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納斯摩斯•莫紹納斯 作，李會杰 譯
當阿列克西斯•齊普拉斯去參加2012年6月17日的選舉，來自世界各地的電視頻道聚集在學校禮堂，在這里，他投了票。不熟悉希臘政治的人可能以為這是在宣傳一個搖滾明星或世界領袖。齊普拉斯究竟是誰?他是希臘左翼聯盟黨團的領導人，曾領導小型左翼政黨組成混雜聯盟在2009年大選中獲得了4.6%的選票。同年作為非正式領導，他的地位甚至在聯盟已被強烈質疑。然而，齊普拉斯利用自己的堅韌和戰術的靈活性得以在左翼聯盟中生存。
玩輪盤的人都知道,如果你能呆在游戲中,你可能會扭轉局面。伴隨在2012年6月選舉中獲得26.9%的選票(中右翼新民主黨得票率為29.7%)，希臘左翼聯盟的自我毀滅趨勢竟然變成了一個政治勝利。在共產主義崩潰的西方，通過使希臘成為激進左派已經取代傳統社會民主的主流的第一個案例,左翼聯盟在希臘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1981年，即在31年前的一場動蕩的大選中,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作為希臘的傳統左翼黨奠定了其長期統治希臘的政治生活的基礎。1981年大選，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達到了最高峰,得票率從1974年僅有的13.58%猛增到1981年10月時的48.7%。圍繞泛希社運派和新民主黨保守派這兩個政黨展開的重新調整產生了一個歐洲最穩定的政黨系統,特點是非常低的選舉波動,
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對希臘的戰后歷史最有意義，在1981具體化了“一切皆有可能”的社會普遍的信念。1981–1985第一任期內，沒有什么比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實行的收入政策更能代表泛希社運黨的抱負了。1982年1月，新當選的政府宣布增加46.4%(平均)的基本工資，與農民養老金增加一倍。正如經濟學家克里薩菲斯 (Chrisafis Iordanoglou)敏銳指出的那樣：“即使對于受益者自己而言，增加工資……出乎意料地高。其目的是，他們應該被刻在人們的記憶里長達數年之久。”這一主動權給泛希社運黨帶來了一個超過三十年的統治，泛希社運黨的政治破產將結束希臘債務危機期間。
一、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改變國家的財政范式(1981-1989)
采用凱恩斯的項目來擴大總需求, 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試圖重振經濟增長和實施所謂的“通往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經濟社會戰略中的一個核心元素是關于重新分配的政策。社會支出從1980年占GDP的10.2%急劇地增長到1985年 (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第一個任期結束) 的16%，1989年(在該黨的第二個任期結束時)生活支出占GDP的比例穩定在15.5%。1983年國家衛生服務體系的建立對建設真正的福利國家是極為重要的，也是加強黨的左翼形象的一個重要的象征性舉措。然而,泛希社運實行的凱恩斯主義的計劃,就像法國社會黨,沒有預期的結果。政府赤字在1981年(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執政的第一年)增加了兩倍多,差不多占到希臘GDP的8%,攀升至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的第二個任期的最后一年的12%。伴隨政府赤字而來的國家債務也在膨脹, 1980年和1990年之間幾乎增加了兩倍，占到GDP的80.7%。今天，熟悉希臘的觀察者認為這些令人擔憂的趨勢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可信的稅收政策和稅收管理。
普遍認為,希臘政府一直是“浪費的”是不正確的。直到1980年,除了第一次民主時期(1974—1980)的溫和放松以外,戰后希臘政府追趕著“德國”,可以說，靠的就是勤勉和成功的財政紀律和政策。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在政府中的第一階段(1981—1989)是一個分水嶺，積極地拋棄了平衡(或近平衡)的悠久傳統預算，于是希臘進入了一個使其從未成功地走出來的高風險區。
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與不完整的財政范式(1993-2004)
在帕潘德里歐和科斯塔斯•西米蒂斯的領導領導下，大約從1993年開始,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開始了“現代化”階段,在這個階段里，該黨降低通貨膨脹和減少財政赤字,開放市場,廢止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到2000年,該國有了基本盈余(預算盈余不包括利息支付),因為這將是接下來的兩年。然而,最重要的是希臘進入一段時間的高增長率(總體上講高于歐元區),這標志著繼1930年代和1960年代之后希臘經濟的第三次大的擴張浪潮。然而,隨著這些積極的趨勢, 一些消極動態也出現了,尤其是嚴重惡化的貿易平衡。盡管GDP有增長, 希臘的低勞動成本經濟和高勞動成本的經濟卻似乎陷入了困境。此外,主權債務居高不下,波動在GDP的100%左右的水平。
西米蒂斯(Simitis)在他的第二個任期(2000-2004)進一步松弛了財政紀律。進入歐元區的目標推動稅收收入的顯著增加,在做出支持希臘加入歐元區(根據1999年的統計數字希臘加入歐元區)的決定之后,稅收很快就開始下降。簡而言之,在西米蒂斯領導下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在高經濟增長和低利率的有利條件下未能實施希臘迫切需要的真正而持久的財政改革。事實上,正是在這一點上,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開始滑向破產。
三、逃稅漏稅丑聞
從歷史上看,希臘公共部門規模有限,遠小于普通的國家,最終會成為歐元區。而大多數的歐洲國家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妥協, 因為內戰的緣故，這并沒有發生在希臘。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在1980年代特別的選舉動態是這一歷史真空期直接的必然結果。從1980年到2004年,希臘公共部門擴大明顯,接近相當于歐元區平均水平。但它面臨著慢性的稅收短缺，同時低于歐元區的其他國家。
簡而言之,希臘債務是30年來因比例低的稅率而引起的預算赤字的產物。這個缺口使得希臘區別于歐洲其他國家，顯示不出支出的絕對水平。希臘悲劇的關鍵是什么,換句話說,與其說是國有企業的規模效率低下,不如說最明顯的特征是對稅務管理的不足。責任在于政客和政府方面,其中許多是由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所控制。逃稅漏稅的問題是由許多的希臘商業部門和自由職業者造成的，這個問題理應被左翼聯盟來解。“丑聞”這個詞適合用在這:什么樣的社會民主黨可能允許稅收將不成比例地落在工薪階層?
四、膚淺的社會民主
四個政策因素可以解釋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過去的選舉優勢:執行先進的社會政策, 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領導的政府采用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措施, 文化上實施影響私人生活和社會關系的自由主義改革,在后面的階段,泛希社運黨在促進歐洲視角的主導地位。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的成功是這些因素的累積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確實采用過、實行過類似于社會民主黨的想法和政策。盡管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取得的成就是真實的,但是他們的經濟政策和社會體制改革經常遭到冷遇,在此存在摩擦: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從未變成一個超越“膚淺”的、根本不連貫的社會民主政黨。
雖然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奉行擴張性收入政策,擴展和深化了福利國家, 通過促進他們參與決策(然而零碎的)與工會保持相對友好的關系,并支持“社會民主黨”的言論,但是，該黨對逃稅的可恥寬容漸漸地破壞了取得的許多的其他成就。此外,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允許保護主義在政黨、政府和官僚機構之間的蓬勃發展;對社會外界相對冷漠,如失業者;同部分希臘商業圈人士培養親密的可恥的關系;幾乎沒有一個連貫的策略用來鼓勵競爭和私營部門向外看。
此外,在其自己的聯盟或選民集團內,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允許各種破壞性的傾向活躍起來, 就隸屬于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的工會而言包括缺乏對工資增長的限制,在公共和私營部門里的工薪階層出現了越來越多大的分裂(前者是允許攫取能逃避懲罰的一切的),以及開發一套復雜的和經濟毀滅性的管制與在眾多專業領域上放松管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 對于廣泛的社會民主而言這些政策是對立的，使得希臘變成了今天的這個樣子。
五、希臘左翼聯盟
希臘左翼聯盟的背景故事開始于1968年重組希臘的共產主義運動。希臘共產黨(KKE)一分為二: 仍然保持希臘共產黨(the KKE)的正統共產主義者和具有希臘共產黨本質(the KKE Interior)的歐洲共產主義者。成立于1992年的希臘左翼聯盟代表歐洲共產主義者和“關鍵共產主義者”的收斂性。“關鍵共產主義者”是另一個分裂(顯著性低于1968年)，脫胎于希臘共產黨(KKE)。圍繞左翼聯盟的核心創建于2004年，希臘左翼聯盟開始作為一個左翼的聯盟組織。
希臘左翼聯盟的選舉影響是舊希臘共產黨(KKE Interior)的兩倍多，在2000年和2010年之間平均獲得約4%的投票率。這使希臘共產黨(KKE)外部的左翼更活躍在其受歡迎的調動和公民社會的舉措,因此相比于仍然比預期的低回報，希臘左翼聯盟對政治選舉施加更大的影響。希臘左翼聯盟挑戰希臘共產黨(KKE)激進的方面并試圖改變希臘共產黨內部左翼的力量對比。但是，希臘左翼聯盟的起源也解釋了它的一些劣勢:聯合的結構問題(在7月轉換成一個統一的黨之前,希臘左翼聯盟存在十三個獨立傾向)對黨的凝聚力和風格有負面影響，束縛住了產生新的綱領性思想的能力。相反,希臘左翼聯盟主要產生處罰性話語和冗長羅嗦的意識形態,表現出傾向于重復保守的共產主義的陳詞濫調。
沒有經濟危機的沖擊, 希臘左翼聯盟的迅速崛起就不會發生,而且沒有阿列克西斯•齊普拉斯的領導力和戰略,希臘左翼聯盟就不會成為反對派的主要政黨。在整個民主時期，2012年6月的選舉是基于階級路線來劃分的:在較大雅典的下層社會社區里，希臘左翼聯盟獲得36.5%的得票率，高于合并后的新民主黨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得票率9個百分點。
希臘左翼聯盟的特殊選舉表現之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它仍然是唯一的備選社會項目持有人;所有其他反對黨 (除KKE異類以外)已經開始從事一系列的競爭性的蠱惑人心,笨拙和不負責任。希臘左翼聯盟盡管在希臘政治秩序處于新舉足輕重的地位,卻似乎也沒有政治家的素質、戰略洞察力或希臘國內外的聯盟，而希臘需要成功地應對當前的危機。
我們可以聽到就希臘左翼聯盟目前的狀態而對其自身的懷疑和爭論。“現實主義者”不知道在歐盟的敵意的結構他們真正的運動將是什么。他們必須接受多少痛苦的妥協呢?如果他們上臺,它們能保持黨的團結嗎?黨的左翼(大約30%的會員)是激進的:它傾向于離開歐元區和支持“開放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有少數希臘人都支持這兩個主張)。這些關鍵問題上的分歧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戰略機動性。對當選總理齊普拉斯而言，這些問題讓他與在歐盟里希臘的其他合作伙伴(和債權人)達成“體面的妥協”是困難的。
六、一個新的激進左派的實驗室?
從歷史上看,西歐社會民主黨推動四大系列的變化:民主化,文化自由主義、社會保護和社會融合,和社會平等(通過某種經濟再分配)。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長期占據優勢地位確實包括適合這個框架大量的政策。然而,無論是在1981年至1996年帕潘德里歐領導下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還是在1996年至2004年科斯塔斯•西米蒂斯領導下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都不能奠定一個真正成功的社會民主戰略的經濟和制度基礎。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是一個復合型且內部不一致的政黨組織,同時是希臘社會的社會民主化和現代化的先鋒，也是進行這些進程的主要障礙。不僅僅是1980年代“民粹主義”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的確是希臘破產這個劇本里的主角演員。
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的發展軌跡想要告訴我們關于歐洲社會民主,還是來自于一個極端的國家的一個極端的例子,遠離歐洲發達經濟體的問題嗎?希臘是一個奇怪的不和諧的國家，卻是一個現代國家。在1954年至2008年這些年間,在GDP增長方面,希臘是歐洲經濟最強勁的國家之一。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當然是極端的例子,但這并不是無關緊要的。可以確定的是,如果經濟戰略不實行目標明確的有效的再分配政策, 維護歐洲社會模式的項目和計劃注定要失敗。這種結果在希臘比其他地方變得更加迅速明顯,更加深刻，但它特別適用于在當前全球化時代下的整個歐洲左翼。
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在2012年6月的選舉中僅獲得12.28%的選票。是在說該黨的“終結”嗎?社會民主黨表現出令人欽佩的自我更新和生存能力。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無疑是非常接近破產的邊緣,但它可能找出帶回自己的一種方式。不考慮以往歷史趨勢的預測,是在冒輕率證明的危險。
希臘左翼分子正在由一個激進政黨所領導。后共產主義的希臘左翼聯盟既缺乏任務準備也缺乏為任務而需要的政府文化，這兩項內容恰恰是1980年代激進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所缺乏的。然而,希臘左翼很大程度上如此。在三年的債務危機期間，其經濟政策逐漸得以改變,朝著在1930年代瑞典社會民主黨和美國民主黨“新政”采取的道路的方向。但是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對令政府不愿意面對的希臘左翼聯盟產生了巨大的外部約束,至少沒有達到在大蕭條時期相同的程度。
希臘左翼聯盟的經濟建議在很大程度上不相符合歐盟政策。如果希臘左翼聯盟贏得下屆選舉(將不遲于2016年),它將被要求解決真正具有歷史性及其內部深刻矛盾的諸多問題。不僅在希臘左翼聯盟而且在歐洲整個新的激進左派，沒有比政治學家大衛•阿特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更好描述這些矛盾的了，“我們不再是共產黨人,我們永遠不可能社會民主黨人。”希臘到底是未來歐洲的激進左派的實驗室呢，還是用舊技術重復失敗的實驗的車間呢,這是需要希臘左翼聯盟回答的問題。
(作者系希臘雅典迪昂大學比較政治學副教授，法國巴黎第二大學博士。他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歐洲一體化和左翼政黨。譯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馬研系博士研究生。)
《DISSENT》2013年秋 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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