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鎮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遭白人警員槍殺案件，新近該州大陪審團裁定不起訴涉案警員，引起各地暴力示威，吸引了世界媒體關注，也是美國近年來最嚴重的種族沖突事件。
被這起種族矛盾案件掩蓋，是另一起有關種族的新案子：右翼民間組織“公平代表計劃(英語縮寫POFR)”屬下，11月17日在波士頓聯邦法院發起長達120頁的訴訟，控告哈佛大學在招生過程中“采用了帶有種族和族群歧視的政策”，特別是校方實際引入了限制亞裔學生數目的限額，違反了美國最高法院禁止種族限額的有關裁決。
種族限額被明令禁止，是它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的“同等保護”條款。所以這一針對哈佛大學的訟案，完全可能會打到最高法院。
弗格森鎮血案暴露的，是美國中下層階級的種族矛盾，彰顯美國民權運動半個多世紀來，黑人雖然獲得了相當的政治地位平等，盡管有許多優惠政策長期關照，可是除了少數上層精英，大部分黑人卻在經濟地位上進展低微，甚至倒退下滑。這實在是無法通過法律手段解決的社會文化痼疾。
但是針對哈佛大學的訴訟卻不然，案件勝敗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精英群體和“上層建筑”的構成，改變美國未來國家政策和社會發展的主流方向。無怪美國精英傳媒如《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等，都連篇報道分析，甚至連倫敦《經濟學人》周刊，也在最新一期予以特別關注。
這一訟案的焦點，是美國大學招生中所謂平權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專門照顧亞裔之外的少數民族，已經演變為針對亞裔的逆向歧視。這在占美國大學生人數絕大多數的州立大學，因為觸犯主流白人的利益，已經遭到極大抵制反對。我今年春天曾經在《聯合早報》撰文介紹。但是最新訟案，卻涉及到“少數民族加分”的最后堡壘——常春藤大學等頂尖私立名校。后者是美國培養社會領袖和上層精英的主要通道。
這重要的歷史過程，是從兩次世界大戰開始，由常春藤精英教育帶頭，美國原有的東北部精英“貴族統治”弱化，逐漸向“能人統治”或曰“惟才原則”(meritocracy)演變。半個多世紀來在上層精英中，幾乎徹底置換了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WASP)專政”。這在美國政界特別明顯，奧巴馬總統是最好的例子。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從1980年代開始，“惟才原則”和新一代常春藤產品，也推進到華爾街和美國企業界，加劇了WASP群體的衰落。
猶太族群占領美國上層建筑，是“惟才原則”的最明顯結果。傳媒界之外，猶太人在美國人口中不到2%，卻占了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的三名(33%)!在華爾街金融業，各大投行、對沖基金、私募基金，猶太老板和主管比比皆是，包括高盛集團現任首席執行官，以及令人談虎色變的索羅斯。決定美國乃至全球財經大政的最近三屆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耶倫，以及克林頓政府的兩任財長魯賓和薩默斯，也全都是猶太人。上述所有猶太精英，全是終于克服幾十年前常春藤歧視排斥猶太人政策之后的名校產品。
全球化和后工業化之下，美國史無前例地出現新一代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都低于上一代人的前景，大大加劇了社會競爭。猶太人之后最具競爭能力的族群，無過于以華裔為首的美國亞裔，也是被常春藤名校逆向歧視限制的“新猶太人”。
針對哈佛的新訟案，便是以大量證據和數據，顯示常春藤名校一如幾十年前對付猶太學生的同樣手段，通過淡化亞裔考生優異成績的“硬標準”，而操縱控制極不透明的所謂個人素質之類的“軟標準”，來限制招收亞裔學生。
一個明顯的對比證據，便是完全依照“硬標準”招生的加州理工學院和伯克萊大學，近年來亞裔學生的比率都達到了40%;但是哈佛大學和同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學，亞裔比率仍然徘徊在20%。
連《經濟學人》也承認，最新的訟案即便不能打到最高法院，只要原告能夠證明哈佛大學確實限制招收亞裔學生，那么“精英大學招生眼看會出現顯著變化”。這對美國未來精英群體構成的沖擊，不提華爾街，光是政界少數民族明星就足以展示。例如今天奧巴馬之外的兩位黑人政界大牌，也即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斯坦福本科、牛津政治博士)，和11月連任新澤西聯邦參議員的科里·布克(斯坦福本科、耶魯法學博士)。還有今年夏季進入奧巴馬內閣的拉美裔、前得州圣安東尼奧市長胡里安·卡斯特羅(斯坦福本科、哈佛法學博士)，近日被視為希拉莉·克林頓2016年的最佳副總統人選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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