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比窮人擁有更大的政治權力，這不是新聞，即使在一人一票選舉的民主國家也是如此。但兩位政治學家—普林斯頓大學的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的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最近發現了關于美國的一些冷酷結論，他們的發現對于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民主運作具有重要影響。
兩位作者的研究基于吉倫斯之前的研究。吉倫斯費盡心思收集了從1981年到2002年間近2000個政策問題的民意調查。接著，兩人考察了美國聯邦政府是否在調查后4年內采取了被調查的政策，并追蹤了該結果與位于收入分配不同區域的選民偏好的匹配程度。
單獨看來，“普通”選民—即位于收入分配中端的選民，他的偏好對政府最終反應具有強大的積極影響力。普通選民所喜歡的政策具有極大的可能成為現實。
但是，吉倫斯和佩奇指出，這會形成人們一個錯誤的樂觀印象，就是政府能代表民意。普通選民和經濟精英的偏好在大部分政策事務上并無重大差異。比如，兩個群體的選民都希望看到強大的國防和健康的經濟。更好的檢驗政府做了什么的辦法是考察這兩組人群觀點相左時的情形。
在檢驗中，吉倫斯和佩奇比較了普通選民和經濟精英(定義為收入分配最頂端10%的人群)的偏好，研究哪類選民施加的影響更大。他們發現，普通選民的影響力下降到次要地位，而經濟精英仍具有很大影響力。
含義很明顯：當精英的利益與社會其他階層相左時，他們的觀點最重要—幾乎可以無視其他階層的看法。(吉倫斯和佩奇解釋說，我們應該將頂層10%的人的偏好作為真正的富人的觀點的指標。真正的富人是最頂尖的1%，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
對于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吉倫斯和佩奇的結論也是如此。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對政策形成具有強大影響力。他們指出，如果將利益集團聯盟和美國富裕階層的偏好考慮進來，則“無論普羅大眾想什么，基本上都沒有什么不同影響”。
這些令人沮喪的結果引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對絕大部分群眾的利益視為不見，而對最富有的人幾乎有求必應的政客是如何當選—更重要的是，是如何連任的呢?
部分原因也許在于大部分選民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作用的，也不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為經濟精英服務的。吉倫斯和佩奇強調，他們的證據并不表明政府政策讓普通公民的境況變壞了。普通公民常常確實能夠獲得他們想要的，這是因為他們的偏好往往與精英階層相似。這兩個群體的偏好的相關性，使得選民很難察覺政客的歧視。
但另一個更危險的答案在于，政治領袖為當選而采取的戰略。主要代表經濟精英利益的政客需要找到其他途徑吸引大眾。這條途徑可以通過民族主義、宗派主義和身份政治找到—即基于文化價值和符號而不是面包和黃油利益的政治。當政治建立在這些基礎上時，贏得選舉的將是最能“激發”我們潛在文化和心理標簽的政客，而不是最能代表我們利益的政客。
卡爾·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話的含義是，宗教情緒可以讓工人和其他被剝削人民日常所遭到的物質匱乏被模糊化。
同樣地，宗教右翼抬頭，以及隨之而來圍繞“家族價值觀”和其他極端化問題(如移民問題)的文化戰爭興起，這些都被利用以使美國政治似乎可以和1970年代末以來經濟不平等急劇上升的真實狀況隔離開來。其結果就是保守派得以維持權力，盡管他們所追求的經濟和社會政策與中產階級和下層人民的利益根本不相符。
身份政治危害極大，因為它會畫一個圈，圈出享有特權的圈內人并排斥圈外人—即外國人、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和其他種族的人。這在非自由民主國家特別明顯。為了鞏固選舉基礎，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嚴重依賴民族、文化和宗教符號。
這樣做往往能夠煽動針對宗教和民族少數派的敵對。對于代表經濟精英的政權(這樣的政權往往從內到外都腐敗透頂)來說，這是一個能帶來可觀民意好處的策略。
世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不斷擴大的不平等性，造成了對民主政治的兩大沖擊。它不但導致中產階層和下層人民選舉權日益被剝奪，也在精英階層中間醞釀了極其危險的宗派主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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