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外政策的現實
托姆•恩杰哈德介紹：沒有必要說對國家安全的頭頭們來說，愛德華•斯諾登的披露使他們沒有任何幸福感，盡管這樣，最近一年這些人物、與他們有聯系的政治家們及退出這個領域的人發表的評論表達了他們的傷感，這些評論是令人吃驚的：高聲責罵。這些人當中的任何人都說斯諾登“是一個叛徒”，--冷戰時代的怪癖(荒謬的是美國國務院吊銷被困在莫斯科機場“過境區”的斯諾登的護照)--，是“俄羅斯的間諜”。這是最溫和的部分。這些人還要求處死斯諾登，將其掛在一棵老橡樹上，讓他在微風中擺動。這是他們令人毛骨悚然的集體表演，給“根深蒂固”一詞賦予一種新的意義。
這是對斯諾登連續將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文件交給格林•格林沃爾德(英國記者)、電影制片人勞拉•波伊特拉斯和《華盛頓郵報》記者格爾曼的事件的回答，要求做出解釋。這里是我的回答：美國國家安全局建立了一個全球監視制度的目標，同時是烏托邦式的和地獄般的制度(根據讀者的觀點)，但是在任何情況下完全令人驚愕。國家安全局的高級官員們企圖梳理所有的媒體、電子郵件和在線網絡(人們利用它們互相溝通)，提高監視的能力，跟蹤地球上所有居民的蹤跡。從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巴西總統迪爾瑪•羅塞夫到阿富汗耕種土地有手機的農民(更不必說身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美國公民);任何人都不會失去聯系，從概念上說不會有例外。明顯的事情是國家安全局在就近跟蹤你。
不論是否意識到，美國情報機構的官員們想像到一個例外：他們自己。設想處在封閉的范圍之外的任何人對于這些官員們正在做什么一無所知。在世界上只有他們不會受到監聽和被監視。我懷疑斯諾登的揭露和根深蒂固的反應的沖擊部分是由于發現這個制度沒有例外，甚至是它的創立者們也不可能置身在外。用流行的話說，斯諾登在公布他的世界設計時，沒有讓任何事情處于危險;但只不過是這將他變成為國家安全局官員們想像的例外的“世界的叛徒”。而斯諾登設想的事情是他們監視我們，現在我們以某種方式能夠監視他們。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斯諾登的行動將這些官員與平民放在一起，他受到最嚴厲的辱罵;而他們以推斷作出回答。
諾姆•喬姆斯基的解釋是，如果國家安全局的“安全”不是美國人民的安全，而是那些領導國家安全的人的安全，如果神秘主義不是權力的象征，斯諾登所做的事情就是打破神秘主義的法則，以破壞和凄慘的方式將權力本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不應當對它引起如此血腥和猛烈的反應感到吃驚。喬姆斯基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揭露權力的一些側面，特別是美國權力的側面，結果令人吃驚。半個世紀以來他一直這樣做，越做越好。
這是誰的安全?華盛頓如何保護自己和公司部門
在交易的世界如何確定對外政策是重要的。在下面的評論中我只是對應當有益地分析這個問題是如何思考的提出一些軌跡，由于一些原因這只限于美國。首先是因為(斯諾登的揭露)對美國的沖擊和意義是無比大的。其次這涉及一個不平常的開放社會，從其類型上說可能是唯一的，這就意味著我們非常就近了解它。最后，因為很顯然這對美國人是最為重要的事情，可能影響到他們的國家的政治決定—確實也影響到其他人，條件是他們的行動可能受這些決定的影響—但是總的原則擴大到其他大國，甚至更遠。
存在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標準說法”，這在學術教育界、政府的發言和公共的演說中是常見的。這種說法認為政府的第一個責任是保障安全，從1945年以來美國和它的盟友主要擔心的是俄羅斯(前蘇聯)的威脅。
存在評估這個理論的一些方式。最明顯的問題是：在1989年當俄羅斯(前蘇聯)的威脅消失以后發生了什么事情?回答是：大體上一切和以前一樣。
美國立即入侵巴拿馬(1989年12月)，可能殺害了數千人，建立了一個順從它的政權。在美國的統治中那是一種常見的實踐，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并不是那么常見。美國對外政策的一項重要行動第一次不能用所謂“俄羅斯的威脅”來進行辯解。
美國策劃了一系列虛假的借口進行侵略，它們經不起起碼的分析。媒體熱情地介入此事，贊揚推翻巴拿馬政府罕見的成果，而不認為那些借口都是荒謬的，這一行動本身嚴重違反國際法，在所有的地方都受到嚴厲譴責，在拉丁美洲譴責更多。媒體還無視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一項一致譴責美國軍隊在入侵(巴拿馬)期間的罪行的決議(唯一棄權的是英國)。
一切都是習以為常，一切都被忘記了(這也是常見的事情)。
從薩爾瓦多到俄羅斯的邊界
喬治•W•布什政府提出了一項安全政策和一個新的國防預算作為對全球敵人活動的反應。那是完全過去的事情，盡管借口是新的。結果是需要保持幾乎像世界其他地方如此龐大的軍事機器，采用更先進的尖端技術，但是不是為了反對已經不存在蘇聯的自衛?，F在的托辭是第三世界大國擁有“尖端的技術”日益增多。
守紀律的知識分子明白陷入這種尷尬的處境是不正確的，這樣他們保持一種適當的沉默。
美國堅持新的計劃，應當保持它的“國防基礎工業”。這句話一般是關于高技術工業的婉詞，為了研究和開發它需要大量的國家投資，經常是由五角大樓負責的，經濟學家們將其稱為“自由市場的經濟”。
新的計劃最有興趣的安排之一與中東有關。在那里華盛頓應當保持干涉的部隊，瞄準一個重要的地區，在那里最大的問題“不可能給克里姆林宮留下門”。與50年的謊言相反，謹慎地承認主要的問題不是俄羅斯人，而是所謂的“激進的民族主義”，這就是獨立于美國的控制之外的民族主義。
所有這一切從標準的視角來說有明顯的重要意義，但是它突如其來地發生了。緊接著柏林墻的倒臺，其他的重大事件在冷戰結束時發生。其中之一發生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它是美國軍事援助(除了以色列和埃及)主要的接受國，國一個特別的級別，談到人權方面薩爾瓦多是世界最糟糕的標志之一。通常這兩個方面是密切相關的。
薩爾瓦多最高軍事機構命令阿特拉卡特旅入侵耶穌大學，殺害了六名一流的美國知識分子，他們都是耶穌教的牧師，包括大學校長伊格納西奧•埃利亞古里亞，還殺害任何證人，也就是管家和她的女兒。這個旅剛從美國回來，他們在美國陸軍的約翰•F•肯尼迪特種戰爭中心和學校接受了一期先進的反對起義的培訓，這個旅在由美國指導的薩爾瓦多國家恐怖主義的運行中殺害了數千人，留下血腥的蹤跡，那曾經是在整個地區更廣泛的恐怖和拷打運動的一部分。這是常見的事情，但在美國和它的盟國卻被無視和虛偽地忘記了;一切都再次是常見的。但是如果我們關注現實的世界，它會告訴我們很多關于美國提出政策的因素。
另外一個重要事件發生在歐洲。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同意允許德國的統一和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是一個敵視的軍事聯盟。從新近的歷史看，那是最令人吃驚的讓步。這涉及一種交換條件。布什總統和他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同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向東部擴大哪怕是一寸，也就是不擴大到東德。但是為了把東德包括進來，北約立即擴大了。
戈爾巴喬夫自然憤怒了，但是當他為此事抗議時，華盛頓向他解釋說那只是一個口頭上的承諾，一項君子協議，因此沒有現實的力量。如果他那么天真，好像認為美國領導人說的是好話，那是他的問題。
所有這一切也是常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大在美國和一般來說在西方被沉默地接受和通過了。后來比爾•克林頓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更加擴大，以至到了俄羅斯的邊界。今天世界面對一系列的危機，大部分是那些政策的結果。
號召掠奪窮人
另一個證據的來源是歷史文件的解密，它們包含揭露的國家政策的現實動機的突出材料。歷史是豐富和復雜的，但是發揮統治作用的問題是少量的。其中一個問題是由美國倡議1945年在墨西哥舉行的西半球會議上明確提出的問題; 在那次會議上華盛頓將一份“美洲經濟憲章”強加于人，該憲章的設計是為了“一切形式的”的經濟保護主義。憲章中有一個不清楚的條款。經濟保護主義對美國來說是好的，它的經濟明顯地依靠強大的國家干預。
消滅經濟保護主義對其他國家來說，與當時拉美國家的立場發生公開沖突，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將這一立場說成是“新民族主義的哲學，它包括為實現更多地分配財富和提高群眾生活水平而設計的政策”。正如美國的政策分析人士所指出的，“拉丁美洲人相信一個國家的資源的開發首先的受益者應當是這個國家的人民自己”。
這當然是行不通的。華盛頓的理解是“第一批受益者”應當是美國投資者，拉丁美洲的作用是履行它的服務職能。不論是杜魯門政府還是艾森豪威爾政府都清楚地表明這一點，不存在質疑美國利益的“過分的工業發展”。這樣，巴西可能生產低質量的鋼，美國的公司卻不為此擔心，但是企圖與美國的鋼鐵公司競爭則是“過分的”事情。
類似的不安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整個期間。應當由美國統治的全球制度受到美國內部文件所說的“民族主義和和革命的政權的”威脅，這是回應支持獨立發展的民眾的壓力。正是這種擔心導致美國推翻伊朗政府(1953年)、危地馬拉政府(1954年)及其他許多政府。在伊朗的情況下，主要的焦慮集中在伊朗的獨立對埃及的沖擊，當時埃及存在強烈的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動蕩。在危地馬拉除了首次實行的民主將權力交給大多數農業民，侵占美國聯合果品公司的種植園所犯下的“罪行”，華盛頓的焦慮是勞動者的不滿和在美國支持的鄰近獨裁政權下民眾的動員。 在這兩個國家動蕩的后果一直延續到今天。從1953年起實際上沒有一天美國不在折磨伊朗人民。危地馬拉繼續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國家之一。直到今天由于準軍事運動政府進行屠殺，瑪雅人繼續逃離高地，危地馬拉政府的屠殺曾得到美國羅納德•里根總統和他的主要合作者的支持。根據最近一位危地馬拉的醫生、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在該國的負責人說，“我們正生活在受到嚴重破壞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中。最近一年對人權保衛者的攻擊增加了兩倍。顯然存在一項軍隊和私人部門很有組織的戰略。它們控制著政府，以便保持現狀，強制實施采礦型的經濟模式，將印第安社人從它們的土地上趕走，使礦業、開發棕櫚油和甘蔗種植園獲利。此外對保衛土地和資源的權利的社會運動定罪，許多領導人被關進監獄，此外很多人被暗殺”。
在美國國內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這么多不幸的非常明顯的最后原因繼續被無視。
在50年代，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杜勒斯國務卿相當清楚地解釋了美國處于進退兩難的情況。他們抱怨共產黨人享有一種不公平的好處，因為他們能夠“直接領導群眾”和“做到控制群眾運動，這是我們不能模仿的事情。他們相信窮人，而窮人總是想偷富人”。
這就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在某種方式上，美國將它的理論灌輸給窮人遇到困難，它的理論稱富人應當盜竊窮人。
古巴的榜樣
當1959年古巴最終實現獨立時，它是一般準則的突出榜樣。在幾個月的時間內，美國開始準備對古巴島的軍事打擊。很快，艾森豪威爾政府秘密決定推翻古巴政府。以后約翰•肯尼迪就任總統以后更加有意關注拉丁美洲; 他建立了以歷史學家阿蘇爾•施萊辛格為首的研究小組，其使命是提出對拉丁美洲的政策。施萊辛格忙于為新總統做出結論。
如同他自己解釋的那樣，一個獨立的古巴的威脅在于“卡斯特羅具有每個人對他親手做的事情負責的思想”。不幸的是這是一種指向拉丁美洲所有的居民的思想，認為在拉丁美洲“每個國家土地和財富的其他因素的分配特別有利于無產者階級，同時窮人、處境不利的人受到古巴革命的榜樣的鼓舞，現在正在要求過一種體面的生活的可能性”。華盛頓再次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
正如中央情報局所闡明的那樣，“‘卡斯特羅主義’的巨大影響力與古巴政府沒有任何關系，卡斯特羅的陰影在統治著，因為整個拉丁美洲的社會經濟條件有利于反對領導階級的當局，鼓勵支持激進變革的動蕩”;古巴只是提供一種模式?？夏岬虾ε露砹_斯的援助可能將古巴變成一種發展模式的櫥窗，給蘇聯人帶來在整個拉丁美洲發揮它的影響的可能性。
美國國務院政治計劃委員會警告說，“我們在卡斯特羅身上看到主要的危險……這是他的政權單純的存在對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左派運動的影響。很簡單，事實是卡斯特羅代表著一種對美國的成功的挑戰，否認我們在近一個半世紀實施的所有的西半球的政策”，也就是說，從門羅主義的提出(1823)開始，當時美國公布了它統治大陸的意圖。
在那個時候，美國最迫切的目標是征服古巴，但是這還不能實現，因為有英國勢力的反對。盡管這樣，偉大的戰略家、門羅主義和“目標宣言”的智慧之父約翰•阿達姆斯對他的同事們說，隨著時間古巴“將落到我們的手里”，理由是“政治重心的法則”，如同樹上的蘋果掉下來一樣?？傊?，美國的勢力增強，英國的勢力衰落。
1898年阿達姆斯的預言變成現實。偽裝成“解放者”的美國入侵古巴。事實上，古巴提前實了現對西班牙的獨立，變成了一個“潛在的殖民地”。直到1959年1月古巴一直保持著這種形勢，那一年古巴實現了它的獨立。從那時起古巴一直成為美國恐怖主義的戰爭最重要的目標，特別是在肯尼迪政府時期，成為美國經濟封鎖的目標，而不是俄國人的目標。
在整個那段時期美國的托辭是我們在自衛防備俄國的威脅;那是一個從來沒有受到質疑的荒謬的解釋。這種荒謬的托辭最簡單的證據在俄國人不可想象的任何威脅消失的時候產生了。在自由派的民主黨人—包括比爾•克林頓，他在1992年的選舉中戰勝了右派布什—的率領下，美國對古巴的政策更加強硬了。從所發生的事情來看，這些事件應當影響到討論美國的對外政策和提出這些政策的因素理論框架的有效性。
民族主義的“病毒”
考慮到亨利•基辛格提出的說法，獨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能夠被傳染的“病毒”。基辛苦格指的是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智利。“病毒”就是關于可能成為走向某種類型民主的社會主義議會道路的想法。消除這種威脅的方法在于破壞“病毒”，對那些可能受到感染的人注射疫苗，典型的是通過強制實施建立在暗殺基礎上的國家制度。這是在智利做到的事情，但是重要的是承認這個方法在全球實施。
比如，它是在50年代決定反對越南的民族主義和幫助法國征服某個殖民地背后的理由。那時害怕一個獨立的越南的民族主義可能是一種傳染該地區所有的鄰國的“病毒”，包括資源豐富的印度尼西亞。這種偏航甚至可能導致日本—研究亞洲的學者約翰•道爾稱為“多米諾效應”—變成一個新的“日本帝國”類型的工業和貿易的中心，這個國家剛企圖建立帝國。這同時意味著美國失去了“太平洋戰爭”，在1950年那是在所有的考慮之外的一種選擇。解決辦法是清楚的，大部起了作用。越南實際上被破壞，受到包括任何傳染的軍事獨裁政權的包圍。
肯尼迪和約翰遜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喬治•邦迪在回顧時說道，華盛頓應當在1965年結束越南戰爭，當時在印度尼西亞建立了蘇哈托的獨裁政權，進行大規模屠殺，中央情報局將其與希特勒下令的屠殺相比。但是這種屠殺被美國和西方以無法控制的熱情接受了，特別是因為正如當時報紙高興地報道的，“可怕的血腥屠殺”消滅了任何傳染的威脅，打開了西方開發印度尼西亞豐富資源的大門。邦迪承認，在此之后，在越南的破壞性戰爭已經不再需要了。
在那個年代同樣真實的事情發生在拉丁美洲：一個又一個“病毒”受到殘暴的攻擊、破壞或削弱，以至到了難以生存的地步。從70年代初，具有長期暴力歷史的南美洲受到從未見過的狂怒鎮壓的迫害。在80年代羅納德•里根政府時期鎮壓擴大到中美洲;這是一個不需要記憶的問題。
很多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中東。美國和以色列的特殊關系在1967年以今天我們知道的方式建立，當時以色列對埃及發動了一次破壞性的打擊，埃及是阿拉伯世俗的民族主義的中心。通過那次行動保護了美國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在也門的土地上卷入一場與埃及的軍事沖突。當然，沙特阿拉伯是伊斯蘭激進的原教旨主義最極端的國家，但也是一個花費巨額資金進行傳教的國家，目的是將其瓦哈維達-薩拉菲斯塔的理論擴散到邊界以外。值得記住的是美國和以前的英國一樣，傾向于支持激進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反對世俗的民族主義，后者的立場一般來說被當成是更接近于一種對獨立的威脅和感染。
神秘主義的價值
還有更多的東西，但是歷史非常清楚地表明標準的理論功勞不大。安全在它正常的意義上對提出政策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我們堅持它的正常的意義。但是如果我們評價標準的理論，出現的問題是：“安全”在實際上意味著什么?安全是為了誰?
一個回答是：安全是為了國家的權力。有許多突出的例子。最近的例子是今年5月份的，美國國意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的一項決議，以便國際刑事法庭調查在敘利亞犯下的戰爭罪行，但是有一個條件：不要提出有關以色列可能犯下的戰爭罪行的問題。也不要提出華盛頓犯下的戰爭罪行，盡管實際上補充后面這個條件是不必要的。
在國際法律的制度中美國例外地自我免疫。事實上存在一項國會的法律授權總統使用武力“拯救”任何被帶到海牙司法程序的美國人：在歐洲有時被稱為“荷蘭的入侵法”。這個例子再次表明保護美國權力的安全的重要性。
但是保護誰的安全?事實上政府主要關注的是國家權力的安全而不是居民的安全。正如用很多時間查閱檔案的人警告說，少有的是(美國)政府的神秘主義是由一種真正的安全需要所決定的;毫無疑問國家的神秘主義有助于讓居民處于黑暗之中。杰出的學者、政府的顧問薩繆爾•亨廷頓清楚地解釋過它的理由，他是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認為，“美國權力的建筑師們應當創造一種能夠被感知的力量，但是看不見的力量。隨著權力保持在黑暗之中它就是強有力的，權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開始走味了”。
當1981年冷戰再次升溫時，亨廷頓還說，“你必須出售(一次軍事干涉或另一次行動)以便使人相信你是正在打擊蘇聯。這就是美國自從提出杜魯門主義以來一直在做的事情”。
這些如此簡單的真相很少被承認，但是它們幫助人們理解權力和國家的政策隱蔽的意圖，所有的反響表明這種理解可能與現在發生的事情有關。
國家的權力應當受到保護，防備國內的敵人;完全相反，居民沒有受到國家權力的保護。表明這一點的一個令人驚奇的例子是行政當局全面監視的計劃是對憲法的嚴厲打擊。當局的辯解自然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對政府的所有行動來說這純粹是常規，這意味著缺少信息。
當國家安全局的監視計劃因愛德華•斯諾登的揭露被曝光的時候，高級官員辯解稱由于這種監視能夠避免了54起恐怖行動。進行調查的結果幾乎只是12起恐怖行動。政府一個高級別的調查委員會最后發現實際上只是避免了一起恐怖行動：某人曾向索馬里匯去8500美元。這就是嚴厲攻擊憲法的全部結果，當然在世界上還有其他的攻擊。
英國的態度是有趣的：2007年倫敦政府求助于華盛頓龐大的間諜機構，以便“分析和保存移動電話號碼、傳真、電子郵件和所有英國公民的IP地址”，這是英國《衛報》報道的。對政府來說，對本國的公民的隱私以及華盛頓要求的相對意義來說這是一種有用的跡象。
另一種擔心是私人權力的安全。一個現在的例子是此時正在談判的重大的貿易協議：跨太平洋協議和跨大西洋協議。這些談判是秘密的，但是不完全是秘密。對正在設計協議條款細節的數百名律師就不是秘密。不難想象結果會是什么;人們知道的少量透露內容建議接受預期。與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和其他類似的協議一樣，所涉及的并不是自由貿易協議。事實上甚至不是貿易協議，從根本上說是關于投資者的權利的協議。
神秘主義對保護有關政府的本國家選民-公司階層-來說，再次表明是極端重要的。
最后一個文明的世紀?
還有太多的例子可以列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應當在小學就指出這些事情。
換句話說，有很多證據表明保護本國公民的國家權力和保護集中的經濟權力是推動提出政策的力量。當然，事情并不那么簡單。有許多有趣的事情，某些是相當新的說明這些承諾處于矛盾之中。但是我們認為這種想法激烈反對標準清楚的理論。
另一個問題是，對居民的安全能說什么呢?很容易表明這件事情是政治策劃者們并不關注的。我們舉兩個最近的突出例子：全球的升溫和核武器庫。毫無疑問任何受過教育的人都意識到這兩個問題對人民安全的嚴重威脅?；仡^看國家的政策，我們看到其承諾是使這兩個威脅日益增加，政府優先關心的不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私人集中的經濟層面是確定國家的政策。
我們認為地球在升溫。今天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是對“能源獨立100年”的狂熱，我們將變成“下一個100年的沙特阿拉伯”，如果堅持現在的政策，也許那將是最后一個文明的100年。
氣候變化問題清楚地表明政府對安全關注的性質，確實不是關注公民的安全。同時還表明在這些日子里英國-美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估計不道德。我們的子孫的命運絕對不能與當前經濟的最大利益的迫切性相比。
當我們就近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宣傳時，這些結論就更強有力。如今在美國由最強大的能源部門的企業和交易界相當公開組織龐大的公關運動，企圖說服公眾地球的升溫是不現實的，或是與人類的活動沒有關系。這個運動正在產生某種影響。關于氣候變化美國是世界上警覺較少的國家之一，數字表明清楚的分層：最直接卷入金錢利益的共和黨的支持者和公司的掌權者走得更遠，他們的標準低于世界的平均數。
批評性的主要出版物《哥倫比亞新聞評論》雜志最近一期發表一篇關于這個問題的有趣文章，將這場運動歸因于“公正和平衡”新聞準則。根據這個準則，如果一家媒體發表一篇反映97%的科學家的結論的報道，也應當發表一篇闡明卷入能源交易的公司的觀點的報道。
當然，這是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是并不涉及“公正和平衡”的問題。這樣，如果一家日報發表報道揭露普京總統對克里米亞的做法，不會因此有義務發表一篇報道指出雖然那確實受到譴責的行動，但俄羅斯能夠那么做，因為一個多世紀以前美國曾對古巴東南部一片重要的土地包括它最重要的港口做了同樣的事情，拒絕古巴自從獨立以來就一直提出的歸還領土的要求。還有其他許多類似的事情。“公正和平衡”的準則只有在集中的相對權力卷入時才起作用。
在核武器庫的問題上，歷史同樣是有趣和令人恐怖的。事實清楚地表明從最初居民的安全就不被注意，現在繼續是這樣。現在我們不能操心這個令人震驚的問題，但是對掌握核武器的戰略空軍司令部最后一位負責人李•布特的抱怨疑問不多。按照他的說法，直到現在我們在核時代我們幸存下來是由于“能力、運氣和神圣的天意的結合;我懷疑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后者”。缺少其他的事情，我們能夠繼續擁有“神的幫助”，以此制定政策的負責人在追求他們的政治目標時是在拿所有活的物種進行輪盤賭。
我們肯定意識到現在我們面對人類歷史上最不幸的決定。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關注，但是其中兩個的意義難以忍受：環境的破壞和核戰爭。在歷史上我們第一次面對破壞有體面的生存的物質基礎的危險，這不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僅是因為這個理由，必須遠遠掃清意識形態的烏云，以誠實和現實主義應對如何做出政治決定的問題，為了在不太晚以前改變決定我們能夠做些什么的問題。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69期，摘譯自2014年7月7日西班牙《起義報》，魏文編譯)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