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其他國家在向外輸出資金、石油以及鮮花時，美國正不遺余力地試圖輸出民主。現在，有一個尖銳的問題：美國播散的民主，到底能夠帶來多少財富?
2003年，美英兩國組成的盟軍在進行3個月的戰爭后，推翻薩達姆的專政，建立了美國式民主。可是，伊拉克現在又陷入了另一場內亂。據美國媒體27日報道，剛從伊拉克返回的國際人道主義事務官員說，一場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正出現在這個沖突四起的國家。他們表示，伊拉克急需國際援助來幫助520萬伊拉克人度過正在到來的冬天，其中180萬人是難民。
在美國襄助之下，伊拉克“民主藍圖”似乎一切應該按部就班。可是，許多伊拉克人民抱怨，現在民主有了，安全和食物卻沒有了。
其實，美國不僅輸出的美式民主遭遇危機，就連其本身民主基礎也搖搖欲墜了。班農傳播研究公司總裁布拉德·班農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周刊網站上曾稱，當太少人信任本應代表他們的體制時，民主就無法有效發揮作用。蓋洛普一項民調顯示，只有13%的美國人認可國會的表現，超過五分之四的人(83%)不認可。
英國金融時報網27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何帆的題為《民主遏制不了貧富分化？》的文章說，美國民主政治要求一人一票，紐約街頭的流浪漢和巴菲特一樣，都是一張選票，但經濟現實卻是貧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而這帶來了一個嚴峻的兩難選擇：你是要經濟自由呢，還是要民主制度？
按道理講，民主制度要聽大多數人的意見，因此當人人厭惡貧富差距的時候，自然會通過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政策，遏制收入不平等擴大的趨勢。然而，據最新數據顯示，從1968年至2013年，美國的基尼系數上升了23%(基尼系數是用來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一個指標，數值越高表示財富分配越不均)。可以說，美國標榜的民主制度并沒有遏制收入不平等趨勢。也就是說民主并沒有美國窮人帶給多少財富。為什么？
大量的證據表明，美國的政治體系日益被富有的利益集團掌控。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家馬丁·吉倫斯發現，美國的政治進程導致比較富裕的美國人對政府頒布的種種公共政策的影響力大到不成比例。普通公民也很重要，但只在與比較富裕的美國人觀點一致時重要。否則他們往往會失敗。如今，美國的政治體系對于窮人的訴求愈來愈冷漠。
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了一本新書《不平等的代價》，說的是財富如何破壞了民主政治。文章指出，財富不僅僅會影響經濟政策，還會直接影響政治決策。斯蒂格利茨還認為，美國的窮人中很多是沒有公民權的。有公民權的窮人，也在為生計發愁，而非為政治操心。革命從來都只是革命家自己的娛樂。
無獨有偶，標準普爾和摩根士丹利公司今年8月和9月分別發表的報告都指出，美國不平等程度上升，而且這對美國經濟帶來破壞性影響。標普報告指出，收入不平等達到極端的程度，將在長期內傷害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而美國目前正在接近這樣的門檻。10月17日，美聯儲主席耶倫在一個會議上說：“美國不平等的程度繼續加劇，令我非常憂心。”她質問，這種趨勢是否與備受推崇的機會平等這一美國價值觀相背離。作為中央銀行行長，耶倫加入關于社會不平等的政治辯論，顯得頗不尋常。
幾年前，有人用165個國家做樣本，計算民主程度和人均國民收入存在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405(相關系數是一個指標，說明兩組個現象之間關系密切程度)。 然而，據瑞士信貸銀行10月發布的2014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世界上有12.82萬“超高凈值”富人，即凈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人有62800位超高凈值富人住在美國，這相當于整個群體總人數的49%，比2013年中期多了9500人。與富人財富節節攀升相反，窮人和中產階層美國人的收入和財富水平長期停滯。
當然，在這里我們并不否認民主的優越性，但現實就是美國民主成了富人的民主，而后者正在做空美國民主。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前不久稱：“目前相對財富更多了，但不平等讓人們覺得自己被困住了。他們不再相信情況會有改善，無論工作多么艱辛。人們不再信任他人、政治體系，我認為這非常威脅民主。”
德國《圖片報》對此表示質疑稱，作為一位百萬富翁，其演講出場費高達20萬美元，她的財富是否會讓低收入人民困擾。在美國，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年收入在5萬美元左右。但希拉里的女兒切爾西在31歲時，個人年薪就達到60萬美元。這種機會在美國歷史上迄今尚未出現過。美國所謂“公平”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只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而已。
民主能否帶來財富，二者之間有何種關系這樣的問題當然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清楚的。而且，國際環境下，大國的許多優勢也許會更適合民主。但是，這里還是奉勸美國在未熟悉他國國情前，最好不要用蠻力來輸出民主。因為現在一些國家雖然也出現了貌似的民主，但并非真實的民主，更多的國家演變成為人們所說的“失敗國家”，比如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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