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密蘇里州大陪審團宣布了在美國和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的弗格森市槍擊事件的裁定結果。大陪審團認定槍殺非洲裔青年男子邁克爾·布朗的白人警察達倫·威爾遜使用武器合法，將免于被起訴。此裁決一出，弗格森市及其他城市相繼爆發抗議示威活動。11月29日，涉事警察威爾遜宣布辭職，但這一行為沒能平息抗議和示威，槍擊事件的余波仍在持續，也引發了人們對美國警察執法行為界限及其背后社會問題的思考。
美國警察選擇性執法
對于弗格森市槍擊事件，雙方證人各執一詞。但由于案發地沒有視頻監控設備，布朗是否對涉事警察威爾遜造成威脅尚不可確定。
美國允許私人擁有槍支，警察日常執法環境相對復雜，遇到的案情危險性更大。加州圣迭戈市一名退休警官對記者說：“警察學校的培訓課程很難完美應對現實世界中的復雜情況，警察在街頭執行公務時必須有高超的生存技能。”警察在執法時受到威脅通常會選擇開槍，并未超出法律的許可范圍。但是，來自犯罪嫌疑人的威脅程度是否嚴重到讓警察必須開槍自衛，這個問題經常引起爭論。除了過分使用暴力、對輕微違法懲罰過度嚴厲以外，美國警察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有時也會根據執法對象的種族、經濟地位進行有選擇的作為或不作為。
除了案件本身外，在處理弗格森民眾抗議活動時，弗格森市和圣路易斯縣警方也采取過一些不當措施。圣路易斯市議員安東尼奧·弗倫馳在觀察抗議活動時被警方逮捕，他說：“這些警察抓錯了人，這些人都是為實現和平而努力的。”此外，警方強行驅逐新聞記者的行為尤為引人詬病。《華盛頓郵報》和《赫芬頓郵報》記者曾先后被警方強行驅逐。據《紐約時報》報道：最初對抗議活動執行警戒任務的弗格森市和圣路易斯縣警方，由于對民眾和新聞記者采取了嚴厲措施而受到廣泛批評。這導致密蘇里州州長杰伊·尼克松不得不使用州巡警來接替縣市地方警察的警戒任務。
對此，魯東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高春常對記者說：“犯罪問題本身與種族無關，應一視同仁。但是，客觀上非洲裔較高的犯罪率形成了一種馬太效應：即當警察執法時，遇到非洲裔嫌疑人可能會有過度反應。”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看，這種過度反應也絕非當下發生的偶然情況，東北師范大學美國研究所所長梁茂信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美國警察在執法時過度敏感和緊張很常見。作為職業警察，他們在執勤時會隨時面對可能持有槍支的嫌疑人，因此他們時刻保持防范、準備攻擊對方，先發制人以自保。從社會心理上看，有美國學者認為，美國人是崇尚武力的民族，警察的執法有時會演變為一種暴力活動。”
貧窮成為騷亂催化劑
弗格森市槍擊事件引起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和騷亂，并不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因警察暴力執法而引起的重大群體性事件。1992年羅德尼·金事件引發的洛杉磯暴動就曾給洛杉磯帶來巨大損失。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次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深刻的種族背景。
美國政治評論家韋斯利·洛里等人在《華盛頓郵報》政治專欄撰文表示，在弗格森市槍擊事件中，后來的騷亂是種族因素引起的。圣路易斯是美國種族分隔現象最嚴重的大都會之一。據統計，該地七成左右人口是白人，不過作為圣路易斯的91個市/鎮級行政單位之一的弗格森市，2/3的城市人口是黑人。然而，在弗格森市執勤的53名警察中，只有3名是黑人，且該市市長、警察局長和多數市議員都是白人。密蘇里州總檢察長的2013年年度報告顯示：在執行公路停車檢查任務時，弗格森市警方抓捕黑人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兩倍。洛里認為，邁克爾·布朗的死帶來的巨大余波背后，是當地長期以來十分緊張的警民關系。可惜的是，事發后，弗格森市警方才認識到這一點。當地居民科里·克勞福德說：“人們感到憤怒和沮喪。這里需要正義，在這個社區里很難找到一個相信警察的人。”對此，弗格森市警察局長托馬斯·杰克遜表示：“(修補)種族關系是首要任務。”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對于弗格森市局面的失衡，《洛杉磯時報》專欄作家蒂姆·羅根表示，“弗格森市的局面已積累幾十年，郊區化導致的貧困帶來的挑戰日益嚴峻。抗議者最初都來自圣路易斯最貧窮階層。貧窮成了騷亂的催化劑。”對此，梁茂信告訴記者，“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對白人、黑人兩個種族采取的是‘制度隔離’措施;二戰后‘制度隔離’難以為繼，不過郊區化帶來了中上層白人集中居住的效應，也帶來了在居住空間上的‘自然隔離’。”郊區化還進一步導致黑人經濟地位的降低。梁茂信說，“郊區化使一些適合黑人工作的企業搬出市區，但多數黑人經濟能力有限，無力支付長途交通開支，只能就近在市區從事一些低端服務業工作。而這些崗位也有限，不少人走上了盜竊、搶劫和販毒等犯罪道路。對于大多數經濟能力較差的黑人家庭來說，出現了‘窮人永遠是窮人’的難以逃脫的經濟陷阱。”可見，當今一些非洲裔美國人的犯罪問題不完全是非洲裔自身的過錯，而是美國由來已久的社會問題。
非洲裔“問題鏈”難解
11月24日，密蘇里州大陪審團的判決是示威活動高漲的導火索。高春常表示：“美國可以出現非洲裔總統，但當下各級議會和陪審團等立法組織、司法組織以白人為主，他們會維護自身的價值觀和利益。”梁茂信解釋道，“源于英國的大陪審團制度在形式上是司法正義的體現。實質上，由于制度設計，黑人在任何選區都難以占到多數，這一制度很難合理反映黑人在選區中的人口比例。”
梁茂信認為，當下美國非洲裔已經形成了一個貧困率高、失業率高、受教育程度低以及犯罪率高的“問題鏈”。對此，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也采取過“平權措施”對非洲裔等弱勢族裔進行幫助。但此舉以種族為標簽實行優待，忽視了人們在學習、教育中的能力因素，成了一種逆向歧視，最終被廢止。高春常說，“解決種族沖突，要回歸真正的平等競爭，不要在政策上過度強化種族問題。”
美國的自由經濟體制實際上對弱勢群體的幫助意愿和幫助力度都十分有限，“美國富人更需要自由，他們不希望被政府限制，而窮人更呼吁平等，希望政府多給予幫助，這本身就形成了一種沖突，所以非洲裔‘問題鏈’的最終解決還需要更多時間。”梁茂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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