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后，接著是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無不凸顯了亞太地區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迅速演變的亞太地緣政治布局，又為此添加色彩。
亞太局勢的最大變化，無過于霸主美國的衰退。奧巴馬上臺不久，我通過“階級烙印”(brand of a class)分析，指出他是美國歷史上最缺乏歐洲情結的“環太平洋”總統。果不其然，“戰略樞軸轉向”成為他最大的外交主動，主要目標是制約美國霸權的主要挑戰者中國。但是時至今日，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強弱消長，卻與奧巴馬外交戰略背道而馳。
尤其是奧巴馬面臨中東、歐洲和非洲一連串難以應付的國際危機，又遭遇國會中期選舉民主黨空前慘敗，作為跛鴨總統灰頭土臉地出席時下兩場峰會，是美國力不從心的極好標志。
美國國際影響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內。經濟結構的改變，帶來美國社會的深刻演變和分化，尤其是中產階層受到的持續擠壓，和低教育藍領階層的沉淪。奧巴馬兩屆政府任上，雖然宏觀經濟有所改善，失業率明顯回落，然而貧富分化加劇，半數以上民眾收入和生活水平不見提高，使得奧巴馬民望直追伊拉克戰爭泥沼和金融海嘯時期焦頭爛額的小布什。
內政無力回天之外，美國對外政策的失誤，也是重要因素。為了把重點轉向亞洲，奧巴馬聽任大中東局勢的糜爛，導致伊斯蘭極端勢力卷土重來。如我預測，美國媒體近日爆料：奧巴馬再次向伊朗最高領袖傳遞私信，爭取在核談判上取得突破，改善一籌莫展的外交局面。可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馬上從左右兩方發出警告，指出共和黨全面控制的國會兩院，難以允許奧巴馬政府為此“出賣”盟友(以色列和沙特等海灣君主國)利益。
以我的看法，更糟糕的是貿然導演發動的烏克蘭危機，實在是華盛頓的戰略誤判和歷史性錯誤，無形中強化了中國的戰略地位和優勢。
多年前我就指出：烏克蘭觸及俄羅斯的民族靈魂，會引起莫斯科的全力對抗。由于歷史上的蒙古征服，俄羅斯精英主流長期抱有一種深刻的“親歐恐亞”心態。斯大林因此導演了外蒙古“獨立”，也使得西方預期俄中兩國最終必然反目成仇。但是這次美國迫使西歐一同策劃剝奪俄羅斯的“文化搖籃”，徹底動搖了俄羅斯知識精英上述歷史情結，對歐亞大陸未來影響至大，而北京是最大的獲益者。
不妨回顧一下，小布什總統“意識形態”掛帥，發動“反恐”戰爭，為北京帶來10年和平發展環境。奧巴馬轉而“促生產”，把戰略重點轉向世界經濟新中心亞太地區，卻不慎引發新冷戰，把普京“逼上梁山”，與北京結盟。其他不說，為了打擊俄羅斯和伊朗，美國與沙特合謀，把國際油價從夏季每桶115美元壓到今天的80美元上下，幾乎跌掉三分之一。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中國(日進口量超過600萬桶)每天獲益便是2億美元。
美國固然加緊拉攏東京。但是我10年前就指出：日本面臨無法逃避的人口衰減，是個“日落”之國。習李政府履新后的一大外交成就，便是疏遠不可救藥的朝鮮金氏王朝，而強化與韓國的關系。借APEC峰會簽署的中韓自由貿易協議(FTA)概要，兩國形同實質締結FTA(英國BBC電臺評論)，是對日美非常不利的東北亞整合大勢。
再看華盛頓插手其中的南中國海主權爭議。南中國海九段線其實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民族主義遺產，中國最南領土改名曾母暗沙，便反映了蔣介石的儒家觀念。即便在風雨飄搖的1950年代，蔣介石仍然派軍戍守南中國海太平島。南中國海領土的現狀，是國共內戰的不幸后果。
在這場爭議中，菲律賓是扶不起的阿斗，眾所周知。華盛頓因此有意與越南發展軍事合作。但是與東南亞其他國家一樣，經濟發展的需求，最終會壓倒山姆大叔日益干癟的美援錢袋。
白宮一直渲染的美國亞太戰略的唯一“成就”是緬甸。可是最新一期《經濟學人》周刊，報道了其“民主改革”的倒退僵局，挖苦“緬甸越來越不像是個奧巴馬外交政策的勝利”。
至于華盛頓忙于撮合與日本結盟的印度，莫迪政府上臺似乎大有幫助。這樣的想法忽略了人民黨信奉的是印度教至上主義(Hindutva)。這一宗教信念不僅仇視伊斯蘭，也蘊含強烈的反西方主義。《紐約時報》月前有專文評論，顯示美國知識精英對此的防范擔心。其他不說，莫迪除了急于抄襲中國發展模式，也決不肯在國際政治上扮演二號提琴手。印度是唯一正式承認俄國吞并克里米亞的大國，便是例子。
總體而言，國際局勢的演變對中國利大于弊。而香港“占中”事件表明，北京的軟肋在內不在外。這是另外的題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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