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貧困和種族主義

　　埃博拉，貧困和種族主義

　　泰丟斯·帕多 著

　　連正炎 譯

　　素俠云雪 校

　　譯者按：傳染病是一個令人生畏的名詞，人類在數千年來一直與其展開博斗，黑死病，天花，瘧疾等造成無數人的死亡。隨著科技的進步，醫學的發達，某些傳染病在地球上消失了，但又不斷產生出新的傳性，最著名的有艾滋病，以及近幾年來一直鬧得人心惶惶的SARS，禽流感，豬流感。傳染病的爆發以及遏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疾病的預防以及醫學的進步。胡發云的小說《如焉@sars.come》以03年的SARS 爆發為背景，從側面向我們展示了傳染病的爆發及其后果不僅取決于醫學與人類自身免疫力，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學問題。

　　最近在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因其高致死率而引起全世界人的關注，埃博拉病毒真有那么可怕嗎?為什么病毒最近愈演愈烈呢?病毒爆發的背后是不是有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這篇文章會給出答案，作者雖是醫生，但文章重點不在于如何預防控制疾病。作者更多從社會政治的角度觀察問題，其指出，社會政治局勢的動蕩，貧窮以及種族主義造成“在傳染病爆發的前前后后，因為一些能治療的小病，營養不良，缺乏衛生而死去的人多于埃博拉造成的死亡人數。”

　　因為無知，饑餓，營養不良無法傳染，要不人類也會像對待傳染病一樣與其展開斗爭。一邊是富裕的強國，因生產過剩而導致經濟危機;而一邊則是非洲窮國，人們每日都在與溫飽作斗爭。這就是以自由、民主標榜的資本主義文明所造就出的這“天堂”地獄的雙重景象。

　　問題

　　最近幾周，德國當局和英國當局公開表達了一個難以忽視的真相——雖然沒有清楚地表示出：埃博拉不會成為他們(和其他富裕的工業化國家)的主要問題，但在因多種原因(目前)遭到感染的西非國家，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埃博拉病毒并不是一個新發現。 1976 年在剛果埃博拉河畔發現了該病毒，“埃博拉”由此而得名。病毒第一次肆虐就造成了大約 300 人死亡。之后該瘟疫在非洲不同國家內重復爆發，最近最嚴重的一次是在 2007 年的烏干達，之后又在剛果(金)爆發。從流行病學的角度看，埃博拉病毒并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病毒只通過接觸感染的

　　人或動物的體液而進行傳播——例如，與流感病毒的傳染相反，后者可以通過空氣進行傳播——所以自我預防相對比較簡單。

　　此外，這種病毒對環境影響非常敏感，在體液外就會立即死亡，病毒不能進入沒有損傷的皮膚，只通過粘膜(如嘴，鼻子，眼睛)傳播或開放性的創口傳播。要是這種病毒具有流感那樣的傳染性，那就會有幾十萬的病例。

　　但是，因為感染人群的死亡率(根據病毒的類型，在 50～80%之間)非常高，目前為止又沒有可靠的治療手段和有效的疫苗，所以該病毒非常危險。

　　實際上，這種病毒是一種所謂的 RNA 病毒，并不是“針對”人類的。沒有哪種病菌，病毒或寄生蟲會對其宿主造成如此高的死亡率，會這么快殺死宿主——它可能要繁殖，而不是滅絕。這種病毒的最初宿主很可能是某種蝙蝠，基本上是意外傳染給了人類和像羚羊或猴子那樣的某種野生動物。

　　我們之前提過，預防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基本上相當簡單。這就是過去的疫情受到限制，并迅速被遏制住的一個原因。

　　傳染病與社會政治局勢

　　為什么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地區傳播得這么快，而過去疫情的爆發能得到相對的控制呢?有多種原因，這與病毒本身沒多大關系，倒是與各國局勢有很大關系。通常人們可以說，傳染病在貧窮(人口稠密的)國家內傳播得更快更容易。利比亞的人類發展指數是 174，塞拉利昂的是 177，幾內亞是 178，局勢差不多得到控制的尼日利亞是153。

　　首先，醫療基礎設置并不十分可靠。 1991 年—2002 年的內戰后，塞拉利昂的醫療系統幾乎被全部摧毀，在該國的一些地方，完全就沒有了。利比亞的形勢也與此類似。

　　其次，某些預防性措施的建議沒有被人們所理會——而這不無原因。食用包括蝙蝠在內的野生動物的肉是病毒傳染的主要途徑，如果有人想要禁止這種消費品，警示和建議絲毫起不了作用，因為人們除了吃這些東西來養活自己以外，沒錢買其他食物。

　　第三，教育水平在與傳染病的斗爭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所有被感染的地區，教育水平都非常低下，導致各種謠言盛行，最好的情況下人們對此毫無所知，最糟糕時只有危險。

　　例如， 8 月初，尼日利亞的第一起感染病例(從利比亞輸入拉各斯)發生后，社會媒體發布了一則建議：用鹽水洗澡，喝鹽水能預防埃博拉。盡管官方立即表示許多人都不會相信這種話，也不會照著做。結果依循子虛烏有的傳言所盲動而造成的嚴重腹瀉導致許多人住院，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尼日利亞衛生部部長丘克教授的例子證明了即使是負責官員也會受到各種錯誤信息的影響。這名部長在 8 月 15 日公開宣布，尼日利亞將進口一種抗埃博拉的新藥。原來這種新藥只是所謂的“納米銀”( Nano Silver)(尼日利亞新聞報紙上的寫法是“ Nano Silva”)，目前它用于洗衣機的表面涂層，以及作為衣物，例如襪子的抗菌添加劑，對于治療全身性的埃博拉病，完全沒有效果。

　　第四，結合上一點可以知道，大部分人根本不相信官方發布的消息，理由很充分，我們剛剛證明過。

　　第五，由于種種原因，應對疾病進一步傳播的必要手段(即，隔離，封鎖，限制走動)沒有實施或沒有充分實施。除了缺乏基礎設施，令人失望的衛生設施條件(已經提到過)，民眾的不信任之外，普遍的腐敗行為起了關鍵作用，在尼日利亞尤為嚴重：為阻止病毒傳播而實施的出入限制因腐敗而形同虛設。

　　第六，特殊疾病造成的人口死亡率在貧窮的國家內一般要更高。某人是否能夠從埃博拉病中幸存下來的問題，不僅取決于病毒，關鍵還在于這個人的免疫系統狀況，也就是個人的抵抗力。你可以想象一下，例如塞拉利昂的平均預期壽命在 48 歲到 49 歲之間，嬰兒死亡率為每 1000 個新出生嬰兒中有 159 人死亡，顯然，病毒在這群虛弱與營養不良的人群中顯得尤為致命。

　　種族主義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所謂的國際社會在處理當前埃博拉傳染病時的方式，不禁會產生這樣的印象：種族主義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受感染的外國人不會像本地人那樣治療——后者不得不待在當地設施簡陋的醫療所內，而不會被轉移到北美和歐洲的特別醫療小組。最近發布的實驗性療法只在小范圍內使用，因此引發了分配公平的問題——如果它們確實有效的話。

　　醫藥產業無論如何都要冒險一試。一種新藥推出來時，通常必須要進行長期的測試以及展開大范圍的人體試驗，但唯一可能的就是醫藥公司會繞開這個流程，直接進行藥物生產。這是否有助于與病毒搏斗，值得懷疑。首先，所有(有作用的)抗病毒藥物都有相當大的潛在副作用，其次，這種策略弊大于利，想一下關于所謂的豬流感丑聞，就知道這種情況已不是第一次了。但無論如何這有利于獲得利潤。

　　上述情況也適用于疫苗的開發，直到現在開發還很緩慢——考慮到疫苗的主要目標群體根本沒有償付的能力。但現在來自紅十字會和世界衛生組織(該組織有著自己的算盤，但根本不是出于人道主義)的國際專業護理協會發出了警報，捐款額急劇上升。

　　這并不表示現在最好什么都不做。目前雖然采取了緊急措施，大量的助手和流行病學專家正在處理這個問題，但這絲毫不會改變上述各種災禍的原因。因此，在傳染病爆發的前前后后，因為一些能治療的小病，營養不良，缺乏衛生而死去的人多于埃博拉造成的死亡人數。

　　需要注意的是，與病毒性疾病比起來，無知，饑餓，營養不良才是主要的不利條件，只是這些不會傳染，所以不能靠飛機傳到歐洲或北美。否則(“文明社會”)就會迅速地與之展開戰斗，隨后就像目前對付埃博拉病毒所做的那樣。

　　2014 年 8 月

　　于尼日利亞首都拉各斯

　　《國際觀點》 2014 年 8 月號，第 47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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