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年以來一個相當盛行的觀點是，自由市場與民主的結合能夠給第三世界帶來改變，能夠掃除與欠發達俱來的種族仇恨及宗教狂熱。在這本書中，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蔡美兒通過她敏銳的觀察與實地研究，出人意料地告訴我們，為什么很多發展中國家在接受了自由市場民主之后，實際上卻成了種族暴力的犧牲品。
蔡美兒《起火的世界》文字齋·雅理譯叢，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第1版 (2014年6月1日)，叢書主編 田雷, 譯者 劉懷昭
1994年9月一個天高云淡的清晨，我接到母親從加州打來的電話。她壓低聲音告訴我說，我的姑媽莉安娜，也就是我父親的孿生姐姐，在菲律賓自己的家中遭到謀殺，被她自己的司機割喉。母親用我們老家的客家話告知了我這一消息，但“謀殺”這個詞她是用英語講的，仿佛是要憑借語言的墻壁，將這一事件阻擋在我們家門外。
在任何地方，對任何人來說，自己的親人被謀殺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我父親的悲痛是難以名狀的;直到今天，他仍然沒有在這一話題上打破沉默。而在我們家其他成員的感覺中，悲痛之外還有不光彩的成分。對于華人來說，運氣乃積德使然，一個走運的人是從來不會遭到謀殺的，就如同有先天缺陷或嫁給一個菲律賓人一樣，被謀殺是可恥的事。
我和我的三個妹妹都非常喜歡莉安娜姑媽，她是個身材嬌小、性情古怪的人，終生未嫁。像許多有錢的菲律賓華人一樣，她在檀香山、舊金山和芝加哥都開有各種銀行賬戶。她常來美國看我們，她和我父親有著孿生姐弟之間才會有的那種親密。因為她自己沒有孩子，所以她在侄女們身上很是大方，隨著我們漸漸長大，她送的禮物也越來越貴重。在我10歲生日時，她送給我10粒小鉆石，用衛生紙包著。我姑媽酷愛鉆石，一買就是十幾二十顆，然后裝在伊麗莎白•雅頓保濕面霜的空瓶子里，有些甚至就放在她洗手間的架子上。她喜歡積攢東西，我們在麥當勞用餐時，她會把免費的小袋番茄醬塞滿她的古奇手袋。
根據警方的報告，我的姑媽莉安娜，“一名58歲的獨身女子”，是在1994年9月12日晚上8時左右在她的客廳被一把“菜刀”砍死的。她的女傭中有兩人受到訊問并交代說，我姑媽的司機尼洛•阿比克在她倆知情并提供協助的情況下，策劃和實施了這一謀殺行為。“在案發前數小時，目擊者看見被告正在磨那把據知用于作案的刀。”殺人后，“被告與兩名目擊者會面，告訴她們說東家死了。當時他戴著一雙沾著血跡的白手套，手中還握著刀，刀上也同樣沾有血跡”。但是，接下來警方稱，逮捕令未及執行，阿比克就“失蹤了”。兩名女傭則予以釋放。
同時，在馬尼拉有名望的華人墓地，我家的親戚們為我的姑媽舉辦了一個隱秘的葬禮。我祖上有不少人都安葬在這個墓地里的白色大理石家族墓穴中，但據請來看風水的道士說，由于我姑媽是兇死，因此她不能跟族中其他人合葬，否則會給活著的親屬帶來厄運。于是她被獨自安置在一個小墓穴中，與家族的墓穴相鄰，但不緊靠著。
我無法理解我的親戚們就事論事般的近乎麻木的態度。我的姑媽被伺候她的人、與她朝夕相處的人殘酷地殺害了，為什么他們感受不到足夠的震驚?為什么他們不對那兩名女傭的獲釋表示憤慨?當我追問我叔父時，他對我甚至有點不耐煩。“這里的事情就是這樣的嘛，”他說，“這里是菲律賓，不是美國。”
我叔父并非僅僅是麻木。原來，我姑媽的死遵循著一個普遍的模式。在菲律賓，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華裔被綁架，綁匪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菲律賓裔。許多被綁架者——往往是孩子——都被殘酷地殺害，甚至是在付了贖金之后。還有其他一些華人的遇害，像我姑媽那樣，不屬于綁架撕票，而通常是搶劫性質的。殺害我姑媽的兇手未予捉拿歸案也同樣不足為奇。菲律賓的警察，他們本身都是出身貧窮的菲裔，在處理這類案子時經常是無動于衷。當有西方記者問到，為什么暴力攻擊的目標總是華裔時，一名菲律賓警察咧嘴一笑，說那是因為“他們比較有錢”。
我的家族屬于菲律賓那個人數不起眼但經濟實力雄厚的善于經營的華裔少數族群。華裔盡管只占菲律賓人口的1%，卻掌控著全國60%的私營經濟，包括菲律賓的四條主要航線和幾乎所有的銀行、酒店、購物中心，以及主要的集團企業。我自己的家族在馬尼拉經營一個塑膠工業集團公司。與陳永栽、施至成或吳奕輝這樣的巨頭相比，我家只不過是“第三等”華裔富商，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擁有大片上好的地產和幾處度假別墅。此外，他們還寄存有裝滿金條的保險箱，每根金條約有一塊士力架棒那么大，但是重得出奇。我自己就有這么一根，是莉安娜姑媽在她去世前幾年，作為我從法學院畢業的禮物通過聯邦快遞寄給我的。
自姑媽遇害以來，有一段童年的記憶我總是揮之不去。那年我8歲，住我家在馬尼拉的高宅大院里。一個清晨，天還沒亮，我醒了，到廚房找水喝。我肯定是往樓下多走了一節樓梯，因為我實實在在地絆在了六條大漢的身上。
我發現了男仆們住的地方。我家的勤雜工、園丁和司機——有時我想象阿比克就是他們中的一個——正鋪著席子睡在骯臟的地板上。那地方散發著汗臭和尿臊味。我被嚇壞了。
那天晚些時候，我跟莉安娜姑媽講起了這件事，她慈愛地笑起來，解釋說，那些仆人(當時住在我家的好像有20個，全部是菲裔)能給我家做工算是走運。要不是有這份活兒干，他們就得上無片瓦地睡在路溝里與老鼠為伍。
說這話時一個菲傭剛好走進來。我記得她給我姑媽的哈巴狗端來一碗飯。我姑媽接過碗時仍在不停地說著，就好像那女傭不在眼前似的。菲律賓人嘛，她接著說(是用漢語，但顯然不在乎那傭人聽得懂聽不懂)，又懶又笨，別無所求。要是他們不愿意給我們干，他們隨時可以請便。說到底，我姑媽說道，他們是雇工，又不是奴隸。
在菲律賓大約8000萬的菲裔人口中，有接近2/3的人每天的生活費用不足兩美元。40%的人一輩子都居住在臨時收容站，47%的菲裔鄉下人沒有自己的土地，幾乎有1/3的菲裔人口享受不到公共衛生設施。
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單是窮困的話還好說。窮困本身不會導致人們行兇。最糟糕的情況是，窮困加上受辱、絕望和冤屈。
在菲律賓，成千上萬的菲裔在給華裔打工，但幾乎沒有華裔為菲裔打工。華裔主導著工商業的每一個社會層面。全球市場經濟強化了這一主導地位：當外國投資者到菲律賓做生意時，他們接觸的幾乎是清一色的華裔。除了一小撮腐敗的政客和少數西班牙混血的貴族家庭以外，菲律賓所有的億萬富翁都是華人的后裔。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菲律賓所有臟、累、卑微的下等工作都被菲裔包攬了。所有農民都是菲裔。所有的保姆傭人和游民都是菲裔。在馬尼拉，數以千計的菲裔曾經生活在柏雅塔斯垃圾山及其周圍：發酵中的廢棄物堆積成的這個山丘橫亙12條街，當地人稱之為“樂土”。無家可歸的人們就靠在腐爛的食物和動物死尸中翻揀搜尋為生。2000年7月，積聚的沼氣導致垃圾山內爆塌陷，悶死了一百多人，包括不少兒童。
當我向一個叔父問及柏雅塔斯的爆炸時，他不高興地回答說：“提這事干什么?對于外國投資來說這是再糟糕不過的事。”對此我不以為怪。我的親戚們的生活完全與當地菲律賓大眾隔絕，住在清一色華裔居民的豪華飛地里，街道都以哈佛、耶魯、斯坦福和普林斯頓命名。社區入口處由武裝的私家保安把守著。
每次一想到尼洛•阿比克——他身高6英尺2英寸，而我姑媽只有4英尺11英寸——我的心中就涌起仇恨與厭惡，這種感覺強烈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有些時刻我也會意識到，華裔確實應該正視廣大的菲律賓多數族群，即尼洛•阿比克那樣的人：在他們眼里，華裔作為剝削者，外來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其優越是難以容忍的。我永遠不會忘記警方報告中阿比克的“殺人動機”一項，所填寫的內容不是搶劫，盡管填寫了這個司機盜走的珠寶和錢財。代之，被當作動機的只有一個詞：“報復”。
在這個比我們絕大多數人所想象的兇殘得多的世界上，我姑媽的被害只是滄海一粟。在美國，我們讀到大屠殺和種種野蠻事件，起初遠在天邊，現在離自己越來越近。我們不知道這些事件之間的聯系，也不知道我們在這些事件的發生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塞族集中營里，女囚反復遭到奸淫，一天好幾次，女兒們往往與母親一起受辱。至于男囚，若是走運的話，就被高唱著國歌的塞族衛兵活活打死;如果沒這么幸運的話，他們會被割掉生殖器，或者在槍口下被迫親手閹割其他被囚的難友，有時是用自己的牙咬下來。先后共有數千人慘遭折磨和殺戮。
1994年在盧旺達，普通的胡圖人在短短3個月間殺死了84萬圖西人，且常常是用大刀砍死。年幼的孩子回家，看到的是他們的媽媽、爸爸、兄弟姐妹橫尸地上，身首分離。
1998年在雅加達，印尼暴徒叫喊著打、砸、搶了數百家華裔店鋪和住所，燒殺搶掠間有兩千人喪生。一名幸存者——一個14歲的華裔女孩子，后來服鼠藥自盡。她曾在親生父母面前慘遭輪奸，并且性器致殘。
1998年在以色列，一名自殺式爆炸者駕駛著滿載爆炸物的轎車沖向了一輛校車，校車內有34名猶太小孩，年齡都在6~8歲間。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類似的事件加劇了，成了家常便飯，成了巴勒斯坦人仇恨的一個強大的集體表達。“我們恨你們，”阿拉法特的一名資深官員在2002年4月對此表示。“空氣仇恨你們，大地仇恨你們，樹木仇恨你們，你們待在這塊土地上毫無結果。”
2001年9月11日，中東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國飛機。他們摧毀了世貿中心大廈和五角大樓的西南部，砸死燒死了大約三千人。“美國人，想想吧!為什么你們在全世界到處引起仇恨。”一個阿拉伯示威者高舉的橫幅上這樣寫著。
除了暴力以外，這些事件之間有什么內在關聯嗎?答案就在今天世界上三股最大的力量關系上——市場、民主和種族仇恨——的爆炸性碰撞正有增無減。
本書是關于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充斥在西方以外但幾乎未予認識，事實上還時常被看成一種禁忌——它將自由市場民主轉化成為引發種族沖突之火的發動機。我所指的這一現象即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現象：由于種種原因，一些少數族群在市場條件下趨向于在經濟上起控制作用，在極大程度上控制著他們周圍的“本土”多數族群。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在世界上隨處可見。在菲律賓，在東南亞各國，華人都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1998年，占印尼全國人口3%的華裔控制著大約70%的私營經濟，包括所有最大型集團企業。近一段時間，緬甸華裔經營者簡直就是接管了曼德勒和仰光的經濟。在南非，白人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并且，在某種更復雜的意義上，在巴西、厄瓜多爾、危地馬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亦然。黎巴嫩人在西非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伊博人在尼日利亞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克羅地亞人在南斯拉夫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猶太人在后共產主義時代的俄羅斯也幾乎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
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是自由市場民主不起眼卻又致命的缺陷。在有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存在的社會里，市場和民主不單是偏愛不同人，或者不同階級，而且偏愛不同族群。市場在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手中聚斂財富，經常是令人咋舌的巨額財富，而民主則賦予窮困的大多數人政治力量。在此情況下，對自由市場民主的追求成為啟動潛在的災難性民族國家主義的發動機，造成備感挫折的“本土”7多數族群——那些很容易被拉選票的投機政客煽動的人們——起而對抗他們所仇視的富有的少數族群。今天，這一矛盾正在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地上演，從印尼到塞拉利昂，從津巴布韋到委內瑞拉，從俄羅斯到中東。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這一矛盾也開始在美國出現。
全球反美主義的產生有諸多原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之一乃是自由市場和民主在全球的擴展。在全世界范圍內，全球市場都被極大地理解為是在強化美國的財富及其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全球的平民主義者和民主運動將力量、合法性和發言權賦予世界上貧困、迷惘和被排斥的群眾。非西方國家的人們比美國人更容易承認這一點：自由、公平的選舉會把權力帶給反市場、反美的領導人。在過去二十年里，美國人一直大力地在世界范圍內同時推進市場化和民主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受挫群體的憤怒牽引到自己身上。
自由市場民主與世界各地的種族紛爭之間的關系是與全球化密不可分的。但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這一現象引發了復雜的糾葛，同時躲過了全球化的熱衷者及其批評者的視線。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由市場和民主在世界上空前的擴展構成，并因這一擴展而激化。二十多年來，美國政府以及美國的顧問、利益集團和基金會，一直在各發展中國家及后社會主義國家中竭力推進自由市場民主。一些時候，我們的努力已經幾近荒唐。例如，有這樣一個美國自由市場顧問團在蒙古的傷心故事。在這些美國人離開這個國家之前，一名蒙古官員請他們多寄一些卷帙浩繁的美國安全法，即那種單面復印的文件。這些美國人聽到這樣的請求都一陣狂喜。可惜的是，原來蒙古人對這一文件的興趣點并不在其內容，而在每頁空白的那一面，因為這些復印件可用以緩解蒙古政府時常出現的紙張短缺。
美國政府還曾雇用總部在紐約的世界最大的公關公司博雅，來幫忙向哈薩克斯坦人民推銷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在諸多博雅公關的創意中，有一個是他們開發的歌頌私有化的小型系列電視肥皂劇。其中一集講的是，兩個倒霉的家庭極渴望住上新房子，但他們不知怎樣建造。突然間一只熱氣球從天而降，上面有“索羅斯基金會”的醒目字樣。美國人從熱氣球中蜂擁而出，建起了房子，然后甩手而去，只留下感激不已的哈薩克斯坦人雀躍歡呼。
但最終，關于美國人幼稚和無能的故事還只是插曲而已。事實是，在過去的二十年里，美國人領導下的市場和民主的全球性擴展已經從根本上轉變了世界。直接地，同時也通過強有力的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政府幫忙將資本主義和民主選舉帶給數以億計的民眾。與此同時，美國的跨國公司、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席卷了世界，帶著投票箱和漢堡王、hip-hop音樂和好萊塢、銀行條碼和美國人起草的規章制度。
在全球化的支持者中盛行的一個觀點是，市場和民主是包治欠發達國家百病的萬能藥方;市場資本主義是世上所知最有效的經濟體系;民主是世上所知最公正的，也是最尊重個人自由的政治體系;市場和民主的攜手并進，就會逐步將世界轉化成一個繁榮的社區、遠離戰爭的各國，并將個體轉化成自由的、具有文明意識的公民和消費者。
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便是這一主流觀點的重要代表。在其暢銷書《凌志車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他再造了一個美林投資銀行，并說“自由市場和民主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展，正在允許各地更多的人將志向化為成就”，消除的“不僅是地理的邊界，還有人的邊界”。全球化，弗里德曼描述道，傾向于把所有敵友都轉化為“競爭者”。弗里德曼還提出了他的“預防沖突的金拱門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聲稱“沒有哪兩個都有麥當勞的國家之間彼此打過仗……”(不幸的是，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約翰•蓋迪斯指出，“美國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盟友們恰恰選擇那樣一個不吉利的時刻開始轟炸貝爾格萊德，那個城市中的麥當勞多得令人尷尬”。)
對于全球化的擁躉來說，對世界上的集體仇恨及種族暴亂進行治愈的方法是直截了當的：更多的市場和更多的民主。于是，在“9•11”事件之后，弗里德曼發表了一篇爭鳴文章，指出印度和孟加拉國是中東的好“榜樣”，并辯稱，對恐怖主義和激進伊斯蘭教徒的解決之道就是“喂?喂?這有個口信，那就是民主，笨蛋!”——“多種族的、多元主義的、自由市場民主”。
與之相反，本書提出的嚴肅論點是，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場和民主的全球擴展是集體仇恨和種族暴亂的一個首要的、使之惡化的原因。在世界上存在著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許多社會里，市場和民主并非相得益彰。由于市場和民主在這樣的社會中施惠于不同的族群，對自由市場民主的追求便造成了極不穩定、極易摩擦起火的狀態。市場將巨大的財富集中到“外來的”少數族群手中，在時常處于貧困的多數族群中挑起嫉妒和仇恨。從絕對意義上說，多數族群的生活可能會得到改善，也可能得不到改善，這也是許多全球化討論的集中爭議所在，但任何意義上的改善都敵不過他們的持續貧困和他們所仇視的少數族群非凡的經濟成功。更為恥辱的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同他們的外國投資伙伴一道，總是會進一步控制該國家經濟要害，即往往是象征著一個民族的遺產和特征的那部分——石油之于俄羅斯和委內瑞拉，鉆石之于南非，白銀和錫之于玻利維亞，柚木和紅寶石之于緬甸。
民主在此情況下的引進，并不會將一個國民社區中的選民轉變為思想開放的公民伙伴(cocitizen)。相反，對選票的角逐助長了蠱惑人心的政客，他們將遭人嫉恨的少數族群當作替罪羊，煽動種族民主主義運動，提出要讓“國家的真正主人”重新獲得國家的財富和民族身份。20世紀90年代，當美國為民主的全球擴展而歡呼的時候，種族化的政治口號也激增了：“格魯吉亞屬于格魯吉亞人”、“厄立特里亞人滾出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屬于肯尼亞人”、“白人應該離開委內瑞拉”、“哈薩克斯坦屬于哈薩克人”、“塞爾維亞屬于塞族人”、“克羅地亞屬于克羅地亞人”、“胡圖的力量”、“阿薩姆屬于阿薩姆人”、“猶太人滾出俄羅斯”。羅馬尼亞的2001年總統候選人瓦迪姆•圖多爾可沒這么簡單扼要。他在競選中提及歷史上和經濟上都占主導地位的匈牙利少數族群時，自詡說“我是刺穿者弗拉德”(Vlad the Impaler，指弗拉德王子，15世紀一位抵抗土耳其侵略的羅馬尼亞英雄。他也是個變態殘酷的人，屠殺過無數的土耳其士兵，用長桿將他們刺穿，自己以此取樂，因此有個“刺穿者”封號。——譯者)并承諾“我們要將他們直接從他們的匈牙利舌頭上吊起來!
在存在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社會里推行自由市場，其結果幾乎無一例外不是遭到對抗。對抗的表現形式一般為三種：一是對市場的對抗，將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財富當作靶子；二是親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力量對民主的對抗；三是對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本身實行的暴力，有時這種對抗是種族滅絕性質的。
津巴布韋的今天便是對第一種對抗形式的生動詮釋——一種以種族為標靶的反市場的對抗現象。多年來，羅伯特•穆加貝總統一直在鼓勵著對白人所擁有的上千萬英畝商用農田的搶奪。如一位津巴布韋人解釋說：“土地是我們的，外國人不應該在這里擁有土地。沒有哪個津巴布韋黑人在英國擁有土地，又為什么有歐洲人擁有這里的土地?”穆加貝本人說得更為直截了當：“直戳白人——我們真正的敵人——的心口之痛!”這個國家中的多數白種“外國人”都是第三代津巴布韋人。雖然僅占人口的1%,卻世代控制著這個國家70%的上好土地，這主要表現在高產的3000英畝煙草甘蔗種植園。
眼看著津巴布韋的經濟因大規模的土地搶奪而急劇下滑，美英兩國攜手與十幾個人權組織一道，敦促穆加貝總統下臺，高調呼吁“自由公正的選舉”。但是，將民主當成解決津巴布韋問題的答案是一個太過天真的想法。或許，若穆加貝沒有犯規，原本會輸掉2002年的選舉。但即使如此，千萬別忘了穆加貝本人就是民主的產物。作為津巴布韋黑人解放運動的英雄和在群眾中呼風喚雨的大師，他在受到嚴格監督的1980年選舉中大獲全勝，許諾要征用被白人“偷走”的土地。對這一許諾的不斷重復使得他從此在選舉中無往不勝。此外，穆加貝的掠地運動也是此民主進程的另一產物，它在時間上巧作安排，成為2000年和2002年選舉的先聲，并且經過精心謀劃，調動起民眾去支持穆加貝瀕臨崩潰的政權。
在有經濟優勢的少數族群與有人口優勢的貧困的多數族群之間的博弈中，多數族群并非永遠占上風。除了對市場的對抗以外，另一種結局是對民主的對抗，即犧牲多數族群的意志而使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受益。有關這一動態的例子可謂俯拾皆是。實際上，本書將表明，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全部涉及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從費迪南德•馬科斯在菲律賓袒護華人的統治，到塞拉利昂總統賽厄卡•史蒂文斯與5名黎巴嫩珠寶商的影子同盟，直到肯尼亞總統丹尼爾•阿拉普•莫伊與幾個印度巨頭的“業務安排”。
第三種也是最慘烈的一種對抗，是多數族群支持下的、旨在消滅某一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暴力。兩個最近的例子是南斯拉夫發生的對克羅地亞人的種族清洗以及盧旺達的圖西族大屠殺。這兩起事件中都有遭到嫉恨的、其富裕程度與人口比例不相稱的少數族群受到相對貧困的多數人的攻擊，而其攻擊都受到種族民族主義政府的煽動。換句話說，市場和民主是盧旺達和南斯拉夫種族屠殺形成的原因之一。這是一個大膽的說法，但本書將試圖為之辯護。
值得稱道的是，全球化的批評者們提醒人們注意到自由市場產生的古怪的失衡狀況。20世紀90年代，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Frank)在《上帝之下的一體市場》(One Market under God)中寫道，全球市場使“公司成為地球上最強有力的機構”，將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轉變成“有史以來最富的精英階層之一”，同時，從美國到印尼，“以20世紀2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決絕態度遺忘了窮人”。站到弗蘭克一邊對“萬能的市場”進行批評的是一群奇特的同盟者：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美國農場主和工廠工人、環保主義者、美國勞工聯盟及產業工會聯合會、人權活動家、第三世界的捍衛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在西雅圖、達沃斯、熱那亞和紐約進行抗議活動的其他組織。全球化的辯護者們回應說——其理由不失正當——沒有全球市場化，世界上的窮人甚至會更窮。世界銀行最近的研究顯示，除了一些重要的特例以外——包括大部分非洲地區——全球化的“涓流下滲”(“trickle down”)使發展中國家的窮人和富人一樣獲得了收益。
但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如同他們鼓吹全球化的對手一樣，全球化的西方批評者們忽視了市場不均問題的種族層面。他們傾向于從階級沖突而不是種族沖突的角度看待貧富問題。這一視角或許在先進的西方國家是有意義的，但發展中國家的種族現實卻與西方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因此，全球化的批評者們提供的經世之道在運用到非西方社會時往往是短視甚至是危險的。
本質上，反全球化運動所要的一件東西是更多的民主。所以該運動的大祭司之一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澄清說，從總體上看并不存在反對“全球化”的斗爭，只有反對一小撮“救世主”以犧牲真正民主的社區為代價而樹立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斗爭。如出一轍地，在2002年的巴西“世界社會論壇”上，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成員洛瑞•華萊士(Lori Wallach)拒絕被貼上“反全球化”的標簽，并解釋說，“我們的運動，實在說來，要的是全球民主、平等、多元、公正和生活素質”。華萊士還警告世界貿易組織必須“要么順應全世界人民的意志，要么完蛋”。繼而響應這些言論的至少十多家非政府組織呼吁“民主地使世界上的貧困大多數強大起來”。
鑒于發展中國家存在的種族動態，尤其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現象，僅僅“使世界上的貧困大多數強大起來”是不夠的。因為使盧旺達的胡圖強大起來并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使塞爾維亞的塞族人強大起來亦同樣差強人意。
全球化的批評者們要求對全球市場造成的巨大的貧富不均現象給予更多關注，在這點上他們是正確的。但是，正如將市場當作解救世人于貧困和傾軋的萬靈藥是危險的一樣，將民主看作包治百病同樣是危險的。從長遠看，市場和民主或許能給發展中國家和后共產主義社會帶來最佳的經濟和政治前景。但在短期內，市場和民主卻是問題的一部分。
“市場”、“民主”、“種族”的概念都是眾所周知而難以定義的。部分原因是對這些詞的解釋無一是準確的。事實上，我在這本書中所希望表明的正是：目前，在發展中和后共產主義國家所力促施行的“市場體系”，與當代西方國家中所存在的有很大區別;目前，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化”進程，與西方國家自己所經歷過的并不是一回事;“種族”則是一種不確定的、人為的和具有被操縱的危險的概念。
盡管如此，我仍愿就我對這些詞的使用逐一進行說明。在西方，“市場經濟”或“市場體系”這樣的詞是指主要基于私有財產和競爭的寬泛經濟體系，由政府進行實質的(如在美國的情況)或廣泛的(如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情況)規范和再分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過去的20年里，美國一直在整個非西方世界中推動原始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一種早已被西方拋棄了的市場形式。在本書中，除非另外說明，“市場化”、“市場”和“市場改革”這些詞指的是那種實際上目前在西方以外實施的、親資本主義的舉措。這些舉措的特色包括私有化、對國家補貼和控制的去除、自由貿易以及親外國投資的積極意向。在實際操作中，它們極少——如果有的話——會有實質性的再分配措施。
類似地，盡管“民主”千姿百態，我將用“民主化”這個詞指代在今天的非西方世界中實際推行和實施的那種政治改革。因此，“民主化”將主要指那種貫徹始終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驅使的，即實施以普選權進行的當即的選舉。毋庸贅言，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必然包括更多的實質性原則，比如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少數族群的保護。但是將這些原則納入民主的定義無異于將期望與現實混為一談。值得提醒人們注意的是，西方國家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在任何情況下將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與一夜之間實現的普選權同時并舉過，而這一自由市場民主的配方現在卻被強加給世界各地的發展中國家。
種族是另一個引起眾多爭議的值得商榷的概念。為本書的宗旨起見，我將假定“種族”不是一個能夠科學地確定的形態。相反，“種族”所指的將是某種集體身份的識別，一種歸屬于某一人群的感覺，即“家族譜系的一種廣泛延伸了的形式”的體驗。這一種族的定義用意非常寬泛，并認可了對其主觀領悟的重要性。它涵蓋了人種上的區別(例如美國的黑人和白人)，地域來源上的區別(例如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華人和印第安人)，語言的、宗教的、部落的和其他文化上的區別(例如肯尼亞的基庫尤部落和卡倫今部落，或者中東的猶太人與穆斯林)。
種族身份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處于轉換中并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例如在盧旺達，占人口14%的圖西少數族群，作為有牛的貴族階層，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操縱胡圖多數族群4個世紀。但在這一時期的多數時間里，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的邊界是可滲透的。這兩族人講同樣的語言，出現了通婚現象，成功的胡圖人會“成為圖西人”。但這些在比利時人到來之后就不復存在了——這些沉浸在似是而非的人種優劣理論中的人們以鼻子的長度和頭蓋骨的周長為依據頒發了種族識別卡。它所導致的更為鮮明的種族區分后來被胡圖力量的領袖所利用。類似的種族邊界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各地亦然——那里常言說是沒有“種族區分”的，因為每個人都是“混血”——大量貧困的玻利維亞人、智利人和秘魯人突然間得知他們是艾瑪拉人、印加人或干脆是印第安人，凡此種種最能引起共鳴和可資調動的身份。這些本土化運動未必是好事也未必是壞事，但它們具有極富感染力的效能。
與此同時，種族身份罕有是憑空樹立起來的。對身份的主觀領悟依靠的往往是個體所賦予的更“客觀”的特質，而這些特質的賦予是基于——舉例說——形態特征、語言的不同或血統世系。試試去告訴黑種和白種津巴布韋人他們只是在想象他們的種族區別——所謂“種族是一種社會概念”——他們會至少在一件事上意見一致：你這么說于事無補。更具體的切合實際的情況是津巴布韋黑人與白人之間的通婚幾乎不存在，正如馬來西亞華人與馬來人之間，或者中東的阿拉伯人與以色列人之間差不多沒有通婚現象一樣。那樣的種族身份可能同時是出自人類想象的人造制品，它植根于歷史最黑暗的幽秘之處——形態不定并具有可操縱性，同時又舉足輕重到了足以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地步——這正是使得種族沖突如此令人吃驚地難以理解和控制的原因。
我的觀點，經常會遇到一些誤解。在此我要講清楚，我不爭辯什么，以盡可能排除一部分誤解。首先，這本書并不提供某種適用于每個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理論。確實有不存在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阿根廷是兩個主要例子。其次，我并不爭辯說種族沖突只在有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存在的情況下出現。將經濟上受壓迫群體作為種族仇恨目標的實例不勝枚舉。最后，我絕不試圖將任何特別的種族暴力個案——無論是南斯拉夫各方都難辭其咎的大屠殺還是對美國的襲擊——歸罪于經濟怨恨，歸罪于市場，歸罪于民主，歸罪于全球化，或歸罪于任何其他單個原因。大量交叉的因素和復雜的機制，例如宗教、歷史宿怨、領土爭端，或者某一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常常在起作用。
我的觀點是，在世界上那些存在普遍貧困和一個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眾多國家中，民主和市場——至少以目前它們被推行的形式來說——只能處于彼此強烈的對峙狀態中。在這種情況下，自由市場和民主化的同時并舉正以極可預料的方式不斷地催化著種族沖突，導致著災難性后果，包括種族滅絕性的暴力以及對市場和民主自身的顛覆。這已經成為以往20年來全球化進程的一個嚴肅的教訓。
本書的第一部分是討論全球化的經濟影響。與那些熱衷者所料想的相悖，西方以外的自由市場并未均衡地播撒財富并造福于整個發展中社會。相反，它們傾向于將炫人的財富集中到某個“外來的”少數族群手中，在飽嘗挫折和貧困的多數族群中造成種族仇恨。
將民主加入這個不穩定的混合劑中會出現什么情況呢?第二部分致力于探討全球化的政治后果。在存在著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國家里，民主不是在強化市場效益和致富效果，而是導向強大的種族民族主義的(ethnonationalist)、反市場的壓力，并慣常地招致私產充公、社會動蕩、強權彈壓和暴力相向。
第三部分討論西方過去以及現在的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現象以及種族民族主義現象。同時本章也對未來作一展望：對于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在自由市場民主的過程中注入的一觸即發的不穩定性，人們到底應該做什么?我的主張是：美國不應對外輸出西方自己已經排斥了的、不加限制的、自由放任形式的市場，一如美國不應對外推行不加限制的、當即的多數族群統治——這種西方已予排斥的民主形式。因而，最終我要闡述的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資本主義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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