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美各國經濟難脫困境，政治深陷僵局，社會動蕩不安，面臨越來越大的變革壓力。然而，改或不改，都不容易，從中折射出的是西方的制度困境。
不改，經濟要崩潰
歐美各國經濟普遍深陷這樣一種惡性循環：在金融危機沖擊下，銀行惜貸、企業裁員、經濟萎縮;經濟疲弱導致政府財政收入下降，不得不實行緊縮政策;財政緊縮又反過來造成經濟增長乏力、失業人口增加、市場需求下降等。
隨著危機的發展蔓延，英國、法國、意大利等歐洲主要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相繼被國際評級機構下調，希臘、葡萄牙、愛爾蘭、塞浦路斯等歐元區國家排隊等待救助。財政赤字超限、巨額債務纏身、經濟低迷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等等問題猶如揮之不去的夢魘，嚴重困擾西方各國。
以法國為例。最新經濟預測數據表明，2013年法國財政赤字將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6%至3.7%，經濟增長預期僅0.1%左右，到今年底本土失業率或將升至11.25%。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已將法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至Aa1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警告說，法國“顯著喪失競爭力”，如果不推行經濟改革，就有可能落到深陷危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后面。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況可能更糟。《紐約時報》報道稱，意大利有600萬各種規模的企業，去年以每天1000家的速度消失，尤其是中小型企業。隨著裁員的盛行，今年1月份意大利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11.7%，年輕人失業率飆升至38.7%，60%多的意大利人擔心入不敷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的一份報告則為西班牙描繪了一個慘淡的前景：在經濟危機的陰霾中苦苦掙扎5年后，西班牙2013年經濟衰退將更加劇烈，失業率將再創新高，公共債務將持續攀升，政府的赤字削減計劃在5年內無法實現，經濟復蘇的希望目前看來非常渺茫。
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面對的困擾和問題一點兒不比歐洲少。2012年，美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已達107.2%，經常賬戶逆差占GDP比重高達3.1%，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失業率依然處于高位。全美獨立企業聯盟4月份發布的月度報告顯示，更多小企業計劃削減庫存和減少招聘，信心指數下降。
西方國家經濟難以走出困境，原因雖然各有不同，卻也存在共性問題，包括金融領域過度膨脹，福利制度不堪重負，債務負擔積重難返，財政赤字持續超限，等等。法國總理府經濟分析委員會主席貝納西-格雷表示，如果不實施痛苦的改革措施，“市場將難以容忍，做出激烈反應。”所謂的“激烈反應”會是什么?沒有人敢對這個問題作出樂觀的估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除了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幫助西方走出困境。
改革，政府就垮臺
西方國家近年來的改革實踐不僅步履維艱，而且險象環生。很多時候，改革成了政府垮臺的導火索。而民眾之所以反對改革，不只是因為福利被削減、生活水平下降，更是為了反對社會不公，反對“讓普通民眾為資本家的貪婪和政府的無能買單”。
福利制度改革，是西方社會結構改革的重要一環。長期以來，號稱“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只高不低、只上不下。由于財政不堪重負，多年來福利制度一直面臨變革壓力。但是，對于“養尊處優”慣了的西方民眾來說，誰要想動他們的“奶酪”，必須拿出足夠的勇氣。德國前總理施羅德2004年曾實施改革，削減薪酬和失業、養老保險等多項福利，結果他為自己的勇氣付出了代價：黯然下臺。在本輪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各國財政捉襟見肘，高額福利難以為繼，政府紛紛推出財政緊縮、福利削減措施，結果引發民眾不滿，抗議浪潮此起彼伏，支持改革的政黨逐漸失去選民支持，多國政府先后因此而垮臺。
臨危受命的意大利蒙蒂政府是一個典型例子。經濟學家出身的馬里奧·蒙蒂上臺后，接連推出強有力的緊縮措施，推行勞動力市場改革，號召人民作出“犧牲”。從長遠看，這些緊縮與改革措施有利于意大利和整個歐元區發展。但是，民眾卻沒有這個耐心，他們只看到自己為蒙蒂的改革付出了代價，而好處卻很難看到。由于民意支持率不斷下滑，蒙蒂政府也失去改革動力，不敢再推出新的改革方案。2012年12月，蒙蒂因難以順利執政不得不黯然離場。今年2月意大利議會選舉中，極力反對緊縮政策、并且提出以公投決定意大利是否留在歐元區等極端主張的極右翼政黨“五星運動”，成為眾議院最大政黨，而蒙蒂領導的中間派聯盟只得到約10%的選票，成為此次選舉最大的輸家。
較之蒙蒂政府，法國奧朗德政府在改革問題上似乎更為“慎重”和“務實”。奧朗德去年高舉反對財政緊縮、提高社會福利的大旗入主愛麗舍宮，其領導的左翼執政黨同時掌控著中央政府、議會和地方權力。但是，因為有“若改革，政府就垮臺”的前車之鑒，奧朗德在結構改革問題上患得患失，擔心實施改革會遭到民眾反對，影響2014年地方選舉甚至導致政府提前垮臺，因此遲遲不愿觸及深層次問題。
“我們知道如何進行改革，但我們不知道如何才能再次當選。”歐元集團前主席容克的這句話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民主信仰”成了危機的受害者
面對西方目前的困境，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認為，“民主信仰”成了金融危機后的一個受害者。改或不改都很難的事實所揭示的，正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問題。美國《時代》周刊網站發表的《民主能解決西方的經濟問題嗎?》一文發出疑問：是不是現代民主無法提供一個解決當今問題的政治機制?
西方民主政治實際上是選舉政治。為了贏得選舉，各政黨往往罔顧經濟客觀規律和國家長遠發展需要，競相向選民作出不切實際卻能討好選民的承諾，這樣的招數屢試不爽。在選票至上原則主導下，政府被選票綁架，受制于短期民意和輿論，很難推出觸動選民既得利益的改革舉措。短視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痼疾，“短期效應凌駕于一切之上，催生追逐短期利益的行為，市場、政治和媒體無一例外”。美國《新聞周刊》載文說：“現代民主制度的弊病是：它不能為了長遠利益而將短期痛苦強加于人。”西方國家債務危機的實質就在于此：為迎合選民，歷屆政府都只管“點菜”，卻不管“買單”，不斷推高福利，最后走上借債度日的赤字財政;明明是寅吃卯糧、債臺高筑，但是在改革可能導致政府下臺的壓力下，深層次結構性改革久拖不決，以至于積重難返。明眼人看得很清楚：西方國家現在是在吃老本，吃它們上百年來積累下的老本。但老本總有吃完的時候，真到了最后“買單”的時候，危機就不可避免。
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刊文認為，經濟危機使許多西方國家領導人不僅質疑自己的經濟制度，而且“懷疑自己的政治制度實際上包含嚴重的、可能無法修復的缺陷”。美國著名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亞最近為《外交》雜志撰文，質疑美國的政治制度到底能不能確保為應對危機而進行的改革取得成功。曾當選《科學美國人》2002年美國50位最重要預言家的勞倫斯·萊西格教授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陷入一場嚴重危機?！兜聡鹑跁r報》網站文章則直言，債務危機或致歐洲民主制度崩潰。蓋洛普民調顯示，54%的美國受訪者在誠實和倫理標準方面給予國會議員較低或非常低的評價，名列倒數第二，和倒數第一的汽車推銷員相差無幾，從一個側面表明“美國人對民主制度漸漸失去了信心”。歐洲民眾同樣因為執政黨施政無方、丑聞不斷、亂象紛呈而感到失望。意大利最近的民調顯示，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公眾對本國執政黨的信心在4%到10%之間徘徊。
雖然奧巴馬總統在國情咨文演講中引用了肯尼迪總統的名言——“憲法并未讓我們成為權力的競爭對手，而是共同進步的伙伴”，但事實上，民主、共和兩黨惡斗幾乎讓美國政府癱瘓。第112屆美國國會成為數十年來通過法案最少、最無業績的美國立法機構。弗朗西斯·福山最近也就民主政治體制“效率低下”提出反思：美國是否已從一個民主政體變成了一個“否決政體”——從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了一個誰都無法集中足夠權力從而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福山提醒說，不能忽視的是，我們“成立政府也是為了發揮作用和作出決斷”。
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幻滅，讓歐美民眾越來越多地利用街頭政治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示威民眾不僅提出“反緊縮、反削減、要就業”等經濟社會訴求，還打出了反對政黨勾結、變革現行政治制度、實施真正民主的旗幟，強烈表達他們對現行政治制度的不滿。在非洲、拉美、中東和原蘇聯地區，西式民主近年來也在衰落。有人認為原因在于它未能促進經濟繁榮，也沒給民眾帶來福祉。也有人認為，“代價昂貴”是西方民主制度在全球尤其是亞洲衰落的原因，因為民主通常意味著爭論不休、舉棋不定、效率低下，而且需要拿繁榮作代價。
2011年，比利時的一批知識分子發表了《千人集團宣言》，對西方民主沒有與時俱進提出批評：“民主是活著的有機體，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變的，應該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而且，“這決不僅僅是比利時的問題。”
在西方民主制度遭遇“信仰危機”的同時，很多西方學者、政要、商界人士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國。風險投資家李世默在美國《外交》雜志撰文指出，如果中共十八大的戰略規劃能夠一一實現，那么有朝一日2012年就可能會被視作是一種理念的終結，即認為選舉式民主是唯一合法和有效的政治治理制度。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明白，民主并不能解決它們所有的問題。對于它們來說，中國的例子是重要的。“中國模式的成功確實表明，只要符合一國的文化和歷史，許多政治治理模式都可以成功。中國成功的意義不在于向世界提供一種替代模式，而在于展示其他的成功模式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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