001-2007年間，“中產階級”家庭的債務增長得最快。[58]中等收入家庭的信用卡債務早在1989和2001年間就增長了75%達5031美元[59]。根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報告，美國家庭總負債(包括抵債貸款、學生貸款、信用卡債務、汽車貸款和拖欠貸款)在2013年第四季度仍達11.52萬億美元，比上一季度增長了2410億美元，“這是自‘大衰退’前家庭債務比上年同期增加后再次出現這種增長。這表明在一段時間的去杠桿化后，家庭又開始借債了。”[60] 而舉債度日的結果就導致在美國申請破產的人中超過90%的人屬于“中產階級”。[61]而“大衰退”的來臨又使“中產階級”日子更加難過，“被擠壓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危機”、“拯救中產階級”等話題在西方不絕于耳。

　　奧巴馬2009年1月宣布成立由副總統拜登擔任主席的“白宮中產階級工薪家庭工作組”，拜登表示，“美國的中產階級正遭受痛苦。萬億美元的住宅凈值、退休儲蓄和大學教育儲蓄化為烏有。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正失去工作，……強大的中產階級等于強大的美國，缺一不可。我們的任務是讓中產階級緩過勁來。”[62] 但是，奧巴馬的第二任期都過半了，拯救“中產階級”的任務仍毫無成功的希望。不管是“美國夢”還是“歐洲夢”，都強調通過努力奮斗來實現美好的生活。但是，“中產階級”努力工作、送孩子上大學，卻越來越難實現那種沒有負債、越過越好的日子，反倒是少數不勞而獲的人的財富越來越龐大。所謂“憤怒的中產階級”走上街頭，宣泄對政府的不滿、對現實的厭惡。

　　馬克思說過，“工人的絕對貧困……無非是說，勞動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為勞動能力與物質的、實際的財富相對立。” [63]我們現在看到的“中產階級危機”體現的無非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城鄉小資產階級甚至部分中等資產階級在資本積累的邏輯下必然遭受的痛苦：要么是窮忙族(the working poor)，要么成為失業者、破產者……“中產階級危機”不過是表明，“中產”不是“無產”、“無產”就是無產，形式永遠改變不了內容。要從根本上解決“中產階級危機”就是要消除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資本積累必然造成資本主義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必然使資本主義的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勝利不可避免。

　　五、結語

　　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資產階級就沒有停止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對馬克思主義的圍剿。盡管馬克思說過，階級和階級斗爭不是他的發明，在他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64]但由于懼怕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覺醒以及階級斗爭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顛覆，資產階級現在更加認同去階級化――營造一個沒有階級更沒有階級斗爭的世界，才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無論是“告別工人階級”[65] 還是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后工業社會”[66]，都想表達的是，階級或階級斗爭屬于馬克思那個舊時代。“中產階級”這一概念，不過是想把資本主義社會中無法抹煞其客觀存在的無產階級，用一種令人舒服而又無害的概念將它與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分資產階級混同起來，從而達到消解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概念的目的，為資產階級的統治營造一個錯誤的社會階級結構鏡像，讓工人階級/無產階級無法從中看到自己的存在，進而實現資產階級統治萬世長存的理想?？上У氖牵Y本主義積累危機在不斷的醞釀、發展和爆發中，它使“中產階級”們無法保有理想的“中產階級”生活狀態，從而發現了自己存在的虛幻性，發現了自己作為無產者的真正處境。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解除資產階級從精神方面對無產階級的束縛和統治，進而徹底擺脫資產階級從物質方面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

　　原文發表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4年第5期，網絡發表時略有修改。

　　[①]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Dec 18, 2013,

　　http://www.ahdictionary.com/word/search.html?q=middle+class.

　　[②] Half Sigma, “The end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ety”, May 27, 2010,

　　http://www.halfsigma.com/2010/05/the-end-of-the-middle-class-society.html.

　　[③] Allison McCartney ：”What is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September 24th, 2012,

　　http://www.pbs.org/newshour/extra/2012/09/what-is-the-american-middle-class/

　　[④]環球時報駐外記者聯合報道：《未來20年全球化使中產階級浪潮席卷多國》，《環球時報》2007年12月22日。

　　[⑤]劉一楠：《亞洲中產階級有望成為全球第一消費群體》，《北京日報》2010年8月20日。

　　[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頁。

　　[⑦]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頁。

　　[⑧]《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42頁。

　　[⑨] Paul Buhle, “The Myth of the Middle-Class Society”, Monthly Review, 2001, Volume 52, Issue 10 (March), http://monthlyreview.org/2001/03/01/the-myth-of-the-middle-class-society.

　　[⑩] [美]C.萊特•米爾斯：《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頁。

　　[11] [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頁。

　　[12] [美]保羅﹒克魯格曼：《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頁。

　　[13]詹得雄：《獨家：解析“美國夢”的前世今生》，《參考消息》，2013年4月15日。

　　[14] Boritt, Gabor S. Lincoln and the Economics of the American Drea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December 1994: Page 1. ISBN 0252064453.

　　[15]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Pluto Press Limited,1982, London, p1,p3.

　　[16] 參見[法]雷蒙•阿?。骸峨A級斗爭――工業社會新講》，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

　　[17]高島善哉「現代國家論の原點」『高島善哉著作集』第8巻、東京：こぶし書房、1997年。Takashima Zennya, Genndai Kokkaron no Genten (A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of State Theory), Takashima Zennya Collected Works, Vol.8, Kobushi Publishing, 1997.

　　[18] Ricardo Fuentes-Nieva and Nick Galasso, 2014. “WORKING FOR THE FEW Political cap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xfam GB for Oxfam International under ISBN 978-1-78077-539-5 in January 2014.

　　http://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bp-working-for-few-political-capture-economic-inequality-200114-en.pdf.

　　[19] Ricardo Fuentes-Nieva and Nick Galasso, 2014. “WORKING FOR THE FEW Political capture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Oxfam GB for Oxfam International under ISBN 978-1-78077-539-5 in January 2014.

　　http://www.oxfam.org/sites/www.oxfam.org/files/bp-working-for-few-political-capture-economic-inequality-200114-en.pdf.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7頁。

　　[21] “Automatic reaction”, The Economist, Sep 9th 2010 , http://www.uwec.edu/geography/Ivogeler/w111/middle-class-crisis2008.htm.

　　[22]Rakesh Kochhar and Rich Morin5, 2012. “The Lost Decade of the Middle Class Fewer, Poorer, Gloomier”, August 22, 2012.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2/08/22/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fn-14586-2.

　　[23] BBC News, 2007. “Profile: John Prescott”, 27 August 2007.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politics/6636565.stm.

　　[24] Tom de Castella, 2014. “The evolu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BBC News Magazine,16 January 2014.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5744526.

　　[25] The New York Times, 2008. “For Europe’s Middle-Class, Stagnant Wages Stunt Lifestyle”, May 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5/01/business/worldbusiness/01middle.html?pagewanted=all.

　　[26] TAVIA GRANT, “Five myths about Canada’s middle class”, Nov. 19 2013.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national/time-to-lead/five-myths-about-canadas-middle-class/article15515586/.

　　[27]鄧喻靜等：《全球中產者的憤怒和中產階級的危機》，《環球》雜志2010年第10期。

　　[28] 《正在沒落的中產階級》，[日]《經濟學人》周刊，2012年1月31日。

　　轉引自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2_02_09_65495.shtml

　　[29]鄧喻靜等：《全球中產者的憤怒和中產階級的危機》，《環球》雜志2010年第10期。

　　[30] Lambert Strether, 2014. “Job Polaris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Middle-Class Workers’ Wages”, February 9, 2014.

　　http://www.nakedcapitalism.com/2014/02/job-polarisation-decline-middle-class-workers-wages.html.

　　[31] TRAVIS WALDRON, 2012. “ 5 Charts That Show America’s Middle Class Has Deteriorated” Aug 30, 2012 .http://thinkprogress.org/economy/2012/08/30/776201/5-charts-middle-class/#.

　　[32] David Francis,2012. “An Inside Look at the Middle-Class Squeeze”, Oct.16, 2012, http://money.usnews.com/money/personal-finance/articles/2012/10/16/decline-of-the-middle-class-behind-the-numbers.

　　[33] Dean Beeby , 204. “Tories dismiss government report that calls middle-class ‘Canadian dream’ a ‘myth’”, Canadian Press, February 23, 2014.

　　http://news.nationalpost.com/2014/02/23/tories-dismiss-government-report-that-calls-middle-class-canadian-dream-a-myth/

　　[34] The New York Times, 2008. “For Europe’s Middle-Class, Stagnant Wages Stunt Lifestyle”, May 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5/01/business/worldbusiness/01middle.html?pagewanted=all.

　　[35] The New York Times, 2008. “For Europe’s Middle-Class, Stagnant Wages Stunt Lifestyle”, May 1,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5/01/business/worldbusiness/01middle.html?pagewanted=all.

　　[36] [美]莎布麗娜.塔文尼斯：《美國中產階級數量為何萎縮?》，《紐約時報》，轉引自譯言網，2011年11月17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266061/283938，2014年4月17日。

　　[37] Michael Snyder, 2012. “84 Statistics That Prove That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Is Real And That It Is Getting Worse”, August 23rd, 2012.

　　http://thetruthwins.com/archives/84-statistics-that-prove-that-the-decline-of-the-middle-class-is-real-and-that-it-is-getting-worse.

　　[38] Mario Queiroz, 2013, “Portugal's middle-class dwindles under debt”, Aljazeera, 01 Feb ,2013.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3/01/20131281147672390.html.

　　[39] 布賴恩•克萊因：《警惕全球中產階級危機》，　美國《世界政治評論》雜志網站2012年8月7日，

　　轉自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strategy/2012_08_17_91563.shtml

　　[4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頁。

　　[41] [美]斯蒂芬•雷斯尼克 理查德•沃爾夫：《經濟危機：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解讀》，《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0期。

　　[42] HOLLY SKLAR, 2008, PBS Interview, June 13, 2008, http://www.pbs.org/moyers/journal/06132008/transcript4.html.

　　[43]Andrew Sharpe, Jean-François Arsenault and Peter Harris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real wage growth in Canada and OECD Countries”, No 2008-08, CSLS Research Reports from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 p.i, http://www.csls.ca/reports/csls2008-8.pdf.

　　[44]Andrew Sharpe, Jean-François Arsenault and Peter Harris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real wage growth in Canada and OECD Countries”, No 2008-08, CSLS Research Reports from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 http://www.csls.ca/reports/csls2008-8.pdf.

　　[4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第715頁。

　　[46]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2002. “Middle Class Squeeze” ,12.13.2002.

　　http://www.pbs.org/now/politics/middleclass.html.

　　[47]Andrew Sharpe, Jean-François Arsenault and Peter Harris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real wage growth in Canada and OECD Countries”, No 2008-08, CSLS Research Reports from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p.61, http://www.csls.ca/reports/csls2008-8.pdf.

　　[48] 《資本論》第3卷，第389頁。

　　[49]《美貧困人數創52年新高》，《京華時報》，2011年9月15日。

　　[50]宋麗丹：《國外共產黨論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及世界形勢》，《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2年第3期。

　　[51]彼得·胡迪斯：《超越經濟緊縮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經濟危機的反思》，《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11月28日。

　　[52] Shannon Jones, 2012. “Net worth of richest Americans soars by 13 percent in 2012,” September 21,

　　http://www.wsws.org/articles/2012/sep2012/rich-s21.shtml, 2013年1月4日。

　　[53]據路透社報道：《最富的400個美國人：蓋茨19年穩居榜首》，2012年9月20日， http://news.mydrivers.com/1/241/241831.htm，2013年1月4日。

　　[54]Voice of America, 2014 “ Oxfam: Wealth of 85 Richest Equals That of 3.5 Billion Poorest”, January 21.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oxfam-85-wealthiest-people-own-as-much-as-half-the-worlds-population/1834307.html.

　　[5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第3冊，第135頁。

　　[5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8—39頁。

　　[5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8頁。

　　[58]Christian E. Weller, 2011. “Unburdening America’s Middle Class November”, 2011.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11/11/pdf/deleveraging.pdf.

　　[59] Christine Dugas, USA TODAY, 2003. “Middle class barely treads water”. Sep 15, 2003.

　　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money/perfi/general/2003-09-14-middle-cover_x.htm

　　[60]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2014. “New York Fed Report Shows Households Adding Debt”, February 18,

　　http://www.newyorkfed.org/newsevents/news/research/2014/rp140218.html.

　　[61] ‘Why Middle Class Mothers and Fathers Are Going Broke’

　　http://www.today.com/id/3079221/ns/today-money/t/why-middle-class-mothers-fathers-are-going-broke/#.Ux1x0CSS2M8.

　　[62] WSJ Staff, 2009. “White House Announces Middle Class Task Force”, Jan 30,2009.

　　http://blogs.wsj.com/washwire/2009/01/30/white-house-announces-middle-class-task-force/.

　　[6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0頁。

　　[64]《馬克思致約·魏德邁(1852年3月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下，第509頁。

　　[65] [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頁。

　　[66] [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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