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曾參與冷戰期間美國對世界文學版圖地位的爭奪?作家喬治•奧威爾作品的廣泛傳播，是美國構建帝國權威的“心理戰術”嗎?商務印書館“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日前引進并翻譯推出《帝國權威的檔案——帝國、文化與冷戰》一書，試圖揭示這些問題背后的秘密，該論著觀點正引發學界廣泛關注。據悉，該書在不久前獲得了美國蘭南基金會非虛構類文學獎，被譽為“猶如冷戰間諜小說般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學術著作”。
中情局為爭奪文學話語權布局
《帝國權威的檔案——帝國、文化與冷戰》一書的作者安德魯•N•魯賓是美國喬治敦大學的知名學者。他認為文化政治——尤其是美國暗中資助的文化政治——在二戰以后帝國權力從英國向美國轉移的重要階段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該書的寫作是建立在大量檔案研究的基礎上。作者研究表明，喬治•奧威爾、托馬斯•曼、W•H•奧登、理查德•賴特、瑪麗•麥卡錫以及阿爾伯特•加繆等作家的作品，幾乎被同時大量翻譯并發表在各種相互關聯的期刊上，這些期刊都是由諸如中情局資助的自由代表大會等組織創辦并在全世界發行的。書中通過對大量史料，尤其是之前從未公開的解密檔案的分析和研究說明，中情局在爭奪文學話語權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厘清中央情報局選擇“包裝”和“營銷”，或“邊緣化”一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標準，作者基于美國《信息自由法》與中央情報局進行了一場訴訟，但訴訟請求最終被法院駁回。這令作者感慨，“我們距離信息的自由、開放和民主的傳播還很遙遠，但卻近到足以看清美國國家權力及其權威檔案的真實意義”。
塑造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文化和文學權威
歷史上幾乎沒有像奧威爾的《動物莊園》這樣被翻譯成如此多的語言、發行數量如此龐大的英國小說。作者認為，這與英國情報機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別重視《動物莊園》各語種和版本翻譯出版密切相關。據悉，中情局曾買下了《動物莊園》的改編權，并投資進行電影拍攝。之后該片又根據試映效果進行修改和拍攝，直至中情局認可為止。作者指出，《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之所以被選擇，是因為美國認為這兩部作品對美國在海外實施權力新模式極其重要。同時，美國在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也同樣推行了這種復雜而曲折的文化戰略，也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塑造了戰后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文化和文學權威。
有專家提出，我們要注意這種“文化布局”和戰術，他們對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選擇很精準，被選擇的作家也都堪稱精英，作品也確屬一流，因此在全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目前學術界對于美國冷戰時期文化戰略的關注不夠，應當重新審視并對此進行認真研究。
(《環球視野》摘自2014年10月15日《文匯報》)
附文1：動物莊園里的日瓦戈醫生們
——國際傷痕文學與西方情報機構的不解“情緣”
關哲
提及冷戰，恐怕大多數人最先想到的是美蘇之間的軍備競賽，然而，最新公開的130份CIA(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文件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些許看待冷戰的新視角。此次公開的文件證實，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日瓦戈醫生》曾受到CIA的利用，其俄文版在海外的出版，在蘇聯、東歐的流通，也淪為中情局對抗蘇聯行動的一部分。根據這批解密檔案創作的《日瓦戈事件》(TheZhivagoAffair)即將于6月17日出版。
風起云涌的20世紀中葉，在冷戰的鐵幕之下，與帕斯捷爾納克有著同樣遭遇的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長長一串名單。喬治•奧威爾、安德烈•紀德、阿瑟•凱斯特勒……他們在無意間都成了“與CIA簽約的作家”，其文字與思想也在政治的漩渦中扭曲走形，作為“美國文化部”的CIA讓這些作品至今在與作者初衷相反的方向上越走越遠。
誠如在西方民主問題上的反思，中國學者領先歐美一步。同樣，對于冷戰中文學與政治的關系解讀，早在CIA情報解密之前就有李零、王紹光這樣的學者為我們帶來清醒而獨到的見解。而CIA文件的公布成為了對他們先前觀點最佳的注釋與印證。不妨先讀一讀華盛頓郵報網站4月6日為我們揭開的《日瓦格醫生》與CIA之間的秘密關系，再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學者們的先見之明。
《日瓦格醫生》成為“冷戰武器”
1958年1月，CIA總部收到了一個來自英國情報機構的的包裹，里面是兩卷《日瓦戈醫生》手稿膠片。帕斯捷爾納克的這部史詩長篇小說在蘇聯禁止出版。“這部書有很大的宣傳價值。”CIA在一份蘇聯分局的主管備忘錄里說，“不只是(小說)里內涵的信息和發人深省的特質，還在于發表它的環境：我們有機會讓蘇聯人民懷疑他們的政府哪里出了問題，在世最偉大蘇聯作家用俄語創作的一部偉大文學作品卻無法讓他們讀到。”
這一備忘錄屬于最新解密的130份CIA文件，這部分文件詳細解密了《日瓦戈醫生》當年在西方出版與CIA之間的關系。這批文檔也證實了過去幾十年來CIA與《日瓦戈醫生》出版之間的隱秘關系。根據這批解密檔案，CIA不僅幫助《日瓦戈醫生》在西方出版，還通過秘密行動將俄語版《日瓦戈醫生》運回俄羅斯，通過隱秘網絡讓這部小說在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流通。《日瓦戈醫生》的出版以及之后帕斯捷爾納克迅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被認為觸動了一場文化冷戰風暴。
隨著小說的面世和1965年電影版的巨大成功，《日瓦戈醫生》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小說作品。但很少讀者知道這要得益于CIA的介入。精裝俄語版《日瓦戈醫生》是在荷蘭出版印刷的，而迷你平裝版由CIA直接負責印刷，但這段歷史世人未曾得知。
根據最新解密的這批文檔，協助出版《日瓦戈醫生》由CIA蘇聯分局一手運作，負責人是CIA主管艾倫•杜勒斯，項目由當時的美國行動協調委員會(OCB)主席DwightD.Eisenhower批準，OCB直接向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
根據這批解密檔案創作的《日瓦戈事件》(TheZhivagoAffair)即將于6月17日出版。但根據要求，“日瓦戈事件”的許多當事官員和CIA信源名字被隱去，除了使用這批剛剛被解密的CIA文件，該書還采訪了多位跟該事件有關的其他官員。
冷戰時期，CIA非常喜歡文學——小說、短篇小說、詩歌;喬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納博科夫都符合他們的胃口。圖書被當作武器，蘇聯和東歐禁什么，它就會成為宣傳品去“揭穿蘇聯的真相”。在冷戰的一系列項目中，作為政治斗爭的一部分，總共有1000萬本圖書、雜志由情報機構秘密運到鐵幕背后。對于CIA來說，《日瓦戈醫生》是他們的黃金機會。
帕斯捷爾納克知道蘇聯出版界會對《日瓦戈醫生》有所畏縮，小說的宗教色彩很濃，細膩描寫了知識分子柔弱憂傷的心靈，與當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論調和對十月革命的吹捧格格不入。但帕斯捷爾納克展現出了他的勇氣。蘇聯方面最終還是拒絕了《日瓦戈醫生》。但對帕斯捷爾納克幸運的是，一位意大利米蘭出版商通過其在莫斯科的文學觀察員得到了《日瓦戈醫生》手稿。1956年，帕斯捷爾納克跟意大利出版商Giangiacomo Feltrinelli簽署了出版合同，Giangiacomo Feltrinelli表示他會抵制來自克里姆林宮和意大利共產黨禁止該書出版的壓力。1957年，意大利語版《日瓦戈醫生》問世。
在布魯塞爾世博會上分發的《日瓦戈醫生》
在華盛頓，蘇聯專家很快就覺察到莫斯科當局為何會厭惡《日瓦戈醫生》。根據1958年7月的備忘錄，CIA蘇聯分局主管約翰•莫里寫到，這本書(《日瓦戈醫生》)很明顯威脅了克里姆林宮所描繪的那副圖景。“帕斯捷爾納克的人道主義，是對蘇聯宣揚為共產主義犧牲個人的道德準則的挑戰。”意大利版《日瓦戈醫生》出版后不久，在一份備忘錄里，CIA雇員建議《日瓦戈醫生》以盡量多的外文出版，讓盡量多自由世界的人們拿到和贊揚，推動他獲得像諾貝爾獎之類的榮譽是可以考慮的。CIA希望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得到世界關注，包括瑞典學院，但沒有證據顯示CIA推動出版俄文版《日瓦戈醫生》幫助了帕斯捷爾納克在1958年的獲獎。這成了謎團。
1958年，布魯塞爾世博會召開，43個國家參加，美國和蘇聯相互競爭，都建造了龐大展館來展示各自生活方式。這引起了CIA的興趣。難得有那么多蘇聯人在西方，當時比利時簽發了16000份簽證給蘇聯游客。
通過一家紐約的小型出版社秘密印刷了第一批俄文版《日瓦戈醫生》后，CIA決定與荷蘭情報部門(BVD)合作。他們的情報工作人員搜尋那些適合的人選把《日瓦戈醫生》帶回去。兩家情報機構緊密合作，1958年，CIA方面補貼了50位荷蘭情報人員(BVD一共有691名雇員)，這些荷蘭情報人員都接受華盛頓方面的訓練。美國方面不希望有任何痕跡顯示，這件事情是由美國方面干的。
1958年9月，第一個俄文版《日瓦戈醫生》以海牙莫頓出版社的名義問世。200本書首先送往華盛頓，其余部分分發到CIA在西歐的分支機構，200本在法蘭克福，100在柏林，100本在慕尼黑，25本在倫敦，10本在巴黎，而最多的一批365本被運往布魯塞爾。這些《日瓦戈醫生》不能在美國館拿出來，最終CIA找到了和美國館相鄰的梵蒂岡館。梵蒂岡館的名字叫“上帝之城”，蘇聯天主教流亡者在“上帝之城”里秘密建了個小型圖書室。由CIA資助的《日瓦戈醫生》就在那里分發給蘇聯人。拿到書的蘇聯人將藍色的精裝拆了，把書頁分開，偷偷摸摸帶回家。“行動非常成功。”1958年9月10日的備忘錄寫到。
在蘇聯，俄語版《日瓦戈醫生》問世的消息也很快到了帕斯捷爾納克那里。還是在9月，帕斯捷爾納克寫給巴黎的一位朋友信中說：“原版《日瓦戈醫生》真的問世了?很多前往布魯塞爾的觀光客似乎看到了。”
但有一個問題是，CIA原先設想的是荷蘭海牙的那家出版商會跟帕斯捷爾納克的米蘭出版商簽訂出版合同，這樣可以證明在布魯塞爾出現的俄語版《日瓦戈醫生》是荷蘭人印的。但他們沒有簽訂出版合同，在海牙印刷的這批《日瓦戈醫生》是盜版。擁有《日瓦戈醫生》版權的意大利出版商得知在布魯塞爾出現盜版的俄語版《日瓦戈醫生》后，非常憤怒。幸好怒火沒有將CIA牽涉進去。
1958年11月15日出版的《國家評論簡報》上首先把《日瓦戈醫生》的印刷與CIA聯系起來。《國家評論簡報》是《國家評論》給訂戶的一份簡報，這份保守派雜志由小威廉•伯克利創辦。一位寫作者用假名奎西刊登了一篇文章，他注意到《日瓦戈醫生》被秘密的運到梵蒂岡館，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小說在莫斯科的秘密傳播，以及CIA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
1958年11月5日，杜勒斯的備忘錄顯示，CIA認為《日瓦戈醫生》顯然影響了蘇聯人。而同時，帕斯捷爾納克被迫退回了諾貝爾獎。CIA方面則精心指導其情報人員如何鼓動西方游客跟他們所遇到的蘇聯人談論文學和《日瓦戈醫生》。
俄語版《日瓦戈醫生》需求越來越大，1959年7月，9000本簡裝本《日瓦戈醫生》在巴黎出版印刷，上面顯示的出版社是巴黎的Sociétéd’Editionetd’ImpressionMondiale，這是一家蘇聯流亡者創辦的出版社，當然得到了CIA的支持。CIA的記錄顯示，這些《日瓦戈醫生》部分通過CIA情報人員與在西方的蘇聯觀光客和官員接觸時分發，其中有2000本是1959年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青年學生和平友誼大會”上分發給蘇聯和東歐學生。在那屆大會上，分發的“禁書”共3萬冊，用14種語言發行，包括《1984》、《動物莊園》、《失敗的上帝》和《日瓦戈醫生》，其中《日瓦戈醫生》除了俄語版，還有波蘭語、捷克語、德語、匈牙利語和中文版。
“文化冷戰”與“美國文化部”
對《日瓦戈醫生》與中情局之間秘密的證實，讓我們不得不對冷戰有一些新的認識。比如，關于“文化冷戰”(the Cultural Cold War)這樣一個略為陌生的名詞。“文化冷戰”的說法，美國學者Christopher Lasch早在1967年就在《國家》雜志上撰文提出過。然而“文化冷戰”在西方的主流媒體中一直是禁忌話題，使得至今我們對CIA和眾多文化名人、文化事件未曾有太多聯想。
河清在《藝術的陰謀：透析一種“當代藝術國際”》一書中對CIA的前世今生做了非常詳細的介紹。河清在書中寫道，二戰期間，為了對付法西斯納粹，美國政府就成立了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簡稱OSS，由多諾萬(W.Donovan)將軍領導。后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艾倫•杜勒斯(A.Dulles)是其副手。這支多諾萬將軍的秘密部隊，注重吸收文化人士加入：作家海明威是多諾萬的“密友和合作者”，還有圣埃克居佩里(A.Saint- Exupery)，這位寫大人的童話《小王子》、其頭像還上了法國50法郎紙幣的著名法國作家，也在其中。還有移居美國的托爾斯泰的孫子伊利亞•托爾斯泰等，也是OSS的軍官。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報局，完全延續了“戰略情報局”的格局，招納“出身于華盛頓百十來個富豪家族”的子弟和“長春藤”名校的精英，多諾萬將軍本身就是后來CIA的設計師。
從一開始，美國的冷戰設計師們就意識到，冷戰的主體是“文化戰”。著名冷戰反共謀士、中央情報局的創始人之一喬治•坎南(G.Kennan)提出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宣傳和政治戰的技巧”，并指出“必要的謊言是美國戰后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坎南曾給總統寫過一封名為“美國對蘇關系”的長信，建議一種“文化毒化”(intoxication culturelle)：“我們應該給蘇聯提供其政府所能接受的盡可能多的書籍、雜志、報紙和電影。我們應當對蘇聯設立電臺播音，并發起旅游者、學生和教師的交流。”
1945年到1960年，正是美蘇“文化冷戰”最激烈的時期，大量的文化藝術界名人，作為“冷戰武器”被推上了歷史舞臺。冷戰的設計者、CIA創始人之一喬治•坎南曾直言不諱：“我們這個國家沒有設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不得不盡其所能來彌補這一缺陷。”
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于2002年出版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中介紹了由CIA設立的“文化自由大會”在1947至1967年間在文化界進行的種種行動。
1950年，中央情報局為更有效地在國際上實施文化冷戰，決定在柏林創立“文化自由大會”。在文化冷戰前線的德國，當時中情局駐德工作站的行動人員達1400名。為了這次大會的召開，中央情報局為各國代表們提供秘密經費，用各種運輸方式，甚至動用C-47軍用運輸機，運送幾百名代表去柏林。大會以“科學與極權主義”、“藝術、藝術家與自由”等為議題。在最后一天有15000人參加的大會上，凱斯特勒宣讀了一份《自由宣言》。從此西方被稱為“自由世界”，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則是“極權專制”。這個文化自由大會的真正目的，是“一個設在歐洲的橋頭堡，以阻止共產主義的進犯……它應成為傳播美國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務是打破歐洲，特別是法國盛行的僵化負面的看法，認為美國是一片文化荒漠”。
文化自由大會成立之后，“法國文化自由委員會”、“英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和“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等一系列分會紛紛建立。鼎盛時期，在35個國家建立分支機構，猶如一個小型文化聯合國。同時，無數隸屬于各分會的外圍組織也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冒出來。這么一個龐大的組織，表面上是由作曲家納博科夫擔任總書記，實際上統歸由一個中央情報局特工喬斯爾森直接指揮。
從此，中央情報局實施文化冷戰有了自己的傀儡組織，加上有源源不絕的“馬歇爾計劃”經費，這架新機器成立伊始，就開足馬力全力運轉。中央情報局動用了“馬歇爾計劃”2億美元的資金來搞文化宣傳“心理戰”，其中1950—1967年間，有幾千萬美元用于文化自由大會。
意大利北部有一個風景秀麗的塞貝洛尼山莊，是福特基金會的別墅，也被用來作為文化自由大會人士的休養地。“到那里暫住的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抵達時，會有衣襟上綴有V.S.字樣的藍色制服司機來接。”以反極權主義著稱的漢娜•阿倫特感嘆：“你會感覺霎時間你住進了凡爾賽宮……”
無意間成為“與CIA簽約的作家”
桑德斯在其書中提及，冷戰開始之初，蘇聯在柏林的宣傳卓有成效，先聲奪人，美國有些被動。但CIA深諳書籍和刊物的重要宣傳作用，懂得英國前首相迪斯雷利的名言：“一本書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亞于一個戰役。”所以制定了一個龐大的出版計劃。一方面，從美國源源不斷運來大量“普通書籍”來介紹美國文學。大量出版賽珍珠、海明威、福克納等人的書，讓人相信美國也有“偉大的文學”。尤其大捧特捧寫《荒原》的現代詩人艾略特，以至有人感嘆：通過艾略特，“中央情報局統領了詩歌界”。中央情報局甚至將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空投到俄國，把文學作品當政治宣傳的傳單來散發。還有大筆的錢直接用來策反，如給叛逃的波蘭詩人米沃什頒獎，“給東歐和蘇聯詩人支付高額稿酬，哪怕是一首小詩也是如此，通過這種變相的賄賂鼓動他們叛變”。一些耶魯大學的精英被招入中情局，比如“詩人型間諜”安格爾頓、富于才華的學者麥考利和湯普森。一時間出現了許多“與中央情報局簽約的作家”。
另一方面，全力資助、宣傳作為“反共計劃”一部分的歐洲作家，如法國作家安德烈•紀德描寫對蘇聯幻滅的《從蘇聯歸來》、匈牙利裔英國作家阿瑟•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等。凱斯特勒是曾在蘇聯生活過的前共產黨人，后來加入英國情報部，又與中央情報局合作。這本描寫蘇維埃政府黑暗的書，在英國情報研究局資助下在德國廣為流傳，甚至“外交部出錢購買并發行5萬冊”。
據統計，中情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種。
在今天，提起奧威爾，大多數人都會想到《1984》和《動物農場》。從這兩本書來看，奧威爾是位反極權主義的先驅。但事實上，如果閱讀過奧威爾的其他作品以及其傳記，就能發現他在寫作的時候仍然是個典型的左派知識分子。出生在英國殖民地的奧威爾，始終對社會底層非常關心，而至今有人將其貼上反極權的右翼標簽，將其作品做某種政治化的解讀，正是冷戰時期英美情報部門對其進行的極為成功的政治包裝。同創作《日瓦戈醫生》的帕斯捷爾納克一樣，冷戰時期的奧威爾被情報部門當做政治工具進行了利用。
李零在近期的訪談中介紹說，奧威爾后來對蘇聯感到失望，轉而同意和英國情報部門合作。這也體現了西方左翼既不喜歡資本主義又害怕威權主義但最終選擇和本國政權合作的清高心態。在劉禾迷人的新作《六個字母的解法》里，提到奧威爾把一份長長的名單交給英國情報部門，上面寫著他所了解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名單和簡介。這份羅列了135個名字的名單，包括當時的地下共產黨和地上共產黨，還有他們的同路人，比如像卓別林、蕭伯納、斯坦貝克，甚至連紐約市長拉瓜迪亞也榜上有名。
在奧威爾去世之后，其作品被CIA進行了最大限度篡改，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對桑德斯著作《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的評論文章中，對此進行了詳述。
王紹光在文中寫道，1950年，喬治•奧威爾死后不久，中央情報局就派人到英國與其遺孀商談將《動物農莊》改編為電影。獲得電影權后，中央情報局找到愿意為它當幌子的制片人，并通過間接方式把錢打入制片人的賬戶，于是才有了這部在當時最具規模的動畫片(共動用80位卡通畫家，設置750個場景，繪制30萬幅彩圖)。中央情報局不僅出錢，也直接干預劇本改編。據美國心理戰爭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備忘錄說，原作的結尾傳達不出明確反共的信息。為了激起觀眾強烈的反共情緒，電影對結局做了重大改編，代表腐敗資本主義的農場主不見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產主義的“豬”。
同樣的事發生在對奧威爾另一部小說《一九八四》的改編上。原著本來表達的是對一切專制政府與控制力量的厭惡，既包括左翼專制，也包括右翼專制。但這并不是中央情報局所需要的。中央情報局要的僅是對共產主義的丑化。盡管奧威爾曾明確表示不允許對《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動，由美國政府出資制作的電影《一九八四》還是對原著動了不少手腳，尤其是結尾部分，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原意。電影《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時上市，為了擴大影響，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安排在主要報刊上發表評論和社論，并分發了大量電影票的折扣券。
奧威爾有那么多著作，為何偏偏只有《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為世人熟知，似乎奧威爾只寫了這兩本書。倘若讀者曾經有過類似的疑惑，至此應該有答案了。揭開這些隱藏在歷史背后的秘密，難免隱隱作痛。對于真正喜愛這些作品的讀者們來說，或許并不在意冷戰背景下的政治營銷。但當我們設想奧威爾得知《一九八四》、《動物農場》成了冷戰武器時，總還是忍不住要為那位在風雨里堅持走來的作家痛心惋惜。
幸好，尚有李零在大家向前走之際，能猛回頭向我們講述鳥兒到底歌唱了什么，尚有陸建德以其銳利目光，告訴我們奧威爾被他反對的人利用了。幸好，有這些未曾淹沒于冷戰迷霧中的清醒而堅定的文字，讓我們有機會看清那些作品中被中情局遮蔽的意義。
(本文綜合了華盛頓郵報網站4月6日報道、河清《藝術的陰謀：透析一種“當代藝術國際”》第二章內容、石劍鋒《CIA文件解密：證實日瓦戈醫生出版與CIA有關》以及王紹光《美中央情報局及其文化冷戰》內容)
(《環球視野》摘自觀察者網)
附文2：西方對華文化滲透新路徑
匡長福
近年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和改革開放的擴大，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這對于我們借鑒和吸取西方有益的東西是十分重要的。但也要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文化滲透也在廣度和深度上不斷擴展和延伸。而報刊雜志、廣告、電影、電視、廣播、藝術表演、名人學者講座、學術研討交流、培訓、基金會資助等各種文化形態都是其實施文化滲透的有效途徑。近些年，通過互聯網這種手段擴展和延伸更有“提速”的勢頭。與近代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文化滲透的路徑相比較，可以看到，今天西方國家對中國不斷進行文化滲透活動采取了新的路徑，其顯著特點是將文化滲透史上，公開的、赤裸裸的、易被識破的顯性文化滲透，變換成更隱蔽的、更巧妙的、不易被識破的隱性文化滲透。對此，我們應高度重視和警惕。
近代歷史上，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勢力對華文化滲透的途徑和形式主要有以下兩種。其一，在華發展傳媒事業，制造對西方有利的殖民主義奴化思想輿論，從而麻醉中國人民的精神。在19世紀40到90年代的近半個世紀內，他們先后創辦了近170種中、外文報刊，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的名義創辦的。這些刊物極力為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罪行作辯護，竭力稱道資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幫助，吹噓教會慈善事業對中國人民的“造福”，威脅中國人民必須老老實實、心悅誠服地接受他們的奴役和統治。尤其是那些美化外來侵略勢力的史論文章，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散布崇外、媚外、懼外的思想，引導他們按照西方的藍圖來“改造”中國，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
其二，通過教會在中國辦學，直接培養親西方的“精英人士”。教會大學的辦學方針是要在改變中國人的信仰讓中國人接受基督教的同時，傳播西方文化和西方價值觀，并培養一大批精通西學且完全接受西方價值觀的“精英”知識分子，以通過他們培養控制的所謂精神領袖來更有效地實現資本-帝國主義勢力控制奴役中華民族的總目的。從1882年美國長老會在山東將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開始，到20世紀20年代末，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各國教會在華創辦的教會大學竟占中國高等教育的80%。1919年“中華基督教大學聯合會”成立，其中包括了燕京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圣約翰大學、之江大學、協和大學、嶺南大學、雅禮大學、文華大學等14校，學生共2017人，常年經費共1222000銀元。此時的中國國立大學為5所，即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北洋大學、山西大學、上海商科大學。它們的常年經費為1492223銀元。[1](P321)可見，在經濟實力上，教會大學已基本可與當時的國立大學相抗衡。在這些教會大學中，絕大多數是由美國的基督教會開辦的，其中包括美以美會、長老會、公理會、浸禮會和圣公會等。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后，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在華創辦的刊物和學校，很快就結束了其在華歷史。其后，雖然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從未放棄文化滲透與“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的圖謀，但因上世紀50至70年代整個世界大環境，尤其是中國自身環境的變化，使西方帝國主義沒有找到一種可實施的最有效的對華文化滲透的途徑。自上世紀80年代始，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浪潮涌起之后，西方以為找到了可實施的最有效的對華文化滲透的新途徑。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第一輪大規模文化滲透的目的是美化西方對華侵略，用披著宗教外衣的殖民主義思想奴化中國人民，以極力維持中國永遠處于貧窮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而達到他們企圖永遠在政治上控制、經濟上奴役中華民族的目的。當歷史進入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社會后，因為他們不愿意看到或接受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特別是西方敵對勢力從未放棄對我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加緊進行思想文化滲透。”[2]因此，新一輪大規模文化滲透的目的就演變為極力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顏色，使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轉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為此，他們極力美化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宣揚所謂“人權”、“民主”、“自由”、“多黨輪流執政”、“議會制”、“多元化”、“普世價值”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現代社會，西方國家對華文化滲透的新途徑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利用互聯網及其他傳媒，利用文化交流、高層論壇、電影電視、學術研討等途徑進行文化滲透
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網絡微博推特、外交渠道、報刊雜志、廣告、電影、電視、藝術表演、名人演講、學術研討會、美國之音廣播、組織基金會等各種途徑，對中國大量宣傳西方的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詆毀和批判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民族文化。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曾說，應該制訂一個在鐵幕里面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戰略”，即在軍事遏制的基礎上，發揮美國的經濟優勢，以經濟援助和技術轉讓等條件，誘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開展“意識形態競爭”，打“攻心戰”，擴散“自由和民主價值觀”，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變革之門”。
事實上，網絡已成為美國對中國輸出美國價值觀的主要途徑。互聯網已成為美國對華實施“和平演變”和對其他國家發動顏色革命的有力武器。為了更好地集中優勢用好這一有力武器，美國政府決定從2011年10月1日起，美國之音將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衛星電視廣播，全面取消粵語廣播。這意味著美國政府對中國進行廣播政治宣傳的時代將結束。不過，美國之音的中文網站將被保留。其普通話節目將轉入互聯網。美國廣播理事會戰略與預算委員會主席恩德斯•溫布什是該計劃的支持者。他說，在中國收聽短波廣播的人數過去幾年一直微不足道，而中國現在是世界上使用互聯網人數最多的國家。2011年2月15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華盛頓喬治大學發表網絡自由講演。她表示，美國國務院在使用阿拉伯語及波斯語發送“推特”信息后，還準備推出中文及俄文的“推特”賬戶。并且，美國今年將花費2500萬美元，用來保護網絡作者，幫助他們突破網絡限制。美國之音停播華語與“推特”被美國政府熱捧，此消彼長之間實際上是美國政府內部宣傳資源的一種調整。從中不難看出，美國政府正日益重視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文化滲透影響力，希望借此加強對中國的宣傳攻勢。這也說明互聯網己“成為敵對勢力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著力利用的渠道和腐朽思想文化沉渣泛起的一個傳播途徑。”[2]2010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會見各大網絡公司的負責人時公開表示，美國會利用網絡推行“民主化進程”。美國政府希望利用網絡達到政府目的。目前，控制國際互聯網的13臺域名根服務器全部被美國所把持。美國不顧世界各國的強烈反對和多次要求，拒不交出根服務器的管理權，宣布美國商務部將無限期保留對13臺域名根服務器的監控權，這樣美國就在事實上把持著國際互聯網的生殺大權，隨時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給別國斷網。2009年5月，微軟公司根據美國政府禁令，切斷了古巴、朝鮮、敘利亞、蘇丹和伊朗等5國用戶的MSN接入服務，這表明美國利用互聯網這一有力武器不僅用于文化滲透也是對其他國家最大的潛在威脅。
利用互聯網這一新式戰略武器是延續了近代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華進行文化滲透的網絡翻版。撇開漂在表層的信息技術的浮沫，美國推進使用互聯網這一滲透手段，與近代西方列強在華大力發展傳媒事業辦各類報刊雜志從事欺騙宣傳活動，并無本質區別。無非是文化滲透的載體發生了變化--從傳統傳媒(紙制)到網絡(無紙化)。至于其他途徑，如報刊雜志、廣告、電影、電視、藝術表演、名人演講、學術研討會等也都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仍然緊抓不放地對華進行文化滲透的手段和形式。
二、以新式的宗教滲透作為對華文化滲透的有效手段
傳播宗教曾是近代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對華文化滲透的主要載體，“傳播福音”是他們披的華麗外衣。由于宗教是一種具有歷史延續性的傳統文化模式和具有現實滲透力的社會意識形態，因此，西方資本-帝國主義才極力借助宗教把西方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價值理念傳播滲透到中國，以從精神世界統治、奴役中華民族。對于我國現階段來說，宗教滲透作為西方文化滲透的一個方面，主要表現為以宗教交流、傳播，宗教學術研討交流等為掩護，以宗教信仰自由為借口，使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從西方社會滲進來，浸透到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土壤中，并將其逐步社會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企圖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地控制和占領社會主義中國的思想陣地，消融和瓦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和同化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人民，干涉宗教事務，破壞中國的統一，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宗教滲透是政治活動而非宗教活動，政治惡意性是其最核心的特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利用宗教對抗和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以此實現向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是他們的慣用伎倆。蘇東劇變中，羅馬教皇親自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傳道布施，推銷資本主義的“政治多元化”理論。
美國前國務卿舒爾茨明確說過：從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動只有一小步距離。所以西方某些國家一直利用宗教反華;如支持達賴喇嘛謀求西藏獨立，鼓動法輪功邪教分子鬧事;出巨資160億美元要“把中國基督教化”，等等。美國《時代周刊》前駐北京記者艾克曼在他所寫《耶穌在北京》一書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陸基督教會，崇尚美國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價值，傾向支持中國走向民主。在中國，上至政治學術精英，下至農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數至少有八千多萬，超過中共黨員的人數。未來30年，中國經濟在實現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基督徒的人數會達到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這條東方的巨龍，或許會被基督的羔羊所馴服。”
尤其是一些打著學術交流、研討、傳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識的旗號，進行著較為隱性的宗教滲透更值得警惕。以北美某基督教學會為例，2001年以來，該學會已經連續舉辦數屆“美國宗教與文化暑期高級研討班”，每屆研討班都有10位左右的中國學者組成，其中不少都是中國高校和研究機構、宗教學及相關學科系、研究所的領導人和學科帶頭人。比如，在2002年的第二屆研討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講座，分別由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圣公會神學院、環球圣經公會和大使命中心等機構的中美神學教授和牧師主講。此外，研討班還組織了一系列考察和體驗活動，包括參觀早期歐洲清教徒到達美洲乘坐的五月花號船和居住的普利茅斯等歷史遺跡，探訪美國東西兩岸的近20家中美教會，與教牧人員進行深入的對話和交流，期間還參加了四次儀式各異的基督教主日崇拜、七次團契和查經活動、一次布道會，親身體驗了基督教豐富多彩的敬拜活動和宗教生活。在隨后的幾屆研討班上，又漸次增加了拜訪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接觸美國國會和政府人士，參觀各種類型的華人教會和家庭、感受華人同胞在美國社會的真實處境等內容。主辦者很明確地說出了舉辦這個研討班的目的，就是“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提供一次親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認識美國宗教文化與社會的機會”，[4]這“對于他們認識美國的宗教文化，反省中華民族的歷史、現狀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來發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啟迪”。[4]參加研討班的一些中國學者也真“受益匪淺”，一方面表示“現在對美國的基督教有了更具體、更切身的認識和體會”，從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們的生命變得喜樂與豐盛、更有意義”;[4]另一方面認為“這種美國經驗，對當下中國大陸，可鑒之處甚多”，“把基督教中有益于社會、個人的文化精髓發揚光大是有必要的，對于中國的進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價值的”，“這對于重構中國當代社會的信仰體系和價值坐標不無啟示意義”。[4]
更值得關注的是，國外的神學教授、神職人員已經在中國的一些高校內或開課程，或做講座，有的甚至被聘為兼職教授、客座教授。如新加坡某神學院院長、英國倫敦大學榮譽神學士就到北京某大學哲學系開設“基督教思想史”，并被聘為客座教授。此后，他多次到該系任教，給研究生、本科生授課。不僅如此，他還經常應國內一些著名高校的邀請，舉辦諸如“圣經導論”、“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基督教思想與西方文化的關系”等專題講座。1992年，又被上海某大學聘為客座教授。更有甚者，2004年12月26日至2005年1月12日，北美某基督教學會竟來中國舉辦了跨數省長時間的基督教“學術講座”。北美某基督教學會會長帶領兩位美國基督徒學者--舊金山大學生物系某教授和波士頓大學神學院某教授，三人的首站選在北京，然后是哈爾濱、長春、南京、杭州。18天時間在5座城市的8所大學中作了10場講座和座談，舉辦者稱，“為中國知識分子了解科學與宗教的全新關系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這到底是一扇什么樣的窗口看主辦者的身份和以宗教為主題的講座就不言自明了。
2004年以來，受美國某基金會的資助，國內某大學連續六年舉辦“宗教學高級研討班”。研討內容涉及歐洲和北美洲基督教的現狀、當代流行的宗教社會科學理論、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傳統對公眾生活和利益的影響與貢獻等。雖然不能說這些講座都是宣教，但其掩蓋了宗教所具有的文化以外的其他功能，這對于消解中國宗教研究的無神論本色、擴大宗教的意識和觀念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中的影響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樣的研討班不僅免收學費，而且依據學員出勤、學習態度和成績等情況，評選杰出學員和優秀學員，并給予獎金。還可有每項資助金額在5萬到10萬美元之間的“個人課題”。由此可見，西方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宗教對社會主義實施文化滲透，把宗教作為“西化”、“分化”中國的突破口。上述事實充分表明，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滲透活動從本質上說是為顛覆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政治目的服務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意義上的活動，也遠遠超出了“學術交流”之本意。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西方宗教滲透活動的手段和范圍也會擴大。因此，我們必須將危害社會主義制度的宗教滲透與正常的宗教交流、宗教傳播區分開來，采取有效措施抵御西方帝國主義旨在“西化”、“分化”、“和平演變”中國的任何形式的宗教滲透活動。
三、通過資助、扶持中國的某些“西化精英”，實現“和平演變”的目的
前文所述，近代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在第一輪對華文化滲透中，辦教會大學有一現實目的即在華培養聽命于他們的“領袖人才”。那么，當前西方資本主義正在實施的第二輪文化滲透則是通過某些基金會資助、扶持中國的某些“西化精英”來實現他們“和平演變”的目的。
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曾經闡述過，控制中國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過控制中國精英來影響中國決策，輔之以控制戰略威懾，使中國更加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如美國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與中國的關系可分為兩個部分：前期以資助美國及世界其他地區對中國的研究和了解為主，后期即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直接與中國建立聯系，資助有關項目和機構。該基金會最早介入中國的項目是1949年調查從大陸流到香港的大批知識分子“難民”情況，并協助對他們的安置。根據基金會駐京辦事處的最新資料，自1988年1月在中國建立辦事處起至2001年9月，基金會在中國資助總額為1.28億美元，項目包括人權與社會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與文化、國際事務、項目支持等。在這些資助中即培養了某些西方國家需要的“西化精英”。洛克菲勒基金會早在1916年就開始在華資助美國教會辦的協和醫學院。改革開放后特別是近年來，該基金會更是與中國很多領域科研機構合作。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所言，要通過控制中國精英來影響中國決策。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美國通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控制中國的某些社會活動家和法學家，在中國制造政治動蕩和分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又譯為”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簡稱NED)下屬四大機構，即共和黨的國際共和研究所、民主黨的全國民主研究所、美國商會國際私營企業中心及勞聯-產聯的國際勞工團結美國中心。此外，還有許多所謂非政府組織受其資助，包括《民主雜志》、世界民主運動、國際民主研究論壇、國際媒體援助中心，等等。它雖屬非政府組織，但和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有密切的聯系，被認為是中情局的”另一塊招牌“。因為NED有非政府組織(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連西方的研究報告都說，”在向非政府組織提供戰略資金方面，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認為NED比秘密支援更可靠“。這個20世紀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國政府撥款從事活動的”非政府組織“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過特殊的政治角色。如在拉美、獨聯體、西亞、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影響非同小可，主要是受到其顛覆活動或推動”顏色革命“的影響。NED還頻頻資助中國的”民運“、”藏獨“、”東突“等各種反華勢力，直接干涉中國內政。NED撥款大多來自美國國會，服務于美國的國家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美國志愿者組織被發現暗中接受中情局的秘密資金，在國際上引起了激烈爭論。1982年，美國總統里根在一次重大外交政策演講中提出促進”民主基本建設“的計劃，在全球”推廣民主“。1983年11月，美國國會通過《國務院授權法》，撥款3130萬美元成立”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并讓其享受美國稅法501(C)3條款免稅待遇。有統計顯示，美國財政對該組織的撥款2006財年為7404萬美元、2007財年約為5000萬美元、2008財年為8000萬美元。此外，國會還有專項的旨在顛覆他國的所謂民主項目。[5]為了扶持他們的”西化精英“，2010年10月8日，諾貝爾委員會接受希拉里的建議，把諾貝爾和平獎公然授予了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分子劉曉波。該人曾直言不諱地說”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么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中國人有什么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余地。“”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6]曾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國康涅狄格州立大學政治系從事研究一年，并在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國際政治學的某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國內高級學者，因觸犯泄漏國家機密罪而于2009年被捕，2011年2月被法院處14年有期徒刑。這一事例也告訴我們必須高度警惕西方帝國主義扶持的這些中國”西化精英“，他們是西方帝國主義對華文化滲透和實現”和平演變“中國的馬前卒、急先鋒。[7]
總之，由于近代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在對華政治、經濟、軍事侵略的同時，可以采取公開的對華文化滲透的途徑如辦報刊辦學校等;而當前的西方對華文化滲透己不可能再采取以往公開的途徑了，他們必需采取非常隱蔽的途徑進行。通過互聯網、廣告、電影電視、報刊雜志、高層論壇、學術交流研討、講座培訓、基金會資助等表面正常的各種文化形態暗中輸入西方的價值觀念。歷史上采取公開的文化滲透，目的是使中國人民接受殖民奴化思想，使中國社會永遠處于被西方殖民主義者統治壓迫的境遇。而現在采取非常隱蔽的途徑進行文化滲透，目的是使中國人民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和資產階級的那套政治理念，從而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平演變”成資本主義。對此，我們要保持高度的警覺，以隨時挫敗西方帝國主義的這一戰略企圖。
(《環球視野》網摘)
附文3：商務印書館推出“文化冷戰研究系列叢書”
戰后以美國中央情報局為代表的文化政治對世界文學進行了重點“管理和控制”。這是商務印書館推出的“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之“文化冷戰研究系列叢書”的開篇之作——《帝國權威的檔案——帝國、文化與冷戰》的核心觀點。
14日的上海書展上，商務印書館舉辦了該書首發儀式。
作者安德魯•N•魯賓通過對大量史料尤其是以前從未公開的解密檔案的分析和研究發現，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了著名的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等組織，這些組織在世界各地創辦和發行了各種相互關聯的深奧的期刊。諸如喬治•奧威爾、托馬斯•曼、W.H。奧登、理查德•賴特、瑪麗•麥卡錫以及阿爾伯特•加繆等作家的作品，幾乎被同時翻譯并發表在這些相互關聯的期刊上，從而頗為有效地將這些作家、批評家和知識分子重新塑造成易于辨識的跨國形象。
他研究發現，歷史上幾乎沒有像奧威爾的《動物莊園》這樣被翻譯成如此多的語言、發行數量如此龐大的英國小說。英國情報研究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都特別重視《動物莊園》各個語種和各個版本的翻譯和出版。而《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之所以被選擇作為旨在暴露“蘇聯罪惡的活動”的電影改編作品，是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基于“心理戰”的考慮，認為這兩部作品的官方改編對于發展能夠使美國在海外實施權力的新模式極其重要。
作者的結論是，戰后以美國中央情報局為代表的文化政治對世界文學進行了重點“管理和控制”，然而，關于這一點卻幾乎沒有得到世界文學研究界的關注。長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都“忽略了它的歷史的決定因素”。為此，作者提出了“旨在發展以重新思考‘世界文學’的理想為目標的新的比較文學史料的編纂框架”。該書甫一出版便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重視，并獲得美國蘭南基金會2013年度非虛構類文學獎，被譽為“猶如冷戰間諜小說般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學術著作”。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認為，這是一本令人開眼界的書。雖然論述的是關于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利用文學武器進行心理戰的那段歷史，但是通過歷史看到今天，對于今天思考相關的問題具有很好的啟發作用。任何國家和民族要向世界推廣和傳播自己的文化，都必須借助文學蘊含的人文力量。美國的帝國戰略和戰術是值得研究的，他們對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選擇很精準，這些被選擇的作家基本上都堪稱精英，他們的作品也確屬上乘之作，因此在全球具有影響力，并在總體上參與推助了美國走上霸主地位。“我們中國也一直在推動文化‘走出去’，但是整個文化普及世界的策略其實是需要非常精準的處理。比如美國向世界宣傳包裝的，不一定是美國作者，而是與其價值觀相同的、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而不會包裝一個沒有影響力的人。現在我們也花很多錢把中國的書翻譯到外國去，也不知道值不值得、也沒有考察翻譯之后人家看不看。”
《國際文化版圖研究文庫》主編顏子悅表示，本書揭示的當今世界文學版圖格局的真相，對于知識界如何站在更為科學和歷史的高度來深切反思和悉心研究這個領域的諸多問題將是大有裨益的。根據大量確鑿的史料和解密檔案，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陣營調動在文學、電影、美術、音樂、建筑以及人文社科等領域的文化精英，在文化冷戰時期默契協同，遙相呼應，最終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配合下，導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
他介紹，本文庫的“文化冷戰研究系列叢書”還將陸續推出文化冷戰時期的電影、詩歌、繪畫、人文社科等領域的相關研究論著。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73期，網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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