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對美國全球戰略的影響

　　摘要：過去六年，以從伊拉克撤軍為抓手，奧巴馬政府對美國全球戰略進行了以收縮為特征的重大調整，基本改變了后冷戰時期前三任總統的思路和風格。美國此次對外戰略轉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意識形態低調、資源配置全球“再平衡”和安全事務責任共擔。奧巴馬的上述對外戰略調整被又稱為“奧巴馬主義”，也被認為是奧巴馬兩屆任期內最重要的戰略政策。

　　2014年8月以后，面對“伊斯蘭國”對中東地區和全球構成的嚴重威脅和挑戰，美國在一個多月內通過一系列外交努力迅速組織起有近50個國家參與的反“伊斯蘭國”全球聯盟，其中有十國左右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空中打擊行動。美國在打擊“伊斯蘭國”的問題上獲得廣泛支持的同時，也面臨著自身全球戰略選擇的難題和考驗。

　　過去六年，以從伊拉克撤軍為抓手，奧巴馬政府對美國全球戰略進行了以收縮為特征的重大調整，基本改變了后冷戰時期前三任總統的思路和風格。美國此次對外戰略轉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意識形態低調、資源配置全球“再平衡”和安全事務責任共擔。奧巴馬的上述對外戰略調整被又稱為“奧巴馬主義”，也被認為是奧巴馬兩屆任期內最重要的戰略政策。

　　過去幾年，美國的戰略調整卓有成效。從伊拉克撤軍已經完成，從阿富汗撤軍正按部就班地進行;軍費削減十年計劃已于2013年啟動，2014年財政狀況明顯好轉;亞太“再平衡”戰略也運行得有聲有色。然而，“伊斯蘭國”突然發難，迫使美國再次軍事卷入中東地區事務，開展了針對“伊斯蘭國”的空中打擊行動。“伊斯蘭國”突起及其引發的地區性乃至全球性威脅對美國全球戰略的轉型會產生多大程度的影響?美國決策者將會堅持上述新戰略不動搖，還是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戰略回調”?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對此次美國戰略調整的主觀動因和客觀環境做深入分析。

　　美國戰略調整的主觀動因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其所采取的擴張型對外戰略不但沒有帶來相應的全球影響力，反而使其國際形象不斷下降。這種實力和付出與影響力和控制力相背離的最鮮活表現就是伊拉克戰爭。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的講話中說，“不是美國是否能領導世界，而是我們如何領導世界。”[1]在他看來，美國不是沒有能力，而是用錯戰略。而用錯戰略的根源在于觀念偏差，即認為這個世界需要一種普世價值來主持正義，需要霸權手段來維護穩定，唯有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國家實力可以滿足這兩種需求，結果導致對戰略環境的誤判和戰略手段的錯配。

　　意識形態非黑即白的簡單化使美國領導人不僅認為價值是普世的，也覺得追求的過程是普世的。冷戰后的25年間，美國發動或參與了六場戰爭，打了14年仗，而且并不認為是在謀求一己私利，而把每一場戰爭都作為善與惡的較量。[2]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上的速勝，以及與“阿拉伯革命”讓一個個專制政府迅速倒臺形成對照的是，民主制度在中東地區遭遇水土不服甚至是“排異反應”。在美國的“幫助”和鼓勵下，許多國家民眾擺脫了專制和獨裁，但卻沒有享受到民主與自由所帶來的幸福生活，反而陷入曠日持久的動蕩和殺戮，甚至出現新的人道主義災難。于是，在多數西亞北非國家中，美國非但沒有贏得感激和擁戴，還不得不面對不同程度的反美、仇美情緒，美國駐利比亞大使被殺害就是一例。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承認：“看到這樣的發展趨勢，看到阿拉伯世界部分地區的暴力動亂，人們不禁會對未來感到悲觀懷疑。”究其原因，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在多元共存與平等競爭的基礎上，而在充斥著教派仇視、部族沖突和國家認同缺失的地方，現階段的政治多元化就意味著用你死我活的方式去爭取一元化統治，敘利亞內戰和“伊斯蘭國”突起就是明證。

　　美國決策者還認為，除了普世價值，這個世界還需要美國霸權所提供的公共產品來保持和平穩定。冷戰剛剛結束的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美國迅速組織聯盟發動海灣戰爭，開始扮演世界警察角色。以小布什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強調國際關系本質就是“叢林狀態”，這里只有弱肉強食的法則。因此，必要時采取單邊方式進行軍事干涉是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責任，美軍入侵伊拉克正是小布什政府的這種世界觀的具體體現。曾作為奧巴馬競選顧問的布熱津斯基在其《第二次機遇：三位總統與美國的超級大國危機》一書中指出，冷戰結束再次賦予了美國充當全球領袖角色的戰略機遇，但美國錯過了這個機遇，而且“合法性和信譽搖搖欲墜，這一切都要歸咎于前三任總統缺乏對時代精神的正確領悟。”[3]“霸權穩定”和“美國責任”觀不僅讓美國采取單邊主義安全戰略，而且使美國對遍布全球的超過50個國家承擔安全義務，美國支付人員傷亡和財富消耗的成本，而盟友和伙伴國則將更多的資源投向本國發展。安全受益者不僅“免費搭車”或“便宜搭車”，還給美國制造麻煩，甚至形成反美同盟。[4]

　　總之，近20年的擴張型對外戰略，特別是伊拉克、阿富汗戰爭，讓美國付出了數千軍人生命和數萬億美元的代價，換來的卻是道德制高點的喪失、國內反戰情緒的高漲和巨額財政赤字的困局。這種內外雙輸的局面最終讓美國決策者看到，民主改革需要有適宜的土壤才能修成正果，安全穩定還要靠協同合作才能實現。正如奧巴馬所說：“我不只是想結束戰爭，而是想首先結束使我們卷入戰爭的思維”，否則“我們在這個非傳統威脅的世界上是不會安全的。”

　　因此，此次美國對外戰略轉型是美國決策者反思歷史、正視現實、接受教訓的結果，是觀念轉變的產物。而由此所形成的新戰略具有一定的剛性和韌性，不會因“伊斯蘭國”這樣的局部安全挑戰而有所動搖。美國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Chuck Hagel)2014年8月在談及“伊斯蘭國”所引發的大規模內戰時說：“我們在伊拉克再次學到了代價很高的一課，(那時我們)曾將自己置于一個并不真正了解的國家。”[5]可見，伊拉克和敘利亞亂局所表現出的阿拉伯世界錯綜復雜的矛盾，反而會讓美國領導人堅定戰略轉型的方向。

　　美國戰略調整的客觀環境

　　過去半個世紀，中東地區在世界能源供應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使之成為大國競爭和美國對外戰略的重點,也有觀點認為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是為了保證自身的石油安全。多年以來，為了降低對中東產油國的依賴，美國已將美洲作為首要石油進口地。2011年，海灣地區占美國石油毛進口量的比重為22%，而加拿大、墨西哥等西半球國家則占52%。據統計，在戰后伊拉克油田市場份額中，中國占25.5%，英國占20.6%，俄羅斯占19.5%，馬來西亞占16.7%，美國僅占1.9%。

　　2008年，奧巴馬提出從伊拉克撤軍時，能源專家還預測在接下來的五年內，美國的液化天然氣進口將會翻番。然而2009年，由于頁巖油氣開采技術的革命性進步，美國超過俄羅斯成為世界最大天然氣生產國，并將在2018年成為天然氣凈出口國。根據國際能源署(IEA)和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的數據，美國在2013年油氣產量已經超過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成為世界第一。受頁巖油氣開發熱潮的影響，美國原油產量持續快速增長，20年來首次超過進口量。至2013年，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經由2005年的66.3%降為33%。2014年8月，美國向韓國交付40年來第一船從本土出口的原油，并已計劃從2017年起向日本出口天然氣。

　　總之，即使美國十幾年前發動伊拉克戰爭有能源供應方面的考慮，隨著本國油氣生產的快速增加和自給率的上升，現在則不會單純為了石油而軍事“重返”中東地區。也就是說，美國五年前以從中東收縮力量，實行“離岸制衡”為開端的全球戰略調整，不會因為“伊斯蘭國”所挑起的地區動亂所帶來的石油供應問題而改變。理論上講，由于在國際能源供求鏈條上位置的變化，伊拉克內亂所導致的油價上漲會讓美國從中獲益，因為較高的價格才會為美國帶來更多的油氣開發投資和相應的就業，最終有利于美國經濟的振興、能源的安全和更有利的國際經濟地位。所以，至少從美國自身的能源需求來說，中東的戰略地位已經不像以前那樣重要。

　　當然，作為世界上石油最集中的地區，中東還供應著歐洲70%、日本90%、中國30%—50%的石油。[6]伊拉克目前日均原油產量為300萬桶至350萬桶，如果這一產量突然消失，將給市場帶來較大缺口，直接影響歐日和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國經濟也難獨善其身。因此，美國要求有關國家特別是歐盟分擔更多地區安全責任，在美國主導下共同為解決“伊斯蘭國”問題貢獻力量。奧巴馬在談到“伊斯蘭國”問題時明確說，中國“三十多年來一直搭便車”，其意也在敦促中國發揮作用，至少是配合美國的相關政策。

　　中東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地位的下降，還由于奧巴馬政府將一度失衡的全球戰略布局再次調整平衡，即提升亞太地區在美國資源配置中的比重。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時期，美國就曾有過一個“太平洋共同體”(New Pacific Community)構想，以及為此而設計的經濟一體化、政治民主化、安全集體化的亞太戰略，[7]“9·11”恐怖襲擊以及其后的阿、伊戰爭，使美國全球戰略失衡，對亞太的關注度下降。小布什政府的國務卿2005、2007年兩次缺席東盟地區論壇，并拒絕舉辦美國—東盟首腦峰會。三年前，在美國從伊拉克撤軍的同時，美政府高官陸續發聲，提出“太平洋世紀”、“重返亞洲”、“重返亞太”、“亞洲轉向”和亞太戰略“再平衡”。其實，美國所謂“重返”或“再平衡”，就是將在亞太以外的軍事、外交、經濟資源調整一部分到亞太地區，本質上還是全球范圍的“再平衡”。

　　亞洲擁有世界人口的60%，占全球GDP總量約35%。亞太地區的經濟活力、發展速度、與美國經濟聯系遠超其他地區。2013年，美國與亞洲國家的貨物貿易總額近1.6萬億美元，超過其與北美洲的1.1萬億和歐盟0.65萬億美元。東亞的朝核問題、臺海問題、東南海問題都是地區安全熱點，其中任何一個“起爆”，對地區和全球來說都是災難性的。美國在亞太地區有多個海外軍事基地，在亞太的海外駐軍與駐歐美軍規模相當。過去六年，政治上美國明顯加強了與日韓澳的聯系，并連續參加東亞峰會;軍事上，增加地區海空軍力部署;經濟上，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意圖在亞太地區打造一個“高質量和具有約束力”的經貿框架。美國將資源向亞太“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在過去十年的迅速崛起。奧巴馬政府雖一再表示美國無意遏制中國，但中國經濟軍事實力迅速增強本身就讓美國產生所謂“戰略焦慮”，擔心在本地區的地位被中國取代。所以，亞太地區自身地位的提升也讓美國無法放棄其開始不久的“再平衡”戰略。

　　美國的伊拉克困局與出路

　　撤出伊拉克還不到三年，“伊斯蘭國”就給美國領導人出了一個大難題。一方面極端武裝的殘暴虐殺讓美國動武師出有名，可以在幫助自己一手扶植起來的伊拉克政府渡過難關的同時，消除“伊斯蘭國”成為發動國際恐怖襲擊基地的隱患;另一方面美國中期選舉臨近、烏克蘭危機關系重大、削減赤字任重道遠，諸多掣肘讓奧巴馬又極不情愿軍事卷入。這種兩難處境從民意分歧上也能窺見一斑。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8月18日的民調，54%的民眾支持對伊斯蘭極端武裝進行軍事打擊，31%的人不支持;但有51%的被調查者擔心美國軍事卷入過度，32%的人擔心卷入不夠。美國政界分歧也很明顯。美國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表示，“伊斯蘭國”現在還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那是一場與我們無關的內戰;而前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則說保羅是一個孤立主義者，“我12年前就擔心，現在仍然擔心，會有另一次‘9·11’發生，而且其武器會比飛機票和裁紙刀致命得多。”

　　實際上，美國真正的困境源于伊拉克和整個中東地區錯綜復雜的教派和國家關系，其對“伊斯蘭國”的軍事打擊可能引發連鎖問題。首先，可能會引來中東乃至世界其他地區遜尼派穆斯林更深的仇美情緒，催生新一輪的國際恐怖襲擊。其次，客觀上有利于敘利亞阿薩德政府打擊反政府武裝，而阿薩德政權必須下臺又是美國和歐盟的既定目標。第三，順應了伊朗削弱遜尼派勢力進而主導海灣地區的企圖，而伊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國家層次上最主要或許也是唯一的敵人。第四，讓遜尼派掌權的美國盟友沙特、科威特、卡塔爾、土耳其等國對美心存芥蒂，而它們正在暗中支持敘利亞反政府的遜尼派武裝。

　　奧巴馬對美國全球戰略進行調整之后，中東仍然是重點之一，美國也仍在力圖主導中東事務。自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至2014年9月，國務卿克里訪問中東15次，到訪東亞只有7次，這既體現了中東形勢的復雜多變，又反映出美國對該地區的憂慮和難以割舍。2014年6月，“伊斯蘭國”武裝突然發力占領摩蘇爾和提克里克之后，美國先是以馬利基下臺作為空襲支援的條件，繼而派出由數百人組成的軍事顧問團評估伊拉克局勢和收集情報，然后決定發動空中打擊。面對日均5次的空襲，“伊斯蘭國”又將兩名美國記者“斬首”，激發了美國國內對奧巴馬政府缺乏一個完整的對付“伊斯蘭國”戰略的不滿。2014年9月，經過與歐盟和阿盟等成員國磋商，奧巴馬正式宣布削弱和最終摧毀“伊斯蘭國”的戰略：第一，進行系統性空中打擊而不局限于“保護美國人員和人道主義目的，包括打擊敘利亞境內的恐怖分子;第二，裝備和訓練伊政府軍、庫爾德武裝和敘利亞反對派;第三，與阿盟(包括土耳其)、歐盟建立數十個國家的聯盟，在軍事、經濟、政治、人員多方面采取行動;同時再次表示，美國不會派出地面部隊。而據美國國家安全副顧問透露，“實施這一戰略需要一段時間，而要達到擊敗對方的目標，或許會拖到下一任政府。”美國此次應對“伊斯蘭國”的決策過程表現出兩個特點：首先，不追求短期見效，體現出美國對外戰略決策中控制力度、漸次推進、順勢而為的奧巴馬風格;第二，強調這只是美國“牽頭”的戰略，含義是其所帶來的責任、風險、壓力、費用由國際聯盟共同承擔，這也是奧巴馬全球戰略調整的原則。

　　同時，這一應對“伊斯蘭國”的長期戰略還說明，美國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伊拉克阿巴迪新政府爭取遜尼派民心、使“伊斯蘭國”失去生存土壤方面，包括重新組建一個“包容性”政府，赦免數萬名以恐怖活動罪名關押的遜尼派人員，與遜尼派貧油聚居區分享石油收入等。美國決策者已經明白，既然伊拉克內亂的根源在教派沖突和內政失誤，消除的方法就不能再主要依靠外力，而要鏟除其內在禍源。美國的空中打擊就像一次“外科手術”，而肌體的真正康復需要內在免疫系統的修復。然而，阿巴迪需要時間說服什葉派各個團體的合作，也需要時間實施和解政策以換取遜尼派民眾的轉化。奧巴馬所提出的系統空襲、軍事援助和組建聯盟戰略，實際上只是促使遜尼派民意轉變的“遠水”，解不了“伊斯蘭國”迅速擴張的“近渴”問題。美國試圖重演波黑戰爭時期的“波斯尼亞方式”[8]，培育和武裝當地力量，派軍事顧問參與指揮，在外來空中掩護下先遏制和削弱對手，最終靠國家重建將其打敗。

　　總而言之，由于在薩達姆專制統治下的教派間平衡被美國的軍事入侵所打破，伊拉克深層的教派分歧和國家認同缺失浮出水面。在此背景下，以美國撤軍、敘利亞內戰和伊拉克原政府的錯誤政策為契機，“伊斯蘭國”武裝異軍突起。為了維護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和八年伊拉克戰爭的遺產，美國決策者一定會想方設法打敗“伊斯蘭國”。但是，隨著美國對海灣地區油氣資源依賴程度的下降和亞太地區在美國全球利益中地位的上升，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由于應對“伊斯蘭國”挑戰而重新轉回中東的可能性很小。其實，評判奧巴馬的全球戰略調整是否會夭折，不能以美國用什么方式干預伊拉克內亂作為標準，只要美國決策者不再以“救世主”的思維去處理和解決地區問題，即使與“伊斯蘭國”武裝在地面戰場進行小規模交鋒，也不一定就意味著美國對外戰略重回小布什時期的干涉主義道路。( 王鳴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1]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上網時間：2014年7月1日)

　　[2] 西摩·馬丁·李普塞特煮，張華青等譯：《一致與沖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頁。

　　[3] 【美】布熱津斯基著，陳東曉等譯：《第二次機遇：三位總統與美國的超級大國危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4] Michael 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Winter 2011/12, p. 44.

　　[5] http://news.cntv.cn/2014/08/12/VIDE1407817921215188.shtml.(上網時間：2014年8月12)

　　[6] 郭丁源：“伊拉克亂局的石油‘鑰匙’”， http://www.cb.com.cn/economy/2014_0816/1077928.html.(上網時間：2014年8月19日)

　　[7] 金波：《克林頓政府的新亞太戰略》，載《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第21-26頁。

　　[8] 20世紀90年代，波黑戰爭期間，北約幫助波斯尼亞克族建立一支常規軍事力量，由統一的專業軍事指揮機構領導，在北約的空中掩護下打敗塞族武裝，最終導致代頓協議的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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