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搖欲墜美國夢

　　我的家鄉俄亥俄州的克林頓港人口有6050人，在1950年代它還稱得上是美國夢的象征，不管你是銀行家的后代還是工廠工人的子女這里都會有不錯的機會。

　　但是半個世紀后，在克林頓港高中停車場里，富家子弟的寶馬敞篷車旁邊?？康恼撬麄兡切o家可歸的同學賴以寄居的破舊車輛。美國夢正在演變成一場全方位的美國噩夢。而關于這個小鎮的故事，以及鎮上兒童的不同命運，正不幸成為美國的表征。

　　幾乎我所有的同學，在成長過程里都是和他們的雙親生活在一起，住在他們擁有所有權的房子里，他們生活的社區里每個人都能叫出彼此的名字。有些人的父親在當地的汽車配件廠或者石膏礦山里上班，也有一些人的父親做些小生意，比如我的父親。在那個擁有強大工會以及充分就業的年代，很少的家庭體會到失業或者強烈的經濟不安全感。更少的克林頓港高中的學生擁有富裕的家庭背景，而且有背景的學生也會想方設法去掩蓋身份。

　　我當年的那些同學現在大部分都已經退休，在這半個世紀里，他們體會了巨大的向上流動性。他們中的四分之三在教育水平上超過了自己的父母，當然在經濟水平上也領先不少。我的同學中有三分之一他們的父母都沒有完成高中學業，而他們卻有一半都上了大學。

　　在俄亥俄的公立和私立學校上學成本都不高，而且還有一些機構在本地募集的獎學金作補充，比如“扶輪國際”社、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青年女性俱樂部等等。我們班上僅有的兩位黑人同學在鎮上遭遇到種族歧視，他們的父母小學也沒畢業，但他們還都還讀了研究生。不管是這兩位黑人兄弟，還是我的這些白人同學，沒有人會因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遭遇向上流動的阻力，而這卻在下個世紀成為現實。

　　我們橄欖球隊的明星四分位(我稱之為“J”)是個白人，他的家庭在鎮上算是貧窮一族。他的父親讀到八年級，打兩份工維持家庭生計，從早上7點到下午3點在克林頓港制造廠的產線上，從下午3點半到晚上11點在罐頭廠上班。盡管他每周要工作70多個小時，J的父親還是會抽空陪他玩游戲。就算買不起小汽車，J一家每周也要搭鄰居的順風車去教堂做禮拜，吃的也都是肉丁。雖然家境普通，J的父母卻督促他要考上大學，所以J在克林頓港高中選擇了大學預備課程，最后成績也排在全班前四分之一。他的牧師建議他去讀州南部的路德教會大學，并且打電話幫他找資助。J沒有負債完成學業后在神學院繼續進修，現在他擁有成功的職業生涯，一邊是路德教的牧師，一邊在高中做橄欖球隊的教練。

　　J從一個嚴謹但普通的工薪家庭成長到擁有成功職業生涯的現象并不是典型個案，這是我最近對我當年那些同學的調查結論。他們對我們年輕時候的描述驚人地相似：“我們窮，但是我們不知道。”事實上，從我們所享受到的社會支持的廣度和深度上看，其實我們很富有，只是當時我們也沒有感覺。

　　畢業的時候，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稍微意識到克林頓港將很快出現改變。當幾乎我們中的一半去讀大學的時候，那些留在鎮上的同學有理由期待一個比他們父母輩更舒適的生活，穩定的工作(如果是男性的話)和婚姻。

　　但是一場全國范圍內經濟、社會和文化旋風正在遠處積聚力量，它將徹底改變克林頓港1959年那屆畢業生的子孫后代的人生際遇。這場變革對于克林頓港將是刻骨銘心的，因為它正是這場吞噬美國的變革的代表。

　　曾在1950到1960年代中等繁榮的克林頓港的制造業基礎在1970代開始萎縮。座落在鎮子最東邊巨大的標準產品工廠在1950年代能提供1000個穩定且待遇良好的藍領工作機會，但是到1970年代這一數字減少了一半。再經過20多年的裁員和工資下降，位于楓樹街的廠子大門終于在1993年關門大吉了，留下了被鐵絲網包圍的廢墟，旁邊是美國環境保護部有毒提醒的標識牌。不過這只是這個鎮子經濟崩潰最顯眼的標志罷了。

　　制造業提供的工作機會占整個渥太華縣就業機會的比率從1965年的55%下滑到25%，并且還在減少。到2012年為止，渥太華縣工人的平均工資已經四十多年沒有實質的提高了，并且如果排除通貨膨脹因素干擾的話，他們現在的工資比他們祖父1970年代的工資還要低16%?？肆诸D港高中的畢業生能不回來的都漸漸不再回鄉，當地的人口總數逐漸下降。消費者的工資在下降，沃爾瑪又在郊區開了新店，這讓我年輕時候的那些鎮中心商店破產的破產，倒閉的倒閉。

　　經濟災難重錘敲擊的社會影響起初還有家庭和社區的情感鈕帶做緩沖，這種情感紐帶在我年輕的時候還非常強烈。但是隨著克林頓港高中一撥又一撥的學生畢業，他們遭遇到逐漸惡化的本地經濟，1950和1960年代的社會結構開始崩塌。未成年人犯罪率從1980年代開始井噴，到了2010年已經是全國平均水平的三倍。由于下跌的工資以及松弛的規范，渥太華縣的單親家庭比率已經翻了一番，從1970年的10%增長到2010年的20%，而同期的離婚率翻了四倍。作為當地經濟的中心，僅就克林頓港鎮而言，它在1980年代走向衰敗，非婚生子的比率從1978年到1990年增長了四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了40%，如果矯正種族因素影響差不多是2倍(當然全國平均水平也在逐漸增高)。

　　不像1959年的工人家庭子女，現在的克林頓港大部分同齡人，即使很努力也很聰明，也一樣陷入困境，甚至絕望地過著生活。R是一位18歲的白人女青年，跟我的孫女差不多大。她的祖父有可能是我的一位同學，但是當年我靠一位本地雇主提供的獎學金去讀大學的時候，他卻為了一份待遇良好工作穩定的藍領工作而錯過了大學。后來工廠倒閉，良好穩定的工作也灰飛煙滅了。所以當我的子女，子女的子女，就讀著名牌大學，享受成功職涯的時候，他的子女卻找不到工作，被毒品和犯罪誘惑，也沒有穩定的婚姻。

　　他孫女R的故事令人唏噓，充滿著孤獨、不信任和隔離。她還沒有上學的時候，她的父母就離婚了，她媽媽經常把她單獨留在家里，一餓就是好幾天。她爸爸的新女朋友經常打她，不給她喂食，甚至用嬰兒護欄把她關在房間里。R在高中的時候被抓到販賣毒品，此后她在未成年人拘留中心里呆了幾個月，最后高中也沒有畢業，只能從網上勉強弄個學歷證明。她的經歷讓她對任何人都有一種深深地不信任感，她的手臂上的傷疤就是證明，這是她曾經的男朋友在某個午夜對她造成的傷害。R有的時候會憂郁地想起她14歲時流產的那個嬰兒。孩子的爸爸跟她分手后找了其他女人，還有一個情人，他也沒有告訴她他曾經做過牢。R現在和一個老男人約會，他已經有兩個孩子，是跟不同的女人生的。除了那些空洞的夢想外，R已經不知道自己還能期望什么。

　　R的故事令人心碎。但是克林頓港過去半個世紀的故事，就像美國最近幾十年的歷史，不僅僅只是關于工人階層的崩潰，同時也見證著一個新的上層階級的誕生。過去二十年，當克林頓港的傳統經濟正在崩潰的同時，大量的富有專業人員正從美國的中西部涌向這座城鎮，他們在伊利湖周邊的封閉社區里建起豪宅，湖里面蕩漾的是他們的游艇。到2011年，湖濱的高檔區域卡托巴的兒童貧窮率只有1%，這只是幾百碼之外的內陸51%兒童貧窮率的一個零頭。當曾經輝煌的中產階級消失后，克林頓港新聞先驅報的地產目錄上毗鄰的既有百萬豪宅也有荒廢私宅。

　　將平等主義的精神與1950年代的現實相比——J的向上流動體驗和R的黯淡前景相比——生動的描繪了克林頓港過去50年的轉型，這些也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其它地方上演著。從德克薩斯的奧斯丁到明尼蘇達州的德盧斯，從亞特蘭大到加利福利亞的橙子縣，我的研究團隊跟幾十位像R這樣的人做過訪談。

　　美國夢的搖搖欲墜是個紫色問題，只用紅色或藍色鏡頭去審視會顯得模糊。它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根源相互交纏，是政府部門、私營部門，以及社區和個人失敗綜合導致的。但是最根本的問題是關于“我們”意識的急劇萎縮。我父母那個年代幾乎所有人都會把J看成是“我們自己的孩子”中的一個，但令人震驚的是現在的克林頓港沒有幾個大人會意識到R的存在，就更別說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除非我們把美國大陸眾多像R這樣的人看成自己的孩子，否則我們還會付出更大的經濟代價，而關于美國夢的說法也只能越來越成為一個荒謬的歷史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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