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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鮮最高領導人從西方媒體以及一貫追隨它們以膝蓋行動的國內媒體的“軟禁”中逃脫出來之前，來自朝鮮的最新恐怖故事還會繼續流傳下去。

　　然而，即使當這個新的恐怖故事最終破產時，又如何呢?只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這個地球上存在一天，“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就不會終結，正所謂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來來去去，去去來來。

　　年青的獨裁者下令全國男性都必須理和自己一樣的發型。

　　年青的獨裁者用猛犬處決他的親叔叔。他的嬪妃寵臣，還有被處決者的家人，同場觀刑。酷刑持續了幾個小時，年青獨裁者的臉上露出了殘忍的笑容。

　　年青的獨裁者無情地槍斃了一名女歌手，據說是因為她參與拍攝色情錄象，而年青獨裁者的妻子也是這個丑聞中的一部分。

　　......

　　不過，被槍斃了的女歌手在今年死而復生，并且登上講臺做了講演。

　　也許是這么回事：一些邪惡的朝鮮科學家正奉命進行一項重大的陰謀計劃，死而復生的女歌手只不過是這個計劃的前期實驗之一，計劃的真正目的是復活兩位朝鮮前領導人，金氏祖孫三代將利用核武器，消滅美國、征服世界。為了阻止這個邪惡至極的計劃，保衛自由世界和全人類的和平，美國隊長和他那些身懷絕技的部下，再次行動，向黑暗勢力發起挑戰!!!

　　這可不是異想天開，在著名的007系列電影里，不是曾有過相似的情節嗎?如果我們翻看一下“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會發現上述的內容也并不比那些“故事”更荒誕，而不少人都對它們信以為真不是?關鍵的問題不在于那些“故事”有多怪異離奇，而是相當多的人都下意識地認為，在朝鮮“那樣的國家”，發生“那樣的故事”是可能的。就像意大利人魯杰洛·德奧達托偽紀錄的《食人族》(Cannibal Holocaust)電影一樣，當時很多西方人之所以會認假為真，就是因為想當然地以為在南美或者非洲那樣的第三甚至第四世界的野蠻神秘之地，真的會發生那樣恐怖殘酷的事情。而實際上，對于“那樣的國家”、“那樣的地方”，人們其實又真的了解多少呢?反對朝鮮的人聲稱那是一個“洗腦國家”，但比起那些盲目相信“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的人，到底誰被洗腦洗得更徹底?尤其是對那些生活在據說自由開放、每天可以接觸到大量信息源的人來說，與世界上“最封閉的國家”朝鮮相比，難道不是顯得更為無可救藥?

　　如果你以為相信“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的人，都是些頭腦簡單之輩，那就錯了。圍繞目前最新的恐怖故事的議論中，一些平素頗為人敬重的人物也來湊了熱鬧，比如共濟會的研究家何新先生。

　　何先生或許認為，連共濟會級別的大陰謀都在他的股掌之中，象朝鮮那樣的“小陰謀”實在是如同兒戲。于是，何先生以《新版當代世界資治通鑒》為題，創作了一出經典的西方四幕劇或是東方四折一楔子的雜劇，從第一折《斬叔》到最后一折《合邦》，“自信滿滿”地講述了一個“非常恐怖、但也非常好玩的系列故事”。我沒有共濟會方面的消息來源，但只是定期看下朝中社網站，也能夠知道何先生貌似邏輯周全的揭密工作很多都經不起推敲。如何先生認為“有意思的是正當韓國舉行亞運會之際，崔龍海被任命為體育指導部長 ”一事大有玄機，但是他如果定期對朝鮮情況作觀察的話，就應該知道崔龍海在“突然”被“任命為體育指導部長”之前的幾個月里，一直出席的都是與體育相關的活動。為了去向韓國獻投名狀而緊急自我任命或是一個正常的職務任命，顯然后者更合理一些。何先生提到“朝鮮這樣的絕對全面封閉國家，本來關于領導人健康的一切都屬于絕密信息，而小金受傷的信息竟然在電視上，突然被播音員聲淚俱下地公開披露了”，暗示“小金”已經失去權力——不過很奇怪的一點是：“朝鮮這樣的絕對全面封閉國家”，卻能夠從內部流傳出大量的所謂“宮廷內幕”，而且很多都詳細到了細節，這難道不是很矛盾嗎?要么朝鮮是一個“絕對全面封閉國家”是假的，要么那些內幕是假的，在正常的邏輯里只能非此即彼，而在現實中，相信“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的人卻可以同時相信這兩者都是真的——我還是重申，我沒有共濟會方面的消息來源，但只是定期看下朝中社網站，也能夠知道自從權力交接之后，“小金”的很多舉動都是“罕有”的，并且基本上都體現出更為開放和靈活的傾向——即使根據韓國方面對所謂“脫北者”最新的面對面調查，對“金正恩得到了50%以上人民支持”作出肯定答復的，也接近了65%——公布行動不便的畫面，只是為了之后的休養做一個“預告”。將人民可能因領袖一段時期無法公開露面的不安心理，轉化為對領袖以“不便之身”仍為國勤勞的行為的愛戴之心，如此的分析好象也比失去權力更合理一些。

　　在拙文《關于“拿槍”的記憶》一文中，筆者曾對何新先生有過這樣的評論：

　　20世紀的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前期，是何一生中最得意時，左翼學者祝東力許之“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個“主流知識界”，也未必是過譽。然1992年后，高層度過了之前的政治危機，而逐漸鐘情于“新自由主義”模式，何設想之李斯特式的國家主義經濟模式未被理睬，其后作為曾經的“高層智囊”更是逐漸被越來越向右轉的中國政經主流所邊緣化。另，90年代中后期的知識界，開始形成“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這兩大陣營，何于這兩大陣營皆格格不入，且多流露出不屑之態——其實何對這兩派都不甚了了。如他誤以為“自由派”只否定中國革命，而不否定法國大革命;所謂“孔慶東罵人事件”時，何在短評中竟謂不知孔慶東是誰——但知識界的格局畢竟已經改變，在新的格局下，何仍然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但不再處于舞臺的中心，這一點也是很顯見的現實。進入到21世紀時，何似乎已不再有往昔之風發意氣，這時提出所謂“新國家主義”，亦正印證其心境。此后，如同中國歷史上很多失意于政治的“名士”那樣，晚年佞佛，做“看破”狀，然內心仍以“國士”自詡，指點天下，臧否人物，且頻以“預言家”身份出現——而何之“預言”若十中二三，往往自衿于二三中者——最近除著力批判西方中心主義之外，則專注于共濟會研究。此研究不可謂不重要，但何之研究有一傾向，即將“共濟會”當作萬能鑰匙，似乎世界上所有的“門”都可以用這把“鑰匙”來開，并且又明言共濟會乃是一不可降伏之物，現在惟一能做的只是“研究”而已。這正說明何已完全陷入了“精英史觀”之中，相應的就是他對“人民史觀”和“60年代精神”之拋棄的徹底性——而在這一點上，張承志恰好處在與他對極的位置上。

　　實際上，對于共濟會的研究反而加強了何新身上的那種“精英史觀”和“名士派頭”——何新的共濟會研究由于立足在“精英史觀”之上，因此在揭露神話的同時營造了更大的神話。在這個神話里，推動歷史發展的既不是人民，也不是英雄，而是超國家甚至超歷史的神秘集團——何新近來多次以預言家的身份論及朝鮮問題，雖然居高臨下，但卻未必的中。幾個月前，何新先生甚至相信韓國方面為了轉移沉船事件的視線而散布的朝鮮核試驗流言。對于一個自詡并且也曾被認可的國際戰略分析家來說，這并不是高明的表現。

　　我們對何先生的批評，只是為了說明“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這樣一種信息心理戰爭的恐怖而已——它甚至能讓何先生陷入彀中，何先生以下之人又何足怪之?——對于何先生個人及其嚴肅的學術研究，我們仍然抱以尊重，盡管其間存在很多的分歧。我們希望何先生能夠對自己的預言也抱持嚴肅的態度，否則，它既不能將“小金”變成腦殘或植物人，也會嚴重影響到何先生共濟會研究的可信性。

　　2

　　不久前，美國前駐韓國大使慨嘆道，美國對朝鮮的無知和對其領導人的妖魔化，是“美國情報部門歷史上最漫長的失敗。”這位前大使并非是主體思想的同情者，只是一個理性務實和有著基本是非之心的人而已。

　　朝鮮半島對于中國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歷史上四場中國參與的以朝鮮半島為主戰場的大戰，都深刻地改變了東亞乃至世界的命運。外部勢力對朝鮮的野心，其最終目的也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中國與朝鮮自近代以來，實際上就有了一個共同的歷史。對于中朝的分化，從日帝殖民時代就已開始。1970年代末，蘇聯克格勃利用虛假情報離間中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系，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尤其進入到1990年代以后，這種分化、離間的活動也越來越活躍，至于成效如何，只要看看那鋪天蓋地的“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便一目了然了。

　　上面提到的那位前大使，雖然嚴厲地批評了美國政府及其情報部門，但我們同時也應當看到，在美國這樣病態仇視朝鮮的國家里，卻仍然有著十分杰出的研究朝鮮的專家學者。將布魯斯·卡明斯的里程碑式巨作《朝鮮戰爭的起源》與我國沈志華等人的相關專著比較一下，前者那種扎實、穩健、細致，更接近歷史唯物主義的宏大手筆，與后者緊攥著幾件所謂“解密檔案”，以陰謀詭計和個人道德來強詞奪理的研究，實在是無法相提并論。同樣，在“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的主要散播據點日本，在那些泛濫成災的以低級的反朝內容為主要出版生態的“邊境地帶”，高水準的朝鮮研究依然令人注目。因此，我們所憂慮的并非是“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在中國的流行，“邊境地帶”的荒蕪才是更值得警惕的問題。

　　在我手頭有一本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尹東柱詩集。這本書的封面在尹東柱的名字旁加了一個(韓)，表明尹東柱是“韓國詩人”。尹東柱1945年死于日本九州福岡的監獄中，在獄中據說曾被用做人體實驗。尹東柱離世的時候，既沒有大韓民國，也沒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他出生在中國，最終死在了殖民主義宗主國日本。長期以來，尹東柱是被當作中國朝鮮族的“愛國詩人”而存在的，可一夜之間，竟然卻加入了韓國籍?!難道就因為尹東柱是“韓國人最喜愛的詩人”或是韓國人近來在尹東柱的家鄉投了不少錢，以區區15塊人民幣(該書定價)就可以隨意買賣國籍了嗎?雖然我不認為“愛國詩人”尹東柱對中國有著強烈的歸屬感，因為在他的詩中如實地表現出了那種不知根在何處的痛苦，但國籍也不能憑此就隨意來販賣。如果不是有意，就只能說明我們即使對于這樣一個著名的民族詩人也越來越不了解——而且還是吉林大學的出版社。

　　以上只是我所說的，“邊境地帶”荒蕪的風景之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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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的流行，究其本因，源自于“傲慢與偏見”，源自于對他者的無知和不尊重。東亞近現代的悲劇，世界近現代的悲劇，無不與此相關。所以，自覺地抵御這種“傲慢與偏見”，了解和尊重他者，才能使“來自朝鮮的恐怖故事”、“來自古巴的恐怖故事”、“來自委內瑞拉的恐怖故事”等等諸如此類的“恐怖故事”不再橫行。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不是社會主義的最后樂園，但也絕不是妖魔鬼怪出沒的人間地獄。這個國家也像其他很多國家一樣，有人生活的好些，有人生活的差些，在其上層也許的確存在著一個卡明斯所說的“兩班”式的、擁有一定特權的階層，但又有多少國家不是這樣呢?至少在普遍的平等程度上，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恐怕要位居其后。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不是什么食人怪獸或異常的瘋子，而是思維敏捷、視野開闊的人物，凡是與他們打過交道的美國、日本、韓國的政商要人，都證明了這一點。

　　最后，這個國家也不是杜瓦里埃——美國的“好朋友”——式的以伏都巫術進行統治的國家;而是一個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尊嚴，頑強但同時又非有勇無謀地進行著長期斗爭的“正常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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