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金磚銀行開啟“后美國時代”

　　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對國際金融格局有何影響?陳平教授認為，金磚銀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機后發(fā)展中國家對美歐失去信心的產物，也是金磚國家長期對話互動的結果，它將彌補西方主導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不足。最早呼吁中國出來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華盛頓共識之害最深的拉美國家。

　　有不少西方媒體質疑金磚五國本身在經濟、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異很大。對此陳平教授指出，金磚國家之間的差異遠小于西方集團，且各具優(yōu)勢，正好可以互補發(fā)展。既然是互利合作，就應當承認各國的利益考慮是正當的，不應當批評對方有什么“小算盤”，要研究的是如何權衡短期和長遠利益的關系。

　　問：2014年7月15日，金磚五國領導人在巴西發(fā)表《福塔萊薩宣言》，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成立。外界都把這看作是發(fā)展中國家為擺脫美國、世行和IMF的抱團行動。在您看來，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對金磚國家的發(fā)展造成了哪些壁壘？

　　陳平：按照現行的國際秩序，美國控制世行，西歐控制IMF，他們推行的華盛頓共識，主要維護西方國家的利益。世行政策尤其取決于美國的財政部，決策投票權美國獨大。西方發(fā)達國家主導世行與IMF的決策，這造成幾個重要后果：

　　第一，西方通過世行和IMF的貸款或救助，都帶有明顯的地緣政治考慮。例如，在東歐轉型時期，對波蘭、匈牙利、捷克等自由化情緒強烈的國家免除債務，并給予大筆優(yōu)厚的貸款，但對烏克蘭、俄羅斯的貸款不僅條件苛刻，而且數量很少，加重其轉型危機。

　　第二，保護債權人的產權和維護借債國人民生存權之間存在矛盾。金融貸款是有風險的，問題是風險由誰來承擔?發(fā)展中國家的資本技術比較稀缺，談判又缺少話語權。20世紀70年代油價高漲期間，西方銀行爭相給拉美產油國貸款。結果80年代石油生產過剩，油價大跌，導致拉美國家產生嚴重的債務危機。美國害怕鄰國墨西哥的經濟崩潰會導致大批非法移民流入美國，于是就只救墨西哥，卻不救巴西，導致巴西經濟的大幅動蕩。

　　第三，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同。西方國家出臺金融政策只管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對外轉嫁金融危機。舉例而言，華盛頓共識要求金融自由化，匯率浮動，對外資開放，不得實行資本賬戶管制。一旦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良好，西方國家增長停滯，西方國家就實行貨幣寬松政策，降低利率，匯率貶值，轉嫁其債務負擔。導致大量熱錢涌入發(fā)展中國家，造成股市泡沫或房地產泡沫，引發(fā)這些國家產生通貨膨脹，匯率升值，出口下降。隨后西方國家又放慢量化寬松或提高利率，大量熱錢又撤離新興市場，導致股市房市的泡沫破裂，匯率貶值，企業(yè)大面積破產，失業(yè)率上升。新興國家的貨幣政策無法維護自己的利益。

　　第四，危機期間，西方往往采取雙重標準。在經濟衰退時，美國采取刺激政策，降低利率，政府救助陷于困境的大企業(yè)。但是，發(fā)展中國家如果陷入危機，資本外逃，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為了保護債主的利益，卻要求受援國提高利率，開放金融市場，使西方資本可以廉價收購民族企業(yè)。例如在東亞金融危機期間，給韓國的貸款條件就是要金融自由化，對外國資本開放金融市場，使西方資本得以趁火打劫，廉價收購韓國核心企業(yè)的大量股份。韓國經濟學家曾告訴我，在金融危機之前，韓國大企業(yè)的外資比例不到5%，危機后上升到50%左右。韓國企業(yè)艱苦奮斗幾十年，到頭來卻發(fā)現只是在給西方企業(yè)打工。

　　第五，IMF和世行的西方高級雇員的待遇超過發(fā)達國家的水平，又沒有競爭風險，因而他們養(yǎng)尊處優(yōu)，完全不了解發(fā)展中國家的國情，只是照搬西方國家的慣例，造成西方國際機構出臺的政策嚴重脫離當地的國情，和當地人民產生嚴重矛盾。

　　所以，發(fā)展中國家希望改變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愿望由來已久。這次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機后發(fā)展中國家對美歐失去信心的產物，也是金磚國家長期對話互動的結果，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問：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從2013年3月提上日程，到今年正式確定成立，大概用了近一年半的時間。您認為，金磚國家在此時急切地想要成立這樣一個經濟組織，和全球經濟尤其是美國的金融政策之間有什么關系？

　　陳平：第一，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停滯。2009年在英國倫敦舉行的第二屆G20峰會，當時的英國首相戈登·布朗都公開宣布，華盛頓共識已經結束，必須改革國際金融秩序，采取措施防范危機重演。當時，連西歐國家都接受發(fā)展中國家的要求，打算小步改革世行和IMF，在增加資本的同時擴大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的投票權。但是，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拒絕美國簽署任何改革協議。

　　第二，美國、歐盟、日本在危機期間，拒絕改革國內金融體系，在利益集團內斗下也無法推行凱恩斯政策，只能相繼采取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貨幣政策大印鈔票，利用美元、歐元、日元作為儲備貨幣的特權地位，對外轉嫁金融危機，大量熱錢涌入新興市場國家，導致發(fā)達國家的低利率、低通脹，和新興國家的高利率、高通脹，增長率大幅波動，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國際投機資本乘機大施兼并民族企業(yè)，控制發(fā)展中國家，強化發(fā)展中國家對西方的依賴。而發(fā)展中國家急需的基礎投資，因為周期長、收益低，很難在國際金融市場融資。所以發(fā)展中國家早就希望中國能站出來改革國際金融秩序。

　　第三，中國在金融危機之初，曾對西方國家表達過合作共渡危機的善意，但是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和日本，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把中國的和平崛起作為對西方的主要威脅。美國發(fā)現世貿組織已經難以制約中國、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又另搞美國主導的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試圖繞過中國，建立新的保護西方的游戲規(guī)則，再強迫中國等新興國家接受。但這促使新興國家開始團結起來，自主抱團發(fā)展。

　　問：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美國及西方的影響力在逐漸減弱，這是不是也給了金磚國家發(fā)展的機會？

　　陳平：我發(fā)現，最早呼吁中國出來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華盛頓共識之害最深的拉美國家。2009年9月，在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期間擔任過巴西財政部長，和美國談判債務重組的巴西經濟學家，在圣保羅組織了一個國際研討會，主題竟然是《危機之后：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嗎?》，這讓當時的中國人難以想象。會議請我去做主題發(fā)言。說實話，過去我出國做經濟學基礎研究近30年，只是業(yè)余關心中國問題。對中國模式的研究，是在巴西經濟學家的邀請下逼出來的。2009年我在巴西的講演，第一次總結了中國道路的十條經驗，系統批評了華盛頓共識的謬誤，受到與會經濟學家的極大歡迎，當即要求把我的英文講演譯成葡萄牙文發(fā)表。會后阿根廷的財政部長就來問我，中國有無可能給拉美國家貸款?我建議他和中國有關方面接觸一下。

　　會后，組織者還安排我訪問巴西總統的戰(zhàn)略規(guī)劃部，他們給我演示巴西的發(fā)展規(guī)劃，把巴西和中國的大地圖并列，仿照中國的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的布局，要發(fā)展巴西的基礎設施。他們開宗明義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中國能夠有獨立自主的發(fā)展政策，而巴西的規(guī)劃只要出爐，就立即招來西方的批評?我的回答是，中國能實行獨立的發(fā)展政策，能管制資本賬戶，擋住國際熱錢的沖擊，因為中國有獨立自主的工業(yè)科技和國防體系。巴西經濟學家給我介紹了他們的發(fā)展經驗。事實上，巴西一度發(fā)展比中國還快，巴西的土地資源豐富，人民熱情友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西一位日裔經濟學家告訴我，殖民地國家發(fā)展的最大障礙是缺乏自主意識，不像中國、日本有自己的歷史，對西方經驗只是選擇性吸收。過去巴西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主要受歐美思潮主導。在貧富分化、受跨國公司控制的基礎上搞民主，只能強化國內的階級對立，降低國際競爭力。倒是危機下出現的軍政權敢于發(fā)展國有企業(yè)，但金融和技術依然依賴西方。幾十年吃盡苦頭之后，才轉向學習東亞和中國的經驗。

　　巴西經濟學家的認識水平，遠在中國臺灣、香港的經濟學家之上——他們對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依賴，比拉美還深，不少人存在殖民地心態(tài)，不能只給他們送錢賺，更得讓他們體會被殖民之苦，才能放棄對西方的幻想，看清世界大局。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后，才體會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邊緣區(qū)，比以前更難過。日本十年停滯后，經濟的穩(wěn)定已經離不開中國，但是政治文化還沒有脫西回亞。這次經濟衰退如果持續(xù)下去，東亞的政治變化也將到來。

　　美國在重返亞洲、利用歷史問題制造麻煩牽制中國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外交走向拉美和非洲，實在出乎西方的預料之外。巴西足球雖然沒有進入決賽，在發(fā)展中國家依然一流。中國民眾千萬不能重美歐輕拉美。巴西的生物能源和中型飛機工業(yè)都比中國先進，工業(yè)發(fā)展水平在印度之上，速度比俄國快，人才比南非多，和中國也沒有地緣沖突。如果中國能和巴西首先搞好合作互信的關系，再加上俄羅斯需要中國的支持對抗北約，金磚銀行必能突破西方的障礙穩(wěn)定發(fā)展，從而改變東亞的政治格局。

　　令人驚奇的倒是，中國國內這兩年對中國模式是否存在的爭論，竟然發(fā)生在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和主流媒體。可見國內受全盤西化教育的經濟學家，對華盛頓共識的認識還落在拉美和印度的經濟學界之后。

　　這次金融危機中，金磚五國除了中國之外，都受到國際熱錢的巨大沖擊。西方國家把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的建立，看成是中俄聯手對抗西方霸權的努力，這是不對的。我的觀察，金融危機在西方的復蘇緩慢，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金融危機引發(fā)的西方衰退至少和日本一樣會停滯十年或更長，這迫使原來親西方的巴西、南非和印度，決心走獨立自主的路，學中國而非西方的發(fā)展模式。這才使各方超越上海合作組織的歐亞體系，建立橫跨亞歐非美四大洲的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如果金磚銀行能穩(wěn)定發(fā)展十年以上，最終會成為“后美國時代”金融新秩序的開始。

　　問：金磚五國最初只有經濟聯系，隨后政治色彩逐漸加強。那么，從經濟和政治角度來考量，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能否撼動美國稱霸的全球秩序？

　　陳平：如果金磚五國能在實踐中創(chuàng)出一條合作發(fā)展的新路，必將撼動美國的金融霸權。我們來看如下的事實：

　　依據聯合國統計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最新數據，金磚國家的人口達30億，占世界人口的42%，為美國人口的9.5倍，歐盟人口的6倍。真實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是23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的27%，為美國的1.3倍，歐盟的1.5倍。外貿總額為3.8萬億美元，占世界總額的17%，為美國的1.7倍，歐盟的1.4倍。外匯儲備達5萬億美元，為歐盟的6倍。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的初期協議資本即高達1000億美元，而IMF和世界銀行的資本也不過3000億美元的規(guī)模。歐盟2007-2013年用于援助轉型國家的結構整合基金也就4600億美元的規(guī)模，平均每年不到800億美元。據說，中國在非洲的外援和投資，這些年早已超過世界銀行，所以西方開始攻擊中國是“新殖民主義”。

　　由此可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哪怕最初只發(fā)展金磚國家之間的金融合作，幾年后就可能超越IMF和世行對發(fā)展中國家的貸款規(guī)模，擺脫美國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控制。如果金磚銀行進一步擴大經營范圍，吸引更多的發(fā)展中國家加入，可以考慮給急需基礎設施投資的東歐和南歐國家貸款，則美國主導的金融霸權體系將不得不和金磚國家合作，最終成為多元體系，否則就有被新興國家邊緣化的危險。因為金磚國家除了南非之外，經濟增長率都高于發(fā)達國家。

　　問：在整體目標和具體運作上，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和世行、IMF最大的差異在哪里？

　　陳平：第一，世行和IMF的整體目標是建立和維護美國主導、其他西方國家和日本輔助的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體系，發(fā)展中國家只是發(fā)達國家的依賴經濟。在冷戰(zhàn)時期，還是西方圍堵社會主義經濟，約束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的工具，所以，金融政策和西方的政治密切相連。

　　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的整體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獨立自主地發(fā)展民族經濟，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關系。從經濟結構看，俄國、巴西、南非都是資源輸出大國，中國是制造業(yè)的輸出大國，印度是服務業(yè)的輸出大國，五國之間有很強的互補關系。金磚四國都急需基礎設施的巨大投資，中國有巨大的外匯儲備，又有世界最強的基礎設施的裝備和施工能力，與其投資美國國債，匯率間接受美元控制，不如投資新興國家的基礎設施，以形成長期的伙伴關系。

　　第二，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的股份結構是平等的，沒有一國能控制理事會和日常經營，銀行總部設在上海，但是行長和理事長分別由印度人和俄國人擔任。這不但在道德上對美國金融霸權提出挑戰(zhàn)，而且在國際政治上打破美國試圖拉攏俄國和印度制衡中國的圖謀，是極為高明的政治安排。美國口頭上唱民主的高調，在國際事務上卻是一家獨大。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的建立，超越了美國和前蘇聯的國際金融模式。

　　問：有不少西方媒體質疑金磚五國本身在經濟、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異很大，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這些差異的干擾。在您看來，金磚五國之間應該如何協調，最大程度上避免因為“差異”造成的發(fā)展障礙？

　　陳平：依我的觀察，金磚五國之間的差異，要小于西方陣營之間的矛盾。因為金磚國家的共同目標是經濟發(fā)展，擺脫對西方列強的依賴。西方國家的格局，實際上是維護二戰(zhàn)后美國的霸權。美國至今在西歐、日本駐軍，只要有巨大的貿易逆差，就用軍事政治壓力迫使歐元、日元升值。在危機中，美歐日先后實行零利率政策，恰恰是互相打貨幣戰(zhàn)爭，轉嫁危機。由于美歐日的技術水平相同，人口老化的程度也類似，所以美歐日在經濟上的競爭關系，遠大于金磚國家。至今德國、日本的精英并不服氣美國戰(zhàn)后的獨霸格局。所以冷戰(zhàn)期間，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技術封鎖，德國、日本和其他西歐國家只是半心半意地服從，暗中大挖美國市場的墻角。

　　歷史上，中國和拉美、非洲從無殖民關系，中國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大量進口自然資源，大大提高了原材料的國際市場價格，使巴西、南非、俄羅斯的出口都獲得巨大收益。中俄邊界問題已經解決，兩國之間的依賴遠遠大于分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擴，加深了俄國對西方擴張的戒心。這次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的最大突破是印度的積極參與。如果中印在金融發(fā)展上能實現合作，并在未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就可以突破美國圍堵中國的包圍圈，真正主導發(fā)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粉碎西方關于中國新殖民主義的宣傳。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外交上的最大突破。就此而言，我不同意西方媒體的宣傳。金磚國家和其他新興國家之間的差異，遠遠小于西方發(fā)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因為發(fā)展中國家的成長空間遠比發(fā)達國家更大，所以合作共贏的機遇也就高于西方發(fā)達國家。

　　金磚銀行面對的最大的挑戰(zhàn)，不是內訌，而是受援國的腐敗。因為發(fā)展中國家缺少管理和技術人才。西方培養(yǎng)的人才又多受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要求高官厚祿，但發(fā)展中國家養(yǎng)不起。結果高管貪、員工偷，本來可以盈利的貸款也會打水漂。從根本上解決的辦法是培養(yǎng)新一代的干部和技術人員，而且基礎設施的建設必須讓周邊居民分利，才會減少腐敗和偷盜的風險。這也是中國模式發(fā)揮的最大機會。

　　我建議，中國專家可以自告奮勇主持金磚銀行的培訓項目。對接受貸款的國家的項目，舉行分期分批的干部輪訓，帶他們去參觀中國的紅色基地，介紹中國的革命史和改革史，并到中國有關的公司和大學去實習培訓。如果金磚國家不能培養(yǎng)出一代有志于獨立發(fā)展的人才，并和民眾建立同心同德的關系，則任何開發(fā)銀行都難以持續(xù)。

　　發(fā)展中國家的差異，主要來自地域、資源、人口和技術的差異，這些條件差異和發(fā)展目標的差異，恰恰有助于發(fā)展貿易和互補合作。發(fā)達國家的差距越小，同質競爭的程度越高，反而增長空間越窄。舉例言之，俄羅斯資源豐富但是地廣人稀，軍工先進，民用經濟落后，和中國正好互補。印度軟件業(yè)發(fā)達，制造業(yè)落后，和中國也是互補。巴西和南非的資源出口換取中國的工業(yè)品和基礎設施投資，都是立刻可以上馬的項目。

　　用開發(fā)銀行的形式，對基礎設施給與長期貸款，借貸國可以保持基礎設施的主權，有利于建立長期的信任合作關系，比中國單獨到金磚國家投資控股，大大減少了政治風險和西方離間的可能。既然是互利合作，就應當承認各國的利益考慮是正當的，不應當批評對方有什么“小算盤”。要討論的只是如何權衡短期和長遠利益的關系，中國在“全國一盤棋”下的統籌規(guī)劃經驗，可以介紹給新興國家參考，這比華盛頓共識強調市場萬能的短期行為，更有利于發(fā)展基礎設施的建設。

　　問：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總部設在上海，從中國的角度來說，應該在金磚國家發(fā)展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陳平：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的總部設在上海，預示著上海將成為東方發(fā)展中國家的金融中心，長遠而言，將超過倫敦、東京、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位。中國扮演的角色，第一，要讓金磚各國常駐上海的人員賓至如歸，成為吸引金磚各國金融人才的中心，建立長久的人際網絡。上海的對外服務能力，包括語言和文化交流能力都需要大幅提升。例如，上海的文化娛樂事業(yè)過度西方化。如今拉美音樂舞蹈風行美歐，非洲的音樂舞蹈也對西方通俗文化影響很大，但拉美和非洲文化在中國的市場很小。上海的文化界和服務業(yè)要和金融界與時俱進，把國際化從美歐化過渡到真正的世界化和多元化。

　　第二，中國人應先當學生，后作先生。中國是農業(yè)國，現代金融的歷史很短。印度人在許多國際金融機構任職，英語的寫作和溝通能力都強過華裔;巴西和美國在金融談判上有豐富的國際經驗;俄羅斯和西方強權的對抗經驗也大于中國人;南非有處理合資矛盾的經驗;這些都值得中國人學習。上海高校國際研究的重點是西方發(fā)達國家，亞非拉的歷史、文化、語言研究都有待升級，除了培養(yǎng)英語人才之外，還應兼有俄語、法語、西語、葡語等多種語言的人才。上海各大學的經濟和金融學院，在和金磚國家專家的交往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總結中國自己的發(fā)展經驗，從而建立超越西方的發(fā)展經濟學和發(fā)展金融學。

　　所以，中國可以更多組織外國金融員工參觀中國各地，并和有關大學合作，一起探討中國發(fā)展的經驗和教訓。例如，國內媒體大肆批評的國企和土地政策，在非洲國家卻是積極仿效的對象。因為他們吃盡跨國公司壟斷之苦，沒有國企和跨國公司競爭，哪來民營企業(yè)的生存空間?最近我在牛津大學開會，遇見埃塞俄比亞的總統顧問，他們正在中國幫助下大搞基礎建設。我問他們的土地政策，回答是和中國一樣，是地方政府控制。他表示非洲國家必須學中國的土地政策，才能有錢搞基礎建設，土地私有化是一條死路。相比之下，金磚國家許多人對中國的發(fā)展經驗非常好奇，但是中國人自己卻很少進行總結。

　　第三，中國要多出資，多出力，多干事，少出頭，才能多交朋友，減少其他國家的戒心和誤解。要重新發(fā)揚毛澤東時代吃苦在前享樂在后、謙虛謹慎的作風，避免土豪式的財大氣粗，盛氣凌人的氣派。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國際接軌，學的是美國而非德國，極大地拉大高管和員工的收入差距。我建議，中國在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的高管，可以用個人名義把應得的報酬降低一級或捐給社會，出差自愿降低對方招待的規(guī)格，才能突顯中國模式和美英模式的差別。西方諾獎經濟學家中只有斯蒂格利茨才能做到，他在發(fā)展中國家贏得了巨大聲譽。西方的權威是金錢和武力造成的，中國的影響要靠以身作則來建立。建議中國派出的工作人員，一定要德才兼?zhèn)?，待遇適當，不可學西方的高薪特權傳統。

　　第四，要在各個業(yè)務部門，發(fā)揮骨干帶頭作用，建立可持續(xù)的商業(yè)模式。金磚銀行整體必須盈利，金磚各國是發(fā)展中國家，不可能長期虧損補貼。但是金磚銀行的利潤也必須低于商業(yè)銀行，才能在發(fā)展中國家建立口碑。中國國家開發(fā)銀行在國內的運行有許多經驗，能否推廣到發(fā)展中國家，也要進行實踐與總結。

　　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總部設在上海，是巨大的機遇和挑戰(zhàn)。如能成功，將是國際金融后美國時代的起點。上海的高校和文化界也將獲得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我期待金磚銀行十年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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