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禾
無意識反抗與教育的教條化
蟬歌編輯部：從《弗氏人偶》(The Freudian Robot)出版后，我們一直期待您的新作。沒想到等很久卻等到您這本書出來，這讓我們覺得很驚訝。其實一開始沒有關注跨文體寫作這一創新，但隨著閱讀的深入，感覺到寫作方式對于知識和文章的傳播，尤為重要。我們到底寫給誰看?會不會陷入自娛自樂的漩渦?國內微博上出現的網絡大V，在網民和大學生群體中，影響力很大，您在接受《北京青年報》“青閱讀”的采訪時候也提過，網絡大V，實際上美國是沒有的。
劉禾：是的，美國有各式各樣的bloggers,但好像沒有左右公眾意見的大V。
蟬歌編輯部：我們就一直在討論寫作的問題，網絡大V為什么能夠在網絡上這么紅火?
劉禾：可能是因為網絡的幕后推手吧，點擊率背后有沒有強大的資金支持?推手是什么人?我們不清楚，只能猜猜而已。許多事情的內幕現在不清楚，多少年以后可能會曝光。
這些事讓我想起美國大學和冷戰的一些事情。比方說，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幢樓，叫做SIPA樓。SIPA是個縮寫，指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它屬于哥大二十多個學院中的一個，就是楊瀾當年讀研究生的那個學院。這座樓方頭方腦，是現代主義式的混凝土建筑。第一層樓上有個以Frank Altschul命名的大禮堂，這個捐款人Altschul是誰?他是個銀行家，冷戰時期他在哥大國際事務學院(這個學院當年的名稱是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擔任顧問，很重要的職位，他同時也在中情局底下的自由歐洲委員會任職，親自參與了“自由歐洲電臺”等冷戰項目的創立。冷戰期間，哥大的國際事務學院為中情局做事的教授和研究人員還不少。我認識一位美國學者，是60年代哥大的本科生，他告訴我，60年代學生運動的時候，哥大的學生把這座樓包圍起來，高呼CIA滾出去?，F在不少關于冷戰的研究開始揭露更多的內幕，原因是有些檔案公開了。
今天發生的很多事情，檔案無法公開，人們也就無從了解。像奧威爾告密的事情，那是發生在幾十年前的事情，《衛報》記者揭露奧威爾向英國軍情六處提交黑名單，是在近半個世紀以后。有些檔案需要打官司，《衛報》記者采取法律手段同英國政府打官司，這才看到奧威爾的秘密筆記本。一位美國學者為了調查愛因斯坦的檔案，也花了很多功夫與FBI打官司，最后他看到FBI多年監督愛因斯坦的材料，寫成一本書。這本書有中譯本，叫做《愛因斯坦檔案》。大V這個現象，我們不知道內幕。根據我的經驗和歷史研究，有些網絡現象背后可能還有國際背景。
蟬歌編輯部：對，您今天還提到了讀者問題，我們對于讀者本身有個期待，就是說我們不能夠過度低估讀者。我很震驚，因為您提到在紐約上演一個九小時的英國話劇《烏托邦彼岸》，而且討論這么復雜的歷史哲學，觀眾對此趨之若鶩。但如果這么一個劇放到中國來，你們覺得會是怎樣的情形?
我們猜測可能有人會把它改造成一個彰顯自己有品味的行為，也許他不一定真的對這個劇感興趣，也不真的能搞明白它在說什么，但是呢，我去看了，然后分享到社交媒體上，就達成了彰顯與眾不同的愿望：你們在看《媽媽咪呀》的時候，我卻在看黑格爾。
劉禾：這都有可能，有的人在參與的時候可能被改變，有的人永遠都不能被改變，這都沒關系。如果某些東西給他們施加足夠的心理壓力，讓他們覺得炫耀這個東西比炫耀《媽媽咪呀》更加高大上，那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但在另一些人中間，可能有一些有頭腦的人，我相信存在這個概率。就像我在書里寫的，世界上優秀的科學家并不多，就那么幾個人，他們卻改變了世界。俄國十二月黨有幾個人?沒多少人，但在他們之后，俄國的歷史就被改寫了。19世紀俄國文學也沒出現多少人，結果出現了一個有影響力的俄國文壇。他們頂多有十幾個人，對不對?所以我不倒那么悲觀。我為什么說要用寫作吸引最優秀的人呢，不然的話各自為陣，孤獨地與風車搏斗，多浪費精力呀。
蟬歌編輯部：說到這個事情，我們也想到，是否可以讓學生或者周圍的朋友讀了奧威爾的《1984》再來讀您這本書，以這種控制實驗的方式能否產生一種心服口服的效果?
劉禾：讓他們先讀奧威爾是吧?
蟬歌編輯部：對，現在很多青年學生其實并沒有真正讀過或者認真讀過，但媒體已經制造出了一個讓他們印象深刻的“1984”。
劉禾：那是一種簡單化的理解，但它總是行之有效，為什么有效?我們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從1949年之后，國內在教育和理論建設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馬列主義的教條化，意味著學校要強迫學生通過政治課的方式接受一套說法，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幾十年毫無改觀。在這種情況下，學生的反抗是情有可原的，可以理解。這明顯是主流教育和意識形態的失敗，因為把馬列主義的教條化只能導致學生的逆反心理，你越強調宣傳，就越失敗。奇怪，搞教育的人不研究社會心理。
但學生的問題在于，反抗之后能不能學會思考?一個孩子反叛父親，這是正常的，它是人類的通性。除了家庭，還有現代教育機制，考試制度，晉升機制，就業制度，這些也都造成層層壓制，那么兒子反抗父親的模式也自然被擴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形成一種我們熟知的自動心理模式，誰控制我，我就反抗誰;誰統治我，我就反抗誰，時間久了，反抗者反而被自己反抗的對象所束縛。其實這種影射式的反抗比較幼稚、很無力，正如精神分析理論所說的不由自主的、強迫癥式的重復，不經過思考，完全都是無意識。如果人的行為完全被無意識所控制，那與動物沒什么區別?既然他所有對外界的反應都是固定的模式。比如你給這種人一本書，馬上就能預測他如何反應。我對中學生的無意識反抗持同情態度，因為他們不得不每天都面對老師的權威，高考的壓迫，以及家庭和社會的壓力。我甚至理解他們為什么一窩蜂地都讀韓寒。然而，到了大學階段，過了青春期的門坎之后，是不是該到發展智性、讓自己成熟起來的時候了?我的意思是，既不再是單純的反抗，也不僅僅在反抗之中尋求某種心理滿足，而是開始思考問題。一個人如果多少年都重復一種心理和行為模式，我懷疑這個人的大腦能不能處理復雜的信息。
蟬歌編輯部：這也是韓寒成功的社會心理動因，他就是順應了受眾簡單反抗的模式，用他那一套語言技巧，讓這些人更容易接受。
如何看待韓寒現象？
蟬歌編輯部：既然說到韓寒，我們就請您談一下關于韓寒的著作、電影和他的影響力問題。韓寒粉絲包括中學生，但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很多白領，甚至是歲數比較大一點的人更是韓粉當中的主力軍。
劉禾：白領也是他的粉絲嗎?真的?你們能不能分析一下，該如何解釋?
蟬歌編輯部：韓寒最初搞文學創作，但后期他的重心轉移，已經不寫小說了，主要寫一些雜文，社會時評等等。他能夠受到這么多人的喜歡和追捧，不是因為他的文學作品本身，而是他的態度。
劉禾：他后來出了抄襲丑聞，是嗎?
蟬歌編輯部：但關鍵在于，那套說他抄襲的指證對他毫無殺傷力，不但對他毫發無損，而且還迫使質疑他的人下不了臺。這在抄襲問題上也比較反常，畢竟一般情況下，被質疑者應該是一個比較被動的角色，不論你是不是真的抄襲了。但他恰恰博得了大多數人的同情，而且大家會覺得質疑他的人別有用心。你質疑韓寒?你是五毛吧?就會有這種很奇怪的邏輯出來，除非你是五毛，那不然你為什么質疑韓寒?喜歡他的人一方面概不承認質疑方所提交的那些證據的有效性，但另一方面又拒絕與任何證據直接對話。這些過程中發生很多有意思的爭吵、論戰。為他正名的不僅僅是一些小P孩，還有學界或其他文化名人、媒體知識分子，以及《南方周末》等媒體。
劉：我感覺這似乎是一個走不出去的死結。一個人想當民主英雄或者想引起別人的注意，就走反政府這一條路，這在中國是簡單不過的邏輯，畢竟這出戲往往是唱給國外媒體看的。反過來把這一套拿到美國就玩不轉，倒不是因為美國民主，誰說什么都可以，而是因為美國的國家機器太強大，誰怎么發表反政府言論都無濟于事，蚍蜉撼大樹。你倒試著在公路上頂撞一下荷槍實彈的美國警察，看會出現什么嚴重的后果?
經濟學和傳播學背后的故事
蟬歌編輯部：您的這本書里面除了講1919年之后英國知識分子的分化，科學家和政治的關系，還有文化冷戰這一議題。文化冷戰對于傳播學的學生非常重要，1980年代傳播學引入中國，從一開始被視為一門社會科學，中立、客觀和去意識形態化。但主流傳播學的許多理論發展正是文化冷戰的產物，這一點不能回避。
劉禾：在傳播學之前，早有很多學科嘗試過中立、客觀和去意識形態化，嘗試的結果很不一樣。比如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家把數學博弈論引入經濟學之前，這個學科屬于廣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人們把它和歷史學相提并論，說它只描述現象，而不能建立模型，而建立模型就是所謂的科學方法。經濟學在建立它的科學性或正當性時，就靠成功地引入數學，表面上好像擺脫了意識形態，但實際上是在進行意識形態的搏斗。我在《六個字母的解法》里面提到，劍橋的大經濟學家狄根森(Henry Dickinson)周圍都是左翼的經濟學家……而哈耶克到芝加哥大學以前，那里的經濟學系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的天下，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不受歡迎，他只能去法學院。其實，哈耶克的研究和法律一點兒關系也沒有，但法學院有人支持他。那時候，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不玩新自由主義的數學模型，但冷戰期間博弈論的發展，導致經濟學逐漸變成新自由主義的天下。所以真實的情形是，經濟學沒有拋棄意識形態，而是炮制出新的意識形態，所謂“中立”無非就是說，經濟學家借助數學樹立自己的學科合法性，以自然科學的方式呈現自己的研究。
經濟學在數學和科學的裝飾下，變的越來越理直氣壯，它聲稱自己是一門科學。很多經濟學家用他們的模型對市場作預期后來被證明是錯的，但他們下次還要說，似乎他們的學術信用度永不下跌。你看，一個巫師犯錯誤，胡說八道，但大家還篤信不疑，這難道不是一種宗教?在我看來，經濟學越來越成為把持人們信仰的宗教，不是嗎?我聽一位數學家講，數學界并不認可經濟學家的數學模型，可能因為那些模型沒有多少數學意義。那么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就只剩下了修辭意義和巫師說教。說來說去，它也不是科學，倒不如像社會學那樣，老老實實把經濟作為社會和政治問題研究?？傊?，博弈論之后的經濟學表面看起來強勢，但它對人類的貢獻非常有限。他們最后走到這一條路上，已經變成自娛自樂，與現實脫節。而這套游戲和模型到底有多少學理，誰去追究它呢?
再回到傳播學上，香農是信息論的創始人，但香農思考問題的方式不是完全是傳播學的方式，畢竟他有個數學學科的背景。他做過一個奇特的玩具，起名叫The Ultimate Machine “終極機器”。這個小機器是由很簡單的反饋機制構成的，極為形象地演示了反饋的過程，它的功能就是開啟后，再把自己關閉。你按下一個鈕，一只假手從盒子里伸出，假手再把那個鈕摁一下，然后就縮回盒子里了。我說這是香農演繹的自殺機器，啟開，關閉，很可怕吧?其實，美國語言學不是一直在自殺嗎?香農極富想象力，他不僅演繹什么叫反饋，他的工作都是帶有哲學性的，直接啟發克拉克寫科幻小說《2001太空漫游》，庫布里克后來把這部小說拍成電影。這種哲學意義是促使我寫《弗氏人偶》這本書的原因。如果傳播學只是把香農視為信息論和傳播模式的創造者，那就是浮于表面。此外，我發現香農對英文字母也有貢獻，他貢獻了第27個字母，一個無法用筆寫、只能用數學展示的“空”字，這里面蘊含的哲學意義不是更深奧嗎?可惜，國內的傳播學好像正在重蹈覆轍，正在朝著經濟學已經走過的路前進，你差不多可以預見它下一步走到哪里。
蟬歌編輯部：我們回到文化冷戰。您曾經提過，文化冷戰采取幾條腿走路的方式，那當前美國文化冷戰采取的一些形式……
劉禾：現在不說文化冷戰，不說文化帝國主義，人們說軟實力。冷戰的反面就是“熱戰”，軟實力的反面就是“硬實力”。這都是帝國中心論的表征。軟實力作為一種通行的規范，用來衡量每個國家，比如網絡戰爭，但網絡戰爭不能從傳播學的角度去看吧，那是赤裸裸的軟硬政治。
蟬歌編輯部：但是傳播學把它放到一個自由的框架里，網絡被看作一個通向自由的可能，因為在國內傳統媒體被控制得很嚴格，網絡雖然也被控制，但相比之下更存在一些突破的可能。
劉禾：這又是控制和反控制的簡單思維。有沒有想過，萬一你成功突破一個國家的控制以后，又落入另一個國家的控制怎么辦?斯諾登的逃亡恰恰證明這一點。互聯網從一開始就與信息自由無關，它不是一個自由空間，更不是Google和 Amazon所描繪的那種自由市場，它最早就是由西方國家的政府部門控制和推動的?；ヂ摼W的鼻祖ARPANET(美國高等研究計劃署網絡)是美國國防部資助的一個項目，這是公開的事實。
當年信息論開始發展的時候，拉康也在思考信息和信息論，他給學生授課，問過這樣一個問題，情人之間打電話，你在那頭，我在這頭，你認為他們是在進行communication嗎?任何東西經過電話這個機器，肯定已經不是communication…問題是，信息究竟是什么，這恐怕才是傳播領域里的根本問題。
(感謝笑塵的前期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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