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200年之久的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政治西化在拉美屢試屢敗的歷史，證明西方霸權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適用于第三世界國家。
在當前關于民主問題的全球性激烈論戰中，有一種意見特別值得注意，這種意見明確提出：“今日世界上的民主多種多樣”，唯有西方的“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才是“現代民主與民主化的方向”，極力主張政治西化。今后中國的政治建設到底是要倒退到“政治西化”的方向，還是要繼續沿著人民民主的發展方向前進?這無疑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大問題，不能不引起所有致力于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廣大人民和學者的重視。筆者研究拉美政治歷史多年，深知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政治西化” 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本文以亨廷頓世界民主化進程三浪潮的分期來分析拉美民主化進程的情況。
第一次浪潮：終結于寡頭獨裁
亨廷頓所說的第一個民主化浪潮發生在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18世紀末年拉美經過歐洲現代化運動熏染的少數政治精英，想通過政治西化的道路，建立起自己強大的民主共和國。他們從歐美引進了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政治方案并紛紛召開議會，制定以法、美兩國憲法為藍本的憲法等。但是， 通過“移植” 所謂自由民主制度辦法建立起來的共和政府，從一開始就是虛弱的，根本沒有辦法維持全國的團結統一和政治穩定，到處都是地方考迪羅(軍閥)的叛亂、農民起事、印第安人起義、教會叛亂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反叛和分裂活動;各地方行政機構還利用當時所鼓吹的自由和民主，組織自己的武裝，鑄造自己的貨幣，建立內部關卡，行使與憲法不相容的司法權。在這種所謂的民主化運動下，拉美民族被分裂成十幾個國家;獨立后的墨西哥被肢解，大半國土劃歸美國版圖;致使美國再也沒有強大的鄰邦，整個拉丁美洲淪為美國“后院”。
為解決新獨立國家的治理問題，比如如何平定那些給拉美人民帶來無窮戰爭災難的考迪羅叛亂的問題，從19世紀中期歐美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后，拉美的政治家開始放棄歐美的所謂自由民主制度，而從拉美傳統出發，在拉美普遍建立了當時唯一可以給拉美帶來穩定的、高度集中的考迪羅專制獨裁制度和寡頭專制獨裁制度。
總之，拉美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從獨立戰爭爆發開始，經歷了一個從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西化高潮到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態，最后轉變為考迪羅和寡頭獨裁統治的過程。拉美的第一波政治西化進程顯然是一個失敗的過程。
第二次浪潮：終結于軍人獨裁
1929年爆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之后，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進入了亨廷頓所說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二戰后拉美民主運動開始進入高潮的時候， 19世紀那樣的自由主義思想也在民主運動中到處抬頭，追求的同樣是政治西化。但是，拉美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的形勢和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已經不同。經過19世紀末葉的早期現代化，拉美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出現了兩個影響力越來越大的階級，這就是中產階級和城市工人階級。到19、20世紀之交，中產階級已壯大到占人口總數的10%。城市工人階級已成立了自己的第一批工會。在墨西哥革命的鼓舞下，拉美幾乎所有的寡頭政權和考迪羅政權都或早或遲地被民主化浪潮所推翻，出現了一種新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有廣大勞工民眾參與的民主政權。這個民主化進程所產生的民主制度卻不是西方國家所希望的那種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而是各種形式的、不同于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民眾主義民主制度”。所謂“民眾主義民主制度”，簡單地說，就是國家的多數民眾(工人、農民、中小資產階級)參加政黨和職團組織，并通過這些政黨和組織，在有個人魅力人物的領導之下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活動，以謀求自己階級利益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的理論基礎是當時新興的“社會權利國家理論”。這種理論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統治集團所宣傳的“自由權利國家理論”，主張不僅要維護個人的自由權利，而且還要維護社會的權利。為了維護社會的權利，就必須要有國家的干預，所以，自由派所主張的自由放任主義綱領被拋棄了，過渡到一種國家發揮發展促進者和福利提供者作用的政治制度。
二戰后，大多數拉美國家都程度不等地建立了這種政治制度，民眾部門的動員能力在大多數拉美國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這是拉美歷史上的所謂“民眾主義”時期。當時最著名的民眾主義政權有墨西哥的卡德納斯主義政權、巴西的瓦加斯主義政權和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政權。
但是，這些新生的民眾主義政權，由于沒有經驗，除了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執政的政權之外，都很不穩定。多數國家都因為民眾的參政問題而出現激烈的階級斗爭。有些國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1944年至1954 年的危地馬拉“十年革命”、1952年至1956年玻利維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1953年開始的古巴革命等。民主運動的激進化趨勢以及來自社會左翼勢力的各種革命運動特別是古巴革命的勝利，引起了美國的敵視，同時也在拉美上層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中引起了恐懼。進入60年代以后，拉美的中產階級開始退出與工農民眾的民主同盟，轉而同美國統治集團聯手，共同支持軍人舉行政變。于是，拉美的軍人以恢復秩序為旗幟，相繼在巴西、玻利維亞、阿根廷、秘魯、厄瓜多爾、烏拉圭、智利等國發動軍事政變，建立起軍人獨裁統治，對生氣勃勃的民主化運動進行了殘酷的鎮壓。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由此進入低潮。拉美的第二次民主化浪潮顯然已經是對政治西化道路的否定，它證明了政治西化道路的更大的失敗。
第三次浪潮：又將產生一個新威權？
到上世紀80年代，拉美又出現了亨廷頓所說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這次民主化浪潮幾乎是在沒有嚴重斗爭的情況下就在短短十年中實現了從軍人獨裁統治到文人民主統治的過渡，破天荒第一次實現了拉美全地區的“民主化”，并在此后的20多年基本上保持了“民主政治”秩序。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霸權國家改變政策，由原來的支持軍人獨裁統治改變為強行要求拉美國家實行與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相適應的政治自由化;二是在軍人獨裁統治時期備受壓制和迫害的知識分子迫切要求民主;三是面對嚴重的經濟危機，軍人獨裁政權束手無策，喪失了統治能力。總之，這是一場在國外壓力下發生的民主化運動，是霸權國家“民主輸出”的產物。
那么，在這次民主化浪潮中，是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就已經取得勝利了呢?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由于拉美這次的民主化進程是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復興的，是在執行“華盛頓共識”所要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該政策將前半個世紀拉美民主運動所掙得的一點點權利和福利取消殆盡)的進程中推進的，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會沖突的激化和政治的動蕩。所以，拉美各國“民主政府”盡管受美洲國家組織的約束而基本維持著“民主”秩序，但它很不鞏固。其次，在這次民主化浪潮中所建立的民主政權，也不是什么美國式的自由民主政權，而是許多政治觀察家所說的“新民主”政權。所謂“新民主”就是“塑造中的民主”，其中包括 “委任制民主”、“協議民主”、“大眾民主”、“社會民主”、“自由主義民主” 等等，它們 “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變化的”。再次，興起于上世紀中期的民眾主義政權盡管遭到殘酷鎮壓，但人民民主主義的發展趨勢依然不減。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沖突和日益動蕩的政治，人們越來越強烈地要求“重新發揮國家的社會指導者和領導者的作用”，使得民眾主義思潮在沉寂了一段時期之后又再度興起，一批新的溫和的或激進的民眾主義者又以新的姿態出現在拉美的政治舞臺。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厄瓜多爾的科雷亞、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等。最后，按亨廷頓的說法，第三次民主化浪潮還沒有完成，只能算是半個浪潮，最后會不會落個同上兩個浪潮一樣的結局，現在還說不準，很有可能還會出現一個新的威權主義浪潮。所以，拉美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顯然也不是政治西化成功的范例。
總之，通過上述對拉美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歷史考察，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迄今為止，拉美的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已經經歷了從自由民主到專制獨裁的兩個半周期的周期性交替;長達200年之久的拉丁美洲政治民主化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政治西化在拉美屢試屢敗的歷史，證明西方霸權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適用于第三世界國家。關于這一點，拉美獨立革命的偉大領袖西蒙·玻利瓦爾早在差不多兩個世紀之前就已經看得很清楚，當時他就指出，美國“是上帝委派來以自由的名義折磨美洲、給美洲帶來無限痛苦的”國家，他告誡拉美獨立革命的領導人“決不能有抄襲美國制度的任何企圖”，他甚至說，在拉丁美洲，“與其采用美國的政府形式，還不如采用古蘭經所說的政府形式，盡管前者是地球上最好的政府形式”。玻利瓦爾的這種政治眼光正是他的偉大之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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