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塔斯克基研究”(1932-1972)是美國公共衛生署以觀察梅毒在黑人病患身體中的自然發展情形而出現的醫療丑聞。在醫療資源長期貧乏與種族隔離的情況下，黑人病患和醫護人員之所以參與其中，有其自身的考慮。他們深信，如欲得到醫療照顧，突破美國醫療界種族隔離的藩籬，唯有參與“塔斯克基研究”這一途徑。黑人的這種思維模式可追溯至布克·華盛頓的妥協傳統和“全國黑人健康周”的經歷。黑人醫護人員認為，“塔斯克基研究”是發現科學新知的過程，他們的合作和參與可以改善黑人的健康狀況，而且他們期望這是一個將黑人病患納入政府醫療體系的機會。黑人病患對醫療照顧的渴求以及醫護人員的期盼，使得該醫療實驗持續了長達40年之久。
【關 鍵 詞】“塔斯克基研究”/梅毒/梅肯縣
【作者簡介】黃文齡，歷史學博士，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
一、前言
1972年7月26日，美聯社記者海樂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揭發了一個長達40年的種族醫學丑聞，即由美國公共衛生署(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主導，在亞拉巴馬州梅肯縣，讓一群罹患梅毒末期但從未接受相關治療的貧窮黑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人體實驗品，借此證明梅毒對人體器官的影響具有種族差異性。在實驗期間，公共衛生署不僅不為這些黑人病患提供治療，而且禁止他們擁有任何可能影響實驗結果的治療機會。①該實驗的正式名稱為：“以從未接受梅毒治療的黑人男性為主的塔斯克基研究”(Tuskegee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Negro Male，或稱為Tuskegee Syphilis Study，以下簡稱“塔斯克基研究”)。
“塔斯克基研究”的幸存者波拉德(Charlie Wesley Pollard)和蕭敖(Herman Shaw)聘請黑人律師格雷(Fred D. Gray)，對聯邦政府提起訴訟，并要求賠償。②格雷提出的被告名單，僅針對健康、教育與福利部(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公共衛生署、傳染病中心(Communicable Disease Center)、亞拉巴馬州政府和衛生機構、米爾班克基金會(Milbank Fund)等機構，而那些長期支持和參與該醫學實驗的黑人醫護人員或機構，例如塔斯克基學院、安德魯紀念醫院(John A. Andrew Memorial Hospital, Alabama)、美國榮民醫院(The United States Veterans Hospital, Alabama)、梅肯縣衛生機構等，卻未被列為被告。③顯然，格雷將黑人定位為受害者，認為“塔斯克基研究”是種族醫療歧視。
格雷的著作詳細介紹了“塔斯克基研究”的始末，并附有所有參與該實驗的黑人名單，極具參考價值，但他作為實驗幸存者的訴訟律師，其立場不夠客觀。④詹姆斯·H.瓊斯則首次從學術角度對該問題進行了系統探討，他以種族偏見影響“塔斯克基研究”始末作為立論主軸，這凸顯了其觀點的局限性。⑤蘇珊·L.史密斯則從黑人疾病與貧窮、種族壓迫等因素出發，對該實驗進行分析。⑥蘇珊·M.瑞佛比指出，已有研究往往各說各話，未能對該問題予以公平客觀的定位，因此，她從歷史、醫學、種族、性別等角度重新進行評價。⑦然而，她仍未能完整呈現“塔斯克基研究”的全貌，這凸顯出該實驗的復雜性。
值得注意的是，“塔斯克基研究”是在開放空間下進行的研究計劃，所有參與實驗者都是知曉后而主動參與的。而且，許多黑人醫護人員曾經參與該計劃，例如，塔斯克基學院校長摩頓(Robert Moton)、安德魯紀念醫院院長迪伯(Eugene H. Dibble)等。黑人護士芮佛絲(Eunice Rivers)則自始至終參與其中，長達40年之久。因此，僅從種族醫療歧視的角度控訴“塔斯克基研究”，無法解釋黑人病患和黑人醫護人員的參與動機。筆者還發現，學者們對于“塔斯克基研究”的批評偏重于種族醫療歧視，尤其是注重研究20世紀40年代盤尼西林成為梅毒特效藥之后的實驗階段，而忽略這些黑人當初參與該計劃的動機。“塔斯克基梅毒研究調查特別委員會”委員凱茲(Jay Katz)指出，1932年尚無人體實驗規范標準，但他認為，除了最初6個月之外，該計劃沒有任何足以令人原諒的借口。⑧森瑟(David Sencer)認為，“塔斯克基研究”的動機不但不違反醫學倫理規范，甚至被當時的黑人社會所接受，因為20世紀30年代黑人罹患梅毒的比率確實偏高，況且當時治療梅毒的常用藥物往往給病人造成致命傷害。黑人護士芮佛絲也持相同立場。⑨
基于上述考慮，與其他學者不同的是，本文將研究的時間范圍向前延伸，將1929年朱利業斯·羅森沃德基金會(Julius Rosenwald Fund，以下簡稱羅氏基金會)與公共衛生署共同發起的“羅森沃德基金會實驗計劃”(Rosenwald Fund Demonstration Project，以下簡稱“羅氏實驗計劃”)納入考慮之中，從“羅氏實驗計劃”的特質和黑人社會的需求，探討20世紀30年代黑人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的動機，進一步詮釋黑人社會在公共衛生方面的態度。
文中使用的原始史料以美國國家檔案館、國家醫學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塔斯克基大學(1985年，塔斯克基學院更名為塔斯克基大學)檔案館的檔案為主。塔斯克基大學檔案館和國家醫學圖書館等地所藏的口述歷史訪談，更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另外，公共衛生署定期發表的相關研究報告和《塔斯克基梅毒研究調查特別委員會調查報告》(The Final Report of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Ad Hoc Advisory Panel)，也是必讀資料。本文還參考了其他史家所忽略的史料，如《哈瑞斯備忘錄》(Harris's Memo)和社會學家強森(Charles S. Johnson)在梅肯縣所做的田野調查報告Shadow of the Plantation(1934)⑩等。
二、“塔斯克基研究”的緣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軍隊出現極高性病罹患率，聯邦政府基于戰力考慮，1918年成立跨部會衛生防治部門，并依照張伯倫—肯恩法案(Chamberlain-Kahn Act)的規定，在公共衛生署下設立性病防治部門(Division of Venereal Dise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并與民間團體合作，共同推廣健康教育。其中，羅氏基金會不只積極協助南方鄉下地區黑人性病防治的工作，更與公共衛生署合作，共同推動“羅氏實驗計劃”。1928年，羅氏基金會仿效“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成立醫療服務計劃部門，負責執行、開發與醫療、社會調查、改善種族關系等有關的新計劃，并聘任社會學家戴維斯(Michael M. Davis)擔任該部門的主管。戴維斯主動爭取與公共衛生署合作的機會，以彌補自己在這方面能力之不足。(11)
戴維斯上任后，旋于1929年4月親訪公共衛生署總長(Surgeon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卡明(Dr. Hugh S. Cumming)，雙方就相關議題交換意見。戴維斯表達了羅氏基金會對于黑人醫療照顧的重視，卡明則以“密西西比州瓦賽爾曼調查”(Mississippi Wassermann Survey，以下簡稱“密州瓦氏調查”)為例，呈現公共衛生署在黑人醫療照顧上的成果。雖然公共衛生署特別強調他們在防治性病方面的努力，但面對南方偏遠地區高梅毒罹患率，仍束手無策。卡明除了表示未來公共衛生署將繼續延伸“密州瓦氏調查”，找出解決黑人梅毒問題的良方外，還詢問了羅氏基金會贊助資金的意愿。(12)戴維斯表示將審慎考慮，但要求必須有黑人醫護人員和黑人社區整體參與作為附帶條件。當卡明還在考慮戴維斯的建議時，羅氏基金會的創辦人羅森沃德就已表達其個人支持的意愿。(13)
羅森沃德如此爽快地答應贊助，理由不明，但筆者在國家醫學圖書館爬梳檔案數據后，發現羅氏基金會長期關注黑人醫療照顧問題，早在1929年，就已經著手推動改善黑人醫療照顧的計劃，直到1942年才正式結束。羅氏基金會深知，以其財力無法滿足如此龐大的醫療照顧體系之需求，但相信可以透過各種實驗研究計劃，培育黑人醫護專業人員，以作為改善黑人醫療照顧的開端。(14)這也可以說明為何當初戴維斯以須有黑人醫護人員的參與作為附帶條件，以及后來亞拉巴馬州安德魯紀念醫院成為羅氏基金會贊助的重點醫院。其實，真相就是“羅氏實驗計劃”是塔斯克基學院、梅肯縣衛生單位和公共衛生署等共同合作的結果。
1929年11月，羅氏基金會董事會決議，通過補助方案，選定六個南方偏遠地區作為實驗場地，與公共衛生署、各級地方政府、黑人醫護組織協同合作，檢測和治療雙管齊下，以證明即使在高罹患率地區，梅毒也是可以控管、預防與治療的，此即“羅氏實驗計劃”的基本精神。(15)1930年2月12日，亞拉巴馬州政府接到羅氏基金會補助款后，在公共衛生官員監督下，黑人醫護人員開始進行血液采樣。(16)
羅氏基金會全程參與并嚴格監督“羅氏實驗計劃”的進行，公共衛生署也依照規劃，給所有參與者提供醫療照顧。(17)為了更精確地掌握“羅氏實驗計劃”，羅氏基金會指派黑人醫學專家哈瑞斯(H. L. Harris, Jr.)親赴梅肯縣，就近提出觀察報告，并在1930年5月完成《哈瑞斯備忘錄》。(18)該備忘錄對于羅氏基金會是否繼續提供贊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哈瑞斯在備忘錄中指出，“羅氏實驗計劃”引起各級政府對一個落后的南方黑人小區健康問題的重視，自己也被黑人的熱情參與所感動。但這個計劃在執行上有種種缺失，要達到預定成果是有困難的。(19)時任公共衛生署阿肯色州性病防治所所長的溫格爾(Dr. Oliver Clarence Wenger, Director of the PHS's Venereal Disease Clinic in Hot Spring, Arkansas)認為，哈瑞斯根本不了解公共衛生署在執行該計劃時所面對的艱困環境，又深恐《哈瑞斯備忘錄》影響到羅氏基金會繼續合作的意愿。于是，他在第一時間就提出解釋，指出該地區黑人確實需要除了性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治療，但公共衛生署在執行上并無缺失。(20)
1930年秋天，哈瑞斯到梅肯縣進行第二次調查，再次強調在沒有完整醫療照顧的配套措施之下，“羅氏實驗計劃”對解決梅毒問題無實質幫助，因此沒有繼續擴展的必要性。(21)哈瑞斯為求謹慎，也推薦社會學家強森到梅肯縣，針對當地人對于健康的需求，進行田野調查，提供羅氏基金會另一個層面的考慮。《哈瑞斯備忘錄》中所提的種種缺失，都在強森團隊所進行的訪談工作記錄中逐一獲得證實。(22)羅氏基金會董事會參考《哈瑞斯備忘錄》的建議，商討是否繼續贊助“羅氏實驗計劃”。1932年，董事會以醫療研究計劃是政府的責任，羅氏基金會無意越俎代庖為由，停止贊助“羅氏實驗計劃”。(23)《哈瑞斯備忘錄》證明，羅氏基金會以財務問題停止“羅氏實驗計劃”的說辭，只是一個借口，主要是發現解決黑人梅毒問題是政府的責任，若繼續投入“羅氏實驗計劃”，將會違反羅氏基金會的贊助原則。
由于羅氏基金會無法繼續提供資金援助，“羅氏實驗計劃”即將終結。但公共衛生署的醫生克拉克(T. Clark)卻在1932年提出一個為期6—8個月以“羅氏實驗計劃”精神為基礎的短期計劃，即“塔斯克基研究”。克拉克推動“塔斯克基研究”的動機，源于1929年挪威醫生E. Bruusgaard的一份實驗報告，探討梅毒在白人體內影響的部位和程度。克拉克認為應該善用“羅氏實驗計劃”的精神，繼續深入了解梅毒在不同種族間對人體器官的影響。克拉克的目標是盡可能收集黑人的血液檢體，檢驗結果為陽性的檢體將被送到安德魯紀念醫院，建立一套完整的病例后，將針對這些病患進行包括骨頭、胸腔X光、抽驗脊髓等等在內的檢驗。公共衛生署同意克拉克的計劃草案，但因為經費有限，只能在“羅氏實驗計劃”執行的六個實驗地區中擇一而為。公共衛生署之所以選擇梅肯縣，主要著眼于當地有安德魯紀念醫院，無論人員或設備都可以繼續延續，既能維持“羅氏實驗計劃”已有的規模，亦可免除黑人社會的質疑。(24)換句話說，“塔斯克基研究”進行初期，裹著“羅氏實驗計劃”的外衣。
后來，克拉克返回公共衛生署述職，他的同事汪達理賀(Raymond A. Vonderlehr)留下，繼續未完的部分。汪達理賀對即將結束的“塔斯克基研究”興趣日增，主要是實驗組中有黑人陸續死亡，他認為，若能進行尸體解剖，會更有助于了解梅毒在人體發展的情況。于是，汪達理賀不斷建議公共衛生署，將“塔斯克基研究”再延長5年或10年以上。克拉克有所猶疑，考慮到公共衛生署的預算有限，因此暫不置可否，他要汪達理賀回到華盛頓特區后再議。(25)但公共衛生署的人事異動讓事情出現轉折，克拉克自性病防治部門的主管一職退休，汪達理賀接替其職。于是，在汪達理賀主導下，“塔斯克基研究”繼續進行了長達近40年的梅毒人體實驗，造成日后無以彌補的生命損失。
三、梅肯縣黑人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的動機
1.梅肯縣黑人居民迫切需要醫療照顧
1865年3月，聯邦政府成立“自由人局”(Freedmen's Bureau)，以應付內戰重建后的新局面，其中包括向黑人提供基本醫療照顧，但性質上屬于應急，而非將其納入公共衛生政策。(26)1878年，美國南方大規模流行黃熱病，聯邦政府深覺公共衛生的重要，遂成立國家衛生會(National Board of Health)，但黑人仍被排拒于外，政府漠視黑人社會醫療照顧需求的心態昭然若揭。(27)
在黑人諸多病癥中，除卻營養不良外，以性病的罹患率最高。聯邦政府一直從圍堵的角度處理，堅信這是黑人個人習慣的問題，而非社會種種不公平現象下的產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基于戰力考慮，聯邦政府首度正視性病的醫療照顧，由公共衛生署負責，協助各州推動性病防治工作，同時包括檢查和治療。(28)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的防治工作是以戰力為優先考慮，有此需求者，不分種族，都可以接受治療，黑人性病患者因此連帶受惠。
戰事結束后，國會大砍社會健康照顧預算，其中，性病治療經費大量縮減。1926年，聯邦政府進一步撤回所有性病防治經費，但各州性病問題依然嚴重如昔，只好自尋因應之道。以亞拉巴馬州健康局(Alabama State Board of Health)為例，它只能提供14個診療處所，給予無能力治病者以免費醫療照顧。該健康局也協同私人醫生協助診療，以彌補公共衛生照顧不周全之處，但規定醫生每次收費不得超過2元。健康局的立意良善，但實際受惠者十分有限，遑論真正需要照顧的黑人窮人。以1929年梅肯縣的情況為例，其病患死亡率高居亞拉巴馬州各鄉鎮第三名。梅肯縣附近共有兩家醫院：美國榮民醫院和安德魯紀念醫院。前者的人員很少參與黑人社區的事務;后者僅對學校師生提供醫療照顧，并未將這樣的服務延伸至校外。當時，該地區的私人執業醫生共有黑人1名、白人9名，診所都聚集在白人聚集區，黑人就醫十分不便。此外，私人診所醫生收取診療費用每次約2.5—3元，若需外診，每一英里路程則加收1元，出診所費不貲。政府規定診療費2元的上限，對私人醫生是不敷成本，但對黑人卻是一筆昂貴的支出。窮困的梅肯縣黑人居民可能終其一生，都沒有能力接受專業醫生的看診與照顧。(29)
在醫療照顧嚴重匱乏的情況下，“羅氏實驗計劃”似乎為梅肯縣的黑人居民燃起一線生機。黑人只要參與該計劃，便可立即獲得專業醫生的醫療照顧。(30)強森的著作顯示，梅肯縣黑人知道，政府的醫生會給他們免費測量血壓、測試血液和檢查身體，黑人希望借由參與“羅氏實驗計劃”，緩解身體的不適。因此，只要有檢查通知時，黑人就會聚集耐心等待。(31)蕭敖在口述訪談中指出，“大家都在傳聞，在梅肯縣或參加西蒙教堂的聚會，就可以獲得免費的醫療服務，我正符合參加的年齡條件，所以我就去排隊了。……當天下午抵達教堂，在場的醫護人員告訴我們，會有醫生看診，如果有需要，醫生也會開診療單取藥，全部免費。”(32)不僅梅肯縣黑人居民熱情參與，梅肯縣衛生官員也都積極響應“羅氏實驗計劃”，并表示這里的黑人很多，非常適合進行這樣的實驗計劃，甚至黑人勞工領袖也表示愿意全力配合。(33)
但貧窮并不是造成梅肯縣黑人無法就醫的唯一因素，白人醫療院所無法提供令他們安心就醫的環境，也是原因之一。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指出：“許多黑人患者寧可死掉，也不進白人醫院。”(34)史家貝特斯(Barbara Bates)認為，這是因為黑人病患很少能夠從白人醫療院所活著出來之故。(35)而在種族隔離政策的影響下，多數美國南方醫療院所不僅拒絕收容黑人病患或采取“隔離”治療，而且黑人病患還會受到粗魯的待遇與最差的照顧。(36)黑人麥克昆恩(Will McQueen)認為他的太太就是被當地醫院“殺害”的，黑人郭夏(Cora Gosha)則拒絕去白人醫院看病。梅肯縣黑人居民亞歷山大(Pelly Alexander)指出，有些醫生“抓著我的手就像抓熱狗一樣，我告訴他會痛，他們咆哮說‘我是醫生!’”(37)
除此之外，白人醫學界濫用黑人做醫學實驗的相關傳聞甚囂塵上，“暗夜醫生”(night doctor)更是繪聲繪影。傳說黑人會在夜晚被“暗夜醫生”綁架，擄至醫院殺死，其尸體作為醫學實驗之用。(38)史學家韓福瑞(David C. Humphrey)也指出，南方有些盜墓者在盜取黑人的尸體后，轉運到北方，提供給醫學院學生作為解剖實驗之用。(39)黑人社會恐懼“暗夜醫生”，認為他們就是可以隱身的白人醫生，夜晚隨時出沒，黑人女性甚至不敢在夜晚出門。(40)這些傳聞并未獲得任何證實，但黑人社會對白人醫院的恐懼，卻在塔斯克基學院檔案館的口述歷史資料中獲得證實。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有的不愿白人醫生為他們抽血，有的只愿意在樹下抽血，拒絕進入醫院檢查。(41)
黑人質疑白人醫療體系，他們相信，只有黑人醫生與黑人醫院才能給他們提供最完善的醫療照顧。而公共衛生署為了吸引更多黑人參與抽血檢驗，亦在檢查環境上特別安排。公共衛生署利用學校和教堂作為診療中心，甚至動用黑人小區中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例如地方領袖、學校老師、牧師等出面，鼓勵黑人積極參加。(42)公共衛生署在醫護人員的安排上也特別用心，選擇鄰近梅肯縣的安德魯紀念醫院，作為“塔斯克基研究”的合作對象，主要也是為了安撫黑人對白人的疑慮。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黑人護士芮佛絲。1923年1月，她加入“塔斯克基移動學校”(Tuskegee Movable School)，擔任公衛護士一職。“塔斯克基移動學校”是1906年在美國政府贊助下成立的。黑人領袖布克·T.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創立“塔斯克基移動學校”的用意，就是配合亞拉巴馬州黑人的生活方式，用小貨車載著工作人員，以家訪的方式，挨家挨戶傳授農業技巧、家庭經濟管理和基本護理知識，也協助這些鄉下黑人處理瘧疾、性病、糙皮病(pellagra)、產后照顧等健康照顧問題。(43)“塔斯克基移動學校”受到黑人窮人歡迎，也博得黑人社會的信賴與合作。芮佛絲在第一年就走遍20個鄉鎮，一個月內拜訪數百位黑人，有時甚至超過1100人。她也因此嫻熟塔斯克基市內大小事務，并與這些居民建立了良好信賴關系。(44)顯然，公共衛生署雇用芮佛絲從旁協助，也是看重她受到黑人社會信任之故。
除了刻意安排檢查環境與醫護人員，讓梅肯縣的黑人愿意參與“塔斯克基研究”外，公共衛生署也延續了“羅氏實驗計劃”的一些精神，刻意回避黑人社會的疑慮。黑人在“羅氏實驗計劃”中已經習慣于接受免費性病針劑治療，因此，克拉克在執行“塔斯克基研究”之初，也依循“羅氏實驗計劃”的精神。公共衛生署的醫生除提供抽血、驗尿、建立病史外，也會特別注意初期梅毒病患的治療，因為這些人具有高傳染性，并以年輕人居多，公共衛生署向每人提供至少20個針劑或192個水銀涂劑的治療，以減少梅毒的傳染。(45)公共衛生署也會配合當地黑人的醫療習慣，譬如黑人不喜歡肌肉注射，因為這會在臀部留下疼痛的腫塊。溫格爾采用無痛的水銀擦劑，讓他們覺得舒服，吸引更多黑人加入檢驗的行列。(46)
即便血液檢驗結果是正常的，黑人也期望醫生給他們一些藥品，如軟膏、藥劑，以減輕身體其他方面的疼痛。在強森的田野調查中，也可以看到梅肯縣黑人居民抱怨醫生的處置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期，譬如“他們說我的血液是好的，但我希望它是壞的，不然我就沒有機會接受任何治療了”，“上星期三我去診所看醫生，要求他幫我打一針，但他什么都沒有給我，頭疼已經困擾我四五年之久了”。(47)史家瓊斯也指出，梅肯縣的黑人相信“政府的醫生正在幫助我，我知道沒有比這更好的了”。(48)波拉德在口述訪談中也承認，“他們(政府醫生)說他們正在幫忙我們。我也相信他們的說法”。(49)這都顯示，許多黑人確實相信，政府派來的這些醫生會幫助他們解決身體上的病痛。
1933年，公共衛生署就已經決定“塔斯克基研究”以觀察梅毒在人體自然發展為主，不投以任何相關治療。(50)然而事實上，為了吸引黑人參與，公共衛生署確實會刻意提供一些免費藥物。在公共衛生署的檔案資料上，可以看到汪達理賀申請藥物補給需求的記錄。(51)檔案數據顯示，編號病人X(基于保護個人資料，檔案中個人資料會以代號出現)致函汪達理賀，要求治療其妻子的壞血病，汪達理賀回信，要他帶其妻到安德魯紀念醫院，找迪伯醫生處理。(52)筆者也從檔案中發現，1934年1月，公共衛生署運送了5000顆阿司匹林和其他藥物到梅肯縣。(53)1938年的記錄也顯示，公共衛生署持續運送簡易型的萬用藥、一萬顆阿司匹林和約一千毫升的強心劑給“塔斯克基研究”使用。(54)
這些免費的檢查和醫療照顧也吸引許多資格不符者要求參與。芮佛絲表示：“許多人聽說可以從政府醫生那邊得到很好的照顧后，紛紛要求加入。”但是，因為“有太多不符合計劃規定的人要加入，希望獲得相同的待遇”，造成她非常困擾。(55)蕭敖在口述數據中也指稱，他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到安德魯紀念醫院和美國榮民醫院。波拉德也說，“有一次病了好幾個星期，也是芮佛絲拿藥給我吃的。如果用完，芮佛絲又會帶一些補充藥品。”(56)凡此種種都證明，黑人會找實驗計劃的醫生解決身體病痛，而且期望當場獲得免費醫療照顧。
通過仔細探討“羅氏實驗計劃”或“塔斯克基研究”，可以發現，衛生官員和參與該項計劃的白人或黑人醫生都曾經討論過如何滿足黑人治療的需求，吸引或留下他們繼續參與。(57)無論克拉克還是其他公共衛生署的醫生或官員，都極力爭取梅肯縣黑人居民的信賴，讓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了政府的醫療照顧。這些想法與做法顯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梅肯縣的居民一開始就是采取順從與配合態度，那么，政府官員或醫生后續的舉措則是不必要的。黑人護士芮佛絲的資料也透露出，梅肯縣有些黑人并不相信公共衛生署，或者抗拒公共衛生署醫生的檢查，有的會完全失去聯系，或刻意隱藏去向。(58)在檔案數據中，一個黑人的病例備注欄中寫著“他常常躲在玉米田中避免接受檢驗”的字樣。(59)顯然，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是行動自由的，當初愿意參與者不是因為他們順從、無知，而是在于他們對“塔斯克基研究”有所期盼，想借由參與該實驗這一途徑，解決身體上的不舒適或疾病。這也間接駁斥了白人醫界關于黑人不關心自己身體健康、拒絕就醫診治的迷思。(60)
從黑人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參與者的口述歷史資料亦顛覆了黑人不注意自己身體健康的刻板印象。波拉德回憶，1932年的一天，有人告訴他明天會有免費的檢查身體活動，只要到學校教室集合即可，因此他就去參加了，而且他和他的同伴多次參加類似的檢驗。(61)他們在醫院里進行脊髓抽取，他說當時并不緊張，因為他認為這有助于身體健康。他有時也會和太太結伴，一起去接受政府醫生的檢查。(62)顯然，波拉德夫婦認為，參與這類檢查有助于保持身體健康。
強森的田野調查報告也顯示，黑人是在關切自己健康的情形下參與“羅氏實驗計劃”的。(63)報告記錄了不具名的黑人接受檢查后的反應，“我的身體一定有問題……我跟醫生說，希望他給我一些藥吃”。梅肯縣黑人居民威廉斯(Bennie Williams)被告知他的血液沒問題時說，“我不相信，我覺得我應該接受治療。”居民哈瑞斯(Oliver Harris)的太太則問醫生：“每次檢驗報告回來，你都說我沒問題。是真的沒問題，還是有可能是報告錯誤?”但更多時候，黑人認為治療壞血病就是醫治頭疼、消化不良、不孕癥等等不舒服的癥狀。(64)顯然，他們想借由身體檢驗，了解和解決自己身體的問題。
若從年齡層來區分，年輕人參加的意愿遠低于年長者。根據數據顯示，在“塔斯克基研究”進行之初，它所提供的免費醫療照顧對身體較差的四五十歲黑人男性有較高吸引力，因此，他們參與的人數也偏多。(65)顯然，這些黑人希望透過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獲得某種程度上的醫療照顧。
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對于是否繼續配合，是有選擇權的。但1939年之后，并沒有新的案例加入，但也沒有人退出。(66)公共衛生署1955年的調查顯示，實驗組中失聯者有41人，控制組中失聯者有18人。(67)他們離開的理由不詳，但證明他們的行動是自由的。至于留下來的理由為何，也不甚清楚，但根據當時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的醫生詹姆士(Reginald James)的說法，如果他堅持為病人治療梅毒，這個病人就不再出現了，因為他們被告知：只要被驗出有治療梅毒的藥物反應，他們就不符合繼續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的條件，必須離開。(68)顯然，梅肯縣的黑人居民是有機會接受梅毒治療的，但他們也會考慮自身的需求，決定是否接受梅毒治療。黑人本身對于醫療照顧的需求，反映在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的心態上，他們考慮到自己的需求，因此選擇留下來繼續參與實驗。
2.黑人醫護人員需要白人同僚的認同
公共衛生署之所以選擇塔斯克基學院繼續合作“塔斯克基研究”，除考慮到該學院容易獲得黑人的信任外，也意在將此前“羅氏實驗計劃”的原班人馬直接納入，形成“塔斯克基研究”等同于“羅氏實驗計劃”之延伸這一印象，以消除黑人社會不必要的質疑。(69)根據上述分析可知，梅肯縣的黑人會因為貧窮和對醫療照顧的需求而參加“塔斯克基研究”，但協助公共衛生署執行“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醫護人員的動機為何，亦是值得繼續探討的。
數據顯示，梅肯縣黑人醫學社群完全支持“塔斯克基研究”，其中包括塔斯克基學院校長摩頓、安德魯紀念醫院院長迪伯、黑人科學家卡佛(George Washington Carver)等人。(70)1972年“塔斯克基研究”曝光后，塔斯克基學院發表聲明，表示確曾提供設備和醫護人員，以協助實驗的進行，但強調那是20世紀30年代之事，在當時有效治療梅毒的藥物仍在摸索不定之際，“塔斯克基研究”是在合理且可以接受的范圍。(71)迪伯在說服摩頓支持這項計劃時指出：“我們不需要花一毛錢，醫護人員就獲得寶貴的實習機會，醫院方面也會因此得到一些榮譽。”公共衛生署總長卡明向摩頓表示，共同合作是黑人醫界參與科學研究的良機。(72)顯然，對于梅肯縣黑人醫學社群而言，參與“塔斯克基研究”有助于提升黑人醫護人員在醫學社群的地位。
除此之外，塔斯克基學院校長摩頓也有其他合作的動機。摩頓知道梅毒在黑人小區蔓延的情形，深知一般人將梅毒歸咎于黑人行為不檢點。國家檔案館的數據表明，當公共衛生署的溫格爾將梅肯縣梅毒罹病比率極高這一情況告訴摩頓之時，摩頓表示，他對于這個結果毫不意外，36%這一數據遠低于他超過50%的預估，不過他要求溫格爾，這份研究報告不要外流，日后發表研究結果的流通范圍也要設限，以免影響黑人的就業市場。(73)事實上，早在“羅氏實驗計劃”籌備階段，1931年3月，亞拉巴馬州發生Scottsboro Boys事件，9名年輕黑人被控參與強暴，黑人男性在性方面不節制是天性使然的說法不斷出現，更加深了白人社會對種族與性病之間存在密切關聯性這一偏見。(74)在摩頓同意合作的考慮中，必然希望借由“塔斯克基研究”的科學數據，澄清梅毒與種族無關。(75)此外，如果“塔斯克基研究”的結果與“羅氏實驗計劃”的結果一致，即梅毒可以大規模預防與治療，那么，摩頓就更有理由要求聯邦政府重視黑人在梅毒方面的醫療照顧需求，給予更多的協助。(76)這也顯示出，塔斯克基黑人醫界領袖之所以支持“塔斯克基研究”，也是因為他們相信該計劃有助于改善黑人醫療健康。
從現實層面來看，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確實增加了黑人醫護人員參加醫學社群活動的機會。在嚴格執行種族隔離的南方，黑人要成為專業合格的醫生實屬不易，從申請入學、實習、畢業后取得專科證照等，除了面對金錢和時間上嚴厲的挑戰之外，愿意招收黑人學生的醫學院很少，給他們提供實習機會的醫院更少。在南方持有證照的黑人專業醫生，也只能在施行種族隔離的醫院工作。即便在黑人專屬醫院，他們也沒有擔任行政主管的機會。黑人醫生無法參與任何醫學學會，被隔離于醫學新知之外，遑論有機會在政府單位中接受訓練或參與醫學研究計劃。(77)
黑人醫護人員參與“塔斯克基研究”，也確實有些斬獲。譬如美國榮民醫院的黑人醫生彼得斯(Jesse J.Peters)因為參加了“塔斯克基研究”，汪達理賀才愿意推薦他破例進入霍普金斯醫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當時，霍普金斯大學并沒有任何黑人醫生，而彼得斯很想到該醫院參加一項特別的訓練計劃，在汪達理賀同學校方面交涉后，穆爾(Joseph Earle Moore)同意讓他進入霍普金斯醫院，學習病理學相關知識。彼得斯在他的口述歷史中也不斷表示，這個學習機會對他來說實在難得。(78)迪伯則因此有機會突破種族的障礙在公共部門擔任榮譽職。(79)黑人醫生威廉士(Joshua Williams)在國會的證詞中就指出，他非常珍惜這個參與的機會，因為對黑人醫學院學生而言，真是千載難逢。(80)
無論是摩頓的考慮還是迪伯或彼得斯的例子，都具有意義。南方的醫院里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黑人醫護人員受到很大的限制，白人護士不能觸碰黑人病患，黑人醫生絕對不可以與白人醫生平起平坐，或共同進行研究計劃，黑人醫護人員亦震懾于白人醫生的權威。但在“塔斯克基研究”中，黑人醫生不僅與白人醫生一起討論研究計劃進行的方式和采樣的結果，甚至實際參與撰述研究報告。再者，“塔斯克基研究”是由聯邦公共衛生署主導，與地方政府、衛生單位合作的研究計劃，黑人醫界除在其中有專業上的表現外，也可使自身的參與被視為突破種族歧視藩籬的象征。(81)在這種情況下，當公共衛生署向塔斯克基學院提出合作計劃時，黑人醫護人員沒有理由拒絕，或許還會覺得能夠參加這一實踐計劃是莫大的榮耀。(82)顯然，塔斯克基學院、黑人醫護人員對參與“塔斯克基研究”，也是有所期待的。
四、華盛頓以降種族合作傳統的影響
盡管“塔斯克基研究”的出發點和執行方面確有許多值得爭議之處，但黑人社會的參與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梅肯縣的居民和黑人醫護人員對之都有所期待。歸根究底，這種期待是延續黑人領袖布克·T.華盛頓推動“黑人健康周”(Negro Health Week)的傳統精神。(83)
華盛頓之所以推動“黑人健康周”，除了自我教育的意義之外，還有其他重要目的。黑人領導者深知，疾病防治需要跨種族的合作，教育倡導衛生習慣養成、推動公共衛生立法、協助病患家屬、研發疾病治療法、改善大環境的社會與經濟等面向，齊頭并進。但是黑人社會囿于經費和能力，只能將工作定位在教育與宣傳上。因此，他們傾向于將醫療問題交由專家或政府接手，以便有效率地控制全局。(84)于是，華盛頓、摩頓等人爭取機會，呼吁美國社會和政府重視黑人健康與衛生需求，進而凸顯美國社會不合理的種族隔離制度。1915年3月，華盛頓在“巴爾迪摩市黑人健康周”(Baltimore's Negro Health Week)的閉幕演說中，批評種族隔離不平等、不合乎公平正義原則，同時也是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制度下，唯獨黑人無法受到適當的健康照顧，“黑人享受不到舒適的街道、清潔的水源、足夠的路燈照明以及其他現代設施，這是不公平的，因為黑人也有繳稅”。(85)“黑人健康周”可視為黑人運用組織的力量，將黑人居住的環境衛生、生活質量與國家政策掛鉤，是將黑人需求納入國家醫療照顧體系并爭取醫療衛生照顧的具體行動。
華盛頓對于“黑人健康周”的期許，顯示一個重要的訊息，即黑人的自我檢討以及與白人的合作，有助于突破種族藩籬。早在1895年9月18日亞特蘭大市的“棉花州和國際展覽會”(Cotton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Atlanta)的“亞特蘭大妥協文”(Atlanta Compromise of 1895)中，這一想法即已顯現。(86)史家總以“亞特蘭大妥協文”批評華盛頓借由這場演說討好北方的資本家、南方白人領袖，安撫黑人，以不爭取投票權和默認種族隔離，換取黑人在南方社會有經濟發展的機會。但是，華盛頓在“亞特蘭大妥協文”中的另一個精神卻往往被忽略，也就是他以合作面對種族議題。華盛頓深知，重建南方必須種族合作，北方的資本、白人的管理和黑人的勞力缺一不可，解決黑人問題就必須與白人合作，積極參與。(87)塔斯克基學院正是種族合作的最佳典范。華盛頓所倡議的目標正符合南方白人的看法，因此，他所經營的塔斯克基學院獲得許多白人企業家的支持，被譽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學校之一”。(88)
“黑人健康周”活動也具體表現了種族合作這一傳統。它是在北方白人慈善家史托克斯(Anson Phelps Stokes)的500元贊助下才得以啟動。“黑人健康周”的主題也是在順勢配合20世紀最初十年進步主義者的主張，爭取政府對于黑人醫療照顧的重視。1915年華盛頓過世，摩頓接任塔斯克基學院校長一職，繼續發揚華盛頓的理想，以跨種族的合作推動改善黑人生活的計劃。(89)
不過，在摩頓的領導下，“黑人健康周”有了策略性的轉變。摩頓深知，聯邦政府希望黑人能留在南方，不要移居北方城市，于是他要求聯邦政府全面考慮黑人的居住環境與質量，“因為沒有人會喜歡住在這樣的環境里，這不是黑人或南方的問題，應該是全國性的問題”，他試圖借由“黑人健康周”中的健康議題為引，突破種族隔離，改善黑人的處境。(90)因此，20世紀20年代“黑人健康周”的要求更著眼于政府的責任，強調公共衛生政策，主張以種族合作為主。摩頓深知僅靠民間社團的努力，對于改善黑人生活環境的成效有限，因此在推廣“黑人健康周”的同時，也向州政府求援。1921年，摩頓邀請以爭取衛生政策為主的、不分種族的全國性社團組織，參加在塔斯克基市舉辦的黑人年會，希望以跨種族的合作，推動改善黑人生活的計劃，并在“弗吉尼亞黑人會社”(Negro Organization Society of Virginia)的演說中，倡議種族在公共衛生的議題上合作。(91)
20世紀30年代，黑人領袖在爭取醫療照顧所實行的策略方面，也延續華盛頓、摩頓的精神，從種族融合的整體角度去考慮并采取行動。黑人領袖極力爭取政府相關單位重視黑人的醫療照顧，他們大聲疾呼：“照顧人民健康，政府責無旁貸”，“健康需求是公共事務，是管理公共衛生部門的責任，也是各級政府的責任”，(92)并要求政府的衛生部門要晉用黑人。聯邦政府也給了黑人一些正面的響應，譬如，在美國公共衛生署中設立了“黑人健康周辦公室”(Office of Negro Health Work)，專門處理黑人健康、衛生方面的問題。
黑人民權運動者伯格斯(Grace Lee Boggs)指出，20世紀60年代之前屬于在種族融合為前提下爭取改善黑人處境的階段。(93)“塔斯克基研究”之例就是最好的證明。與其說黑人醫護人員順從，不如說是華盛頓以降黑人社會以參與合作，作為向白人社會爭取黑人權益的必要條件，也是摩頓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的初衷。黑人社會對于“塔斯克基研究”是有所圖的，只是可怕的結果卻是始料未及。
后世對于“塔斯克基研究”的影響毀譽參半。1990年9月，貝特斯(Karen Grisby Bates)以“塔斯克基研究”為例，質疑艾滋病是否也是一個陰謀，旨在散布讓黑人致死的疾病，以達到黑人種族滅絕的目的。(94)顯然，“塔斯克基研究”的陰影不僅崩解黑人社會對美國公共醫療系統的信任，也成為黑人拒絕在艾滋病議題上與聯邦政府合作的理由，嚴重影響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進行。這也是1997年5月克林頓總統不得不代表聯邦政府發表正式道歉演說的原因之一。
不過，從人體實驗醫學發展的角度而言，“塔斯克基研究”喚起聯邦政府對于規范醫學上人體實驗的重視。在格雷律師為“塔斯克基研究”訴訟案進行法律辯論的同時，參議員肯尼迪(Ted Kennedy)舉行聽證會，推動制定人體實驗的法律規范。1974年，“國家研究法案”(National Research Act of 1974)出爐，設置“保護參與生物醫學與行為研究的人體試驗對象全國審查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 Research)，要求凡以人為研究對象的醫學研究計劃，都必須通過內部審查委員會(Internal Review Boards)的審查，避免類似“塔斯克基研究”的事件再次發生。該委員會也在1979年提出《貝爾蒙特報告》(Belmont Report)，進一步規范人體實驗的審查機制。自1981年起，任何醫學及行為科學的研究都必須獲得相關單位的核準，以證明其是合乎道德的研究。專業醫學雜志或期刊不會刊登任何一篇未經核準的醫學研究報告。聯邦政府也在塔斯克基大學成立“塔斯克基大學生物倫理研究與健康照顧國家中心”(Tuskegee University National Center for Bio-ethics in Research and Health Care)，專門負責黑人醫療照顧的研究。這些影響深遠的醫學實驗規范，都是梅肯縣黑人病患犧牲生命換取而來的。
五、結論
無論在目標、程序、科學判斷還是醫學道德上，“塔斯克基研究”都引起很多爭議，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盤尼西林成為梅毒特效藥之后，該研究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受到更多質疑和抨擊。“羅氏實驗計劃”的結論確認，在偏遠地區進行大規模梅毒治療是可行的，(95)克拉克在研擬“塔斯克基研究”時，確實也依循了“羅氏實驗計劃”的精神，檢驗與治療并行。但是，當汪達理賀接手繼續執行“塔斯克基研究”后，這些參與研究計劃的黑人梅毒病患變成了實驗品，注定了悲劇性的結果。
本文根據“羅氏實驗計劃”、《哈瑞斯備忘錄》、黑人社會的需求和黑人醫護人員的考慮，證明黑人在“塔斯克基研究”初期之所以積極參與，是有所期盼的。他們認為，如果要得到專業的醫療照顧，只有參與和合作一途。梅肯縣黑人梅毒病患和醫護人員將這一期盼錯誤地寄托在“塔斯克基研究”之上，也造成參與該研究的黑人無止境的痛楚。
20世紀40年代初期，“塔斯克基研究”已經呈現停滯的狀況，參與人數并沒有很大變動，該計劃也成為公共衛生署派遣資淺醫生實習的場所。研究進行期間，不僅主管單位公共衛生署的人事異動頻繁，實際參與醫療檢查作業的黑人或白人醫護人員更是年年變動。因此，對“塔斯克基研究”所作的學術探討，也較少關注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這一時段。不過，受婦女研究的影響，作為唯一全程參與“塔斯克基研究”的黑人女性公衛護士，芮佛絲成為史家視為值得繼續研究的課題。1958年4月，芮佛絲因為在梅肯縣25年性病防治工作中的杰出表現而獲獎。在“塔斯克基研究”這一有嚴重爭議的種族醫療個案中，一個黑人女性公衛護士到底扮演何種角色，特別是她如何滿足同胞醫療照顧的需求，并在種族、性別歧異、職場倫理等問題上求得平衡，應該受到史家更多的注意。
附文：絕密：美曾斥巨資制造艾滋病病毒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防治中心的報告，在美國全部的愛滋病患者中，非洲裔美國人的碧綠高達38%。此外，非洲國家的愛滋病患者也多達數百萬人，其中一些國家甚至舉國流行愛滋病，成為“詛咒之地”。圖為一些試圖逃離她們災難深重的故鄉的非洲婦女。
大洋網訊 據廣州日報報道，美國一位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律師日前透露說，美國政府在1964年到1978年間曾執行過一份絕密的病毒研制計劃，該項耗資5.5億美元的計劃制造出令人不寒而栗的艾滋病病毒。
計劃旨在實施種族滅絕
這位名叫博伊德·格雷維茲的律師畢業于美國海軍學院，他花了10年時間對美國政府的病毒研制計劃進行調查。他指責說，這項計劃旨在實施種族滅絕，在于消滅世界各地的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格雷維茲聲稱，他已經掌握了確鑿證據，證明美國當局當年曾試圖通過制造并散播絕密生物病毒的方式，最終達到減少世界少數族裔人口的目的。
格雷維茲展示一份“特別病毒生產過程圖解”，披露了這一能夠完全破壞人的免疫系統的愛滋病病毒的生產流程。
格雷維茲堅持認為，艾滋病病毒正是該項病毒研制計劃的重要成果，美國政府在這份極度秘密的“特別病毒計劃”中充當了主要角色。
格雷維茲前不久參加了全美范圍的“黑非洲種族滅絕研討會”。他在紐約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們認為艾滋病病毒是陰謀的產物，它是被人為地制造出來的。”
格雷維茲
公布兩大證據
格雷維茲認為，艾滋病其實是美國最為重要的生化武器之一。格雷維茲已經向加州圣迭戈地區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法院對“特別病毒計劃”展開深入調查。據稱，格雷維茲向法庭披露了兩個令人震驚的證據。
其一，格雷維茲披露了一份“特別病毒生產過程圖解”，詳細地展示了這一能夠完全破壞人的免疫系統的艾滋病病毒的生產流程。
其二，格雷維茲公布了一張拍攝于1971年的人造病毒的照片。據分析，該病毒的內部結構與艾滋病病毒完全吻合。然而，艾滋病病毒被公開發現還是14年后的事情。
此外，格雷維茲還展示了一些前美國政府高官和研究機構領袖級人物的證詞。
美衛生部曾實施梅毒計劃
格雷維茲還表示，早在1932年時，美國衛生部就曾開始實施慘絕人寰的“塔斯克基計劃”。
據報道，1932年至1972年間，美國衛生部為了研究梅毒對人體的影響，以免費治病和提供食品為誘餌，指使塔斯克基醫學研究所對阿拉巴馬州的600名黑人患者進行一項秘密人體試驗。在隱瞞真相和故意不給患者治療的情況下，試驗進行了長達40年時間，直到1972年丑聞敗露后，政府才停止這項試驗。而這時，已有至少28人死于梅毒，100多人死于梅毒并發癥，還有40多名患者的妻子和19名嬰兒感染了梅毒。直到1997年美國政府才向幾名幸存者作出道歉，承認這是可恥的“種族歧視”。
【注釋】：
①Jean Heller, "Syphilis Victims in U.S. Study Went Untreated for 40 Years: Syphilis Victims Got No Therapy,"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72, pp. 1, 8.
②該案從未開庭，1974年12月實現庭外和解。聯邦政府同意賠付一千萬美元作為補償金，參加實驗組且仍幸存者，每人獲得37500美元;實驗組每位參與者的遺眷獲得15000美元;控制組的當事者每人獲得16000美元;控制組的遺眷獲得5000美元。除金錢補償外，相關醫療費用和喪葬費也由政府負責。
③Fred D. Gray,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The Real Story and Beyond, Montgomery, AL.: New South Books, 1998, pp. 80-99.
④Fred D. Gray,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The Real Story and Beyond.
⑤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p. 14.
⑥Susan L. Smith, "Neither Victim nor Villain: Eunice Rivers and Public Health Work," in 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p. 348-364.
⑦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Susan M.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The Infamous Syphilis Study and Its Lega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pp. 5, 187, 203.
⑧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Dr. Jay Katz, Box 5, Folder 18, Nova—Tuskegee SR 47, 48, Dr. Jay Katz Interview, in D. Chandler, C. Ferguson and A. Williams, eds., Papers of the USPHS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Negro Male in Macon County, Alabama(以下簡稱為USPHS-TU), pp. 9-10.
⑨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Dr. Sencer, Box 5, Folder 20, Nova—Tuskegee SR 51, 52, Dr. Sencer Interview w/Strait, USPHS-TU, pp. 2, 3, 4, 22; 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 219.
⑩M33-23-Report on Macon County Demo(By Charles S. Johnson),in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Ad Hoc Advisory Panel, Document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1921-1973(以下簡稱為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37, U. 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Bethesda, Maryland.
(11)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54.
(12)密西西比州瓦賽爾曼調查是公共衛生署針對密西西比州的得雷塔和潘恩土地公司(Delta and Pine Land Company, Bolivar County)2000名黑人員工進行的梅毒測試。測試結果表明，四分之一的受測者罹患梅毒。
(13)M33-9-Letters, Michael M. Davis to Cumming on Authority of Funds for VD Control Projects & Letter of Response(November 30, 1929),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17.
(14)M17-5-Investment in People—The Story of the Julius Rosenwald Fund, Chap. 5,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70, p.108.
(15)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59; M12-4-Gill, Syphilis in the Rural Negro-Results of a Study in Alabama, 1931, TSSAAP, Series Ⅲ, Box 2，Folder 65.六個實驗地分別為：Scott County, Mississippi; Tipton County, Tennessee; Glynn County, Georgia; Macon County, Alabama; Pitt County, North Carolina; Albemarle County, Virginia.其中只有梅肯縣的計劃沒有受到羅氏基金會停止奧援的影響，繼續進行達40年之久。
(16)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67.
(17)Wyndham D. Miles, ed., Wyndham Miles NIH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Box 3, Folder 18-19, John Heller, NCI(transcript), October 26, 1964,p.6.
(18)"H. L. Harris's Memo to Michael M. Davis," May 13, 1930,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Division of Venereal Diseases, Records Group 90(1918-1936),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National Record Center, Suitland, MD(以下簡稱USPHSNA),Box 239, Folder 2, Macon County; M33-6-Memo & Attachments from H. L. Harris 1930,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21.
(19)"H. L. Harris's Memo to Michael M. Davis," May 13, 1930, USPHS-NA, Box 239, Folder 2, Macon County.
(20)"Oliver Clarence Wenger to T. Clark," May 17, 1930, USPHS-NA, Box 239, Folder2, Macon County.
(21)"H. L. Harris's Memo to Michael M. Davis," October 1, 1931, USPHS-NA.
(22)Charles S. Johnson, Shadow of the Pla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23)M33-12-Letters, T. Clark to Michael M. Davis, Michael M. Davis to Rosenwald, 1930,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22; M33-14-Letters, Clark to Michael M. Davis on Estimates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Syphilis Control Projects in Alabama, Miss., etc., 1932-1933,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33; Michael M. Davis to Dr. Cumming, 1934,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34; M33-11-Letters, T. Clark to Michael M. Davis on Cooperative Syphilis Control Demonstration, Enclosure Field Form, 1939, TSSAAP, Series Ⅲ, Box 2，Folder 35.克拉克對董事會的決定表示失望，曾經私下勸說戴維斯縮減羅氏基金會對教育的補助，轉而支持醫療照顧相關計劃。
(24)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p. 99; M12-2-Oliver Clarence Wenger & Ricks, The Public Health Aspects of Syphilis in the Negro Race in Certain Southern States, 1931, TSSAAP, Series Ⅲ, Box2, Folder 64.
(25)"Raymond A. Vonderlehr to T. Clark," April 8, 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2, Macon County.
(26)Molly Ladd-Taylor, Mother-Work: Women, Child Welfare, and the State, 1890-193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 2.
(27)Margaret Humphreys, Yellow Fever and the South,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Duffy, "Social Impact of Diseas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Judith W. Leavitt and Ronald L. Numbers, eds., Sickness and Health in America: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 414-421; John H. Ellis, Yellow Fever and Public Health in the New South,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2, p. 166; Edward H. Beardsley, A History of Neglect: Health Care for Blacks and Mill Work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uth,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7; Eugene Kinckle Jones, "The Negro's Struggle for Health," in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3, p. 72; 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35.
(28)Thomas Parran, Shadow on the Land: Syphilis,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37,p.83.
(29)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64.
(30)M25-16-Discussion of Treatment of Late Syphilis,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39.根據該數據顯示，1930年4月1日至1931年8月31日，使用新砷凡納明共5588顆，含水銀藥劑共74271劑，其他相關治療擦劑有9000多支。
(31)Charles S. Johnson, Shadow o f the Plantation, pp. 202-205.
(32)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Herman Shaw, Box 5, Folder 19, Nova—Tuskegee SR17, Herman Shaw Interview, USPHS-TU, pp. 36-38.
(33)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 66.
(34)W. E. B. Du Bois, 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7, pp. 113-114, 162.
(35)Barbara Bates, Bargaining for Life: Social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1876-1938,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2, p. 293.
(36)Barbara Bates, Bargaining for Life: Social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1876-1938;Sheila M. Rothman,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Death: Tuberculosis and the Social Experience of Illness in American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Georgina D. Feldberg, Disease and Class: Tuberculosi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North American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92.
(37)Susan M.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The Infamous Syphilis Study and Its Legacy, p.33.
(38)Eugene P. Link, "The Civic Rights Activities of Three Great Negro Physicians(1840-1940),"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52, no.3(July 1969), p.177; Vanessa Northington Gamble, "Under the Shadow of Tuskegee: African Americans and Health Care," in 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pp. 432-433;Gladys-Marie Fry, Night Riders in Black Folk History,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4, p. 171.
(39)D. C. Humphrey, "Dissection and Discriminati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Cadavers in America, 1760-1915," 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vol.49, no. 9, 1973, pp. 822-823.
(40)Stewart Culin, "Concerning Negro Sorc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3, no.11,(October-December 1890), p.285.
(41)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Stanley Schuman, Box 5, Folder 17, Nova—Tuskegee SR32, Stanley Schuman Interview, USPHS-TU, p. 30; 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Herman Shaw, Box 5, Folder 19, Nova—Tuskegee SR 17, Herman Shaw Interview, USPHS-TU, pp. 10-11.
(42)Thomas Parran, Shadow on the Land: Syphilis, pp. 164-165.
(43)Thomas Monroe Campbell, The Movable School Goes to the Negro Farmer, New York: Arno Press, 1969, pp. 118, 121, 126, 145; Hildrus A. Poindexter, "Special Health Problems of Negroes in Rural Areas,"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vol. 6, no. 3(July 1937), pp. 400, 403, 412.
(44)Ruth Edmonds Hill, ed., The Black Women Oral History Project, vol. 10, Eunice Rivers Laurie, Interview, Westport, CT: Meckler, 1991, p. 234.
(45)T. Clark, The Control of Syphilis in Southern Rural Areas: A Study, Chicago: Julius Rosenwald Fund, 1932, pp. 24-26, 36.
(46)"Raymond A. Vonderlehr to T. Clark," January 28, 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 2, Macon County.
(47)Charles S. Johnson, Shadow of the Plantation, p. 202.
(48)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p. 5-6.
(49)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Charles Pollard, Box 5, Folder 15, Nova—Tuskegee SR8, Charles Pollard Interview, USPHS-TU, pp. 4-5,6.
(50)"R. A. Vonderlehr to Taliaferro Clark," April 8, 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2, Macon County.
(51)"Raymond A. Vonderlehr to T. Clark," January 28, 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 2, Macon County; "Raymond A. Vonderlehr to T. Clark," January 22, 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 2, Macon County.
(52)"‘Patient X,’ Auburn, Alabama, to the PHS," June 4,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3, Macon County; "Raymond A. Vonderlehr to Patient X," June 7,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3, Macon County.
(53)"Raymond A. Vonderlehr to John R. Heller, Jr.," February 13, 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4, Macon County.
(54)"Norris to Russell," March 18, 1938, Box 7, Folder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37 and 1938, CDC-GA, in 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p.58.
(55)原為瓊斯訪問芮佛絲的錄音資料，瓊斯并沒有公開該項資料。引自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165.
(56)醫生蘇曼在口述歷史中表示并不記得有任何個案因為得了壞血病而要求治療。黑人關切壞血病是他們認為壞血病可能造成性無能，而非擔心壞血病對生命的威脅。他們相信透過補充鐵劑有助于增加性能力，所以他們期望透過驗血獲得鐵劑。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Herman Shaw, Box 5, Folder 19, Nova—Tuskegee SR 17, Herman Shaw Interview, USPHS-TU, p.36; 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Charles Pollard, Box 5, Folder15, Nova—Tuskegee SR 8, Charles Pollard Interview, USPHS-TU, p.4.
(57)在公共衛生署的醫生、塔斯克基的衛生官員和州縣的地方衛生官員的信件往返中都可以看出，即使是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在這個計劃進行的第一年，或多或少都有提供治療。可參考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USPHSNA檔案.
(58)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112; Susan L. Smith, "Neither Victim nor Villain: Eunice Rivers and Public Health Work," pp. 348-364.
(59)Susan M.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The Infamous Syphilis Study and Its Legacy, p.116.
(60)Thomas W. Murrell, "Syphilis in the Negro: Its Bearing on the Race Problem," American Journal of Dermatology and Genito-Urinary Diseases, vol. 10(August1906), p. 307.
(61)James T. Wooten, "Survivor of '32 Syphilis Study Recalls a Diagnosis," New York Times, July 27, 1972, p.18.
(62)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Charles Pollard, Box 5, Folder 15, Nova—Tuskegee SR8，Charles Pollard Interview, USPHS-TU, pp. 10-11, 22, 27.根據蕭敖記憶所及，檢查的項目有眼科檢查、血壓、抽血，他并沒有到過醫院進行檢查，約每四年一次。最后一次例行性的檢查包括牙齒、眼睛、神經系統和骨骼。
(63)M33-23-Report on Macon County Demo(By Charles S. Johnson), TSSAAP, SeriesⅢ, Box 2，Folder 37.
(64)Charles S. Johnson, Shadow of the Plantation, pp. 201-203.
(65)Harold Edgar, "Outside the Community," Hastings Center Report, vol. 22, no. 6(November/December 1992), pp. 32-35.
(66)Austin V. Deibert and Martha C. Bruyere,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Male Negro: Ⅲ. Ev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Abnormalities and Other Forms of Morbidity," Journal of Venereal Disease Information, vol.27(December 1946), p. 303; Pasquale J. Pesare, Theodore J. Bauer and Geraldine A. Gleeson,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Male Negro: Observation of Abnormalities Over Sixteen Years," American Journal of Syphilis, Gonorrhea, and Venereal Diseases, vol. 34, no. 3(May 1950), pp. 201-213; Stanley H. Schuman et al.,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Male Negro: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tatus of Patients in the Tuskegee Study,"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s, vol. 2, no. 5(November 1955), p. 544.
(67)Stanley H. Schuman et al.,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Male Negro: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tatus of Patients in the Tuskegee Study," pp. 546-547.
(68)M59-4 Transcript of Proceedings—DHEW, Office of the Secretary—Charge One Subcommittee—Tuskegee Study Ad Hoc Advisory Panel(interviews), February 3, 1973, TSSAAP, Series Ⅱ, Box 2, Folder 14∶67, 108-109.
(69)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 100.
(70)M33-5-Memo, T. Clark to Dr. Michael M. Davis on Oliver Clarence Wenger's Interview with Dr. Moton, 1930,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20; Susan M. Reverby, Examining Tuskegee: The Infamous Syphilis Study and Its Legacy, p. 97; Allan M. Brandt, "Racism and Research: The Case of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in 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p. 24.
(71)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208.
(72)"H. S. Cumming to Dr. R. R. Moton," September 20, 1932, in Susan M. Reverby, ed., Tuskegee's Truths: Rethinking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p. 77.
(73)M33-5-Memo, T. Clark to Dr. Michael M. Davis on Oliver Clarence Wenger's Interview with Dr. R. R. Moton, 1930, TSSAAP, Series Ⅲ, Box 2, Folder 20.
(74)James Goodman, Stories of Scottsboro,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p.264.
(75)M59-4-Transcript of Proceedings—DHEW, Office of the Secretary—Charge One Subcommittee—Tuskegee Study Ad Hoc Advisory Panel(interviews), February 3, 1973, TSSAAP, Series Ⅱ, Box 2, Folder 14, p.32; "H. S. Cumming to Doctor R. R. Moton," September 20, 1932, TSSAAP, Series Ⅱ, Box 1, Folder 42; "Eugene H. Dibble, Jr. to R. R. Moton," September 20, 1932, TSSAAP, Series Ⅱ, Box 1, Folder 42.
(76)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p. 74, 76.
(77)Herbert M. Morais, The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Medicine, New York: Publishers, 1968, pp. 98-101.以“全國醫學會”(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為例，他們就是因為白人醫學組織“美國醫學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拒絕黑人參與之后，自行組織成立了這個完全由黑人成員構成的醫學學會。
(78)"Raymond A. Vonderlehr to Jerome J. Peters," February 27, 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4, Macon County; "Raymond A. Vonderlehr to Joseph Earle Moore," February 27, 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4,Macon County; "Joseph Earle Moore to Raymond A. Vonderlehr," February 28, 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4, Macon County; "Jerome J. Peters to Raymond A. Vonderlehr," March 4,1934, USPHS-NA, Box 239, Folder 4, Macon County.
(79)"Oliver Clarence Wenger to Raymond A. Vonderlehr," August 5,1933, USPHS-NA, Box 239, Folder 3, Macon County.
(80)M59-4-Transcript of Proceedings—DHEW, Office of the Secretary—Charge One Subcommittee—Tuskegee Study Ad Hoc Advisory Panel(interviews), February 23, 1973, TSSAAP, Series Ⅲ, Box 2，Folder 14, pp.8, 20-21.但威廉士顯然對于“塔斯克基計劃”的真相并不知情，1973年他在聽證會上指稱他認為這是一個服務團隊，協助該地區的人民，“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是一個研究計劃”(p. 25)。
(81)James H. Jones,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pp. 74, 76, 102, 281-282; E. Gurney Clark and Niels Danbolt, "The Oslo Study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Untreated Syphilis,"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 vol.2, no.3(September 1955), p.343.
(82)Deadly Deception Interview—Dr. Vanessa Gamble, Nova—Tuskegee SR 34-37, Dr. Vanessa Gamble Interview, Box 5, Folder 7, USPHS-TU, p.25.
(83)“黑人健康周”原是弗吉尼亞州理奇蒙黑人社(Negro Organization Society of Richmond, Virginia)在1913年首先倡議的，每年春天選定一周進行全小區大掃除，每戶黑人家庭都要清潔自家及周圍環境。華盛頓將這個理念擴大為“黑人健康周”，并與清潔運動、提供健康與衛生相關課程、免費健康檢查等活動相結合。
(84)Michael E. Teller, The Tuberculosis Movement: A Publ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p. 53.
(85)Louis R. Harlan, Booker T. Washington: The Wizard of Tuskegee, 1901-19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25, 427.
(86)Booker T. Washington, "The Standard Printed Version of the Atlanta Exposition Address, Atlanta, September 18, 1895," in Louis R. Harlan, ed., The Booker T. Washington Papers, vol.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pp. 583-587;Louis R. Harlan, Booker T. Washington: The Making of a Black Leader, 1856-19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216-219.
(87)Booker T. Washington, Up from Slave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4.
(88)Robert J. Norrell, Reaping the Whirlwi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uskege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pp. 25-26.
(89)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 46.
(90)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 102; Thomas Monroe Campbell, The Movable School Goes to the Negro Farmer, pp. 110, 153.
(91)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 41.
(92)Susan L. Smith, Sick and Tired of Being Sick and Tired: Black Women's Health Activism in America, 1890-1950, p. 46.
(93)Grace Lee Boggs, "The Black Revolution in America," in Toni Cade, ed., The Black Woman: An Antholog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0, p. 213.
(94)Karen Grigsby Bates, "Is It Genocide?" Essence, vol.21, no.5(September 1990), p. 76.
(95)M25-18-Results of Rosenwald Demonstrations, 1935, TSSAAP, Series III, Box 2, Folder 41.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