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就是蘇格蘭獨立公投的日子，結果尚難逆料，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獨立公投，也不會是最后一次。150多年前，在北美大地上，也發生過一次獨立公投，而且是根據當時的美國憲法所進行的，但林肯總統對此的回應是戰爭，也就是今天的人們熟知的美國南北戰爭。
我在這里提出由美國內戰引出的四個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值得我們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憲法層面或者說是憲法理論上的問題。從憲法理論上說，美國南北戰爭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憲政共和國是不是應當或者說可以允許這個共和國的任何一個部分，比方說一個州、一個省、甚至一個縣、一個村莊，脫離這個共同體?這在憲法理論上有一個很專門的概念，叫做secession，我一般翻譯成“退出”——有沒有權力“退出”這個共同體，這是憲法理論上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
美國南北戰爭對這個問題做出了一個美國憲政的回答，就是No!Absolutely Not!林肯認為，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一個憲政共和國有沒有權力抵抗內部的顛覆勢力。林肯認為必須得有，所以宣布secession就是叛亂，叛亂就必須鎮壓。這是南北戰爭最基本的一個問題，究竟是林肯違憲還是南方違憲。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還會講到，secession的問題和我們經常談到的空間問題有很大的關聯。所謂退出，無非就意味著一個空間的政治重組。空間的政治重組會引發什么樣的問題，背后隱含的是政治主權的問題。
第二個是政治哲學的問題。一個政治哲學的基本框架和概念體系，是不是需要包括比方說像領土、疆域、人民這些概念。我們都知道，當代主流的政治哲學，特別是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是不包含這些概念的。我們同時也知道，西方整個政治哲學的傳統不是這樣的：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一直到美國革命、美國南北戰爭，所有政治哲學討論的首要問題就是territory(領土)。
我接下來會談到，美國南北戰爭爆發的最根本原因是人口和土地的增長。所以最近十幾年，西方政治哲學一個比較大的發展，區別于以往羅爾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一個問題，就是開始重新找回people、land——人民、土地。
第三個問題是南北戰爭所提出的政治史與社會史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從美國南北戰爭會看得非常明顯。南北戰爭解決了黑奴的問題，怎么到了上世紀60年代又會突然出來民權運動、又出現黑人問題?這是怎么回事?在這里面，有一個政治史和社會史或者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社會改造的關系問題。
我要提出的第四個問題是歷史書寫的問題，到底怎么寫歷史?由誰來寫歷史?我們首先都聽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如果說最近幾十年來歷史學界在干什么，無非是歷史學家們想顛倒過來，希望寫失敗者的歷史，重建被遺忘的人的歷史、以往被忽略掉的人的歷史。這樣做在理論上是否可能，還是實際上仍然是在寫勝利者的歷史，只不過這里的勝利者是你自己沒有意識到的。
我現在講第一個問題，退出(secession)的問題。
我們首先應該注意一個基本問題，從比較憲法史上看，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問題，出乎我們所有人的意料。比方說，我們今天講，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組成部分有沒有權力宣布退出這個共同體。這個問題在冷戰結束以后變得非常urgent、非常吃緊。
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一個政治共同體或者原先的一個國家分裂，最明顯的當然就是蘇聯的整個解體，還有南斯拉夫。事實上還不僅如此，我們知道，在英國有蘇格蘭獨立黨，它是蘇格蘭議會的第一大黨;在加拿大有魁北克問題。這些都是憲法理論上的分離問題。
從常識上判斷，我們大概應該會覺得，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應該允許分離。我們說，個人意義上的退出是很容易的。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退出他所屬的共同體，移民是最簡單的辦法。所以，所有的人權學說都非常強調個人的自由遷徙、可以自由地移民。還有一個脫離共同體的辦法——自殺，這是脫離一個共同體的極端做法。自殺就表示，我要與這個共同體切斷任何關系，這是自殺的含義。移民是最簡單的，但是一個部分，比方說一個村莊要退出，那么問題就變得非常復雜。
但憲法理論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我們會認為，美國的憲政理論應該是允許退出的，因為它強調一切都是自由組合。既然是自由加入，那當然可以自由退出;反過來，我們會認為蘇聯憲法是不允許退出的。但實際上恰恰相反，蘇聯憲法和美國憲法或憲政理論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蘇聯的1936年憲法明確規定，任何一個加盟共和國都是可以退出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1991年蘇聯的解體是一個憲法的過程，每個加盟共和國的退出都是有蘇聯憲法為根據的。
而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美國南部首先有7個州，后來增加到11個州，它們宣布退出美國聯邦。南部州認為它們是有憲法根據的，根據就是美國憲法修正案的第9條和第10條。我們知道，美國憲法修正案的第1條和第10條是所謂的權利法案。但實際上，權利法案的最后兩條是從制度上保證了地方政府侵犯人權的權力，這一點我們中國學者可能不太清楚。因為權利法案通過的時候，主要目的是保護地方政府的絕對權力，不允許中央政府，也就是美國的聯邦政府干預地方政府。所以，權利法案的真正效應在于，聯邦政府無權管理每個州公民的權利，這應當是由地方政府、每個州的州憲法規定的事項。讀過一點美國憲法史的人都知道，第十四修正案的意義就是把權利法案轉變為一個由聯邦政府保障的憲法基本權利，將州政府排除在外。我講第四個問題——政治史和社會史的關系時，還會再出現這個問題。
但是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南方邦聯認為，聯邦憲法第9條、第10條的中心意思是，凡是憲法沒有明確授予聯邦政府的權力，都歸地方政權所有，所以地方政權有權宣布退出。因為憲法上沒有明確說聯邦政府(在當時主要是美國國會)有權禁止各州退出，所以南方認為退出權在各個州政府，所以州政府宣布退出聯邦是有憲法根據的。
但是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以后，1869年發生了非常著名的得克薩斯訴懷特一案(Texas v. White, 74 U.S. 700, 1869)，它是迄今為止美國最高法院討論secession問題的唯一判例。我們如果去看這個案件的法院意見，就可以發現意見推理是非常牽強的，坦白說，它的論據是非常弱的。法院意見的整個論據當然都來自林肯，就是憲法上說美國人民結成一個共同體是要一個perfect union。既然是要一個更美好的共同體，也就意味著它是永久性不能分離的，任何一個部分都不能退出。得克薩斯訴懷特案在法律上確認了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宣布它有權退出美國聯邦，而且，如果宣布退出，林肯的先例就是軍隊可以鎮壓，任何退出都是叛亂。
這樣就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為什么呢?因為1990年、1991年前后，整個蘇聯、東歐都在轉型，轉型以后所有的東歐國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憲。東歐8個國家，也包括蘇聯在內，制憲過程中都有一個龐大的美國憲法代表團，主要由美國憲法學者組成的代表團。蘇聯解體了，南斯拉夫解體了，捷克斯洛伐克也分裂成為兩個國家。所有這些都要在憲法上給出一個說法，大家都認為憲法理論上應該包含退出權這一條，因為既然是自由、民主的共同體，地方政權當然有權退出。
但這給美國憲法學者造成極大的困擾，因為從憲法理論上講，如果憲法不但可以包含而且應該允許每一個部分退出的話，這會直接威脅到美國政府的憲法解釋，在美國憲法中是不可容許的。無論是在民情上，還是在憲政理論上，都是不允許的，所以退出權的問題造成一個非常大的困境。
我們都知道，美國非常希望美國以外的國家都在分裂，地方政權退出就退出了，這是你應該有的權利，但回到它自己的國家就不允許了。而且，一旦退出權被寫入憲法，美國的憲政體制也要發生很大的問題，并不只是得克薩斯訴懷特這個案子要被推翻，整個體制都會變得非常脆弱。
所以美國憲法學者在1991年前后都在討論secession的問題，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1991年凱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芝加哥大學法律評論》上的一篇文章。桑斯坦的一個論證就是，憲政共和國的憲法是不可以包含secession條款的，蘇聯憲法的secession條款本身就是非常荒謬的。桑斯坦的基本理論就是說，退出權本身和憲政就是對立的概念，因為憲政國家意味著一個共同體的人民同意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內部沖突。什么是憲政的方式?就是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內部沖突。如果你不承認是一個共同體的話，憲政共同體根本不存在的話，所有的憲政根據都會落空。所以憲政國家的憲法是不應該包括secession條款的，這是一個前提。
桑斯坦當然是從美國的角度去講的。所以我覺得，secession的問題在憲政理論上是相當困難的。處理這一問題必須回到主權理論，主權意味著對整個territory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如果主權的最高權力都可以被分割，主權治下的任何一個具體單位都可以claim、可以宣稱主權的話，那么主權也就不存在了。
最后，我還要提出一個相關的問題。對于任何一個了解美國憲政歷史的人來說，這個問題應當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之所以還有必要重新提出來，是因為我覺得中國的很多憲法學家實際上是不明白這個道理的，比方說，什么叫一個法治社會、法治國家?我們大家都知道，托克維爾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美國，任何政治問題都會轉化為法律問題而得到解決，我們通常理解這句話是指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政治社會中的一切都是由法律確定的。
這句話本身并沒有錯，但這句話并不是一個全局性的判斷。這里面涉及到政治與法律的關系問題。南北戰爭的爆發、內戰的爆發，當然就表明，最重大的政治問題不可能通過憲法手段得到解決。如果可以通過憲法來解決，就不會有戰爭。戰爭意味著憲政手段不可能解決。憲政意味著大家和平地、理性地以討論的方式解決最重大的共同體問題。那么由此實際上可以提出政治哲學和憲政理論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憲政國家、立憲主義政治最基礎的前提是什么?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哈維•曼斯菲爾德(Harvey Mansfield)有一句名言說，“所有的憲政主義都以非憲政為基礎。”這在美國憲政史中就有最好的證明。所有讀過一點美國憲政史的人都知道，第一，費城制憲會議本身就是違憲的。費城制憲會議上起草美國憲法的所有代表都沒有獲得人民的授權，讓他們去制定一部憲法。各州派這些人去費城開會，明確授權他們是修憲，而不是制憲。
第二，這幫人把自己關在費城兩個多月，外界根本不知道他們在干什么。在我們今天，沒有一個政治社會有可能做到這一點。雖然當時也是有媒體的，只不過交通不便，他們只有報紙。沒有任何人可以采訪，所有人都不可能知道會場內發生了什么。而且費城會議為什么沒有記錄，因為每個人不準做記錄。也就是說，所有討論的前提是一個黑箱作業，必須在一個絕對封閉的環境下，因為有外界民眾干預的話，精英們都會變得不理性，不能夠純粹理性地去思考問題，而必然會受到輿論的、民間的、本州居民的、本州民意代表機構的制約。將他們隔離起來，就是要他們完全從精英們的共識前提下去討論問題。這在以后任何制憲過程中都絕不可能復制。
但是我們要問，為什么費城制憲者可能做到這一點?為什么他們會有這種權力?原因很簡單。所有參加費城制憲會議的代表，都是美國獨立戰爭的英雄，他們是公認的政治領袖。所以費城會議一定要確保華盛頓到場。華盛頓歷來被稱為 Pale President、Pale Father，他是一個非常蒼白的總統，雖然他是美國國父，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華盛頓總統到底干了些什么。但就是要確保他在，以保證整個制度的合法性。
不僅如此，南北戰爭也表明所有的憲法機制都歸于無效，而且，林肯的最大特點就是完全不顧憲法，完全不顧憲政。我們來看林肯在整個戰爭期間的一系列行動。第一點，林肯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的政體。在林肯以前，美國完全是一個以國會為中心的體制。按理來說，總統發動戰爭，尤其是對內戰爭，絕對是要先通過國會，但林肯完全是總統命令國會通過的。而且，林肯在南北戰爭宣戰時就立即取消新聞自由，取消人身保護令狀。如果從一個標準的憲法理論上看，林肯的所有行為都是違憲的，包括他沒有權力發動對南部的戰爭。
再詳細談的話，對林肯的問題可以談出很多。如果從美國史的角度來說，南北戰爭的最大爭論一直在于，林肯的內戰到底是基于個人目的還是其他什么目的?20世紀50年代修正史學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沒有林肯，就不會有內戰，這個內戰是毫無意義的。美國當時有3,000萬人口，內戰死亡60萬人，還不算傷者。這個數字遠遠大于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美國歷史上犧牲人口最多的戰爭就是南北戰爭。很多人認為內戰是毫無必要的，認為妥協是完全能夠做到的。但這是50到60年代修正史學的看法。70年代以后，情況又倒過來了。也就是在民權運動以后，解放黑奴的正當性再次被高度強調。民權運動以前，在美國職業歷史學的研究中，林肯的地位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非常有疑問。
所以我覺得這里面基本上有兩個點。第一個是我剛才講的，在憲法理論上怎么論證一個共同體是不能退出的，或者說美國憲法和蘇聯憲法，你們認為哪個更符合你們心目當中的自由民主憲政?第二個就是政治和法律的關系問題。法治本身以政治為保障，但是法治一旦確定以后，它就會有一個約束力。就像我們剛才談到的，1869年的得克薩斯訴懷特一案確定了美國的任何一個州都不能退出聯邦。當然，這并不是說這個判例對政治問題的解決有任何制約作用。因為如果有這個制約作用，南北戰爭就不會爆發。這是一個事后的判例，但是事后一旦確定，它就變成有非常約束力的判例，美國再也沒有一個部分、再沒有一個州或一個村宣布退出。這個問題是一個憲政史的問題。
我現在開始談第二個問題。南北戰爭的根本問題在于美國在建國后那段時間內人口和土地的迅速擴張和增長。但美國的一個特別之處就在于，凡事都會涉及到南方和北方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問題。
人口增長在任何國家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但在美國卻關系到一個非常基本的政治發展問題。比如說，美國每三萬公民選舉一個眾議員，然而在美國憲法上黑奴是沒有公民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的，黑人人口怎么計算?你們看美國憲法的第一條，就是“五分之三條款”，五個黑人等于三個公民，雖然黑人沒有平等的投票權，但是在人口計算的時候，他們是要被計算進去的。這當然是美國憲政史上最大的恥辱之一，就是“五分之三條款”，雖然它沒有提到奴隸制，但是大家都知道意思是什么。
對于南部各州，假定說黑人人口不計算在內，而眾議員人數按三萬人一個且只有白人的話，那么，南部的眾議員人數馬上就會下降。但是如果把黑人人口計算進去，那么南部眾議員的人數馬上就會上升。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而且這里還凸顯了一個政治哲學的問題。在羅爾斯以后，西方所有的政治哲學基本是一個契約論的傳統。但是西方政治哲學我認為還有一個是非契約論的傳統，比如說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鳩、一直到美國開國時候的《聯邦黨人文集》。他們所討論的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是國家的size問題、大小問題，人口的多少問題。孟德斯鳩的表述最為明顯，他認為一個共和國要在國土相對小、人口相對少的共同體內才有可能;一個大的國家，領土很大、人口很多，比較適合的政體是君主制。
在西方，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一直到孟德斯鳩為止，這是一個沒有什么人懷疑的傳統。但是美國建國的時候，《聯邦黨人文集》所面臨的最大理論挑戰就是如何否定這個東西。因為按照這個理論，美國就不可能是一個共和國，美國不應該是十三個州聯合起來。州就是state，就是十三個國家。如果要把十三個國家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國家，那一定不是共和國。這是反聯邦黨人的最重要的一個論據。反聯邦黨人認為，美國不可能成為一個共和國，不可能是一個自由的共和國，一定是有暴政的。所以，這是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辯論以及整個政治哲學討論的核心問題。
現在的政治哲學，看羅爾斯的契約論是沒有這個問題的。從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里面，我們就算完全相信他的所有東西，我們會提出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根據羅爾斯的契約論，我們想不出任何理由去解釋美國和加拿大為什么要分成兩個國家。大家所認同的理論完全一樣，為什么不組成一個國家呢?它沒有territory疆域的概念，沒有territory的概念就是沒有歷史的概念，因為territory一定是歷史形成的。
我剛才講，南北戰爭涉及到的兩個問題都是與人口、size有關的。首先看第一個，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歷史學界做南北戰爭的研究，都不是在做林肯，而是研究林肯的主要對手，就是當時美國民主黨的領袖——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s)。道格拉斯認為，解決南北問題、同時又不會引起戰爭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人口和土地的擴張。往西部擴張，擴張以后自然而然就把南北的矛盾消解掉了。因為道格拉斯認為，土地逐漸大了以后，原先這些州的人口就會萎縮，南部在美國政治當中占的比例會萎縮，奴隸制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
但是當時引申出一個非常大的辯論，就是美國輝格黨領袖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最重要的問題，他堅決反對美國擴張。韋伯斯特認為，美國再擴張的話就肯定不是一個共和國了。這仍然是回到孟德斯鳩的理論，就是說，美國已經這樣大了，再大下去就會到達新墨西哥，這些人都是天主教徒，又不是白人，怎么構成一個共同體?這是韋伯斯特所考慮的一個問題。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里只是提出一個問題，現在討論政治哲學，我認為整個契約論為基礎的政治哲學都是沒有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概念。但是，如果我們回過頭去看，特別是英國的埃德蒙•伯克，他是批評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我覺得政治理論需要重新回到伯克那里。首先，政治共同體通常都是歷史的形成，territory這個地域問題也是歷史的形成。所以，如果不把這些問題包含進去，如果連territory這個疆界問題都不清楚，人民歸誰不清楚，如何能說這是一個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正義理論或憲政理論呢?如果僅由一個抽象的憲政正義理論或者正義理論就可以組成羅爾斯所說的良善共和國，那么歷史問題全部都是無效的。
羅爾斯當然是非歷史的理論。雖然所有人都攻擊，而且他后來也承認，他的政治哲學完全是以美國為基礎的，但是如果我們用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去理解美國歷史的話，美國歷史是完全解釋不通的，南北問題根本講不通。整個美國政治不是按照一個抽象正義理論建立起來的。
南北戰爭雙方所捍衛的最高概念都是“自由”。南方的口號是堅決捍衛我們的自由，堅決捍衛自己的財產——奴隸是我們自己的財產，剝奪奴隸即是剝奪我們的財產，所以涉及到財產權的問題。在和平時期希望用和平手段解決南部奴隸問題的時候，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補償奴隸主的財產損失，因為奴隸是奴隸主的財產。所以南北雙方的口號都一樣：財產權、自由權。光從這些抽象口號根本不能理解任何問題。
所以，這就是政治哲學需要重新考慮的問題。最近十多年，有一些新的政治理論都在檢討羅爾斯政治哲學理論的缺失，這就是people 、land、territory。
我還要講一下，這也是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的老師艾德華•席爾斯(Edward Shils)臨終前幾年經常和我談論的就是territory問題。他一生關心兩個問題。他認為，社會學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到底什么是社會”。他認為社會學理論從來沒有把這個問題回答清楚。他晚年時候的幾篇文章談的都是territory問題。席爾斯認為，沒有一個territory的概念，那么社會的概念就沒法界定。但是他還沒有想清楚這個問題就去世了。現在的社會學好像也沒有人在想這個問題。我后來對社會學很失望，現在的社會學沒有自己的問題，總是跟著別人走。
但是，territory這個問題本身會成為一切政治社會里非常基本的一個問題。而如果territory問題被重視的話，歷史的問題一定也會被重視。埃德蒙•伯克當然會強調，任何政治共同體一定是歷史形成的共同體，所以他才有反對契約論的最根本理據：社會是一個契約，但社會這個契約并不是我們活著的人之間的契約，它是包括與以前死掉的人的契約以及與未生的人的契約，這是一個歷史共同體的概念。所以任何政治共同體一定是一個歷史的共同體，而不是一個非歷史共同體，這是埃德蒙•伯克最根本的論點，我認為它在今天仍然很值得認真對待。
政治共同體不可能是抽象的、非歷史的，就好像任何一個公民群體、一個人群，只要承認某些抽象的理念，比如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就可以組成一個良善的憲政共和國。這不現實，這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如果不引入歷史理論的話。
我再補充一點。從南北戰爭結束到1870年，美國在四五年的時間內連續通過了第13、14、15修正案。這三條修正案嚴格說來都是違憲的，因為它們完全剝奪了南部的任何政治代表。因為南部的政治代表都是叛軍一方，所以聯邦國會不承認這些人選到國會的代表。第13、14、15修正案都是在剝奪南部11州民意代表的基礎上通過的，否則就通不過。這從憲政理論上講當然是不對的，因為根據美國的憲政結構，各州的民意代表并不是由中央政府指定的，而是各州人民自己選舉出來的。如果你讓南部選，他們還是選這些人。所以問題就變成：解放黑人奴隸的第13、14、15修正案，如果是用憲法手段就通不過，只有采取違憲的手段——剝奪你們所有人的憲法權利。
這在憲政理論上提出了非常關鍵的問題。因為通常而言，絕大多數人是站在林肯一邊，站在北方一邊的，但是如果從憲政理論上看，如果我們持非常嚴格的憲政理論的話，林肯所有的行為，包括林肯被暗殺后北方軍隊在南部的所有行為都是違憲的。內戰后南部沒有一個民意代表，各州都是由軍隊實施軍事管制，行政長官是軍事委員會主席，講成我們中國人的話就是總督、將軍。每個州都是將軍在管。南方的軍管一直要到1876年總統選舉以后的次年才撤消。
現在我開始講第三個問題，就是政治史和社會史的關系問題。按照我們常識的理解，南北戰爭的中心問題是解放黑奴。林肯在戰爭的第二年發表了《解放黑奴宣言》，那么黑奴問題就應該解決了，第13、14、15條修正案已經確保了黑人的公民地位。
而且我順便要說一下，在美國，女人的地位是因為黑人的地位提高才提高的。美國第一波女權運動出現在南北戰爭結束以后。問題很簡單，黑人都有公民權了，白人的女人還沒有公民權啊?所有社會都以黑人作為社會最底層、最賤民的階層來做比較。所以就掀起了白人婦女的權利運動。
所以，在美國兩個問題始終聯系在一起：種族、性別。種族在先，性別在后。
我在這里想講的是政治革命完成以后的社會革命問題。按理來說，黑人問題已經解決了。但實際上來說，情況相去甚遠。我們看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會知道托克維爾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法律上解放了黑人，只會在社會層面上使黑人的待遇更悲慘。
這個話怎么講?人對人的歧視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黑人越是得到法律的解放、越是成為理論上的自由人，白人就越是覺得，“你怎么可能和我是一樣的呢?”所以實際上的問題，雖然當時北部的黑人是自由黑人，但在南北戰爭過程中，北部黑人的地位越來越糟糕。從南北戰爭結束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民權運動，整個有80年的時間，現在憲政史上被稱為“黑人被遺忘的80年”。大家都以為黑人問題已經解決了;南北戰爭直接導致1870年以后的美國資本主義大膨脹，黑人問題完全消失了。
黑人問題很簡單。在南部，是，你有選舉權，我可以很簡單地要求一個條件：你要登記，你要登記你的名字吧，你要識字吧。可是黑人說他不識字啊。不識字當然就沒有選舉權啦。這樣很容易就把黑人排除在政治過程之外。
還有一點，你本來是白人家里的奴隸，吃住都是主人包的，你是不需要自己去謀生的;黑人一解放，說要自己謀生，財產在哪里?當然，白人主人可以借給你，借給你就是高利貸。你還不起，馬上就變成債務人了。這就是被遺忘的80年的黑人狀況。
還要注意，美國憲政還有一個特點，南部各州被稱為“一黨州”，整個一百年都是一黨統治——美國民主黨的絕對天下。這種狀況一直要到上世紀60年代以后才有改變。一黨專政、一黨執政時間最長的就是美國了，八九十年內都是一黨執政，而且南部從州長到它的州議會，全部清一色是一黨執政，一直到60、70年代以后才有改變。
為什么60年代民權問題反而更突出呢?黑人在憲法上是有選舉權，但是在社會含義上，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存在，黑人仍然處于最最底層。而且不光如此，被解放出來的黑奴到了北部以后，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是最低的，所以才會隱含著一系列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強調，南北戰爭并不是黑人與白人的戰爭，而是白人與白人的戰爭。白人與白人之間的戰爭必須要找到某種方式的妥協，白人之間必須找到妥協，否則白人就分裂了。黑人沒有拿起武器!
所以美國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打完以后怎么辦。戰爭結束后，如果黑奴都跟著北方“解放軍”部隊后面，軍隊難道能老扎根在那里嗎?北部的激進派就說，如果軍隊一走，恢復民主選舉，南部馬上就會把叛軍的將軍都選為州長和參議員，所以就不能讓他們選。你一讓他們選，他們肯定選反北方的那些人，因為整個南方的白人都是反北方的。所以黑人成為讓北方軍隊非常頭疼的一個問題。1876年的總統選舉實際上就是一個妥協。按照當年的選舉，本來是由南部的人當總統。他們做了一個妥協，總統讓給北方人，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北方撤軍。所以1876年選舉結束后，1877年北方就從南方撤軍了。
撤軍以后，南部就通過了黑奴法典，規定選舉要受過教育、要識字等等。所以說，它可以用很簡單的技術手段把黑人在法律上、憲法上的公民權剝奪得一點都不剩。還有一個當然就是財產問題。
如果我們去了解的話，我們不能以為1860年代的南北戰爭就把黑人問題解決了。如果黑奴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么20世紀50、60、70年代民權運動會如此高漲?黑人問題完全被壓了下來，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
從社會學的含義上，從一個社會革命的角度上，黑人問題完全沒有解決，甚至更糟糕。在南北戰爭前的幾十年中，南北之間最大的爭論就是：南部認為，誰是奴隸?你北方的工人才是奴隸，你是工資奴隸。掙工資的人怎么會有自由呢?我們這里黑人雖然是奴隸，但我們是一家人啊。你看他們兩夫妻，妻子是我們家太太從小的玩伴，男的有時候都好幾代，趕馬車、管內務，我們是一家人，我們是家人的關系。你北部的工資工人才是奴隸，是工資奴隸!所以，南北戰爭前非常重要的一個爭論就是，勞動、工資到底是奴隸還是自由人?美國歷史上著名的黑人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他自己要證明，掙工資的人是自由的。這里面有一個非常大的爭論。
所以南部一直認為，你摧毀了我們南部本來很好的黑白“和諧社會”。而且，你們把黑奴解放出來以后，沒有給他們任何實質性的擔保。羅斯福以前是沒有任何社會福利的，沒有任何人管他，哪里有錢?黑人怎么活呢?
所以我覺得這里是一個政治史和社會史的關系問題，或者說，政治革命完成以后是不是完成社會革命?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將中國、印度以及其他地方一個比較。政治革命完成以后，是不是有一個社會革命跟在后面?“土改”就是最根本的一個問題。第三世界的許多國家都沒有土改，沒有土改的社會改造是不徹底的，所以就必須要有一系列的妥協。
這是第三個問題，很值得討論，隱含的問題會非常多：政治革命手段到底能解決多少問題?那些遺留下來或者所釋放出來的社會問題到底由誰最后來解決?社會問題被釋放出來后就必須要解決，怎么解決?也許會拖很長時間，而在釋放到被解決之間，傷害可能會是更大的。
第四個問題是一個歷史書寫的問題。
中國人所了解的美國肯定是非常不完整的。我們所了解的美國基本上是新英格蘭地區，這個應該說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觀念。我們只要看美國南北戰爭前七八十年的歷史，16任總統中有12任是南方出來的。美國Founding Fathers一代，所有的建國國父們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南方人：華盛頓，南部、奴隸主;杰斐遜，南部、奴隸主;麥迪遜，南部。只有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是東部的。再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在南北戰爭以前共70多年里，有60多年首席大法官都是南方人。也就是說，在美國建國的時候，南部在整個美國政治生活當中所占的比重是遠遠壓倒任何地方的;不是說什么紐約、新英格蘭。
如果我們看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全書的結構非常有意思。他開篇談的是新英格蘭，但是你看它上卷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全書篇幅最大的一個章節，談的就是黑人問題。而且一談到黑人問題，托克維爾在前面所講的美國問題全都不存在了。一談到黑人問題，托克維爾就感覺沒有一個解決辦法。托克維爾寫這本書的時候正好是美國內戰前夕，他看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就提出來，越是從法律上解放黑人，就越會讓黑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更加悲慘。這是托克維爾作為一個來自貴族社會的歐洲人馬上能夠理解、想象到的一個問題。
實際上，美國哪個部分最有文化?我們都認為當然是哈佛、耶魯。不是的!你們想想，美國最重要的文豪——福克納、馬克•吐溫，他們兩個是哪個州的?密西西比州——最具南部色彩的南部。托馬斯•艾略特，包括美國文學上的新批評，離開美國南部，完全不可能理解。你要看新批評真正起源地是美國南部，南部的文化意識形態是新批評興起的土壤;只不過后來逐漸轉變掉了。
所以，整個南部實際上是有著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蘊的。比如說，美國二戰以后最有文化的總統是誰?卡特——南部人。卡特也是美國南北戰爭以后第一個由美國南部州長當選為美國總統的。在此之前，威爾遜也是南部的，但是，他是要移到東部后才能夠當選。
南北戰爭以后，美國政治的一個基本格局就是，總統一定是北部的——紐約或者馬薩諸塞，然后副總統是南部的。肯尼迪是最典型的，肯尼迪是馬薩諸塞的，副總統約翰遜是得克薩斯的。如果你們注意看的話，美國最近30到50年最大的政治變遷就是，南部政治變成根本性的、決定性的。你們要注意，近年來所有的美國總統都是南部的。
克林頓打破了美國政治史上的一個平衡，克林頓以前，總統和副總統一定是南北搭檔的;克林頓在1992年當選是南南的總統和副總統組合，他和戈爾都是南方人。這意味著什么?政治平衡完全被改變!小布什、得克薩斯，當然是南部的。雖然他們都跟東北部有關系——或者是在耶魯或者是在哈佛讀書，但是他們的選民根基是在南部。這些問題會涉及到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就是我們所了解的美國歷史本身是一部被美國北部人改寫的歷史。如果我們真要研究美國比較早的、特別是從建國到南北戰爭的歷史，那么務必要理解這一點。
而且，現在的美國政治，最近50年的政治，里根共和黨的整個策略就是“南部戰略”。什么叫共和黨?共和黨就是林肯的黨，林肯的黨是不可能贏取南部的。共和黨的最重大問題就是如果它能贏得南部，那它就贏了。為什么里根在1980年的選舉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變局，因為南部所有的民主黨都投了里根的票，這就形成了美國政治最大的一個轉變，就是美國政治完全重組了。為什么里根結束以后，老布什是個過渡，克林頓上臺是要“南南”的組合——兩個民主黨都是南部的組合，才能取得政權?也就是說，民主黨要重新占領南部。兩個都是南部的，表明南部政權對美國政治有決定性的作用。
奧巴馬是一個異數，我們要看下一步到底怎么樣，我認為奧巴馬是一個非常偶然的現象，比較奇怪的一個現象。沒有一個特別的情況，照理來說，我并不認為奧巴馬現象是有什么非常深刻的意義，在心理上對美國人很重要。
美國政治的根本問題是一定要從南北角度去看的。我們看選票、選區的時候，所謂的紅黨、藍黨，就是這個意思，就是一個南北問題。南北問題不一定是絕對的地理上的南或北，而是傾向上的南或北。我覺得這是一個歷史書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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