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 洲 向 何 處 去
德國柏林，一段殘柱形紀念碑。
碑銘：
有堅定信仰的社會主義者卡爾·李卜克內西作為陰險
政治謀殺的犧牲者而死。對生命的蔑視和對人的殘忍
使人類的能力彰現出非人類性，它不能也不允許作為
任何解決沖突的手段使用或存在。
1918年11月，德國。
工人、士兵占領警察局、郵局、火車站和國會，成千上萬的武裝群眾涌向皇宮。 一面紅旗豪邁升起。
“從今天起，德國將是自由社會主義共和國！”
著名工人領袖李卜克內西號召人民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榜樣，建立蘇維埃政權；他疾呼：“德國必須由人民自己來管理！”
德國革命勝利了。
然而很快失敗了。
資產階級屠刀揮處，起義工人血灑街頭；李卜克內西被捕，旋即被殺害。
人民為李卜克內西灌注下永恒的崇敬！
這是怎樣的崇敬——
不是報復，不是仇殺，甚至不是階級對立和階級戰爭；而是對歷史的反思，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類前途的設定和對社會主義的向往。
它張揚佛陀精神：冤冤相報何時了！
它張揚耶穌精神：為人類的救贖背負十字架。
它張揚魯迅精神：“我以我血薦軒轅”。
它是對人類精神的崇敬！
甘地說：“全世界對于流血已經深惡痛絕。世界正在尋找出路。”（《論非暴力》）
聯合國公約保衛人權。“國際公共輿論越來越不能容忍慘無人道的暴行，一種新生的跨文化道德意識開始逐漸產生并成熟。”（夏熔：《20世紀末世界人權發展趨向》，轉引自夏中義：《人與世界》）
兩次世界大戰血漫歐羅巴，使這塊飽受蹂躪的土地最先激發救贖的自覺，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長足進步更助推理念的升華：歐洲拒絕殺戮，拒絕帝國主義；歐洲將帝國主義放進歷史博物館。
歐洲走在人類歷史進程的前列：它將曾經的蘇聯甩在身后，將不可一世的美國甩在身后，也將崛起的中國甩在身后。
蘇聯解體，成為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鮮明對照；美國則強烈感受著“歐洲夢”的巨大沖擊，庫普乾在《美國時代的終結》里警告：未來美國遇到的最大挑戰來自傳統盟友歐盟國家；而中國改革開放不僅是對資本世界的認同，更以對歐洲理念的借鑒，反思與光大中華文明傳統。
歐洲——人類精神的曙光！
杰·里夫金寫道——
歐洲人自豪地說：“看看我們在歐洲取得了怎樣的成果！在多少世紀的自相殘殺之后，25國放下了武器，攜起手來，發誓再也不彼此發動戰爭。”
這該是刻骨銘心的誓言。然而不僅如此，“新生的歐洲夢強調生活質量、包容性、文化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社會及人權，以及建設全球各民族之間的和平；它乃是有史以來開創‘全球化世界里的全球意識’的首次努力。”
歐洲夢“是一個帶領我們超越現代性和后現代性、進入全球時代的夢想。簡而言之，歐洲夢將創造嶄新的歷史。” （《歐洲夢》）
創造人類走向新生的歷史！
“歐洲夢的精華在于：戰勝野蠻的權力，確立道德良知為治理人類家庭事務的操作原則。”
“歐洲人正掉頭離開權力……它在超越權力，進入一個法律和規則、跨國談判與合作的自足世界。”
消解權力！準確地說，消解特權。
更令世界景仰的是：“有史以來的統治機構中，歐盟率先強調，人類對地球環境的責任是其政治理想的中心。”（以上見杰·里夫金：《歐洲夢》）
歐洲在現代政治語境里，張顯對人天一體的擔當。
杰·里夫金將歐洲與美國做了精彩界分：“歐洲正在忙碌地準備迎接新時代，而美國卻在絕望地試圖抓緊舊時代。……歐洲已經變成了一個無拘無束的巨大實驗室，反思著人類的處境，并且在重新建構全球化時代人類的制度。”（《歐洲夢》）
確切地說，美國苦心積慮地固守它統轄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歐洲則細致入微地求索著新世界的路徑。
這是宏偉的求索。它立足于理性對歷史進程的自覺：資本全球化、勞動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國家消亡的晨鐘已經敲響，并在公民社會機構即“群眾組織”的擴張中余音裊裊：“國家將其目前執行的許多任務轉放下去，上交給各種區域的、跨國的、全球的共同體或組織。”（哈維爾：《論國家及其未來地位》）
吉登斯謂之“讓渡權力”；他提出“民主的民主化”，即發揮市民社會中各種機構的作用，國家向地方分權，同時向超國家的機構讓權，實現超越民族國家的現實進步，確立“世界主義民族”。“政府將不止于民族國家的邊界，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性的統轄必將提上日程。”（陳樂民：《20世紀的歐洲》）
人類大同的千古憧憬在歐洲鋪展，階級消亡的曦光催動人權、福利、自由向著全體人群擴張。超越階級和階級斗爭，超越國家，成為歐羅巴的朦朧向往。“對國家主權的頂禮膜拜，必將不可避免地融于一個人人相連的世界——超越國界，通過億萬種環節融合，從貿易、金融、財產直到信息，傳遞多種多樣的普遍觀念和文化模式。”（哈維爾：《論國家及其未來地位》）
什么樣的“普遍觀念和文化模式”？
——共產主義！
哈維爾基于私有制框架內“貿易、金融、財產”的現實思維，只能放飛超越資本世界的抽象；然而這個“抽象”卻以對歷史進程的理性認同和對人類意志的深刻提煉，明確指出國家消亡的現實過渡和手段準備，成為了馬克思、恩格斯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別樣繼承。
同樣，1957年，宣告歐共體成立的《羅馬條約》呼吁“結束民族之間的流血沖突，以人民根本利益的融合來取代陳年宿怨”，則無非馬克思、恩格斯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另類表述。
這個“繼承”和“表述”，分明是資產階級先驅者關于“人類精神”之抽象的現代訴求，同時也是共產主義世界觀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理論形態。
事實上，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問世，共產主義的紅色幽靈就已經徜徉在歐洲人的生命里和血液中。
它表現為李卜克內西“激進”社會主義的階級對立觀：“資產階級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這兩個世界有著互相對立的目標、努力方向和世界觀，它們的語言也不相同，這兩個世界是不可能互相并存的。”（《論進攻和防御》）
它表現為考茨基“理性”社會主義的階級同一觀：“無產階級應當首先利用普選權爭取多數，然后根據這種多數投票表決取得國家政權，最后在‘徹底’民主的基礎上組織社會主義。”（見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
它表現為社會民主黨為“民主”的自詡：1951年，“《法蘭克福宣言》之所以要將社會民主主義更名為民主社會主義，就是要突出民主的重要性。” 198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價值》認為：“社會主義是設想到底的民主主義。”（黃憲起：《當代西方政治思潮》）
它表現為歐洲綠黨超越資本世界的期待：綠黨“主張全面改造現存的經濟社會結構以最終創建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新社會……第一次將按人與自然協調共處的理論原則來調整人類現存生產方式的政治觀點，變成了一種政治要求。”（郇慶治：《歐洲綠黨研究》）
李卜克內西的“激進”，忽略了資產階級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在對立中的同一；考茨基的“理性”，則弱化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同一中的對立；而社會民主黨向資本世界妥協，分明充溢著為社會主義民主“正名“的真誠；綠黨近乎空想的崇高，更飽含著否定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訴求。
顯然，“歐洲正準備走出現代這兩大柱石 —— 即資本主義市場和民族國家——的界域，成為網狀聯結的全球經濟里首個采用后地域時代統治形態的地區。”（杰·里夫金：《歐洲夢》）
從市場經濟中走出！
從民族國家中走出！
從資本世界走出！
恩格斯的預言在歐洲現實中踐履：“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于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政治性質，變為維護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論權威》）
歐洲社會民主黨和“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共同為歐洲展開國家消亡的朦朧畫面，歐洲一體化邁出社會主義全球一體化的堅定步伐。
按照恩格斯的設定：社會革命是國家消亡的先決條件。那么，歐洲經歷社會革命了嗎？
如果說，歐洲帝國主義是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那么，歐洲帝國主義的衰亡便是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恩格斯逝世后，歐洲從未停止社會革命的腳步；法國1968，更以文化革命的“創新”開始了對社會革命的升華。
毋庸諱言，歐洲革命更多地采取了和平方式；但是，“根據什么能得出結論說，‘偉大的、勝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只能而且只應采用革命的方法？沒有任何根據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這個結論是絕對錯誤的。”（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
和平變革不是革命嗎？
恩格斯曾高度評價英國資產階級的和平變革：“當革命的風暴橫掃整個法國的時候，英國正在進行一場比較平靜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減弱的變革。” （《反杜林論》）
毛澤東也曾論定和平變革的地位：“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和革命力量都要準備兩手，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勝利，一手是暴力取得政權，缺一不可。”（《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筆記》）
20世紀至今，從第二國際到社會黨國際，從民主社會主義到綠黨聯盟，歐洲在和平變革中開辟從資本主義全球化向社會主義全球化轉化的共產主義之路。
偉大的歐洲！
偉大歐洲的鮮明標志——人權！
杰·里夫金寫道：“通過將人權與地域性分離，歐盟的探索進入一個將對人類未來產生深遠影響的嶄新的政治前沿。”（《歐洲夢》）
從歐洲一體化到人類一體化，歐洲率先具有了超越政黨政治、階級斗爭、民族國家乃至宗教信仰的人權擔當。
——為著澤披全球的普世人權。
那么，人權誰屬？
人權是無產階級階級性的抽象。無產階級因為無產，“表現了人的完全喪失，并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完全恢復才能恢復自己。” 它“不能再求助于歷史權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權。”（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人權是無產階級的階級訴求。歐洲以“人權”的強音，張揚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歐洲無產階級正在“恢復自己”，恢復歸屬于人權的尊嚴和財富，并以最大的熱情呼喚整個世界的無產階級“恢復自己”，恢復歸屬于人權的全部主權。
人權向無產階級回歸，是資本主義不可阻遏的必然趨勢；而人權的超階級性，則是無產階級階級性的內在指向：“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沒有無產階級“階級權”的全面張揚和徹底落實，就沒有普世“人權”的實現。在這個意義上，無產階級“階級權”與普世“人權”在對立中同一。
人權不屬于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本性是追求資本最大化，即資本權的無限擴張。為著資本權的爭奪與壟斷，資產階級冷酷無情地施行著對全部人權包括資產者自身人權的壓制和消解。這是資本世界的本質特征。
然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權”，走在曾經的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以及今天的中國乃至世界多數國家的前列。為什么？
在《20世紀末世界人權發展趨向》中，夏熔寫道：“國際公論的進步，主要表現并歸功于國際非政府草根人權組織多年來堅持不懈默默無聞的努力。”（轉引自夏中義：《人與世界》）
所謂“草根人權組織”，無非是工人社會主義運動在現代抽象政治語境里的表現和表述形態。
進而言之，社會民主黨們100多年來，同樣在現代抽象政治語境里，以堅持不懈然而并非默默無聞的努力，承受并推動著工人社會主義運動對資本世界的變革，實現著民主的擴張。
民主是資本世界里無產階級人權主張的政治表達。在資本強勢下，民主不能不表現為資本形態，即資本主義民主。
艾·伍德寫道：“我們說自由民主是‘支配性的’，既是說自由民主要服務于資產階級的特定利益，又是說它關于普遍性的聲明有著真理性的因素。”（《新社會主義》）
這是對民主在資本世界為資本服務的準確把握，然而卻以民主的普世真理性掩蓋了民主的無產階級性。
實質上，民主是無產階級階級性與普世真理性的對立同一，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展開階級斗爭的政治手段。而民主的資產階級階級性不過是無產階級階級性在資本世界的表現形態；或者說，無產階級民主訴求被資本實用。
社會民主黨的誤區：“在階級斗爭被當作一種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被放到一邊去的地方，當作社會主義的基礎留下來的就只是‘真正的博愛 ’和關于‘正義’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給奧·倍倍爾等人的通告信》）
民主被“博愛”和“正義”的空話包裝，異化為資本主義體制的維護器。
嚴格地說，社會民主黨置身階級社會，豈能離開階級斗爭？所謂“和平變革”，不過是在階級斗爭的朦朧中進行著不自覺的階級斗爭，沖擊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工人運動的領袖。
另方面，社會民主黨困于資本桎梏，一任無產階級的人權訴求在普遍人權的形態下被資本主義“瞞天過海”，成為資本的旗幟。在這個意義上，它是資本的“同案”，乃至舉旗人。
社會民主黨們并不諱言自己的“雙面”角色：“民主社會主義者說，對于資本主義來說，他們是社會主義者；對于共產主義者來說，他們是資本主義者。”（余金成、王蘭垣：《社會主義走向振興的世紀》）
社會民主黨指證著歷史辯證法：資本主義的進步，同時就是社會主義的進步。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是資本主義對封建專制的“先進”，更是資本形態下工人社會主義運動變革資本主義的“先進”。
“社會主義先進”是資本主義“長治久安”的生命源。
然而，社會民主黨不肯捅破這層窗戶紙，卻為“社會主義先進”蒙上抽象民主、抽象人權的面紗，放任資本主義剽竊并演繹對資本世界繁榮昌盛的論證和對社會主義的否定，延續著無產階級的百年悲劇。
這是社會民主黨的悲?。核鼰o力掙脫資本的束縛，只能在資本世界里為“自我價值”的掙扎而選擇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實用主義，屈從資本。
這是歐洲的悲?。?/span>“美國的強硬派們大概會說，盡管歐盟可能是經濟的超級強權，但當涉及全球地緣政治的混戰世界時，它就成了政治侏儒。”（杰·里夫金：《歐洲夢》）
歐盟被如此蔑視！杰·里夫金溯源：“有人覺得歐盟軟弱，甚至本性陰柔。”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性陰柔。歐盟無乃上善乎！
善終將戰勝惡。然而，老子發了一通“柔弱勝剛強”的雄論之后西行不知所終，人類卻趑趄于強權壓迫下幾千年至而今。
善如何戰勝惡？
走在前列的歐洲，如何讓“人類精神”的理性之光照臨世界每一個角落？
事實上，與歐洲偉大并行于世的，是歐洲近乎屈辱的“茍活”——
大不列顛落日宣告了歐洲世紀的終結；從此，蓬勃升起的美國太陽給歐洲光和熱：兩次世界大戰、戰后經濟重建與復興、冷戰時期與蘇聯對峙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今日“跟班”美國的無奈……
戈爾巴喬夫的批評是尖銳的：“西歐國家的自主政策被掠奪并且被送往大洋彼岸，在保衛安全的借口下，民族利益被收買。”（《改革與新思維》）
一個世紀，歐洲因美國而立足。
一個世紀，歐洲拴在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戰車上，不離不棄。
為什么20世紀末德國社會民主黨《柏林黨綱》“關于現代化和進步的新的遠景設想”無人喝彩？因為那是認同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下，對生態、平等、社會和諧、民主政治……的高尚空談。
為什么異軍突起的綠黨被指為“不負責任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斯·湯普森：《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因為一篇綠色牧師的綠色禱辭和對公有制、公有觀念的綠色“安排”，不足以實現對資本世界的綠色超越。
曾經，釋迦牟尼、耶穌、魯迅張揚了偉大的獨立“人格”；華盛頓、羅斯福的美國，列寧、斯大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張揚了偉大的獨立“國格”；今天，走在歷史前列的歐洲，能夠率先張揚偉大的獨立“洲格”嗎？
毋庸置疑，歐洲踐履著為社會主義的真誠。
1951年，社會黨國際《法蘭克福宣言》：“社會主義力求把人民從依附于占有或支配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地位下解放出來。社會主義的目的在于保障全體人民在經濟上的決定權。它致力于建立一種自由者以平等身份進行合作的社會。”
1986年，瑞典首相帕爾梅在街上行走時被刺身亡；2003年，瑞典女外交部長在商場買東西被殺。“但瑞典政府仍舊公開聲明，決不因為懼怕暴力就放棄他們長期以來為之自豪的開放的民主政治，將繼續保持平民化和親民作風與傳統。”（楊奎松：《關于建國以來黨政干部收入的問答》，見《南方周末》
1992年，聯合國議定：發達國家每年拿出國民生產總值的0.7%用于全球環境治理，但日本、美國實際提供資金不到一半，北歐各國則高出許多，挪威甚至高出3倍多，（見馮林：《21世紀：中國大預測》）
對人類的負責精神和“開放的民主政治”，彰顯著歐洲的社會主義良心。
然而，俯首于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社會主義就不能不向資本主義稱臣。
羅馬俱樂部關于生存環境惡化的憂慮，世界環境發展委員會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呼吁，盡管促進局部改進，但實質上卻在貧富懸殊與壟斷剝削的鐵壁前，碰得粉碎。
朱·班達在《對歐洲民族的講話》中尖銳指出歐共體的脆弱根基。他質問：“如果不在歐洲精神中形成貶低個體主義尊重舍小我為大我的價值觀，那么你們怎樣實現這種經濟革命呢？”
歐洲邁不過去的坎：從資本主義體制和資本主義觀念中走出。
19世紀末，老年恩格斯曾熱烈期盼：英國工人政黨組織得“足以一下子永遠結束為使資產階級統治永存而輪流執政的兩個舊政黨的蹺蹺板游戲”。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版序言》）
他沒有想到，工黨會成為這個蹺蹺板游戲的參與者。
他更沒有想到：不僅工黨，歐洲所有“工黨”都成為這個游戲的參與者；歐洲以“和平變革”為主要形態的社會革命沒有實現質的轉變，沒有確立社會主義。
歐洲為自身的尷尬而焦慮，“它必須同時在兩個世界里生活：日常的現實政治世界，以及夢想中即將來臨的更美好的世界。”（杰·里夫金：《歐洲夢》）
這是理想與現實的糾結。20世紀初，帝國主義軍事大戰打斷了第二國際預設的發展之鏈；20世紀末，帝國主義經濟大戰再次打斷了社會黨國際期許的理想進程。資本主義是世界性的，社會主義也是世界性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只有世界各民族掙脫帝國主義體系才可望成功，一國乃至整個歐洲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不能完成的。
然而，如果沒有法國巴黎公社、俄國十月革命、中國文化大革命……率先向社會主義進軍的英勇實驗，又如何激勵資本主義變革？如何開拓整個世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之路？
列寧說得好！對資產階級政權，“如果不‘推’它，即使在危機時期，它也是不會‘倒’的。”（《第二國際的破產》）
恩格斯說得好！“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抵抗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暴力不排除流血；但暴力更多地表現為和平形態下國家機器的屬性——武裝威懾。
對誰威懾？對資本剝削還是對人民？
社會民主黨盡管以對暴力必然等于流血的曲解為自身的“陰柔”辯護，但卻不能不經受百年困擾：如何在和平變革中實現暴力即軍隊、警察、法庭等國家機器從資本專制向人民專制的轉化？
社會民主黨能不反思？“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于改變私有制，而在于消滅私有制；不在于掩蓋階級矛盾，而在于消滅階級；不在于改良現存社會，而在于建立新社會。”（馬克思 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
社會民主黨難道止步于社會主義對資本世界的抽象超越而鼓勵與縱容資本剝削嗎？
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綱領》：“社會民主黨認同自由競爭，支持企業主的積極性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同時說這些都不應阻礙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制度’。”（陳樂民：《20世紀的歐洲》）
斯·湯普森為之做注：“公正社會秩序內的私有制是可以接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
那么，建立在資本剝削基礎上的“公正”，能不是一個變態的“公正”？
盡管在很多情況下，社會民主黨“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傳人”（見黃憲起：《當代西方政治思潮》），但這個“傳人”卻以抽象超越馬克思的云里霧里，淡化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從而使自身失去了“會當凌絕頂”的理論高度，也失去了“飛流直下三千尺”的理論強度。
斯·湯普森寫道：《哥德斯堡綱領》“接受了階級政治不斷弱化的觀點。意識形態重要性的衰微，使‘自由、公正和團結’成為取代社會主義的適當提法”， （《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
——社會主義被幻化，其與無產階級階級性“一刀兩斷”。
黃憲起引《柏林綱領》：“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淵源來自于基督教、人道主義哲學、啟蒙運動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社會學說，以及工人運動的經驗。”（《當代西方政治思潮》）
——“眉毛胡子一把抓”。想起了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
毛澤東說：“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它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矛盾論》）
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性質，是由哪個主要方面規定的？
理論的大雜燴貌似對“多元價值”的尊重，實際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對基督教、人道主義哲學、啟蒙運動思想……的科學升華，甚至否定了基督教、人道主義哲學、啟蒙運動思想……的歷史價值，最終使“多元”的抽象跪倒在資本剝削“一元”的腳下。
斯·湯普森筆觸沉重：社會民主黨“從傳統立場上退卻了，他們已經不再堅持自己的基本價值觀，似乎不知道向何處去，或者說不知道他們的目標是什么。”（《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
“小園香徑”里，徘徊復徘徊。徘徊里，“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在向新自由主義靠攏。”（斯·湯普森：《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
新自由主義創自美國民主黨。
挑戰美國觀念的歐洲觀念，向著美國觀念跪拜下去。
實在說，新自由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和對資本專制的抽象超越，它主張“個人與他人是相互依存的，離開他人和社會，個人不可能有幸福。”它認定“社會的不平等，是對自由的扼殺。”（黃憲起：《當代西方政治思潮》）
然而，新自由主義立足于對資本主義體制的維護與修補，其流變更畸化為壟斷資本集團對世界各民族進行經濟掠奪和政治顛覆的排頭兵，做成了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侵略工具。
新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惺惺相惜”，對立同一。民主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新自由主義是社會主義的資本形態。二者相依相輔，打造資本主義主導下與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即借用社會主義，維護資本主義體制。
顯而易見，社會民主黨向新自由主義屈膝，不但表明了自身理論的貧乏，更屈辱地淪為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掠奪落后民族的“狐假虎威”。
斯·湯普森揭示：“‘新’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同于以前的社會民主主義，因為它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而這種經濟理論是與實現更大范圍的平等、為公眾提供福利服務以及促進社會改善等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目標背道而馳的。”
他進而指出：20世紀末，“他們的立場從溫和的社會主義和中性的自由主義轉變為更大程度的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喪失了自身的激進性質，成為維護現狀的黨。”（《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
怪不得“布熱津斯基斷言：通過民主社會主義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李振城：《蘇聯興亡的沉思》）
也怪不得托·邁爾揭示：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化”已經變了味，不再是人人平等的“社會化”，而退步為“被解釋成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使用實行占優勢的社會監督”。（《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
有限的“社會監督”，與其說是公有制對私有制的制約，不如說是維護資本統治的茍且。綠黨深諳個中利害，斷然與之劃界：“我們既非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代表正前方。……追求的是一種既非自由資本主義也不是現實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見郇慶治：《歐洲綠黨研究》）
為著利益的跪拜，“左派”沉淪與“右派”同流。綠黨恥于此道而尋求超越，他們規定自己的議會代表只領取相當于一個熟練工人的薪水，自己的領導機構接受監督、拒絕特權，甚至主張“政治參與的非職業化、黨的官員與議員的無薪制與輪換制” （郇慶治：《歐洲綠黨研究》）
綠黨重張巴黎公社的光榮；然而，困于資本主義體制和對社會主義的抽象，綠黨同樣無法規避社會民主黨的宿命。所謂“第三條道路”，無非資本主義主導下與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別樣形態；而其理論的空幻則不能不演繹為崇高的墮落。20世紀末，歐洲綠黨開始聯合執政之路，也便迅速地步社會民主黨后塵。斯·派杰特慨嘆：其“宗派之爭非但沒有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德國：左派的停滯》）
歐洲向何處去？
英國的麥克·戈夫擲判：“一個衰亡的文明之萎縮的秋實。”（見杰·里夫金：《歐洲夢》）
如此冷酷！
然而，卻判定了真實的歐洲：如果說尼采的“超人”是這個衰亡文明之萎縮的畸形果，那么歐盟的“歐洲夢”則是這個衰亡文明之萎縮的幻影花；如果說尼采的“快意江湖”張揚了超越這個衰亡文明的畸形力爆發，那么歐盟的“志存高遠”則放大著附庸這個衰亡文明的幻影的柔弱。
歐盟——資本主義衰亡文明的產物！
歐洲向何處去？—→ 世界向何處去？
偉大的歐洲夢寫照著歐洲進入后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和邁向社會主義的求索腳步。歐洲夢是社會主義夢。
然而，將社會主義付諸于夢的虛幻，不管怎樣真誠，又豈能掀翻幾千年私有制私有觀念的深溝壁壘，實現對資本世界的顛覆？
在“夢”與“現實”之間，如果不能架起理論科學的橋梁，則如何不是“一枕黃粱再現”（毛澤東）？
歐洲人民相信“夢”嗎？“1989年民意調查表明：挪威幾乎一半以上的人同意政治家不懂他們討論的問題，奧地利2/3的人同意政治家既賄又貪……德國僅1/4的人表示對政黨有信心，法國2/3的人認為政治家對他們的問題不感興趣……英國2/3的人認為保守黨是卑劣的和聲譽不好的。”（郇慶治：《歐洲綠黨研究》）
“民意調查的數據表明：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的各國公民沒有感到未來是有希望的。”（斯·湯普森：《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
為什么？
20世紀末，《明鏡》周刊評說德國：“從一個團結的社會走向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團結友愛的精神在衰落，人們在毫無顧忌地滿足自己的欲望，幾乎不惜任何代價。”（楊繼繩：《鄧小平時代》轉引自夏中義：《人與世界》）
——夢的隕落！
附庸資本世界，認同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夢的空幻豈能不被私利相爭的現實所填滿。
盡管歐洲民眾以“個人主義”即認同每個個體私利的社會合力，形成對資本的強力制約；但整體私利的張揚同時助推人們對高收入、高福利，高享受的追逐。于是，對落后民族的弱肉強食在不言中；而落后民族的崛起和社會主義的道德譴責，反過來在經濟上和精神上對歐洲形成壓抑。
這是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世紀，是帝國主義霸權奴役世界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抗資本嗜血的世紀。歐洲置身其間，豈能不全方位地感受資本世界經濟剝削、軍事壓迫和階級斗爭的全部脈動，并與之共振？
誰能說：在歐洲民主、和諧、自由、人權的協奏曲中，每一個曲調、每一段樂章、乃至每一個音節，聽不見“階級斗爭”的弦外音？
連歐洲綠黨領袖戴·佩珀也開始反思：綠色運動“應著眼于實現斗爭的潛在需要而不是超越資本主義，……潛在的階級斗爭仍是社會變革的有力推動力。”（見郇慶治：《歐洲綠黨研究》）
毋庸置疑，正是資本剝削勞動的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的進步，正是嚴酷的階級斗爭以民族糾紛、資源爭奪、貿易保護、金融戰、匯率戰、福利戰、移民戰等等的分有形式，制造著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社會分裂。
先進的歐洲盡顯疲態。
這是資本主義文明衰亡的疲態。
顯然，不掙脫資本主義體制，社會主義活力就不能充分迸發。而不打碎夢的空幻，社會主義就只能做資本世界的附庸。歐洲的新生，必須走出一條直面資本世界、向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無畏宣戰的陽剛之路。
早在20世紀中葉，法國總統戴高樂已經開始這個挑戰：“歐洲應當從美國的保護下解脫出來……擺脫美國過度的影響。”（見赫魯曉夫：《最后的遺言》）
幾十年來，這個“挑戰”從未間斷。
在深層意義上，這是歐洲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更是對整個資本世界的挑戰；這是歐洲對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挑戰，更是歐洲工人階級的自我挑戰。
歐洲工人階級走在世界前列。
歐洲工人階級何以走在世界前列？——人權！
歐洲工人階級正在“恢復人權”，而“人權”的“恢復”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運動別開生面：一定意義上，工人階級 ≠無產階級。
馬克思為什么說無產階級意味著“人的完全喪失”？
因為，無產便是一無所有，包括生命。只有當有產者購買了無產者的勞動力，無產者才能用出賣勞動力的收入購買生活資料以維持生命；而這時無產者的生命已經以勞動力商品形式賣給了有產者，不屬于無產者自己了。
相反，當無產者爭得“人權”，實現“人”的復歸，則意味著“無產者”的喪失，不再是無產者了。
馬克思、恩格斯論證這個“質變”：無產者“人權”的回歸，便是階級和階級剝削的消亡：“把資本變為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公共財產，這并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里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共產黨宣言》）
也就是說，隨著公有制的實現，“人權”附著于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這時，無產者在社會共有即共產主義的意義上成了有產者；“無產者”不存在了。
然而，公有制“只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并不是由于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于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于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那么，不具備新的經濟條件，就不能實現人權嗎？
實際上，人權的“質變”是一連串“量變”環節的抽象，它大量地表現為私有制向公有制過渡的漸進性成果。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功績，就是積聚這個“量變”，推進無產者“人權”即人的生命、尊嚴、財富的漸進恢復。
但是，“人權”在資本世界的漸進恢復，不能不表現為資本形態，也就是商品形態或價值形態。無產者獲得資本形態的“人權”，實際上獲得的是“人權”的價值即含金量。無產者有了含金量，其自身性狀也就改變了；不再是無產者，而成為小資產者或資產者。
概言之，無產階級獲得資本主義意義上的“人權”，則失去了原始意義上的“無產”； 而資本主義“人權”只是“資本權“的外在形式，是在資本剝削前提下以金錢度量的“有限人權”。金錢賦予社會成員的，只能是資產階級性或小資產階級性。
無產階級大量地“升華”為小資產階級。
否定之否定。
農民小資產階級淪為無產階級，是第一個否定；無產階級掙得“有限人權”“上升”為小產階級，是更高形態下的再否定。
向小資產階級回歸，是無產階級向“人”回歸的必由之路。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分析：股份公司“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
反過來說，也就是以社會財產形態實現的個人財產所有權。“過渡點”的深層含義是財產的二重性：一重是開始具有的“社會財產”的內涵；另一重則是以股份、紅利等對個人財產的確認。
這種“二重性”表明：廣大“生產者”即工人成了擁有少量資產的小資產者；而作為與大資本家階級對立的勞動者階級，同時是變革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物質力量。
實際上，從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過渡的主體力量是小資產階級；相對而言，從資本主義私有制向共產主義公有制過渡的主體力量也只能是小資產階級。
進而言之，資產階級革命的主體力量是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主體力量也是小資產階級。
所謂“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其現實則是以“工人階級”形態出現的廣大勞動者即小資產階級，解放全人類。
不能諱言，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無產者基本消失。
早在19世紀中葉，托克維爾便曾求索：“為什么在美利堅這片最卓越的民主的大地上，卻沒有人吶喊反對總體而言的私有財產，正如歐洲常常回響的那樣呢？……這是因為美國沒有無產者。每個人都擁有需要保衛的財產，因此在原則上認可財產權。”（見杰·里夫金：《歐洲夢》）
到了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大肆推行私有化，把國有企業的股份分給職工……一時間，英國的股民數量超過了工會會員的數量。美國則是通過發展各種投資基金、養老基金與共同基金，使普通百姓參與資本市場的投資。”（丁一凡：《美國批判》）
李慎明寫道：1996年，“全美持股者占成年人口的比重是43%。”（《“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若干重大理論問題研究》）
羅·麥德維杰夫寫道：“現在西歐和美國有幾千家企業，歸屬于在其中工作的工人和雇員。”（《俄羅斯向何處去》）
無產者“脫貧”成了“有產者”，這是工人階級挑戰資本剝削的勝利果實；而從“人的完全喪失”到“人權”以財產形態的有限獲得，則是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本質訴求在“量”上的體現。
“美國沒有無產者”；然而美國有為擴展自身主權而自覺奮斗的工人階級，有工人階級日益深化的社會主義運動。美國有社會主義。
約·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說，“在整個美國，集中化的結構正在紛紛崩潰”。他尤其指出州政府對本州利益的捍衛以及州權對聯邦權的消解。
這是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的折光：人民在私有制框架內，舉起抽象民主、人權、自由的標牌，以捍衛州權即捍衛“超級社團公利”的方式，抗爭資本壟斷，捍衛個體私利。這是美國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呼求的資本形態。
歐洲附庸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而美國在走歐洲路。
這是社會主義之路。
工人階級從無產階級“上升”為小資產階級，并不改變自身的社會主義指向。
然而，工人階級如果不在挑戰資本世界和挑戰自我中超越小資產階級，則不能擔起自身的歷史使命。
什么是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同一的階級載體。社會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趨向，資本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本能訴求。“小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搖擺不定是不可避免的。”（列寧：《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
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階級性上的同一，決定了小資產階級必然地成為資本主義抽象人權、民主、自由的忠實受眾。社會民主黨向新自由主義靠攏，正是這個“階級性”使然。
事實上，無論早期兼有小塊土地耕種還是后期擁有小額資本，除了特定的“無產”時期，工人始終是小資產者；至于觀念，更遠未掙脫小資產階級束縛。
小資產者是大資本家階級的附庸，是資本剝削的參與者。工人的小額資本投入股票、基金、債券、房地產乃至儲蓄獲利，都是對社會產值不同程度的無償占有。“在貨幣消滅之前，平等始終只能是口頭上的，憲法上的。同時每個有貨幣的人都有實際的剝削權利。”（列寧：《關于用自由平等的口號欺騙人民》）
小資產者對其“剝削權利”的行使，意味著對私有制、私有觀念和獲取剩余價值的認同。為著這個“認同”的工人運動，不過是農民革命的現代形態。“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列寧：《怎么辦？》）
工聯主義，即為小團體利益而放大的個人主義；是資本主義思想體系的構成。
然而，工人階級的特定“無產”時期，卻形成自身本質的噴發，使馬克思立足“人的恢復”這一主題，抽象出工人階級“解放全人類”的世界觀和歷史使命。
什么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是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對立同一的階級載體。無產階級是小資產階級的“質”的規定，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量”的述說。
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在深層意義上，是工人階級世界觀領導一切！
工人政黨的存在價值，就在于以物質形態確立工人階級世界觀的領導地位。然而，工人政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與小資產階級政黨對立同一的政治載體，同樣是二重的：無產階級政黨規定著小資產階級政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方向，小資產階級政黨述說著無產階級政黨經濟成分、組織結構和思想觀念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現實。因而，它有著放任自身的小資產階級階級性而淪為資產階級政黨的現實危險，也有著張揚自身的工人階級階級性而升華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內在呼求。
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世界觀的斗爭，貫穿于工人政黨生命的始終；自我批判、自我革命、自我救贖，是工人政黨存在的全部意義。
工人政黨必須正視：社會對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認同”，成就著資本世界在“平等”表象下的血腥剝削。
金融壟斷下的中小投資者，形成著資本市場上虧損賠本的主力軍；便是獲利，亦屬微薄，不過是資本剝削勞動的有限回饋。更重要的是，社會資本的高度集中，支撐起資本專制的金融帝國，反過來實現著對人民的統治與剝削。
所以列寧說：“當資本主義的教授和辯護士們看到小股東人數在增長時就說私有人數在增加。事實上是百萬富翁對‘小股東’資本的控制的加強（和百萬富翁收入的增加）。”（《資本主義財富的增長》）
而“所謂股票占有權的‘民主化’，……不過是加強金融寡頭實力的一種手段。”（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顯然，在資本世界，工人階級“人權”的有限復歸，既是挑戰壟斷資本的成果，也形成著對資本主義體制的維護；而工人政黨的“和平變革”，則既是對社會主義的“量”的推進，又形成著對資本主義的“質”的捍衛。
百年歐洲之光榮：社會主義主導下與資本主義統一戰線的工人運動，即革命民主主義運動，推動歐洲走在世界前列。
百年歐洲之恥辱：資本主義主導下與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的資本專制，即資本主義國家，附庸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而不自拔。
革命民主主義就是新民主義；而新民主主義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只是社會民主黨不肯邁出從新民主主義運動向新民主主義政權轉化的步伐，民主社會主義就只能成為民主資本主義的派別招貼。
實際上，新民主主義指向，正在成為世界共識。
弗洛姆立足資本主義表述這個“共識”：“在經濟體制方面放棄自由市場經濟，建立有人的價值規范和計劃指導成分的市場經濟。”同時，“維護現代西方民主政體，用人道主義管理取代官僚政治。”（見邢賁思：《當代西方哲學——文化思潮》）
放棄自由市場經濟就是放棄資本主義，弗洛姆不過以“人道主義”抽象，表達了對新民主主義的模糊認同——資本主義體制內的社會主義。
歐洲共產主義政黨立足社會主義表述這個“共識”：“歐共認為，要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建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工農與知識分子的聯盟為基礎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為此，必須爭取、團結包括廣大中間階層、中等企業主等反對壟斷資本家的社會力量，加強與左派政黨的合作，甚至在一定條件下與某些開明資產階級政黨‘諒解’。”（杜康傳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概論》）
——從新民主主義運動向新民主主義國家即社會主義國家轉化。
新民主主義：以按勞分配為基礎，以資本集中為手段，以人民主權和社會平等為指向，明確社會主義主導下與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對立的同一體。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不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它必須明確工人階級主導，也必須明確資本主義的法理地位，讓資產階級分享政權。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轉化是這樣，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轉化也是這樣。
新民主主義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的認同與尊重；然而，新民主主義同時意味著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制約和引導。新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統一體中的合作與斗爭。
這是整個世界向著新形態轉化的階級斗爭。資產階級正在消亡，日益“濃縮”為壟斷資本集團；無產階級也正在消亡，日益擴展為小資產階級即勞動者階級。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表現為廣大勞動者階級向著極少數特權階層展開的人民革命。
這是資本主義文明衰亡之際的人民革命，是為著階級消亡的無產階級革命。
20世紀不具備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從十月革命到中國革命，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實際上是以“無產階級革命”名義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21世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無產階級革命過渡的世紀，是世界新民主主義的世紀。
新民主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在這個過渡世紀的理論科學。
在深層意義上，無產階級革命是頭腦革命，是以文化革命為主要形態的思想革命、觀念革命。它以對佛陀、耶穌以降千古人類精神的科學升華，賦予世界新民主主義以深刻內涵。
無產階級革命就在世界新民主主義之中。
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憲法”以共產黨人對蘇聯現代化進程內在呼喚的懇切回應，而猶不能拒絕蘇聯社會對“斯大林專制”的現實需要。
20世紀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共產黨人對中國歷史進步的熱忱期待，而猶不能改變中華民族對“毛澤東專制”的現實需要。
同樣，整個20世紀，社會民主黨以對馬克思指引的共產主義的認同，而猶不能改變歐洲對資本主義乃至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現實需要。
理想反映社會的進步之聲，認同理想是人類良知的飛揚；現實甩不脫傳統的沉重，認同現實則是人類對歷史進程的清醒，以及無奈。
斯大林專制和斯大林憲法聯袂亮相，毛澤東專制和“毛澤東憲法”聯袂亮相，歐洲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聯袂亮相，這是歷史訴求的對立統一：民主就在專制之中，專制為法制夯實地基；共產主義就在資本主義之中，民主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鋪路搭橋。
歐洲走在人類歷史進程的前列。
歐洲踟躕于為掙脫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求索中——
在瑞士首都伯爾尼，有一座“正義女神”的塑像，她一手執劍，一手拿天平。她的腳下，塑有教皇、皇帝和高官顯貴的形象。
憑借天平，還有劍 ——正義裁決一切！
這是歐洲的良心；也是歐洲為全世界展露的曙光。
這是人類的共產主義曙光！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本文摘自《中國：21世紀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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